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提到那些西装革履，拿着高薪的金融圈靓男俊女无不让人艳羡。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属于那种春风得意的人生赢家。
这些驰骋在金融界的精英宠儿（包括银行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咨询师等），大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拿着六位数的工资，更别提让人嫉妒的年终奖金等福利。但是，在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辛酸，特别是近年来金融城中自杀率的上升，令人扼腕叹息。
金融城年轻人自杀事件时有耳闻。几年前英国一名美林银行实习生莫里茨·厄尔哈在连续工作了三天之后猝死，死时只有23岁。更不要说2014年摩根大通的“三连跳”自杀事件。
世界处于互联网时代，各地的工作节奏不断加快，金融、法律行业竞争激烈。加班、超时工作是家常便饭。
米歇尔曾就职于高盛投资银行。她的一位同事为了应付长时间工作而不打瞌睡，听从同事建议在办公桌下放上回形针，一犯困就被扎醒，用这种方法来硬扛睡眠不足。
莫利原来就职于英国著名的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他举例说，一个周五晚上刚刚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客户一个电话说想谈一笔生意，并希望能在周日成交。这就意味着要加班加点，准备材料，整个周末就泡汤了。市场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你不加紧争夺客户，客户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走，但一想到这笔生意能谈成，或许明天将见诸于报端，立刻感到热血沸腾，就像吃了药一样亢奋。
有的时候，金融城里的这些白领精英为开一个公司会议，24小时之内在中英两国之间穿梭飞行，用“疯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公司之间的较量，同事之间的竞争让每个人都不敢怠慢，业绩用金钱来衡量。赚不来钱得不到上司器重，可能随时被炒鱿鱼。工作压力巨大，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工作出差错。
这些不仅仅是刚入行的人能感受到的压力，就连资深人士也不例外。纽曼是全球最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豪的全球首席执行官，而且是合伙人。在外人面前，纽曼显得十分自信，但他自己知道每天都担忧，生怕出事或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他说，一次自己在主持召开的同行大会上侃侃而谈， 给人印象自信满满。但是他私下承认那天他一共换了五次衬衫，并不是因为会议室热，而是由于紧张不断出汗。
由于金融圈人士常年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健康长期透支、身体被掏空，于是酗酒、药品（包括毒品）、赌博、性等都可能成为解压的方式。
英籍银行业人士朱廷被控谋杀两名印尼女性的碎尸案也许是极端个例，这个案子发生在两年前的香港，当时曾轰动一时。据说案发时朱廷曾服用可卡因。朱廷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先任职巴克莱银行，后任职美林银行，年薪高达26-27万英镑（约200多万人民币），后因销售金融产品违规，受到上司责备，并调派至中国香港。据说朱廷便开始沉溺于毒品，酒精，召妓等。
纽曼说，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粒止痛药，有时一天下来已经后背僵直，无法动弹。米歇尔表示，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性质，一般来说大多数金融行业人士可以撑四年左右，四年后健康问题就会逐渐显现。米歇尔记得单位的一位女同事才30岁出头，但医生告诉她，根据验血结果显示，她的健康已经像一位70岁的老年女性。慢性疼痛、身心交瘁非常普遍。内分泌系失调，甚至可能导致不孕。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仅在伦敦就有至少几十万专业人士在金融圈工作，其中不乏华裔。这种玩命工作，疯狂生活的文化无疑对身心健康无益。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转身而退呢？也许是金钱的诱惑力太大。因为一旦赚钱，丰厚的回报和满满的成就感，就会让你欲罢不能。
当然，也有人激流勇退，像前面提到的米歇尔。她辞去在高盛银行的工作，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一名学者。
这种加班文化在亚洲许多地方也盛行，过劳死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日本一名女记者连续两个月加班100多个小时，导致过劳死。 死时年仅31岁。
中国正处于经济上升阶段，许多公司和企业都有加班文化，特别是一些私企。据北京师范大学一位研究员两年前估计，中国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2200个小时。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这一数字远高于美国（每年1790小时）、荷兰（1419小时）、德国（1371小时），甚至日本（1719小时）。但并非人人都愿意加班。2016年夏天，一首由上海业余唱诗班演唱的加班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在网上一夜暴红。这首歌调侃“上班狗”的生存状态。描述加班的歌曲有不同版本，道尽了打工族和加班人的辛酸。
那么谁应该为这种金融圈的文化负责呢，是个人还是公司？米歇尔认为并没有人特意设计这种文化，这正是悲剧所在。员工之间的竞争、不透明的公司文化、没有工作安全感，都为用人单位“剥削” 其雇员创造了“最佳环境”。因为年终奖金直接与你平时的业绩和表现挂钩。同时你知道老板会把你和你同事的业绩直接对比。
你无法得知别人做得怎样，只好给自己加码，力求胜出。这些还只是内部的竞争，别忘了还有同行业的争夺，因为最终选择权在客户手里。
卡莫迪在毕马威（KPMG）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她同时还是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的咨询师。她说，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鼓励员工敞开心扉，如果感觉到吃力、焦虑以及抑郁要寻求帮助。如果憋在心里会使情况越来越糟。
这些措施无疑是向好的一方面在转变。
此外，伦敦还有一个专门为金融圈人士提供精神健康的组织叫“伦敦金融城心理健康联盟”，其负责人琼斯也是前金融圈人士。他说，现在一些商界客户也非常重视与他们所合作公司员工的心理健康。他们甚至约谈合作公司的新员工，看看他们在公司是否受到了良好对待，并参照面试结果来决定是否继续与这些公司合作。
这一迹象表明事情开始转变，人们更加重视员工的精神健康和福祉。瓊斯表示，改变是必须的。商界客户认识到只有以人为本的公司。员工才能处于最佳状态，继而发挥出最好的成绩。
（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多洛米）
这些驰骋在金融界的精英宠儿（包括银行专业人士、律师、会计、咨询师等），大多数毕业于世界名牌大学，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拿着六位数的工资，更别提让人嫉妒的年终奖金等福利。但是，在他们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辛酸，特别是近年来金融城中自杀率的上升，令人扼腕叹息。
金融城年轻人自杀事件时有耳闻。几年前英国一名美林银行实习生莫里茨·厄尔哈在连续工作了三天之后猝死，死时只有23岁。更不要说2014年摩根大通的“三连跳”自杀事件。
高工资的代价
世界处于互联网时代，各地的工作节奏不断加快，金融、法律行业竞争激烈。加班、超时工作是家常便饭。
米歇尔曾就职于高盛投资银行。她的一位同事为了应付长时间工作而不打瞌睡，听从同事建议在办公桌下放上回形针，一犯困就被扎醒，用这种方法来硬扛睡眠不足。
莫利原来就职于英国著名的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他举例说，一个周五晚上刚刚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客户一个电话说想谈一笔生意，并希望能在周日成交。这就意味着要加班加点，准备材料，整个周末就泡汤了。市场竞争如此激烈，如果你不加紧争夺客户，客户可能会被竞争对手抢走，但一想到这笔生意能谈成，或许明天将见诸于报端，立刻感到热血沸腾，就像吃了药一样亢奋。
有的时候，金融城里的这些白领精英为开一个公司会议，24小时之内在中英两国之间穿梭飞行，用“疯狂”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公司之间的较量，同事之间的竞争让每个人都不敢怠慢，业绩用金钱来衡量。赚不来钱得不到上司器重，可能随时被炒鱿鱼。工作压力巨大，总是提心吊胆，生怕工作出差错。
这些不仅仅是刚入行的人能感受到的压力，就连资深人士也不例外。纽曼是全球最大会计事务所之一德豪的全球首席执行官，而且是合伙人。在外人面前，纽曼显得十分自信，但他自己知道每天都担忧，生怕出事或是在大庭广众面前出丑。他说，一次自己在主持召开的同行大会上侃侃而谈， 给人印象自信满满。但是他私下承认那天他一共换了五次衬衫，并不是因为会议室热，而是由于紧张不断出汗。
健康隐患
由于金融圈人士常年都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状态，健康长期透支、身体被掏空，于是酗酒、药品（包括毒品）、赌博、性等都可能成为解压的方式。
英籍银行业人士朱廷被控谋杀两名印尼女性的碎尸案也许是极端个例，这个案子发生在两年前的香港，当时曾轰动一时。据说案发时朱廷曾服用可卡因。朱廷是剑桥大学毕业生，毕业后先任职巴克莱银行，后任职美林银行，年薪高达26-27万英镑（约200多万人民币），后因销售金融产品违规，受到上司责备，并调派至中国香港。据说朱廷便开始沉溺于毒品，酒精，召妓等。
纽曼说，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粒止痛药，有时一天下来已经后背僵直，无法动弹。米歇尔表示，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性质，一般来说大多数金融行业人士可以撑四年左右，四年后健康问题就会逐渐显现。米歇尔记得单位的一位女同事才30岁出头，但医生告诉她，根据验血结果显示，她的健康已经像一位70岁的老年女性。慢性疼痛、身心交瘁非常普遍。内分泌系失调，甚至可能导致不孕。
伦敦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仅在伦敦就有至少几十万专业人士在金融圈工作，其中不乏华裔。这种玩命工作，疯狂生活的文化无疑对身心健康无益。但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转身而退呢？也许是金钱的诱惑力太大。因为一旦赚钱，丰厚的回报和满满的成就感，就会让你欲罢不能。
当然，也有人激流勇退，像前面提到的米歇尔。她辞去在高盛银行的工作，加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成为一名学者。
过劳死
这种加班文化在亚洲许多地方也盛行，过劳死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日本一名女记者连续两个月加班100多个小时，导致过劳死。 死时年仅31岁。
中国正处于经济上升阶段，许多公司和企业都有加班文化，特别是一些私企。据北京师范大学一位研究员两年前估计，中国在职员工平均每年工作2000～2200个小时。根据经合组织的统计，这一数字远高于美国（每年1790小时）、荷兰（1419小时）、德国（1371小时），甚至日本（1719小时）。但并非人人都愿意加班。2016年夏天，一首由上海业余唱诗班演唱的加班歌曲《感觉身体被掏空》在网上一夜暴红。这首歌调侃“上班狗”的生存状态。描述加班的歌曲有不同版本，道尽了打工族和加班人的辛酸。
那么谁应该为这种金融圈的文化负责呢，是个人还是公司？米歇尔认为并没有人特意设计这种文化，这正是悲剧所在。员工之间的竞争、不透明的公司文化、没有工作安全感，都为用人单位“剥削” 其雇员创造了“最佳环境”。因为年终奖金直接与你平时的业绩和表现挂钩。同时你知道老板会把你和你同事的业绩直接对比。
你无法得知别人做得怎样，只好给自己加码，力求胜出。这些还只是内部的竞争，别忘了还有同行业的争夺，因为最终选择权在客户手里。
努力改变
卡莫迪在毕马威（KPMG）担任高级管理人员。她同时还是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的咨询师。她说，毕马威精神健康网络鼓励员工敞开心扉，如果感觉到吃力、焦虑以及抑郁要寻求帮助。如果憋在心里会使情况越来越糟。
这些措施无疑是向好的一方面在转变。
此外，伦敦还有一个专门为金融圈人士提供精神健康的组织叫“伦敦金融城心理健康联盟”，其负责人琼斯也是前金融圈人士。他说，现在一些商界客户也非常重视与他们所合作公司员工的心理健康。他们甚至约谈合作公司的新员工，看看他们在公司是否受到了良好对待，并参照面试结果来决定是否继续与这些公司合作。
这一迹象表明事情开始转变，人们更加重视员工的精神健康和福祉。瓊斯表示，改变是必须的。商界客户认识到只有以人为本的公司。员工才能处于最佳状态，继而发挥出最好的成绩。
（摘自英国广播公司新闻网）（编辑/多洛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