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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这样，与现代中国的成长历程相生相伴，没有一个省份能像四川一样，如同中国的一个镜像，一个翻版。在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中，中国走向现代的历程是从晚明，从1600年前后开始的。而四川，也同样是在17世纪走出了其迈向现代的第一步。
这一步是从一份至关重要的奏折开始的。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在给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写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他由此建议“招民开垦”，并给予地方官员以鼓励，招民三百名即可以升迁。
蔡毓荣可曾想到，正是他的这个建议，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序幕，由此也改变了四川的历史进程。那些自湖广而来的移民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新的播种、收割，也同样开始了新的历程。在持续上百年的移民过程中，他们不但重新构建起一个农业帝国赖以休养生息的物质基础，同样也为这个帝国繁衍着庞大的人口群。
四川意识
几乎与这个王朝发展同步，四川新移民们在繁衍生息了100多年之后，已经逐步融合，他们以西南官话为主音，以天府物产为给养，以四川性格为烙印，构建成一个标记鲜明的共同体——新四川人。
晚清一首竹枝词写到，“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正是新移民们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后的生动写照。四川包容了新移民，新移民也深深认可了四川。1907年，一位留日的川籍学生也不无骄傲地写到，“四川之风土、四川之气候、四川之历史、四川之社会、四川之文学、四川之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另辟一新天地”。
这种对地方的认可与眷恋之情，在平安富足的时代，将是一帖绝好的融合剂，它将很好地粘合不同省籍移民们客居于此的裂痕。但不幸的是，这种新形成的四川意识却恰恰遭遇了晚清，在与被侵犯的地方利益，以及流行的自治思潮结合后，它们混合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最终传导给其他地区，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1年，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川人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天之内，报名入会者，已超过10万之众”。保路同志会领袖走上街头，宣讲铁路与四川、铁路与国家的关系，“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流泪表示，“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在保路同志会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描述四川“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浅，势力亦薄。且土地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比之日本，犹不及四川远甚”。商榷书号召“七千万同胞”，设立国民军，自行收租税，“共同自保”。
这种喷薄而出的地方意识令川督赵尔丰惊骇不已，他急电北京，指责四川人由争路而“遂图独立”。尽管四川以其封闭的地理地貌，在中国西南自成格局，但四川民风一直以来却是以“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闻诸于世。而现在，一声声“自保”、“自立”、“自治”的口号，不仅仅搅动赵尔丰的心绪，更是令四川民众群情激昂，不出数月，四川各县纷纷独立，合围省城之势已成定局。
1911年11月22日，在成都环通银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长，同时也是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的蒲殿俊与刚被免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达成了一项协议——《四川独立条件》。在这个协议中，赵尔丰承诺让出四川都印，“川中一切行政事宜，交由川人自办”。
这无疑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协议，它不仅仅意味着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至此告一段落，同时也成为自晚清以来四川地方意识崛起的一份告白书。5天后，这位末代总督发布了离任的《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宣告，“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
中国情怀
抗日民族战争的漫天烽火，更在历史上锻铸了一段“天下人心系天府，四川人心连天下”的特殊情结。退守无据的国民政府，只是在四川人以及四川崇山峻岭的庇护下，才建立起维系半壁江山的“民族复兴基地”。而广大无家可归的流亡人群，也正是由于热情宽厚的四川人的收容接纳，这才觅得安身立命之地，并由此构建了他们在精神上的一段难解的四川情结。
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艰难的西迁。广袤富饶的四川盆地不仅仅成为国家政权的容身之所，同时也成为五湖四海不甘沦亡的民众的栖息之地，也是在3000～5000万抗战移民到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渐次成型，这成为中国内部不同族群超越地区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归纳。
1937年11月26日，重庆朝天门码头，“兵舰数艘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各界代表、军队、学生军、童子军等列队欢迎者万余人”，在礼炮欢呼声中，一名身穿“青色斗篷”、手持“黄色手杖”的老者徐步登岸，“态度极为严肃，默然无语，忧国之情，溢于眉宇”。这名老者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着他的到来，130个党政机关，上万名公务人员随之填塞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在日军的漫天炮火下，数以千万计的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学生或从东北，或从平津，或从江南，一同走上了漫漫的西迁之途。重庆、泸州、宜宾、成都、广元……每一个四川市镇都涌入了数倍于前的外省人。
也正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以整个大西南为后盾，中华民族以四川为根据地，开始了其艰难而顽强的复兴之路。这一举动，不仅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时在重庆的德国女作家王安娜写到，“共渡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走到一起了。”
在重庆的街头，“肮脏的、草草筑成的棚屋内”，几乎可以买到各种风味，“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那些操着各地方言进川的人，在数年之后，也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起了“国语”。
又岂止是饮食和语言，在历经了战争的洗礼之后，这个民族已经越来越从精神上融合在一起。《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不无夸张地说，是大轰炸“把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一个社会”。也是在辗转于甘肃、云南、四川的迁徙路途上，学者顾颉刚对迁徙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愈发成熟，“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他写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世界梦想
四川再一次带给中国以全局影响的则是千千万万的民工出川。20世纪80年代末，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空间，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
也就在这一时期，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走上了艰难的进城历程。那时候，还没有“农民工”这个名称，人们通常用一个新创造的词来指代他们——盲流。到1989年，这股“盲流”高达5000万，而四川人是其中的主力。
在城乡割裂数十年之后，城市管理者们还无法应对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但当时的农村非但天地不广，反而越来越窄。“卖粮难”屡现报端，农民们即便勉强卖出了粮食，收到的不是现金，而是“白条”。进城几乎是惟一的选择。
在随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每年一度的“春运现象”，从此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挥之不去的来自农村的就业压力，保证了中国继续行走在经济开放的道路上。1992年，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在南方发表了一系列务实而发人深思的谈话，在那以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在四川，每年有700万人涌出夔门，这个数量成为全国第一。他们中有一半是去了珠三角，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编织、开小吃店、倒卖服装、蹬三轮车、拖平板车、卖菜、捡破烂、拆迁、耍把戏、弹棉花、爆苞米花、擦皮鞋、补鞋……而更多的，则是进入了星罗棋布的新兴工厂。
在那里，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品格，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也是在这里，他们用刚刚离开土地的双手，制造出无所不及的商品，从钥匙到纽扣，从衬衣到运动鞋，从手机到电脑……凭借着比欧美日本工厂工人便宜4到8倍的成本，“中国制造”很快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也正是在这里，从洪亮吉到马寅初，中国最好的人口学家们视若洪水的人口问题，一举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经济学家给这现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人口红利”。
如果说前两次由外省向川内移民造就了新四川人和四川意识，以及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重生的话，那么这一次出川的民工真正推动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意识在古老的中国形成。
以移民开始，又以移民终结，自1600年以来的四百年里，中国人口问题以四川作集中舞台，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以及古老王朝的兴衰罔替，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
这一步是从一份至关重要的奏折开始的。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在给康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忧心忡忡地写到，“蜀省有可耕之田，而无可耕之民”，他由此建议“招民开垦”，并给予地方官员以鼓励，招民三百名即可以升迁。
蔡毓荣可曾想到，正是他的这个建议，拉开了“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序幕，由此也改变了四川的历史进程。那些自湖广而来的移民们，在荒芜的土地上开始新的播种、收割，也同样开始了新的历程。在持续上百年的移民过程中，他们不但重新构建起一个农业帝国赖以休养生息的物质基础，同样也为这个帝国繁衍着庞大的人口群。
四川意识
几乎与这个王朝发展同步，四川新移民们在繁衍生息了100多年之后，已经逐步融合，他们以西南官话为主音，以天府物产为给养，以四川性格为烙印，构建成一个标记鲜明的共同体——新四川人。
晚清一首竹枝词写到，“大姨嫁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这正是新移民们接触、碰撞、交流、融合后的生动写照。四川包容了新移民，新移民也深深认可了四川。1907年，一位留日的川籍学生也不无骄傲地写到，“四川之风土、四川之气候、四川之历史、四川之社会、四川之文学、四川之美术，无不与黄河流域、珠江流域及扬子江下游三河系绝不相混，如另辟一新天地”。
这种对地方的认可与眷恋之情，在平安富足的时代，将是一帖绝好的融合剂，它将很好地粘合不同省籍移民们客居于此的裂痕。但不幸的是，这种新形成的四川意识却恰恰遭遇了晚清，在与被侵犯的地方利益，以及流行的自治思潮结合后，它们混合而爆发出巨大的能量，最终传导给其他地区，成为压垮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1911年，清政府宣布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川人成立保路同志会，“四天之内，报名入会者，已超过10万之众”。保路同志会领袖走上街头，宣讲铁路与四川、铁路与国家的关系，“与会群众多痛哭失声”，甚至连维持秩序的警察也流泪表示，“我亦四川人，我亦爱国者”。
在保路同志会散发的《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描述四川“比各行省，外人插足尚浅，势力亦薄。且土地五十万六千方里，人口有七千万，气候温和，物产无所不有，即比之日本，犹不及四川远甚”。商榷书号召“七千万同胞”，设立国民军，自行收租税，“共同自保”。
这种喷薄而出的地方意识令川督赵尔丰惊骇不已，他急电北京，指责四川人由争路而“遂图独立”。尽管四川以其封闭的地理地貌，在中国西南自成格局，但四川民风一直以来却是以“民俗淳朴，实难见桀骜气”闻诸于世。而现在，一声声“自保”、“自立”、“自治”的口号，不仅仅搅动赵尔丰的心绪，更是令四川民众群情激昂，不出数月，四川各县纷纷独立，合围省城之势已成定局。
1911年11月22日，在成都环通银行，四川省保路同志会会长，同时也是四川省咨议局议长的蒲殿俊与刚被免职的四川总督赵尔丰达成了一项协议——《四川独立条件》。在这个协议中，赵尔丰承诺让出四川都印，“川中一切行政事宜，交由川人自办”。
这无疑是一份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协议，它不仅仅意味着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至此告一段落，同时也成为自晚清以来四川地方意识崛起的一份告白书。5天后，这位末代总督发布了离任的《宣示四川地方自治文》，宣告，“今日以后之四川，为四川人自治之四川”。
中国情怀
抗日民族战争的漫天烽火，更在历史上锻铸了一段“天下人心系天府，四川人心连天下”的特殊情结。退守无据的国民政府，只是在四川人以及四川崇山峻岭的庇护下，才建立起维系半壁江山的“民族复兴基地”。而广大无家可归的流亡人群，也正是由于热情宽厚的四川人的收容接纳，这才觅得安身立命之地，并由此构建了他们在精神上的一段难解的四川情结。
1937年，国民政府开始艰难的西迁。广袤富饶的四川盆地不仅仅成为国家政权的容身之所，同时也成为五湖四海不甘沦亡的民众的栖息之地，也是在3000～5000万抗战移民到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渐次成型，这成为中国内部不同族群超越地区差异而形成的群体归纳。
1937年11月26日，重庆朝天门码头，“兵舰数艘鸣礼炮二十一响致敬……各界代表、军队、学生军、童子军等列队欢迎者万余人”，在礼炮欢呼声中，一名身穿“青色斗篷”、手持“黄色手杖”的老者徐步登岸，“态度极为严肃，默然无语，忧国之情，溢于眉宇”。这名老者就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随着他的到来，130个党政机关，上万名公务人员随之填塞了重庆的大街小巷。
与此同时，在日军的漫天炮火下，数以千万计的商人、企业家、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技术工人、学生或从东北，或从平津，或从江南，一同走上了漫漫的西迁之途。重庆、泸州、宜宾、成都、广元……每一个四川市镇都涌入了数倍于前的外省人。
也正是以陪都重庆为中心，以整个大西南为后盾，中华民族以四川为根据地，开始了其艰难而顽强的复兴之路。这一举动，不仅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时在重庆的德国女作家王安娜写到，“共渡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走到一起了。”
在重庆的街头，“肮脏的、草草筑成的棚屋内”，几乎可以买到各种风味，“福建味的鱼羹，广东的点心，湖南辣子鸡，北京烤鸭……”那些操着各地方言进川的人，在数年之后，也开始慢条斯理地讲起了“国语”。
又岂止是饮食和语言，在历经了战争的洗礼之后，这个民族已经越来越从精神上融合在一起。《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不无夸张地说，是大轰炸“把各样参差不齐的男女融合成一个社会”。也是在辗转于甘肃、云南、四川的迁徙路途上，学者顾颉刚对迁徙与这个国家的关系思考愈发成熟，“迁徙和同化，血统已不知混合了多少次，区域也不知迁动了多少次”。他写道，“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
世界梦想
四川再一次带给中国以全局影响的则是千千万万的民工出川。20世纪80年代末，粮食产量的增长出现了停滞，与此同时，再进一步加大对农田的劳动力投入已无空间，在种田之外寻找就业门路早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需求。而一度风起云涌的乡镇企业在1980年代后期也迎来了一轮自我调整，这令此前人们津津乐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化模式难以为继。
也就在这一时期，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走上了艰难的进城历程。那时候，还没有“农民工”这个名称，人们通常用一个新创造的词来指代他们——盲流。到1989年，这股“盲流”高达5000万，而四川人是其中的主力。
在城乡割裂数十年之后，城市管理者们还无法应对这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潮。新华社发表文章，规劝农民朋友“城里找活难，农村天地广”。但当时的农村非但天地不广，反而越来越窄。“卖粮难”屡现报端，农民们即便勉强卖出了粮食，收到的不是现金，而是“白条”。进城几乎是惟一的选择。
在随后的三年治理整顿时期，一些沿海城市挂出了“关门谢客”的招牌，但仍无法挡住民工外出的脚步，每年一度的“春运现象”，从此成为国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正是由于挥之不去的来自农村的就业压力，保证了中国继续行走在经济开放的道路上。1992年，邓小平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在南方发表了一系列务实而发人深思的谈话，在那以后以南方为代表的沿海经济圈迎来了突飞猛进的新时代。
在四川，每年有700万人涌出夔门，这个数量成为全国第一。他们中有一半是去了珠三角，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编织、开小吃店、倒卖服装、蹬三轮车、拖平板车、卖菜、捡破烂、拆迁、耍把戏、弹棉花、爆苞米花、擦皮鞋、补鞋……而更多的，则是进入了星罗棋布的新兴工厂。
在那里，凭借着吃苦耐劳的品格，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物美价廉的劳动力。也是在这里，他们用刚刚离开土地的双手，制造出无所不及的商品，从钥匙到纽扣，从衬衣到运动鞋，从手机到电脑……凭借着比欧美日本工厂工人便宜4到8倍的成本，“中国制造”很快成为全球最有竞争力的产品。
也正是在这里，从洪亮吉到马寅初，中国最好的人口学家们视若洪水的人口问题，一举转变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经济学家给这现象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作“人口红利”。
如果说前两次由外省向川内移民造就了新四川人和四川意识，以及见证了中华民族的重生的话，那么这一次出川的民工真正推动中国进入了世界经济的洪流，一种更为开阔的世界意识在古老的中国形成。
以移民开始，又以移民终结，自1600年以来的四百年里，中国人口问题以四川作集中舞台，伴随着现代化历程的跌跌撞撞，以及古老王朝的兴衰罔替，终于探究出一个出路，开始走出历史的三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