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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霍尔一生中最宝贵的岁月都是在鹰潭农场（The Eagle Pond Farm）度过的。童年时期，他在那里看祖父牧牛挤奶，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首诗。44岁后，他和妻子简·凯尼恩（Jane Kenyon）重返故乡，在那里完成了多部重要著作。凯尼恩去世后，霍尔悲痛不已，余生都在缅怀爱妻。如今，霍尔终于再次和凯尼恩在天堂相聚，一起长眠于鹰潭农场的青青草地上。
“当诗人不复存在/诗才开始显现”
—— 《大师》
霍尔走得突然。他早已步入耄耄之年，却丝毫没有表现出要让人生停下来喘口气的意思。他和德国作曲家赫舍尔·加菲因（Herschel Garfein）刚刚合作完成一张配乐诗朗诵专辑，即将在7月发行。没人会想到这位总是谈论“死亡”和“失去”的诗人今后就躺在那片他毕生热爱的土地上，永远休息了。
霍尔是美国诗坛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1952年至今一共出版23部诗集。2006年霍尔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称号，2010年他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授予“美国国家艺术奖”，白宫的颁奖词称，霍尔“激励了美国人，让美国更加重视诗歌”。除了诗歌，霍尔还一直在写作散文、回忆录、童书等，十分活跃。
在那次白宫颁奖典礼上，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留着大胡子的白发飘飘的霍尔。
“我有50年没见过你了。”罗斯说。
“我还在工作。”霍尔告诉他。
“不然呢？”罗斯反问。
1975年回到鹰潭农场后，霍尔养成了卡车司机般严格的作息规律，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通常花四五个小时创作诗歌，中午写文章。1991年，为按时完成当日工作，他甚至清晨6点在自家餐桌边接受了《巴黎评论》编辑的访谈。对待自己的作品，他要求严苛，每当诗歌完成后，他会修改两三百遍，散文则至少修订20次。
诗歌是他生活的重心——14岁那年，唐纳德就决定为诗歌献身，决心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现在，大自然迎来一位尊贵的客人……”霍尔的好友、同为诗人的亨瑞·科尔（Henri Cole）在悼文中写道。
“日子好温柔像白云，像小溪，流啊流”
—— 《赶牛车的人》
1928年，霍尔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在他记忆中，童年总是夏日悠长，他和生活在鹰潭农场的祖父母相伴度日，要么整天游荡在田野上，要么躺在苹果树下午睡，要么就是在风中奔跑，和乡下男孩一起玩棒球。
后来，霍尔发表了不少和鹰潭农场有关的诗作，这座祖传的家宅建于南北战争时期，坐落在幽静的乡村，毗邻静谧的湖泊和优美的山丘，给他带来无限灵感，他也因此成长为一位“谷仓诗人”。
霍尔的祖父热爱文学，多年后霍尔仍然记得，祖父经常会念起《凯西在击球》（Casey at the Bat）这首描写棒球比赛的诗：“哦，在这幸福的国度，总有阳光普照的地方……”霍尔从那时起喜欢上了诗歌和棒球，在农场的卧室里悄悄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
16岁，霍尔来到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读书。他很快发现这所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中学里没人喜欢诗歌，英文老师甚至在上课前嘲讽他写诗的习惯。农场长大的霍尔早已懂得如何与孤独共处。没过多久，这个别人眼里的怪小子在雜志上发表了作品，并且跻身《纽约客》发起的“长面包作家协会”（Bread Loaf Writers’ Conference）。在那里，年纪轻轻的霍尔交上了朋友，他喜欢和文学前辈待在一起，还遇见了日后对他影响深远的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弗洛斯特擅长描写田园风貌，他在诗里借用风、雪、叶等自然意象表达“孤寂”“死亡”等主题，霍尔将弗洛斯特视为榜样，他的写作方向和弗洛斯特不谋而合，语言朴实直白，后来诗界常将霍尔称为“弗洛斯特派”。
霍尔渐渐在诗歌界崭露头角。进入哈佛就读后，他担任了《哈佛之声》（The Harvard Advocate）的编辑，和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肯尼斯·柯克（Kenneth Koch）等一些随后声誉鹊起的诗人成为好友。
1951年，霍尔以优异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去牛津大学深造，同时有幸成为《巴黎评论》的诗歌编辑，和艾略特、庞德等文学先锋把酒畅谈。霍尔仍然特立独行，在牛津诗人们眼中，他“操美国腔，穿棒球袜”，狂放不羁。在牛津的第二年，霍尔以长诗《逃离》（Exile）拿下“勒诺尔·马歇尔诗歌奖”，成了为数不多获得这一奖项的美国诗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美国涌现了一批“新形式主义诗人”，他们深受奥登影响，执迷于格律、押韵、诗节等封闭型艺术形式，霍尔也成为“奥登一代”的一员。这一时期，霍尔写作了大量形式严谨的格律诗，以长诗《一天》（One Day）最为著名。他和罗伯特·派克（Robert Pack）等人主编的《英美新诗选》（New Poets of England and America）收录了“奥登一代”年轻诗人的作品，在英美两地轰动一时。
“我们睡觉我们做爱，我们植下一棵树，我们走来走去”
—— 《建造一所房子》
霍尔一生中有两次婚姻。他和柯比·汤普森（Kirby Thompson）二十出头结婚，并在婚后四年出版《逃离和婚姻》（Exiles and Marriages），探讨了婚姻和爱。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除了两个孩子以外什么也没留下。离婚后，他情绪低迷，直到上天让简·凯尼恩出现在他创办的诗歌工作坊。霍尔和凯尼恩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都对诗歌着迷，都喜爱庞德。1975年，他们婚后第三年，凯尼恩提出她想到乡下生活，继续创作。恰在这时，霍尔接到祖母去世的消息，用他的话来说，正是凯尼恩引导他回到了童年的鹰潭农场，“回到了语言之地”，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放弃教书工作，回归田园生活，霍尔起初担心自己无法适应，但随后几年推出的诗集《快乐的人》（The Happy Man）和《踢树叶》（Kicking the Leaves）却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四季更替，光线变换，万物生机盎然，大自然对霍尔来说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在鹰潭农场，他对时间和生命变得更加敏感，创作也多样化起来。他的童书《赶牛车的人》（ Ox-Cart Man）热销全球，广为人知。“三月，在薄薄的积雪上采树液，熬制枫糖；四月，坐在青草地上剪羊毛；五月，苹果花盛开又飘落，蜜蜂醒来，开始酿新蜜，鹅儿们在谷仓旁嘎嘎叫，落一地鹅毛软得像白云……”，霍尔将这首长诗改编成童谣，用朴实的语言道出生命的智慧。
这段时间里，霍尔勤奋工作，出版了多部诗集。“爱”、“时间”和“棒球”是霍尔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在诗里直抒胸臆，赞美爱情，追忆童年和亲人。诗里“秋天的田地”、“夜里的雪”、“午后的池塘”这些意象让霍尔与弗罗斯特有所区别。比起弗罗斯特，霍尔的诗歌更温情，也更细腻，他擅长营造超现实主义的画面，让读者真切地感悟到生命的真实和可爱。此外，身为铁杆棒球球迷，霍尔认为棒球是一项“将时间甩在身后”的运动，出版了两部与棒球有关的散文集。
霍尔和凯尼恩携手共度23年时光。比尔·莫耶斯1993年拍摄的纪录片《一起生活》（A Life Together： Poets Donald Hall and Jane Kenyon）记录了他们的默契日常：霍尔和凯尼恩离群索居，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他和她每天早起后分别在各自堆满书籍的书房工作，午后在山野间散步，晚上一起享用正餐，为彼此朗诵诗句，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然而，纪录片拍摄完成后不久，艰难黑暗的岁月来临了。
“一周又一周，我坐在她床边/伴着黑咖啡和环球报”
—— 《艰难行驶的船》
60岁的霍尔被确诊为结肠癌，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肝脏，医生认为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他奇迹般地抵抗住病魔，但糟糕的日子刚刚开始：就在1994年，凯尼恩患上白血病。凯尼恩住院，加上母亲去世，霍尔感到自己成为“月复一月颠簸在水面的/巨船，没有离去的/港口，没有行进一节，/没有到达或终点，/它巨大的引擎艰难地行驶”。15个月后，47岁的凯尼恩撒手人寰。
霍尔忍受病痛，还要忍受失去爱人的痛苦。凯尼恩死后的四天里，霍尔陷入深深的悲痛中。他忘记了工作，一遍遍地读亨利·金的《送窆》（The Exequy），那首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挽歌之一。此后数年，霍尔无法停止缅怀亡妻。他开始习惯吃她喜欢的早餐，每天花两小时写作关于她的诗歌，因为诗歌可以“陪伴悲伤的人”。他坐在卧室里的蓝椅子上，望着窗外的薄雪，手里的烟时常把椅子点着。
在凯尼恩生病的日子里，霍尔不再研习17世纪诗歌，而是喜欢上了托马斯·哈代自由洒脱、不拘一格的诗体。凯尼恩去世后，他相继出版了《没有》（Without）和《彩床》（The Painted Bed）。这两部书信体诗集看似诗人的喃喃自语，回忆了凯尼恩病后的生活，但里面碎片式的句子却出乎意料地充满力量，凝聚了他对凯尼恩的无限深情以及他对生命的深层感悟。《纽约时报》评论，诗集《彩床》“流露出纯粹的真情和愤怒，还带着一丝自嘲”。霍尔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简会喜欢这些诗歌”。
《彩床》开篇第一首的六节是霍尔在凯尼恩病床边写下的。霍尔回忆，当凯尼恩问起霍尔为什么这首诗没有断句的时候，他凝视窗外，回答她，这是因为他度过了一段没有断句的岁月。《彩床》出版前修订诗集时，霍尔把里面的“我”统统换为“他”。他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问自己，“他一生会死去多少次？”
“认定失去一切/是自然而然，妙不可言”
—— 《认定》
2014年，霍尔的散文集《八十岁后》（Essays After Eighty）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这本书字里行间透露着霍尔式的幽默，讲述了他对癌症和死亡的看法。
他依然不用电脑，慷慨激昂地朗诵诗歌，坚持手写书信。他依然每年都会收到4000封读者来信，依然擅长用诗意的方式解读棒球和时间的关系，依然关注他最喜欢的波士顿红袜队。上了年纪以后，他自嘲自己呼吸着“古老地球上的稀薄空气”，担心“诗歌合集上不再有他的名字，诗歌学会也将他遗忘”。
83岁后，霍尔的写作重心从诗歌转向散文。他相信朗诵的力量，相信只有朗读才能表现出诗歌性感，相信诗歌像雕塑一样具有形体，诗人在纸上雕琢诗句，但只有通过朗读才能感受到诗中的情感和画面。因此，当他年事已高，无法朗诵，他宣称“诗歌抛弃了他”。但也许他仍然会想起二十几年前，他和凯尼恩在一个霜降的夜晚为邻里朗诵诗歌的场景，因为他开始在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回望自己的过去，称自己“不断在孤独和快乐之间摇摆”，当他谈论凯尼恩的时候，每次都会潸然泪下。
正如霍尔自己说的那样，“我写作，就是为了被阅读。”他的诗不谈政治，不论种族运动，但却凭借其朴实亲切的风格吸引了许多忠实读者；他的散文有一种戏谑的幽默感；他不喜欢霓虹灯和柏油路，所以一次次描绘鹰潭农场的自然风格。
如今，这位美国的代表性诗人已然离开人世，重逢爱妻。“有我躺在你身边，/黑暗王宫中的这场旅行不会有痛苦。”两个世紀以来，鹰潭农场见证的欢喜与悲痛就此落下帷幕。
（参考资料：《爱荷华州评论》（The Iowa Review），1985年，第15卷，第一期；《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1991年，第120卷。小标题所引诗句译者分别为柳向阳、匡咏梅、周琰）
“当诗人不复存在/诗才开始显现”
—— 《大师》
霍尔走得突然。他早已步入耄耄之年，却丝毫没有表现出要让人生停下来喘口气的意思。他和德国作曲家赫舍尔·加菲因（Herschel Garfein）刚刚合作完成一张配乐诗朗诵专辑，即将在7月发行。没人会想到这位总是谈论“死亡”和“失去”的诗人今后就躺在那片他毕生热爱的土地上，永远休息了。
霍尔是美国诗坛当之无愧的重量级人物，1952年至今一共出版23部诗集。2006年霍尔获得“美国桂冠诗人”称号，2010年他被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授予“美国国家艺术奖”，白宫的颁奖词称，霍尔“激励了美国人，让美国更加重视诗歌”。除了诗歌，霍尔还一直在写作散文、回忆录、童书等，十分活跃。
在那次白宫颁奖典礼上，小说家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见到了坐在轮椅上、留着大胡子的白发飘飘的霍尔。
“我有50年没见过你了。”罗斯说。
“我还在工作。”霍尔告诉他。
“不然呢？”罗斯反问。
1975年回到鹰潭农场后，霍尔养成了卡车司机般严格的作息规律，每天凌晨4点半起床，通常花四五个小时创作诗歌，中午写文章。1991年，为按时完成当日工作，他甚至清晨6点在自家餐桌边接受了《巴黎评论》编辑的访谈。对待自己的作品，他要求严苛，每当诗歌完成后，他会修改两三百遍，散文则至少修订20次。
诗歌是他生活的重心——14岁那年，唐纳德就决定为诗歌献身，决心成为一名伟大的诗人，事实证明他做到了。
“现在，大自然迎来一位尊贵的客人……”霍尔的好友、同为诗人的亨瑞·科尔（Henri Cole）在悼文中写道。
“日子好温柔像白云，像小溪，流啊流”
—— 《赶牛车的人》
1928年，霍尔出生于新罕布什尔州。在他记忆中，童年总是夏日悠长，他和生活在鹰潭农场的祖父母相伴度日，要么整天游荡在田野上，要么躺在苹果树下午睡，要么就是在风中奔跑，和乡下男孩一起玩棒球。
后来，霍尔发表了不少和鹰潭农场有关的诗作，这座祖传的家宅建于南北战争时期，坐落在幽静的乡村，毗邻静谧的湖泊和优美的山丘，给他带来无限灵感，他也因此成长为一位“谷仓诗人”。
霍尔的祖父热爱文学，多年后霍尔仍然记得，祖父经常会念起《凯西在击球》（Casey at the Bat）这首描写棒球比赛的诗：“哦，在这幸福的国度，总有阳光普照的地方……”霍尔从那时起喜欢上了诗歌和棒球，在农场的卧室里悄悄写出了他的第一首诗。
16岁，霍尔来到菲利普埃克塞特学院读书。他很快发现这所历史上人才辈出的中学里没人喜欢诗歌，英文老师甚至在上课前嘲讽他写诗的习惯。农场长大的霍尔早已懂得如何与孤独共处。没过多久，这个别人眼里的怪小子在雜志上发表了作品，并且跻身《纽约客》发起的“长面包作家协会”（Bread Loaf Writers’ Conference）。在那里，年纪轻轻的霍尔交上了朋友，他喜欢和文学前辈待在一起，还遇见了日后对他影响深远的大诗人罗伯特·弗洛斯特。弗洛斯特擅长描写田园风貌，他在诗里借用风、雪、叶等自然意象表达“孤寂”“死亡”等主题，霍尔将弗洛斯特视为榜样，他的写作方向和弗洛斯特不谋而合，语言朴实直白，后来诗界常将霍尔称为“弗洛斯特派”。
霍尔渐渐在诗歌界崭露头角。进入哈佛就读后，他担任了《哈佛之声》（The Harvard Advocate）的编辑，和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肯尼斯·柯克（Kenneth Koch）等一些随后声誉鹊起的诗人成为好友。
1951年，霍尔以优异成绩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去牛津大学深造，同时有幸成为《巴黎评论》的诗歌编辑，和艾略特、庞德等文学先锋把酒畅谈。霍尔仍然特立独行，在牛津诗人们眼中，他“操美国腔，穿棒球袜”，狂放不羁。在牛津的第二年，霍尔以长诗《逃离》（Exile）拿下“勒诺尔·马歇尔诗歌奖”，成了为数不多获得这一奖项的美国诗人之一。
20世纪50年代，美国涌现了一批“新形式主义诗人”，他们深受奥登影响，执迷于格律、押韵、诗节等封闭型艺术形式，霍尔也成为“奥登一代”的一员。这一时期，霍尔写作了大量形式严谨的格律诗，以长诗《一天》（One Day）最为著名。他和罗伯特·派克（Robert Pack）等人主编的《英美新诗选》（New Poets of England and America）收录了“奥登一代”年轻诗人的作品，在英美两地轰动一时。
“我们睡觉我们做爱，我们植下一棵树，我们走来走去”
—— 《建造一所房子》
霍尔一生中有两次婚姻。他和柯比·汤普森（Kirby Thompson）二十出头结婚，并在婚后四年出版《逃离和婚姻》（Exiles and Marriages），探讨了婚姻和爱。这段婚姻以失败告终，除了两个孩子以外什么也没留下。离婚后，他情绪低迷，直到上天让简·凯尼恩出现在他创办的诗歌工作坊。霍尔和凯尼恩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都对诗歌着迷，都喜爱庞德。1975年，他们婚后第三年，凯尼恩提出她想到乡下生活，继续创作。恰在这时，霍尔接到祖母去世的消息，用他的话来说，正是凯尼恩引导他回到了童年的鹰潭农场，“回到了语言之地”，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 放弃教书工作，回归田园生活，霍尔起初担心自己无法适应，但随后几年推出的诗集《快乐的人》（The Happy Man）和《踢树叶》（Kicking the Leaves）却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四季更替，光线变换，万物生机盎然，大自然对霍尔来说是一个广阔的世界。在鹰潭农场，他对时间和生命变得更加敏感，创作也多样化起来。他的童书《赶牛车的人》（ Ox-Cart Man）热销全球，广为人知。“三月，在薄薄的积雪上采树液，熬制枫糖；四月，坐在青草地上剪羊毛；五月，苹果花盛开又飘落，蜜蜂醒来，开始酿新蜜，鹅儿们在谷仓旁嘎嘎叫，落一地鹅毛软得像白云……”，霍尔将这首长诗改编成童谣，用朴实的语言道出生命的智慧。
这段时间里，霍尔勤奋工作，出版了多部诗集。“爱”、“时间”和“棒球”是霍尔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他在诗里直抒胸臆，赞美爱情，追忆童年和亲人。诗里“秋天的田地”、“夜里的雪”、“午后的池塘”这些意象让霍尔与弗罗斯特有所区别。比起弗罗斯特，霍尔的诗歌更温情，也更细腻，他擅长营造超现实主义的画面，让读者真切地感悟到生命的真实和可爱。此外，身为铁杆棒球球迷，霍尔认为棒球是一项“将时间甩在身后”的运动，出版了两部与棒球有关的散文集。
霍尔和凯尼恩携手共度23年时光。比尔·莫耶斯1993年拍摄的纪录片《一起生活》（A Life Together： Poets Donald Hall and Jane Kenyon）记录了他们的默契日常：霍尔和凯尼恩离群索居，过着神仙眷侣般的生活。他和她每天早起后分别在各自堆满书籍的书房工作，午后在山野间散步，晚上一起享用正餐，为彼此朗诵诗句，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然而，纪录片拍摄完成后不久，艰难黑暗的岁月来临了。
“一周又一周，我坐在她床边/伴着黑咖啡和环球报”
—— 《艰难行驶的船》
60岁的霍尔被确诊为结肠癌，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肝脏，医生认为他活下来的可能性只有三分之一。他奇迹般地抵抗住病魔，但糟糕的日子刚刚开始：就在1994年，凯尼恩患上白血病。凯尼恩住院，加上母亲去世，霍尔感到自己成为“月复一月颠簸在水面的/巨船，没有离去的/港口，没有行进一节，/没有到达或终点，/它巨大的引擎艰难地行驶”。15个月后，47岁的凯尼恩撒手人寰。
霍尔忍受病痛，还要忍受失去爱人的痛苦。凯尼恩死后的四天里，霍尔陷入深深的悲痛中。他忘记了工作，一遍遍地读亨利·金的《送窆》（The Exequy），那首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挽歌之一。此后数年，霍尔无法停止缅怀亡妻。他开始习惯吃她喜欢的早餐，每天花两小时写作关于她的诗歌，因为诗歌可以“陪伴悲伤的人”。他坐在卧室里的蓝椅子上，望着窗外的薄雪，手里的烟时常把椅子点着。
在凯尼恩生病的日子里，霍尔不再研习17世纪诗歌，而是喜欢上了托马斯·哈代自由洒脱、不拘一格的诗体。凯尼恩去世后，他相继出版了《没有》（Without）和《彩床》（The Painted Bed）。这两部书信体诗集看似诗人的喃喃自语，回忆了凯尼恩病后的生活，但里面碎片式的句子却出乎意料地充满力量，凝聚了他对凯尼恩的无限深情以及他对生命的深层感悟。《纽约时报》评论，诗集《彩床》“流露出纯粹的真情和愤怒，还带着一丝自嘲”。霍尔在一次访谈中表示“简会喜欢这些诗歌”。
《彩床》开篇第一首的六节是霍尔在凯尼恩病床边写下的。霍尔回忆，当凯尼恩问起霍尔为什么这首诗没有断句的时候，他凝视窗外，回答她，这是因为他度过了一段没有断句的岁月。《彩床》出版前修订诗集时，霍尔把里面的“我”统统换为“他”。他站在第三者的角度问自己，“他一生会死去多少次？”
“认定失去一切/是自然而然，妙不可言”
—— 《认定》
2014年，霍尔的散文集《八十岁后》（Essays After Eighty）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这本书字里行间透露着霍尔式的幽默，讲述了他对癌症和死亡的看法。
他依然不用电脑，慷慨激昂地朗诵诗歌，坚持手写书信。他依然每年都会收到4000封读者来信，依然擅长用诗意的方式解读棒球和时间的关系，依然关注他最喜欢的波士顿红袜队。上了年纪以后，他自嘲自己呼吸着“古老地球上的稀薄空气”，担心“诗歌合集上不再有他的名字，诗歌学会也将他遗忘”。
83岁后，霍尔的写作重心从诗歌转向散文。他相信朗诵的力量，相信只有朗读才能表现出诗歌性感，相信诗歌像雕塑一样具有形体，诗人在纸上雕琢诗句，但只有通过朗读才能感受到诗中的情感和画面。因此，当他年事已高，无法朗诵，他宣称“诗歌抛弃了他”。但也许他仍然会想起二十几年前，他和凯尼恩在一个霜降的夜晚为邻里朗诵诗歌的场景，因为他开始在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回望自己的过去，称自己“不断在孤独和快乐之间摇摆”，当他谈论凯尼恩的时候，每次都会潸然泪下。
正如霍尔自己说的那样，“我写作，就是为了被阅读。”他的诗不谈政治，不论种族运动，但却凭借其朴实亲切的风格吸引了许多忠实读者；他的散文有一种戏谑的幽默感；他不喜欢霓虹灯和柏油路，所以一次次描绘鹰潭农场的自然风格。
如今，这位美国的代表性诗人已然离开人世，重逢爱妻。“有我躺在你身边，/黑暗王宫中的这场旅行不会有痛苦。”两个世紀以来，鹰潭农场见证的欢喜与悲痛就此落下帷幕。
（参考资料：《爱荷华州评论》（The Iowa Review），1985年，第15卷，第一期；《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1991年，第120卷。小标题所引诗句译者分别为柳向阳、匡咏梅、周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