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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作家身份出道三十余年间，出于形形色色的目的、为了林林总总的刊物写下却未曾以单行本发表过的文章，收集在这里。从散文到为别人的书撰写的序或解说、答疑、各种致辞，乃至短篇小说，本书的构成只能以“芜杂”一词形容。我的精神世界本就由各种芜杂的东西构筑而成。人心这东西，并不单单是由协调的、系统的、可说明的成分组成，我将自己精神中这种琐碎又往往难以统一的事物聚拢起来，倾注进去，再增补充实。经过这般加减乘除，假如能让您稍稍體味我那“芜杂心绪”的整体形象，作为作家的喜悦则莫过于此。
去想想风吧
为路易·威登出版的杂志写的文章。一本叫《Le Magazine》的杂志，2003年夏季号。我记得好像是约我就风这个主题写点东西。我一般不愿写命题作文，可当时不知何故忽然心血来潮。
读书时，有时会有一段文字萦绕脑际永不离去。好像是在十八岁时读杜鲁门·卡波特的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扇门》，那最后一节就紧黏在脑袋里。是这样的文章。
“于是他把头紧贴在枕头上，双手捂住耳朵，这样想：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
我非常喜欢最后的“think of nothing things，think of wind”这个句子。要把那种韵味正确地翻译成日语可真困难。因为杜鲁门·卡波特的美丽文章往往都是那样，其间描绘了只有在某种韵味中才得以存在的心境。
就这样，每当遇到艰辛与悲哀，我总是自然地想起这段文章。“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于是阖上双眼，闭上心灵，只想风。吹拂过各种场所的风。温度各异、气味各异的风。我觉得的确有用。
我曾在希腊一座小岛上生活过。陡然兴起，跑到连一个旧相识也没有的岛上，租下一幢小楼住在那里。那是座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岛。当然，除了我们两人（就是我和妻子）没有日本人。靠着片言只语的希腊话，好歹对付日常所用，此外就只管伏案工作。季节是秋天。工作间隙常去散步。如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奇怪，那时候每天光想着风了。不如说，我们名副其实仿佛就生活在风中。大多是微风，不时会变大。大多是干燥的风，不时会含有湿气，极其罕见地还会带来雨。但总之风无时不在。我们与风同时醒来，与风同行同止，与风同时沉入睡眠。
不管我们到哪儿去，风都如影随形。在海港的咖啡馆前，风匆匆忙忙将遮阳伞的周缘吹得哗哗作响。在无人的游艇码头，船桅不停发出咔嗒咔嗒的干燥响声。步入林中，风拂过绿叶四处飘飞。它将飘浮在海上的白云运往遥远的岸边，它让桌前窗边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浓淡不匀地运走街头小贩的吆喝，送来何处人家烤羊肉的香味。我们几乎片刻不能忘记风的存在。
迄今为止，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可是再也没有像生活在那座希腊小岛时那样，深深地切身感受到风的存在。我们简直像三个人相依为命一般，默默生活在那座岛上。我们两人，再加上风。这是怎么回事？也许那儿本是那样的地方。也许那儿是个风拥有灵魂的所在。因为那真是一个除了风几乎一无所有的宁静小岛。再不就是碰巧住在那里的时候，我正好进入了深刻思考风的时期。
思考风，这并非人人可为，也并非随时随地可为。人真正能思考风，仅限于人生中一小段时期。我这么觉得。
没有爱的世界
这是为超短篇小说集《夜半蜘蛛猴》写的作品，因为（觉得）太无聊，我决定不予收录，系未发表过的作品。然而自那以来经过漫长岁月，政治经济形势也大大改观，这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什么都行”，便收录进来。请勿动怒认为“这种玩意儿，就算到了今天也毫无意义”。何时写的，记不大清。
妈妈，“战后民主主义”是怎么回事？还有，听说人没有爱了，是真的吗？
是呀，琉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不懂的事情就问别人“这是怎么回事”，是个好习惯。以后也是，有不懂的事情，尽管来问妈妈好啦，知道了吗？妈妈都会简单易懂地告诉你。
好啦，“战后民主主义”呢，是好久以前从印度来的一头名叫松球的了不起的大象，传到日本来的。松球年纪好大好大了，浑身雪白，白得就像砂糖一样。这个战后民主主义，就是从印度一个叫旁遮普的地方传来的，是一双袜子。那是具有不可思议的魔法的袜子！红红的长袜子。
只要把它穿在脚上，再念诵秘密咒语，嗖的一下就能腾云驾雾，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说好不好？松球把它介绍给我们日本人。“诸位，这就是战后民主主义。大家瞧好了，嗖！”好热心的大象啊，琉美。来，咱们一起来唱《大象之歌》。“大象大象，名叫松球，嗨哟嗨——”
妈妈妈妈，那只要到伊势丹百货店去，把那个“战后民主主义”买一双来穿在脚上，琉美也能腾云驾雾，嗖的一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么？
No，No，可没那么简单。没错，从前大家只要把战后民主主义穿在脚上，嗖的一下就能轻轻松松腾云驾雾，然后嗖的一下就飞到爱的世界里啦。真好啊。
但好景不长。印度的国王听说这件事，就大发雷霆：“战后民主主义是我们印度人的大象（东西），可不大象（打算）让日本人穿！”于是把松球喊回国去了。“不回来有你好象（受）的！要把你头象（向）下踹到地狱里去！”
太不像话。就算你是国王，这么做也太蛮横啦。愤怒吧，松球！愤怒地回来吧！可是松球听了这话，却答道：“诸位，再多说也没用，在下不过是一介白象。要是不遵守印度国王的命令，这辈子都吃不上咖喱饭了。那就太惨啦。这让在下毛骨悚然。所以再见啦。”松球头也不回地跑回印度去了。从此以后不管是谁，就算脚上穿了战后民主主义，也没法飞到天上去了。没了松球以后，不知道什么缘故，咒语一下子就没有效力了。
于是打那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充满爱了。故事讲完啦。嗖！
哼，太可惜了。琉美也想嗖的一下腾云驾雾呢。好可恨。没有爱好讨厌。
柔软的灵魂
这是2003年为《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写的序文。对我来说这是部重要的小说，所以应出版社的要求写下此文。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长篇小说的大致构想浮出水面时，我脑中先有了“写一个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小说”的念头。我根本不知道它将发展成怎样一个故事（我总是不预想故事情节的发展便动笔写作），心想反正就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为主人公。这是这部小说的根本主题。之前我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为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男性，住在东京等大都市，不是从事专门职业，就是失业之身。从社会观点来看，他们绝不是受到高度评价的角色，毋宁说是一群生活于社会体制主流之外的人。但他们拥有独特的个人体制和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维持着一贯性，根据情况有时也会变得强大。我迄今描写的大致是这种生活方式，是这种价值观，是他们个人体验的人生，是这个世界反映在他们眼中的真实状态。
不过在这部作品中，我考虑写少年的故事，因为他们是“可能变化”的存在，他们的灵魂尚处于柔软的状态，还没有朝某个方向固定下来。他们身上尚未确立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之类。然而他们的精神在漫无目地摸索着自由，迷惘徘徊，躯体却飞速趋向成熟。我愿意在虚构这一容器中，精雕细刻这种灵魂摇摆变动的状况。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是在怎样的故事性中塑造起来的？怎样的浪涛将他们送往怎样的地点？这就是我想描绘的对象之一。
当然，一读就能理解，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并非比比皆是的普通十五岁少年。他在幼年被生母抛弃，遭父亲诅咒，决心做“全世界最坚强的十五岁少年”。他身陷深刻的孤独，默默锻炼身体，抛弃学校，离家出走，一个人踏上旅程，远赴未知的土地。这怎么考虑（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难说是十五岁少年的普遍形象。但尽管如此——我是这么看的——田村卡夫卡身上的许多部分就是我，也是你。年方十五这一事实，意味着心灵频频游走于希望与绝望之间，意味着世界游走于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之间，意味着身体游走于跳跃与停顿之间。我们因此受到热烈的祝福，同时又遭到狠毒的诅咒。田村卡夫卡不过是把我们十五岁时曾亲身体验和经历的事情，通过（作为故事）放大的形式自己承担下来罢了。
田村卡夫卡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离家出走，进入了粗暴的成人世界。而且那里有要伤害他的力量。那有时是现实的力量，有时又来自超越现实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有许多人要拯救他的灵魂。或者说就结果来看是拯救。他被冲到世界尽头，然后凭借自身力量重返原处。待到重归原地时，他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他攀上了下一个台阶。
我们知道世界是多么冷酷。但我们还明白与此同时，世界也可能变得美好而温柔。《海边的卡夫卡》试图透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去描绘这样一个世界。前面说过，田村卡夫卡就是我自身，就是你自己。假如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你也能以这种眼光看待世界，作者就再高兴不过了。
不可思议的坚持
我是没有兄弟姐妹的所谓独生子，向来不觉得一个人独处有多痛苦。总之，看看书，听听音乐，自己发明各种各样的游戏，跟狗儿猫儿一起玩耍，不管多少时间都能一个人打发掉。一旦坐在椅子上打开书本，就久久沉湎其中，每天都這样。
这种生活方式直至今天也大体相同。独自一人长时间伏案写小说、做翻译，也一点不觉得腻味。长期不同旁人交谈，也不觉痛苦。大概生性就适合做小说家。只是端坐桌前，一连数月，有时甚至一连数年，全神贯注工作，这远远比普通人想象的耗费体力，必须尽量锻炼身体。可就算要运动，我也根本不适合集体项目，只能跑跑长跑，游游泳，进行这种“单人运动”。我相当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性格。无论如何要坚守自己的节奏，持之以恒。
就这样，我从小读了许多书。虽然不怎么学习（因为我不太喜欢学校这东西），倒是一直看书。我看过好多书。但不是特别喜欢写文章，也从来没喜欢过自己写的文章，毋宁认为自己不擅长写文章。念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会以写文章为职业。世上有太多优秀的小说，我怎么也无法认为自己能写出那样的东西来。只要以读者身份与书本产生联系便足够了，我想。
因此自己像这样居然成了小说家，连续写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小说，还勉强以此为生，至今我仍觉得不可思议。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无比芜杂的心绪》一书）
去想想风吧
为路易·威登出版的杂志写的文章。一本叫《Le Magazine》的杂志，2003年夏季号。我记得好像是约我就风这个主题写点东西。我一般不愿写命题作文，可当时不知何故忽然心血来潮。
读书时，有时会有一段文字萦绕脑际永不离去。好像是在十八岁时读杜鲁门·卡波特的短篇小说《关上最后一扇门》，那最后一节就紧黏在脑袋里。是这样的文章。
“于是他把头紧贴在枕头上，双手捂住耳朵，这样想：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
我非常喜欢最后的“think of nothing things，think of wind”这个句子。要把那种韵味正确地翻译成日语可真困难。因为杜鲁门·卡波特的美丽文章往往都是那样，其间描绘了只有在某种韵味中才得以存在的心境。
就这样，每当遇到艰辛与悲哀，我总是自然地想起这段文章。“去想无关紧要的事。去想想风吧。”于是阖上双眼，闭上心灵，只想风。吹拂过各种场所的风。温度各异、气味各异的风。我觉得的确有用。
我曾在希腊一座小岛上生活过。陡然兴起，跑到连一个旧相识也没有的岛上，租下一幢小楼住在那里。那是座此前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岛。当然，除了我们两人（就是我和妻子）没有日本人。靠着片言只语的希腊话，好歹对付日常所用，此外就只管伏案工作。季节是秋天。工作间隙常去散步。如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奇怪，那时候每天光想着风了。不如说，我们名副其实仿佛就生活在风中。大多是微风，不时会变大。大多是干燥的风，不时会含有湿气，极其罕见地还会带来雨。但总之风无时不在。我们与风同时醒来，与风同行同止，与风同时沉入睡眠。
不管我们到哪儿去，风都如影随形。在海港的咖啡馆前，风匆匆忙忙将遮阳伞的周缘吹得哗哗作响。在无人的游艇码头，船桅不停发出咔嗒咔嗒的干燥响声。步入林中，风拂过绿叶四处飘飞。它将飘浮在海上的白云运往遥远的岸边，它让桌前窗边的九重葛花翩翩起舞。它浓淡不匀地运走街头小贩的吆喝，送来何处人家烤羊肉的香味。我们几乎片刻不能忘记风的存在。
迄今为止，我去过世界上许多地方，可是再也没有像生活在那座希腊小岛时那样，深深地切身感受到风的存在。我们简直像三个人相依为命一般，默默生活在那座岛上。我们两人，再加上风。这是怎么回事？也许那儿本是那样的地方。也许那儿是个风拥有灵魂的所在。因为那真是一个除了风几乎一无所有的宁静小岛。再不就是碰巧住在那里的时候，我正好进入了深刻思考风的时期。
思考风，这并非人人可为，也并非随时随地可为。人真正能思考风，仅限于人生中一小段时期。我这么觉得。
没有爱的世界
这是为超短篇小说集《夜半蜘蛛猴》写的作品，因为（觉得）太无聊，我决定不予收录，系未发表过的作品。然而自那以来经过漫长岁月，政治经济形势也大大改观，这次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什么都行”，便收录进来。请勿动怒认为“这种玩意儿，就算到了今天也毫无意义”。何时写的，记不大清。
妈妈，“战后民主主义”是怎么回事？还有，听说人没有爱了，是真的吗？
是呀，琉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哦。不懂的事情就问别人“这是怎么回事”，是个好习惯。以后也是，有不懂的事情，尽管来问妈妈好啦，知道了吗？妈妈都会简单易懂地告诉你。
好啦，“战后民主主义”呢，是好久以前从印度来的一头名叫松球的了不起的大象，传到日本来的。松球年纪好大好大了，浑身雪白，白得就像砂糖一样。这个战后民主主义，就是从印度一个叫旁遮普的地方传来的，是一双袜子。那是具有不可思议的魔法的袜子！红红的长袜子。
只要把它穿在脚上，再念诵秘密咒语，嗖的一下就能腾云驾雾，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你说好不好？松球把它介绍给我们日本人。“诸位，这就是战后民主主义。大家瞧好了，嗖！”好热心的大象啊，琉美。来，咱们一起来唱《大象之歌》。“大象大象，名叫松球，嗨哟嗨——”
妈妈妈妈，那只要到伊势丹百货店去，把那个“战后民主主义”买一双来穿在脚上，琉美也能腾云驾雾，嗖的一下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么？
No，No，可没那么简单。没错，从前大家只要把战后民主主义穿在脚上，嗖的一下就能轻轻松松腾云驾雾，然后嗖的一下就飞到爱的世界里啦。真好啊。
但好景不长。印度的国王听说这件事，就大发雷霆：“战后民主主义是我们印度人的大象（东西），可不大象（打算）让日本人穿！”于是把松球喊回国去了。“不回来有你好象（受）的！要把你头象（向）下踹到地狱里去！”
太不像话。就算你是国王，这么做也太蛮横啦。愤怒吧，松球！愤怒地回来吧！可是松球听了这话，却答道：“诸位，再多说也没用，在下不过是一介白象。要是不遵守印度国王的命令，这辈子都吃不上咖喱饭了。那就太惨啦。这让在下毛骨悚然。所以再见啦。”松球头也不回地跑回印度去了。从此以后不管是谁，就算脚上穿了战后民主主义，也没法飞到天上去了。没了松球以后，不知道什么缘故，咒语一下子就没有效力了。
于是打那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充满爱了。故事讲完啦。嗖！
哼，太可惜了。琉美也想嗖的一下腾云驾雾呢。好可恨。没有爱好讨厌。
柔软的灵魂
这是2003年为《海边的卡夫卡》中文版写的序文。对我来说这是部重要的小说，所以应出版社的要求写下此文。 《海边的卡夫卡》这部长篇小说的大致构想浮出水面时，我脑中先有了“写一个以十五岁少年为主人公的小说”的念头。我根本不知道它将发展成怎样一个故事（我总是不预想故事情节的发展便动笔写作），心想反正就以一个十五岁的少年为主人公。这是这部小说的根本主题。之前我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为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男性，住在东京等大都市，不是从事专门职业，就是失业之身。从社会观点来看，他们绝不是受到高度评价的角色，毋宁说是一群生活于社会体制主流之外的人。但他们拥有独特的个人体制和个人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维持着一贯性，根据情况有时也会变得强大。我迄今描写的大致是这种生活方式，是这种价值观，是他们个人体验的人生，是这个世界反映在他们眼中的真实状态。
不过在这部作品中，我考虑写少年的故事，因为他们是“可能变化”的存在，他们的灵魂尚处于柔软的状态，还没有朝某个方向固定下来。他们身上尚未确立价值观或生活方式之类。然而他们的精神在漫无目地摸索着自由，迷惘徘徊，躯体却飞速趋向成熟。我愿意在虚构这一容器中，精雕细刻这种灵魂摇摆变动的状况。一个人的精神究竟是在怎样的故事性中塑造起来的？怎样的浪涛将他们送往怎样的地点？这就是我想描绘的对象之一。
当然，一读就能理解，主人公田村卡夫卡并非比比皆是的普通十五岁少年。他在幼年被生母抛弃，遭父亲诅咒，决心做“全世界最坚强的十五岁少年”。他身陷深刻的孤独，默默锻炼身体，抛弃学校，离家出走，一个人踏上旅程，远赴未知的土地。这怎么考虑（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都难说是十五岁少年的普遍形象。但尽管如此——我是这么看的——田村卡夫卡身上的许多部分就是我，也是你。年方十五这一事实，意味着心灵频频游走于希望与绝望之间，意味着世界游走于现实性与非现实性之间，意味着身体游走于跳跃与停顿之间。我们因此受到热烈的祝福，同时又遭到狠毒的诅咒。田村卡夫卡不过是把我们十五岁时曾亲身体验和经历的事情，通过（作为故事）放大的形式自己承担下来罢了。
田村卡夫卡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中离家出走，进入了粗暴的成人世界。而且那里有要伤害他的力量。那有时是现实的力量，有时又来自超越现实的世界。然而同时又有许多人要拯救他的灵魂。或者说就结果来看是拯救。他被冲到世界尽头，然后凭借自身力量重返原处。待到重归原地时，他已不再是原来的他。他攀上了下一个台阶。
我们知道世界是多么冷酷。但我们还明白与此同时，世界也可能变得美好而温柔。《海边的卡夫卡》试图透过十五岁少年的眼睛，去描绘这样一个世界。前面说过，田村卡夫卡就是我自身，就是你自己。假如在阅读这个故事的过程中，你也能以这种眼光看待世界，作者就再高兴不过了。
不可思议的坚持
我是没有兄弟姐妹的所谓独生子，向来不觉得一个人独处有多痛苦。总之，看看书，听听音乐，自己发明各种各样的游戏，跟狗儿猫儿一起玩耍，不管多少时间都能一个人打发掉。一旦坐在椅子上打开书本，就久久沉湎其中，每天都這样。
这种生活方式直至今天也大体相同。独自一人长时间伏案写小说、做翻译，也一点不觉得腻味。长期不同旁人交谈，也不觉痛苦。大概生性就适合做小说家。只是端坐桌前，一连数月，有时甚至一连数年，全神贯注工作，这远远比普通人想象的耗费体力，必须尽量锻炼身体。可就算要运动，我也根本不适合集体项目，只能跑跑长跑，游游泳，进行这种“单人运动”。我相当坚定地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性格。无论如何要坚守自己的节奏，持之以恒。
就这样，我从小读了许多书。虽然不怎么学习（因为我不太喜欢学校这东西），倒是一直看书。我看过好多书。但不是特别喜欢写文章，也从来没喜欢过自己写的文章，毋宁认为自己不擅长写文章。念大学的时候根本没想过会以写文章为职业。世上有太多优秀的小说，我怎么也无法认为自己能写出那样的东西来。只要以读者身份与书本产生联系便足够了，我想。
因此自己像这样居然成了小说家，连续写了二十五年以上的小说，还勉强以此为生，至今我仍觉得不可思议。
（摘自南海出版公司《无比芜杂的心绪》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