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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D指数和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改革开放40年来行业性别构成研究发现，行业性别隔离程度总体增加了一倍，行业总体及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并非一成不变，行业性别隔离程度增加年份是减少年份的1.71倍。性别和工作获得途径对性别均衡行业就业机会具有显著影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容易在高收入行业就业。建议增加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女性比例，为高学历女性实现科研梦创造条件;通过人力资源市场监管，消除求职应聘对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限制，促进行业内男女协调发展。
关键词：行业性别构成;行业性别平等;行业性别隔离;性别均衡行业;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4-0122-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4.009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获得经济独立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女性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能否和男性一样平等就业，已成为反映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指标。同时，行业作为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内部性别构成对于反映女性经济参与和性别平等至关重要。自1978年至今，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我国行业门类由12个增加到20个，分行业职工人数由1978年的9499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42467万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8》表1-1 全国劳动统计主要指标。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行业门类和就业人员规模不断增加，分行业性别构成情况如何？女性能否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高收入行业中男女比例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性别平等的行业门类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支持女性建功立业、在共享共建中有更多获得感？上述问题亟待进行专门研究。
一、文献述评
以往学者从行业性别隔离的概念界定与分类方法、隔离现状与变化趋势、行业性别歧视的理论解释与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有关概念界定与分类方法研究
有学者认为行业性别隔离分为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两种形式，水平隔离指男女在某一行业中的比例与在全部劳动者中的比例不一致，表明某些行业存在对某一性别的进入门槛;垂直隔离指男女在同一行业中的职位和薪资水平不同，表明行业内部存在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待[1]。
在行业分类方面，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和分类方法，将行业分为2至13类不等，详见表1。
2.有关行业性别差距与变化趋势的研究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行业性别差距明显。兰道（Rendall）认为美国就业结构的转变，促使很多女性从事服务业工作[11]。艾琳（Irene）等认为瑞士女性多被限制在教育、医疗保健和餐饮住宿等少数行业就业[12]。国内学者基于1990年“四普”行业性别构成认为，农林牧渔水利业女性比重高于男性，建筑业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男性比重高于女性。在“四普”的13个行业中，女性比例低于25%的有4个行业[13]。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女性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女性聚集行业和偏女性聚集行业，男性大多集中在中高收入行业[14]。有学者对农民工性别分布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存在行业隔离，女性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薪行业[9]。
尽管如此，仍然有少数学者认为行业性别差距不明显或变化不大。有学者基于麦可思2008届全国本科毕业生抽样数据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行业性别隔离现象并不明显[5];另有学者认为大学生行业选择不存在性别歧视[15]。有学者进行行业性别隔离国际比较后，认为我国行业性别隔离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
在行业性别隔离变化趋势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近年来不同行业的性别隔离有所增加[17]。有学者认为2000—2010年我国各省市城镇单位行业性别隔离度呈上升趋势，东部经济发达省市的行业性别隔离指数虽高但增速较缓;西部欠发达省市行业性别隔离指数虽低但增长速度较快[16]。即使不考虑地区差异，运用D 指数、Ds 指数、Ip 指数及O（x）指数等不同方法测度的不同产业内部性别差距均不断加剧[1，18-19]。特别是将2010年行业性别差距与十年前相比，女性行业结构呈现两极分化，部分传统行业的男性化程度提高，十大垄断行业中女性所占比例下降[1，14]。中国行业性别差距呈扩大趋势与世界上许多国家行业性别隔离程度降低的趋势背道而驰[20]。此外，从山东性别构成差异较大的10种行业来看，1982—1990年情况虽略有改变但变化不大[21]。
3.有关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解释与影响因素研究
有研究指出不但性别在进入不同行业中存在显著差异[21]，而且性别歧视在各种行业分割中表现得最普遍、最广泛[6]。女性因在进入更高收入部门时存在进入壁垒，因而更易进入较低收入的部门[4，22]。另有研究发现，女性在收入最高和最低的行业都存在进入优势，特别是高收入服务业，女性由于性别特征而存在进入优势[6]，高收入行业中的女大学生比例要高于男性[15]。蔡昉、张车伟的研究显示，在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等13个行业就业的女性认为“职业天花板现象在女性群体中表现更为严峻”[23]。另有研究指出，女性进入商业、居住业和公共服务业与进入工业的比值比显著高于男性[24]。
以往学者运用拥挤理论、排队理论对行业性别歧视进行了理论解释。拥挤理论认为女性由于被排擠在某些行业外，并密集在另外一些行业内，此时女性密集行业的女性劳动力供给过多，使得行业内女性工资下降。排队理论认为，女性在求职和升职过程中，排在整个队伍中等靠后位置，所能选择的行业也只能是收入中等偏下的行业[1]。此外，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区域、户口性质、经济发展程度对行业进入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进入较高收入的行业;工作经验对大部分女性的行业进入呈倒“U”型影响;位于中东部地区以及城镇或拥有非农业户口男女劳动者更有利于进入到高收入行业工作[1];经济发达地区的行业性别隔离指数通常也会较高[18]。 4研究述评
以往对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行业进入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内容，对本研究的模型建构具有较大参考意义。然而，以往文献较多集中在研究周期相对较短的行业性别差距方面，
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40多年历程，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于较长时间周期，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以往研究尚未涉及。二是以往对于行业性别差距与变化趋势并未达成一致认识，需要运用全国性、权威性数据作进一步探索。三是对于性别均衡行业的进入限制以及性别与高等教育的交互是否会影响行业性别构成，以往研究尚未涉及。本研究基于上述三方面不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对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二、研究设计
1.概念界定
本研究主要涉及高收入行业、低收入行业和性别均衡行业三个概念。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都是指按照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序后，将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视为高收入行业，分别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将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视为低收入行业，分别包括“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15年三个最高收入行业的年均工资分别为132788元、112935元和90786元，是城镇单位全国平均工资的2.10倍、1.79倍和1.44倍;三個最低收入行业的年均工资分别为31947元、41773元和45524元，占城镇单位全国平均工资的50.52%、66.05%和71.98%。低收入行业，特别是“农林牧渔业”收入水平亟待提高。
性别均衡行业是根据以往研究分类及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妇女占从业人员比例保持在40%以上”的规定目标，将分行业中女性比例占40.0%—49.9%的行业视为性别均衡行业。根据城镇单位分行业性别构成看，制造业（41.28%），批发和零售业（46.6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40.8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3.8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42.47%）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表1-13 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和“表1-16 各地区分行业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5个行业属于性别均衡行业，年均工资分别为551924元、604498元、47046元、45524元和74301元，性别均衡行业的平均工资介于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之间。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在分行业性别构成中，除了少数属于女性或偏女性聚集行业、性别均衡行业外，大部分行业属于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为促进行业性别平等，一是需要有更多女性进入到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二是需要更多男女劳动者进入到性别均衡行业。与第一种促进行业性别平等的方法相比，鉴于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平均工资更高、女性进入阻力更大，可以推断第二种方法的进入难度相对较小。本研究基于排队理论，提出研究假设1：与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相比，女性在进入性别均衡行业时，排队位置相对靠前，更容易进入性别平等行业。
以往研究发现，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与受教育程度、性别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进行低收入行业。与男性相比，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较容易进入低收入行业。本研究拟将性别与高等教育进行交互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进入低收入行业的可能性随之减小。
很多研究发现，普遍存在的“限男性”“男性优先”等招聘性别歧视，限制了女性平等就业机会。与求职应聘相比，组织安排更容易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在跨越性别藩篱后，更容易通过女性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在性别均衡行业实现就业。由此本文提出第3个研究假设：与求职应聘相比，组织安排、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更有利于进入性别平等的行业。
3.所用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包含宏观汇总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宏观汇总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该年鉴提供了1978—2015年城镇单位分行业男女职工数量。微观调查数据来自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调查范围为全国18—64岁男女两性公民，有效样本量为29671。该调查数据采用多阶段PPS抽样方法，具有样本量大、代表性强的特点，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工作获得途径、行业类型、工龄、区域等信息，能够满足本研究对性别均衡行业、高收入行业、低收入行业进入的模型分析。结合我国退休年龄政策，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的年龄限制在18—59岁，共获得21966个有效样本。
4.分析方法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选择如下研究方法。
（1）邓肯指数。邓肯指数又称D指数，由邓肯（Ducan）于1955年提出，经过改良后成为国际上直接衡量性别隔离程度的主要指标。有学者运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同时使用D指数和Ds指数计算的结果非常接近，该学者建议性别隔离研究者，在测度方法上可以优先选择D指数，然后根据研究需要再选择Ds指数或其他指数[16]。鉴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规模大且稳定，D指数能很好地反映行业性别隔离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i和Mi分别表示女性和男性在行业i中的人数，F和M分别表示女性就业人数和男性就业人数，j表示行业总数。D指数的含义是为了消除行业间性别差距，女性或男性需要更换行业的比例。D指数介于0和100之间，如果D=0，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在不同行业中比例相同，不存在任何性别隔离;如果D=100，则说明行业间完全处于性别隔离状态。 （2）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测度性别均衡行业的进入影响因素时，鉴于因变量为“是否在性别均衡行业”属于虚拟变量，适合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推断分析，变量包括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
GEIS表示“是否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PFi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2个自变量。EFi为经济因素，包括工作获得途径、工龄和工龄平方3个自变量，SFi为社会因素，包括城乡、户口性质、地域、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4个自变量。其中，主要自變量为性别、工作获得途径以及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3个变量，控制变量为受教育年限、工龄、工龄平方、城乡、户口性质、地域6个变量。从变量类型看，性别、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城乡、户口性质为虚拟变量;工作获得途径、地域为分类变量;受教育年限、工龄、工龄平方为连续变量。βi、γi、δi分别为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系数。
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因变量既与性别、工作获得途径、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这3 个主要自变量显著相关，也与其他6个控制变量显著相关。表明上述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适合纳入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三、主要研究发现
1.宏观数据分析结果
由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仅提供了不同年份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以及女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因此，本研究只能计算分行业城镇单位性别构成。
（1）高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变化趋势。
高收入行业女性比例总体增加13.45个百分点。在“金融（保险）业”1978—2002年，在我国行业数据为12—16个期间，金融业和保险业合并统计，从2003年行业进一步由16个行业增加到20个行业后，金融业、保险业开始分别统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该行业从2003年起才开始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得以统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个高收入行业中，女性就业人员由1978年的45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575.8万人，女性所占比例由28.66%增加到42.11%。该增加趋势在波动中前行，女性比例先后经历了3次小幅下降和4次小幅提高过程，见图1。
高收入行业内部女性比例“两增一减”。从高收入行业内部看，1978—2015年，女性在金融（保险）业的比例总体经历了不断攀升的过程，由24.62%攀升到51.69%，提高了27.07个百分点。其中，1978—1994年女性所占比例由24.62%提高到39.59%，从1995年起由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后持续了13年之久。从2008起金融业由性别均衡行业转变为偏女性聚集行业，这种势头一直持续至今并达8年之久。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个别年份女性比例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女性比例几乎呈线性增加趋势。该趋势既佐证了王湘红等关于女性在最高收入行业具有进入优势的研究结果[6]，也表明女性在金融（保险）业的进入优势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女性在金融业的比例见图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女性比例由2003年的36.04%提高到2015年的39.1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女性比例在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了4次波动并下降了1.0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7年女性比例跌破28%，其他年份女性比例徘徊在30%—36%之间，总体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势。
（2）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变化趋势。
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总体增加10.56个百分点。在“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2003年起才开始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得以统计。三个低收入行业中，女性就业人员由1978年的307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281.10万人，女性所占比例由34.69%增加到45.24%，共增加10.56个百分点，增加趋势持续、稳定。1978—2002年以“农林牧渔业”为代表的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增加了2.43个百分点。从2003—2015年，伴随“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单独统计，女性在低收入行业中所占比例增加了3.90个百分点。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增加趋势，佐证了王美艳、刘文祈、杨慧、王湘红等的部分研究结论[4，6，14，22]。
低收入行业内部女性比例“两减一增”。2003—2015年，“农林牧渔业”中女性比例分别增加了1.41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女性比例分别减少了0.03和0.42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女性比例增加波动较为频繁，“农林牧渔业”和“住宿和餐饮业”女性比例较为稳定，见图2。
（3）行业总体性别隔离程度增加1倍。
1978—2016年，城镇单位人员规模由9499万人增加到18062.49万人，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规模从3128万人增加到6527万人，女性所占比例由32.93%提高到36.14%。性别均衡行业由1978年的2个行业增加到2015年的3个行业，甚至部分行业由以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后，进一步转变为偏女性聚集行业。其中，制造业由1978年的偏男性聚集行业，到1982年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批发和零售业1978—1991年，批发和零售业与餐饮及仓储业合在一起叫“商业、公共餐饮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1992—2002年叫“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从2003年起独立为“批发和零售业”。
由1978年的偏男性聚集行业，到1981年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后，从2013年起进一步转变为偏女性聚集行业。结合高收入行业女性比例总体增加等研究发现，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容易得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行业性别平等程度具有不断提高的假象。
然而，运用邓肯指数并考虑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后，就会发现D指数从1978年的12.49提高到2015年的24.94，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整整提高了1倍。当然，这种提高趋势既有行业数量增加后，由于行业细分程度提高带来的影响，更有部分行业内部性别不平等加剧带来的影响。该发现与易定红和廖步宏、杨定全和徐枞巍关于不同产业内部性别差距不断加剧的研究结论[16，19]一致。同时，行业不平等变化趋势并非单向、一成不变，而是在有升有降的波动中总体呈现出增加趋势。在本研究涉及的38个年份中，有14个年份的行业性别隔离程度较上一年有所下降，有24个年份的性别隔离程度较上一年增加。由图1、图2、图3可见，在改革开放40年的较长时间周期内，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并非单向，行业性别构成的总体变化与分行业变化趋势也并不一致，任何武断的、简单化的性别平等或性别隔离判断都将存在较大错误风险。 本研究中1978—2015年行业性别隔离的D指数变化趋势与杨定全等对1994—2009年“我国行业性别隔离的测度及趋势研究”[16]相比，相同年份的D指数非常接近，不但弥补了杨定全等研究中1998年D指数缺失的不足，而且还延长了行业性别隔离指数的时间周期。
2.微观数据分析结果
在分析了行业性别不平等状况后，我们需要从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影响因素入手，找准促进行业性别平等的有利因素，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
（1）样本基本特征。
表2数据显示，被访者中男女、城乡分布大致相当，农业户口被访者所占比例比非农业户口高9.74个百分点。被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8年，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访者占16.33%;被访者平均工龄为22.72年，其中2000年参加工作、工龄在10年以内占15.39%。在区域分布方面，来自京、津、沪直辖市和东部地区的被访者占43.72%，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别占30.33%和25.95%。从工作获得途径来看，通过求职应聘实现就业的比例最高（31.19%），通过劳动/人事/组织部门安排/调动获得工作的超过1/4（26.30%），通过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获得工作的比例分别各占20%左右。将工龄和工作获得途径交互分析发现，在2000年前实现就业的被访者中，由劳动/人事/组织部门安排/调动获得工作的比例（29.66%）是2000年以后就业者的2.52倍;而在2000年以后就业者中，由求职/应征/应聘/竞聘获得工作的比例（51.29%）是2000年前就业者1.93倍。
（2）回归分析结果。
首先，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高于男性。
表3中的模型1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是男性的3.74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仅由于性别差异，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即可比同类男性高2.74倍。由分行业年均工资可见，性别均衡行业的年均工资比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低9324.60元，受行业工资差距影响，女性在难以进入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的情况下，相对容易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就业。同时，由性别均衡行业中女性比例（41.95%）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表1-13 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和“表1-16 各地区分行业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相关数据计算得来。距离49.90%的标准还有较大空间，部分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后，既不会因拥挤理论降低性别均衡行业的平均工资，也不会将性别均衡行业转变成女性或偏女性行业，而且会进一步提高性别均衡行业的性别平等程度，验证了第1个研究假设。
其次，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比男性低83.40个百分点，但在同时考虑性别与高等教育的交互作用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够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比对照组（全体男性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提高78.73个百分点。伴随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程度不断提高，2016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超过100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例首次超过一半（50.6%），普通本专科女生1416万人，占52.5%[25]。将该回归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女性比例不断提高背后的本质原因。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低收入行业的概率降低68.84个百分点。第2个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再次，求职应聘以外的工作获得途径可显著增加性别均衡行业就业机会。
工作获得途径对能否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具有显著影响。与普遍存在就业性别歧视的求职应聘相比，组织安排、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均可显著增加性别均衡行业的就业概率，表3显示，上述三种就业途径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的概率分别为0.16倍、2.55倍和4.75倍，这验证了研究假设3。在非求职应聘工作获得途径中，亲友介绍和自主创业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的概率更高。特别是伴随个性化食品加工、电商等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可穿戴电子智能设备和健身娱乐业等体验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相关领域自主创业人员不断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的规模与比例将会有所提高。
最后，控制变量对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具有显著影响。
①增加受教育年限及经济发达程度可显著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概率。模型1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情况下，与受教育年限少的劳动者相比，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可显著提高2.39个百分点。
不同区域劳动者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机会不同，与中部地区相比，京、津、沪直辖市和东部地区可增加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就业机会、减少低收入行业就业机会，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者能够进入性别均衡行业、高收入行业就业机会则与之相反。此外，城镇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可提高2.38倍，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可降低34.27%。由性别均衡行业平均工资低于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可见，本研究发现与杨定全和徐枞巍以及魏真兰有关中东部地区以及城镇或非农业户口男女劳动者更有利于进入到高收入行業工作、经济发达地区的行业性别隔离指数通常也会较高等研究发现[1，16]存在一定差异，该差异对以往研究成果具有补充和修正价值。②
工龄对性别均衡行业以及男性或偏男性行业的影响相反。工龄在影响劳动者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影响曲线呈“U”型，伴随工龄增加，先经历概率减少趋势后，再经历进入性别均衡行业概率增加的过程。与此同时，工龄对进入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该回归结果既验证了魏真兰研究中工龄对行业进入的显著影响[1]，同时也丰富了工龄对性别均衡行业进入的研究发现。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研究结论
（1）行业性别构成变化趋势复杂。改革开放40多年来，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中女性比例总体分别增加了13.45和10.56个百分点，3个高收入行业内部和3个低收入行业内部的女性比例增减不一，行业总体及行业内部性别构成变化趋势也并非一成不变。从1978—2015年，有24个年份的行业性别隔离程度增加，14个年份的行业性别均衡程度提高，行业性别隔离程度增加年份是行业性别均衡程度提高年份的1.71倍，行业性别隔离程度总体增加了1倍。 （2）女性在行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所有行业门类中都有不同比例的女性从业人员。同时，伴随行业门类的不断增加，性别均衡行业数量也有所增加，女性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尽管如此，女性在部分行业中的“半边天”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具体而言，虽然部分高收入行业、低收入行业中女性比例超过50%，但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女性比例不足1/3，不但低于全国总体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也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该状况既不利于女性平等获得就业机会，也不利于通过性别多元化实现行业内部的创新性发展。
（3）性别、教育及工作获得途径可显著影响行业进入机会。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和低收入行业就业;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容易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和高收入行业就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后可显著增加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机会;求职应聘以外的工作获得途径有助于增加性别均衡行业的就业概率。
2.政策启示
女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支持女性建功立业，促进男女共同发展，满足妇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1）增加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女性比例。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伴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学历女性的科研梦想应该得以保障。建议在包括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在内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招人用人过程中，给予高学历女性平等的入职和个人发展机会，尽快扭转该行业女性比例下降趋势，促进行业内性别均衡发展。
（2）促进求职应聘者在性别均衡行业平等就业。
在2000年以来实现就业的被访者中，半数以上通过求职应聘获得工作，求职应聘作为重要的工作获得途径，对行业性别均衡具有显著影响。建议
全面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丸业的通知》，切实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消除求职应聘环节性别歧视，促进女性在性别均衡行业平等就业，这既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女性“半边天”作用，又能增加女性获得感、幸福感，提升经济活力，促进男女共同发展。
3.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从性别视角研究了性别均衡行业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工作获得途径及性别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的研究，填补了以往学界对进入性别均衡行业、高收入行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空白;且较长时间周期的数据分析，为学界呈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行业性别构成及其变化趋势的全貌。研究不足是受统计数据限制，本研究无法对我国总体从业人员的行业性别构成与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受行业门类变化影响，在纵贯40年的数据分析中，部分行业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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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
关键词：行业性别构成;行业性别平等;行业性别隔离;性别均衡行业;变化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9）04-0122-13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9.04.009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是获得经济独立和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条件。女性作为重要的人力资源，能否和男性一样平等就业，已成为反映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指标。同时，行业作为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内部性别构成对于反映女性经济参与和性别平等至关重要。自1978年至今，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我国行业门类由12个增加到20个，分行业职工人数由1978年的9499万人增加到2017年的42467万人《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8》表1-1 全国劳动统计主要指标。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行业门类和就业人员规模不断增加，分行业性别构成情况如何？女性能否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高收入行业中男女比例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性别平等的行业门类数量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如何才能更好地支持女性建功立业、在共享共建中有更多获得感？上述问题亟待进行专门研究。
一、文献述评
以往学者从行业性别隔离的概念界定与分类方法、隔离现状与变化趋势、行业性别歧视的理论解释与影响因素三个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1.有关概念界定与分类方法研究
有学者认为行业性别隔离分为水平隔离和垂直隔离两种形式，水平隔离指男女在某一行业中的比例与在全部劳动者中的比例不一致，表明某些行业存在对某一性别的进入门槛;垂直隔离指男女在同一行业中的职位和薪资水平不同，表明行业内部存在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对待[1]。
在行业分类方面，国内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和分类方法，将行业分为2至13类不等，详见表1。
2.有关行业性别差距与变化趋势的研究
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行业性别差距明显。兰道（Rendall）认为美国就业结构的转变，促使很多女性从事服务业工作[11]。艾琳（Irene）等认为瑞士女性多被限制在教育、医疗保健和餐饮住宿等少数行业就业[12]。国内学者基于1990年“四普”行业性别构成认为，农林牧渔水利业女性比重高于男性，建筑业和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男性比重高于女性。在“四普”的13个行业中，女性比例低于25%的有4个行业[13]。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显示，女性主要集中在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较低的女性聚集行业和偏女性聚集行业，男性大多集中在中高收入行业[14]。有学者对农民工性别分布研究发现，男女农民工存在行业隔离，女性农民工较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低薪行业[9]。
尽管如此，仍然有少数学者认为行业性别差距不明显或变化不大。有学者基于麦可思2008届全国本科毕业生抽样数据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行业性别隔离现象并不明显[5];另有学者认为大学生行业选择不存在性别歧视[15]。有学者进行行业性别隔离国际比较后，认为我国行业性别隔离度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6]。
在行业性别隔离变化趋势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近年来不同行业的性别隔离有所增加[17]。有学者认为2000—2010年我国各省市城镇单位行业性别隔离度呈上升趋势，东部经济发达省市的行业性别隔离指数虽高但增速较缓;西部欠发达省市行业性别隔离指数虽低但增长速度较快[16]。即使不考虑地区差异，运用D 指数、Ds 指数、Ip 指数及O（x）指数等不同方法测度的不同产业内部性别差距均不断加剧[1，18-19]。特别是将2010年行业性别差距与十年前相比，女性行业结构呈现两极分化，部分传统行业的男性化程度提高，十大垄断行业中女性所占比例下降[1，14]。中国行业性别差距呈扩大趋势与世界上许多国家行业性别隔离程度降低的趋势背道而驰[20]。此外，从山东性别构成差异较大的10种行业来看，1982—1990年情况虽略有改变但变化不大[21]。
3.有关行业性别隔离的理论解释与影响因素研究
有研究指出不但性别在进入不同行业中存在显著差异[21]，而且性别歧视在各种行业分割中表现得最普遍、最广泛[6]。女性因在进入更高收入部门时存在进入壁垒，因而更易进入较低收入的部门[4，22]。另有研究发现，女性在收入最高和最低的行业都存在进入优势，特别是高收入服务业，女性由于性别特征而存在进入优势[6]，高收入行业中的女大学生比例要高于男性[15]。蔡昉、张车伟的研究显示，在贸易/批发/零售/租赁业、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业等13个行业就业的女性认为“职业天花板现象在女性群体中表现更为严峻”[23]。另有研究指出，女性进入商业、居住业和公共服务业与进入工业的比值比显著高于男性[24]。
以往学者运用拥挤理论、排队理论对行业性别歧视进行了理论解释。拥挤理论认为女性由于被排擠在某些行业外，并密集在另外一些行业内，此时女性密集行业的女性劳动力供给过多，使得行业内女性工资下降。排队理论认为，女性在求职和升职过程中，排在整个队伍中等靠后位置，所能选择的行业也只能是收入中等偏下的行业[1]。此外，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区域、户口性质、经济发展程度对行业进入具有重要影响。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能进入较高收入的行业;工作经验对大部分女性的行业进入呈倒“U”型影响;位于中东部地区以及城镇或拥有非农业户口男女劳动者更有利于进入到高收入行业工作[1];经济发达地区的行业性别隔离指数通常也会较高[18]。 4研究述评
以往对行业性别隔离的研究成果，特别是行业进入的影响因素及相关内容，对本研究的模型建构具有较大参考意义。然而，以往文献较多集中在研究周期相对较短的行业性别差距方面，
在我国改革开放走过40多年历程，经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以往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对于较长时间周期，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以往研究尚未涉及。二是以往对于行业性别差距与变化趋势并未达成一致认识，需要运用全国性、权威性数据作进一步探索。三是对于性别均衡行业的进入限制以及性别与高等教育的交互是否会影响行业性别构成，以往研究尚未涉及。本研究基于上述三方面不足，结合我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性别平等状况，对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探讨。
二、研究设计
1.概念界定
本研究主要涉及高收入行业、低收入行业和性别均衡行业三个概念。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都是指按照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分行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由高到低排序后，将收入最高的三个行业视为高收入行业，分别包括“金融（保险）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将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视为低收入行业，分别包括“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2015年三个最高收入行业的年均工资分别为132788元、112935元和90786元，是城镇单位全国平均工资的2.10倍、1.79倍和1.44倍;三個最低收入行业的年均工资分别为31947元、41773元和45524元，占城镇单位全国平均工资的50.52%、66.05%和71.98%。低收入行业，特别是“农林牧渔业”收入水平亟待提高。
性别均衡行业是根据以往研究分类及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妇女占从业人员比例保持在40%以上”的规定目标，将分行业中女性比例占40.0%—49.9%的行业视为性别均衡行业。根据城镇单位分行业性别构成看，制造业（41.28%），批发和零售业（46.67%），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40.8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43.82%），文化体育和娱乐业（42.47%）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表1-13 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和“表1-16 各地区分行业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相关数据计算得来。
5个行业属于性别均衡行业，年均工资分别为551924元、604498元、47046元、45524元和74301元，性别均衡行业的平均工资介于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之间。
2.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在分行业性别构成中，除了少数属于女性或偏女性聚集行业、性别均衡行业外，大部分行业属于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为促进行业性别平等，一是需要有更多女性进入到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二是需要更多男女劳动者进入到性别均衡行业。与第一种促进行业性别平等的方法相比，鉴于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平均工资更高、女性进入阻力更大，可以推断第二种方法的进入难度相对较小。本研究基于排队理论，提出研究假设1：与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相比，女性在进入性别均衡行业时，排队位置相对靠前，更容易进入性别平等行业。
以往研究发现，高收入行业与低收入行业的从业人员与受教育程度、性别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进入高收入行业;受教育程度越低，越容易进行低收入行业。与男性相比，女性受教育程度较低，较容易进入低收入行业。本研究拟将性别与高等教育进行交互分析，提出研究假设2：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可能性会大大提高，进入低收入行业的可能性随之减小。
很多研究发现，普遍存在的“限男性”“男性优先”等招聘性别歧视，限制了女性平等就业机会。与求职应聘相比，组织安排更容易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在跨越性别藩篱后，更容易通过女性自身的能力和努力，在性别均衡行业实现就业。由此本文提出第3个研究假设：与求职应聘相比，组织安排、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更有利于进入性别平等的行业。
3.所用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包含宏观汇总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宏观汇总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该年鉴提供了1978—2015年城镇单位分行业男女职工数量。微观调查数据来自2010年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开展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调查范围为全国18—64岁男女两性公民，有效样本量为29671。该调查数据采用多阶段PPS抽样方法，具有样本量大、代表性强的特点，调查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户口性质、受教育程度、就业状况、工作获得途径、行业类型、工龄、区域等信息，能够满足本研究对性别均衡行业、高收入行业、低收入行业进入的模型分析。结合我国退休年龄政策，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的年龄限制在18—59岁，共获得21966个有效样本。
4.分析方法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选择如下研究方法。
（1）邓肯指数。邓肯指数又称D指数，由邓肯（Ducan）于1955年提出，经过改良后成为国际上直接衡量性别隔离程度的主要指标。有学者运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相关数据，同时使用D指数和Ds指数计算的结果非常接近，该学者建议性别隔离研究者，在测度方法上可以优先选择D指数，然后根据研究需要再选择Ds指数或其他指数[16]。鉴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来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规模大且稳定，D指数能很好地反映行业性别隔离情况。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Fi和Mi分别表示女性和男性在行业i中的人数，F和M分别表示女性就业人数和男性就业人数，j表示行业总数。D指数的含义是为了消除行业间性别差距，女性或男性需要更换行业的比例。D指数介于0和100之间，如果D=0，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在不同行业中比例相同，不存在任何性别隔离;如果D=100，则说明行业间完全处于性别隔离状态。 （2）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测度性别均衡行业的进入影响因素时，鉴于因变量为“是否在性别均衡行业”属于虚拟变量，适合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进行推断分析，变量包括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回归分析模型如下：
其中，
GEIS表示“是否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PFi为个人因素，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2个自变量。EFi为经济因素，包括工作获得途径、工龄和工龄平方3个自变量，SFi为社会因素，包括城乡、户口性质、地域、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4个自变量。其中，主要自變量为性别、工作获得途径以及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3个变量，控制变量为受教育年限、工龄、工龄平方、城乡、户口性质、地域6个变量。从变量类型看，性别、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城乡、户口性质为虚拟变量;工作获得途径、地域为分类变量;受教育年限、工龄、工龄平方为连续变量。βi、γi、δi分别为个人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系数。
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因变量既与性别、工作获得途径、性别和高等教育交互项这3 个主要自变量显著相关，也与其他6个控制变量显著相关。表明上述自变量和控制变量适合纳入模型并进行回归分析。
三、主要研究发现
1.宏观数据分析结果
由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仅提供了不同年份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以及女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因此，本研究只能计算分行业城镇单位性别构成。
（1）高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变化趋势。
高收入行业女性比例总体增加13.45个百分点。在“金融（保险）业”1978—2002年，在我国行业数据为12—16个期间，金融业和保险业合并统计，从2003年行业进一步由16个行业增加到20个行业后，金融业、保险业开始分别统计。、“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该行业从2003年起才开始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得以统计。“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三个高收入行业中，女性就业人员由1978年的45万人增加到2015年的575.8万人，女性所占比例由28.66%增加到42.11%。该增加趋势在波动中前行，女性比例先后经历了3次小幅下降和4次小幅提高过程，见图1。
高收入行业内部女性比例“两增一减”。从高收入行业内部看，1978—2015年，女性在金融（保险）业的比例总体经历了不断攀升的过程，由24.62%攀升到51.69%，提高了27.07个百分点。其中，1978—1994年女性所占比例由24.62%提高到39.59%，从1995年起由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后持续了13年之久。从2008起金融业由性别均衡行业转变为偏女性聚集行业，这种势头一直持续至今并达8年之久。除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等个别年份女性比例有所下降外，其他年份女性比例几乎呈线性增加趋势。该趋势既佐证了王湘红等关于女性在最高收入行业具有进入优势的研究结果[6]，也表明女性在金融（保险）业的进入优势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女性在金融业的比例见图1。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女性比例由2003年的36.04%提高到2015年的39.18%。“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女性比例在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了4次波动并下降了1.05个百分点。特别是2007年女性比例跌破28%，其他年份女性比例徘徊在30%—36%之间，总体呈现出波动中下降的趋势。
（2）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变化趋势。
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总体增加10.56个百分点。在“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从2003年起才开始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得以统计。三个低收入行业中，女性就业人员由1978年的307万人减少到2015年的281.10万人，女性所占比例由34.69%增加到45.24%，共增加10.56个百分点，增加趋势持续、稳定。1978—2002年以“农林牧渔业”为代表的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增加了2.43个百分点。从2003—2015年，伴随“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单独统计，女性在低收入行业中所占比例增加了3.90个百分点。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女性比例增加趋势，佐证了王美艳、刘文祈、杨慧、王湘红等的部分研究结论[4，6，14，22]。
低收入行业内部女性比例“两减一增”。2003—2015年，“农林牧渔业”中女性比例分别增加了1.41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中女性比例分别减少了0.03和0.42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女性比例增加波动较为频繁，“农林牧渔业”和“住宿和餐饮业”女性比例较为稳定，见图2。
（3）行业总体性别隔离程度增加1倍。
1978—2016年，城镇单位人员规模由9499万人增加到18062.49万人，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规模从3128万人增加到6527万人，女性所占比例由32.93%提高到36.14%。性别均衡行业由1978年的2个行业增加到2015年的3个行业，甚至部分行业由以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后，进一步转变为偏女性聚集行业。其中，制造业由1978年的偏男性聚集行业，到1982年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批发和零售业1978—1991年，批发和零售业与餐饮及仓储业合在一起叫“商业、公共餐饮业、物资供销和仓储业”，1992—2002年叫“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从2003年起独立为“批发和零售业”。
由1978年的偏男性聚集行业，到1981年转变为性别均衡行业后，从2013年起进一步转变为偏女性聚集行业。结合高收入行业女性比例总体增加等研究发现，如果仅从表面上看，容易得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行业性别平等程度具有不断提高的假象。
然而，运用邓肯指数并考虑行业内部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后，就会发现D指数从1978年的12.49提高到2015年的24.94，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整整提高了1倍。当然，这种提高趋势既有行业数量增加后，由于行业细分程度提高带来的影响，更有部分行业内部性别不平等加剧带来的影响。该发现与易定红和廖步宏、杨定全和徐枞巍关于不同产业内部性别差距不断加剧的研究结论[16，19]一致。同时，行业不平等变化趋势并非单向、一成不变，而是在有升有降的波动中总体呈现出增加趋势。在本研究涉及的38个年份中，有14个年份的行业性别隔离程度较上一年有所下降，有24个年份的性别隔离程度较上一年增加。由图1、图2、图3可见，在改革开放40年的较长时间周期内，行业性别构成的变化趋势并非单向，行业性别构成的总体变化与分行业变化趋势也并不一致，任何武断的、简单化的性别平等或性别隔离判断都将存在较大错误风险。 本研究中1978—2015年行业性别隔离的D指数变化趋势与杨定全等对1994—2009年“我国行业性别隔离的测度及趋势研究”[16]相比，相同年份的D指数非常接近，不但弥补了杨定全等研究中1998年D指数缺失的不足，而且还延长了行业性别隔离指数的时间周期。
2.微观数据分析结果
在分析了行业性别不平等状况后，我们需要从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影响因素入手，找准促进行业性别平等的有利因素，探索有效的解决途径。
（1）样本基本特征。
表2数据显示，被访者中男女、城乡分布大致相当，农业户口被访者所占比例比非农业户口高9.74个百分点。被访者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68年，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访者占16.33%;被访者平均工龄为22.72年，其中2000年参加工作、工龄在10年以内占15.39%。在区域分布方面，来自京、津、沪直辖市和东部地区的被访者占43.72%，来自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分别占30.33%和25.95%。从工作获得途径来看，通过求职应聘实现就业的比例最高（31.19%），通过劳动/人事/组织部门安排/调动获得工作的超过1/4（26.30%），通过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获得工作的比例分别各占20%左右。将工龄和工作获得途径交互分析发现，在2000年前实现就业的被访者中，由劳动/人事/组织部门安排/调动获得工作的比例（29.66%）是2000年以后就业者的2.52倍;而在2000年以后就业者中，由求职/应征/应聘/竞聘获得工作的比例（51.29%）是2000年前就业者1.93倍。
（2）回归分析结果。
首先，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高于男性。
表3中的模型1显示，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是男性的3.74倍。这表明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仅由于性别差异，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即可比同类男性高2.74倍。由分行业年均工资可见，性别均衡行业的年均工资比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低9324.60元，受行业工资差距影响，女性在难以进入男性或偏男性聚集行业的情况下，相对容易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就业。同时，由性别均衡行业中女性比例（41.95%）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12》“表1-13 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末人数”和“表1-16 各地区分行业城镇单位女性就业人员年末人数”相关数据计算得来。距离49.90%的标准还有较大空间，部分女性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后，既不会因拥挤理论降低性别均衡行业的平均工资，也不会将性别均衡行业转变成女性或偏女性行业，而且会进一步提高性别均衡行业的性别平等程度，验证了第1个研究假设。
其次，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可能进入高收入行业。
在控制其他因素后，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比男性低83.40个百分点，但在同时考虑性别与高等教育的交互作用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能够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比对照组（全体男性及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群体）提高78.73个百分点。伴随教育领域性别平等程度不断提高，2016年，高等教育在校生中女研究生超过100万人，占全部研究生的比例首次超过一半（50.6%），普通本专科女生1416万人，占52.5%[25]。将该回归结果与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断提高结合起来看，可以发现金融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女性比例不断提高背后的本质原因。与此同时，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进入低收入行业的概率降低68.84个百分点。第2个研究假设得以验证。
再次，求职应聘以外的工作获得途径可显著增加性别均衡行业就业机会。
工作获得途径对能否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具有显著影响。与普遍存在就业性别歧视的求职应聘相比，组织安排、亲友介绍和自己创业均可显著增加性别均衡行业的就业概率，表3显示，上述三种就业途径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的概率分别为0.16倍、2.55倍和4.75倍，这验证了研究假设3。在非求职应聘工作获得途径中，亲友介绍和自主创业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的概率更高。特别是伴随个性化食品加工、电商等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及可穿戴电子智能设备和健身娱乐业等体验经济、共享经济的发展，相关领域自主创业人员不断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的规模与比例将会有所提高。
最后，控制变量对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具有显著影响。
①增加受教育年限及经济发达程度可显著增加在性别均衡行业就业概率。模型1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情况下，与受教育年限少的劳动者相比，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可显著提高2.39个百分点。
不同区域劳动者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机会不同，与中部地区相比，京、津、沪直辖市和东部地区可增加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就业机会、减少低收入行业就业机会，而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劳动者能够进入性别均衡行业、高收入行业就业机会则与之相反。此外，城镇女性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概率可提高2.38倍，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概率可降低34.27%。由性别均衡行业平均工资低于高收入行业平均工资可见，本研究发现与杨定全和徐枞巍以及魏真兰有关中东部地区以及城镇或非农业户口男女劳动者更有利于进入到高收入行業工作、经济发达地区的行业性别隔离指数通常也会较高等研究发现[1，16]存在一定差异，该差异对以往研究成果具有补充和修正价值。②
工龄对性别均衡行业以及男性或偏男性行业的影响相反。工龄在影响劳动者进入性别均衡行业的影响曲线呈“U”型，伴随工龄增加，先经历概率减少趋势后，再经历进入性别均衡行业概率增加的过程。与此同时，工龄对进入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该回归结果既验证了魏真兰研究中工龄对行业进入的显著影响[1]，同时也丰富了工龄对性别均衡行业进入的研究发现。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1.研究结论
（1）行业性别构成变化趋势复杂。改革开放40多年来，高收入行业和低收入行业中女性比例总体分别增加了13.45和10.56个百分点，3个高收入行业内部和3个低收入行业内部的女性比例增减不一，行业总体及行业内部性别构成变化趋势也并非一成不变。从1978—2015年，有24个年份的行业性别隔离程度增加，14个年份的行业性别均衡程度提高，行业性别隔离程度增加年份是行业性别均衡程度提高年份的1.71倍，行业性别隔离程度总体增加了1倍。 （2）女性在行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所有行业门类中都有不同比例的女性从业人员。同时，伴随行业门类的不断增加，性别均衡行业数量也有所增加，女性在行业发展中发挥了“半边天”的作用。尽管如此，女性在部分行业中的“半边天”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具体而言，虽然部分高收入行业、低收入行业中女性比例超过50%，但是“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行业中，女性比例不足1/3，不但低于全国总体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也低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中女性比例。该状况既不利于女性平等获得就业机会，也不利于通过性别多元化实现行业内部的创新性发展。
（3）性别、教育及工作获得途径可显著影响行业进入机会。
与男性相比，女性更容易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和低收入行业就业;受教育年限越长，越容易进入性别均衡行业和高收入行业就业。女性接受高等教育后可显著增加进入高收入行业的机会;求职应聘以外的工作获得途径有助于增加性别均衡行业的就业概率。
2.政策启示
女性为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为全面深化改革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了更好地支持女性建功立业，促进男女共同发展，满足妇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本研究具有以下政策含义。
（1）增加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女性比例。
在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每一位妇女都有人生出彩和梦想成真的机会。伴随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及以上学历教育的比例越来越高，高学历女性的科研梦想应该得以保障。建议在包括研究和试验发展、专业技术服务业、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在内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招人用人过程中，给予高学历女性平等的入职和个人发展机会，尽快扭转该行业女性比例下降趋势，促进行业内性别均衡发展。
（2）促进求职应聘者在性别均衡行业平等就业。
在2000年以来实现就业的被访者中，半数以上通过求职应聘获得工作，求职应聘作为重要的工作获得途径，对行业性别均衡具有显著影响。建议
全面落实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规范招聘行为促进妇女丸业的通知》，切实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消除求职应聘环节性别歧视，促进女性在性别均衡行业平等就业，这既有助于更好地发挥女性“半边天”作用，又能增加女性获得感、幸福感，提升经济活力，促进男女共同发展。
3.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从性别视角研究了性别均衡行业的影响因素，特别是工作获得途径及性别与受教育程度交互项的研究，填补了以往学界对进入性别均衡行业、高收入行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空白;且较长时间周期的数据分析，为学界呈现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行业性别构成及其变化趋势的全貌。研究不足是受统计数据限制，本研究无法对我国总体从业人员的行业性别构成与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受行业门类变化影响，在纵贯40年的数据分析中，部分行业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结果的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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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方 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