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在来科大的路上，来接我的小车司机很自豪地告诉我：科大在一个国际大学排行榜上已经超越港大。这个排名版本是否足够权威，我不大清楚。但是我深深地相信，在座的香港科大的老师与同学们一定都出类拔萃。所以，我面对大家，感到既荣幸，又惶恐。
我不太敢做演讲。首先，是因为我的闽南普通话不够标准。其次，倘若我真能把我的想法、感受表达得清清楚楚，我也就不写诗了。正是因为我没有逻辑，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所以只好写诗。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的小故事，包括我与《今天》的缘分，还有《致橡树》等诗歌的写作历程。
先说说《今天》这本杂志。我曾参加过北大的诗歌节，当时，我与北大的孩子们谈到过这本杂志。他们的反应令我感到诧异，也很难过。他们都来自于中国最好的中文系，居然问我：你们当时办《今天》是不是为了盈利？我确实没办法跟他们解释。因为在创办初期，《今天》杂志真是既艰难又窘迫，是几位同仁凑钱，提着浆糊桶，把油印的诗歌贴在西单的一面墙上。《今天》的创办人是北岛，在《今天》创办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北岛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离我们很近。很多同学一想到到我们，都以为我们是一些老态龙钟的诗人，今天没有坐轮椅过来都会觉得奇怪。大家也许都觉得作家很遥远，其实作家们也是普通人。如果你们在校园里看到苏童，也许你们未必能认出他来，因为他就穿着普通的T恤、外套，与我们身边的同学、老师没什么区别。
国内国外，大家都说我是“朦胧诗歌”的代表人物，其实我是“被朦胧”。我曾跟顾城谈到过这个问题，顾城对此也是嗤之以鼻，他也不认为他是“朦胧诗人”。要是问北岛，他肯定也不觉得他是所谓的朦胧诗人。朦胧诗的缘起和发展，说来话长，今天暂且不赘言了。我住在福建，为什么能被卷到这个事件的中心，并且成为新诗潮的中心人物，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我曾经也为这个事情哭过，因为当时确实很害怕：我本是在福建（边远地区）的一个女工——一个灯泡工人，一下子变成了焦点；一时间很多批判的声音出现，当时害怕极了。说来说去还是《致橡树》惹的祸，这首诗写在1977年，现在看，它简直成为一个甜蜜的噩梦。因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介绍舒婷，主持人就会说：这是写《致橡树》的舒婷。于是，“舒婷”这个名字就与“致橡树”等同了。到国外的朗诵会，我总不愿朗诵《致橡树》。但是，当我朗诵完我的其他诗歌，总会有观众问起这首诗。比如去年5月在洛杉矶理工大学时，一位中年人，也是一位老读者，在我朗诵完之后，走到通道中间对我说：舒婷老师，您还是读一读《致橡树》吧。于是，我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再读一遍这首诗，冒充着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一边读一边“恶心”自己。
我家地址曾被印在鼓浪屿的导游地图上。我抗议过，因为总是被游客一大清早敲门，去开门时，他们会说：舒婷老师，我们还要赶飞机，可不可以跟我们照个相？大家可以想象，早上六点钟，我还没有洗漱呢！因为我的抗议，现在鼓浪屿的导游地图就把我家地址抹去了。但是，现在我还常听到导游在我家巷口拿着话筒在咕噜咕噜地说，具体说什么我听不清，但总是隐隐约约地听到“致橡树”三个字。还有一次，我在国内的酒店住宿。大堂经理看到了我的登机牌，就问：请问您是写《致橡树》的舒婷吗？我在结婚的时候就是读你的诗。于是，我就开玩笑似的问他，那你和太太现在还好吗？
我这么说，不是给《致橡树》做广告，因为我不认为它是我写得最好的诗。如果在座的同学还能记得《致橡树》，或许都是你们中学语文老师的功劳，因为一般来说，他们那一辈人都是我的读者，而且他们大多也比较喜欢我的诗作。所以，在给你们上课的时候，他们倾注了他们的感情和年轻时的梦想。而你们，因为能体会到老师们的热情，也就把这首诗记住了。这首诗之外，我还写有《神女峰》。很多女孩曾跟我说：舒婷老师，我找不到我生活中的橡树。于是，我就写了《神女峰》。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对《致橡树》的纠正，或者说是一种弥补。
言归正传，我现在讲讲《致橡树》是如何写成的。1977年的初夏，当时的鼓浪屿并没有很多游客。在一个夜来香弥漫的晚上，我陪着我的老师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闲谈。他的一生有过很多坎坷经历，他与我聊他遇到过的女性，他说有的女性漂亮，但没有头脑；有的女性有头脑，但又不漂亮；还有些女性既漂亮又有才华，可是不温柔。我听后很生气。怎么男人看女人的眼光那么挑剔？又要温柔，又要漂亮，又要有才气。女性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对理想中的伴侣有所希冀。所以，那天回到家，我一口气写成了《致橡树》，我记得那时我还发着高烧。第二天，我就把这首诗送给了蔡其矫老师。他抄在一张废纸上，塞进他的书包。蔡老师与诗人艾青是老朋友。后来，蔡老师就把这首诗带到了北京，给艾青看，还跟艾老说：这首诗是我们福建的一位青年女工写的。艾青看了非常喜欢。据说艾青从来不抄别人的诗，但他竟把这首诗抄在了本子上。那时候是1977年，艾青还没有平反，他眼睛很不好，就呆在家里；他住在史家胡同，北岛天天陪着他。北岛偶然间看到了这首《致橡树》，他就开始与我通信。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给我的信件。他当时还附了他的五首诗，其中包括《回答》、《一切》等诗作。接到他的信件和诗歌令我非常震动，因为当时我只能在边远的福建偷偷地写诗。这些诗还被当时的知青谱成吉他曲，可我不敢说是我写的。有时候，我写好的诗随手放在桌子上，被其他人看到了，我只能说那是我摘抄的外国诗歌。我向来孤单得很，可是，接到北岛的信后，我才知道在北方，还有一位与我一样不愿写“假大空”诗歌的人，而是书写自己的想法，这真是理想主义者在互相取暖。我特别激动，顿时觉得更有勇气创作了，于是，我们就一直通信。
1978年，北岛与芒克在北京共同创办了《今天》杂志。第一期是油印的，很薄，质量也不好。这一期发表了我、北岛、芒克和蔡其矫四个人的诗歌，还有一些小说和其他作品，贴在当时的西单那面墙上。北岛向我征求意见，要把《致橡树》发表在民间刊物上。我很激动的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做“龚舒婷”，其中，“龚”是我的姓氏。但是北岛提议把“龚”字去掉，只留下“舒婷”二字。这首诗本名“橡树”，北岛建议改成“致橡树”，他说这也是艾青的意见。从此《橡树》就变成了《致橡树》，我的名字也变成了“舒婷”。对此，我父亲非常愤怒。我本名叫“龚佩瑜”，他觉得这个“龚”字太重要了。有一次，我父亲去西湖游玩，正巧碰到公刘、谢冕等文人，于是，我父亲就被邀请到船上。公刘对他说：“舒老先生请坐在这里。”我父亲听后很生气，拂袖而去，说道：我不是舒老先生，是龚老先生！ 因为我经常领稿费，收到各种邀请函，而身份证上的名字与我的笔名又不一样，于是造成很多麻烦。厦门户籍处的处长，是我的粉丝，他跟我说，办新身份证的时候可以把我的名字改过来。我想了想，如果我改了，我父亲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所以也就算了，这当然都是题外话。2007年有过一个调查：在厦门，有二百七十多位名字叫“舒婷”的人，除我之外的所有的人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只有我是1952年生人。调查者就想组织所有的“舒婷”参加一个活动，问我去不去，我就说不去。今天与大家分享，其实就是为了开心一下。
《致橡树》这首诗贴出之后，北岛告诉我，在我之前，中国读者读的都是很革命的诗，这首诗出来之后，很多人就用钢笔、铅笔、圆珠笔在这首诗下面作了很多批注。北岛说，如果这算一个测验的话，我的票数一定最高。一年以后，《诗刊》的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老师将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79年4月号上。这首诗发表后，我没有拿到稿费。后来，北岛不好意思地说稿费只有十块钱，他们拿去喝酒了。因为《诗刊》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就把这十块钱交给了《今天》。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拿到这笔稿费。
为什么我还要谈谈《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呢？这是因为这首诗与《致橡树》之间还有一点关系。《致橡树》发表以后，邵燕祥老师就通过蔡其矫老师给我带了话，他说：舒婷是你们福建的青年诗人，请她有好的诗作就向《诗刊》投稿。我当时太年轻气盛，认为《诗刊》太官方，所以没有把邵老师的话当回事。我当时在厦门灯泡厂焊灯泡，在流水线上工作。我还是一名先进工作者，工作很努力。因为我想如果我焊得快，我还能帮助其他工友。当然，我干活很有效率也很利索，也是为了给自己留出空间和时间。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很多年轻人都觉得祖国的发展很有希望，觉得我们的民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所以，我在焊灯泡的时候，写出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一边工作，一边构思着我的诗歌，所以手被锡纸烫满了水泡。我当时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这首诗，可现在看，也不太喜欢了。当时写完以后，我就把它给了蔡其矫老师，请他寄到北京。蔡其矫老师读后也觉得不错，就抄在格子稿纸上，寄给广东一本名叫《作品》的杂志。在八十年代初，《作品》是一个思想开明的杂志，像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很有争议的作品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可没想到这首诗寄到《作品》那里，却遭遇了退稿。蔡其矫老师就把退稿信和诗歌一起寄还给了我。我记得非常清楚，退稿信上写着：这首诗写得晦涩、低沉，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本色。我很不服气，我本就是一个青年女工，天天在流水线上工作，你只是一位编辑，凭什么说我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本色呢？这时候，我突然想起《诗刊》邵燕祥老师的约稿，于是，我就把这首诗连同《这也是一切》和《四月的黄昏》，像插扑克一样插在一起，寄给了邵老师。我当时带着些孩子气，请他为这件事评评理。那时，《诗刊》的7月号已在编订中。《诗刊》的审核周期很长，如果走审核程序，至少要等半年。邵燕祥老师当机立断地将别的诗抽掉，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安插进去，发表是在1979年的7月号上。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孙道临先生朗诵了我的诗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孙先生朗诵得很感人。从那之后，我的名字才被公众所熟知。
大部分人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致橡树》当成我的代表作。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不是你最好的作品？我一定说“不”，但我也不愿伤害我的读者的感情。比如说有一些编辑想把《致橡树》改编成歌曲，前提是要改动一到两个字以适合演唱，但我没有同意，即使他们提出的酬金很高。因为，我考虑到很多人都对这两首诗有了感情，特别是我的老读者。还有一个电视剧名叫《相思树》，制片方想要把剧名改为《致橡树》，我也没有同意。
讲到这里，大家再来看我的这两首诗，是不是不“朦胧”了？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下，人的意识尚不能从“假大空”这种概念化的诗坛抽离。当时的标准都比较僵硬，同时也有政治标准来左右审美标准。1980年《福建文学》组织了整整一年的研讨会，讨论我的诗作。刚开始，都是反对的声音。我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说：舒婷的诗玩弄感情。我一听，就痛哭着跑出去，觉得自己是没有经过社会锻炼的。我确实第一次经历这种风浪，所以难以接受。还是在那次会议上，有位朋友发言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了二十多年诗，还当了二十多年的诗歌编辑，可我却看不懂《四月的黄昏》，别人就更看不懂了。我当时气急了，说：你不懂，你儿子懂；你儿子不懂，你孙子懂。就是这一句话被别人捉住了，人们都认为舒婷这个人很傲慢。现在看，还轮不到“儿子”，大家都懂了。
刚才说到在中国流传很广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致橡树》，我还想谈谈《风暴过去之后》，这首诗写在1980年渤海湾事件之后。2015年8月，我去剑桥参加徐志摩诗歌节，正好听到震动全国的天津港爆炸事件。《北京青年报》的官网想要刊发这首诗，可联系不上我。于是，他们就先节选了几节，发表在网站上。后来，我刚下飞机就接到电话，得知他们想用这首诗。我当时很难过，也很欣慰，一个诗人的诗被用在这种场合，真不知道是该难过还是高兴。我同意了，后来，他们就又全文刊发了一次。这首诗歌写于1980年，到现在已有三十六年了，还有新知、读者，对一个诗人来讲是很高的奖赏与安慰。
我不太敢做演讲。首先，是因为我的闽南普通话不够标准。其次，倘若我真能把我的想法、感受表达得清清楚楚，我也就不写诗了。正是因为我没有逻辑，不能清晰地表达自己，所以只好写诗。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讲我的小故事，包括我与《今天》的缘分，还有《致橡树》等诗歌的写作历程。
先说说《今天》这本杂志。我曾参加过北大的诗歌节，当时，我与北大的孩子们谈到过这本杂志。他们的反应令我感到诧异，也很难过。他们都来自于中国最好的中文系，居然问我：你们当时办《今天》是不是为了盈利？我确实没办法跟他们解释。因为在创办初期，《今天》杂志真是既艰难又窘迫，是几位同仁凑钱，提着浆糊桶，把油印的诗歌贴在西单的一面墙上。《今天》的创办人是北岛，在《今天》创办三十周年的时候，我到香港参加纪念活动。北岛现在在香港中文大学执教，离我们很近。很多同学一想到到我们，都以为我们是一些老态龙钟的诗人，今天没有坐轮椅过来都会觉得奇怪。大家也许都觉得作家很遥远，其实作家们也是普通人。如果你们在校园里看到苏童，也许你们未必能认出他来，因为他就穿着普通的T恤、外套，与我们身边的同学、老师没什么区别。
国内国外，大家都说我是“朦胧诗歌”的代表人物，其实我是“被朦胧”。我曾跟顾城谈到过这个问题，顾城对此也是嗤之以鼻，他也不认为他是“朦胧诗人”。要是问北岛，他肯定也不觉得他是所谓的朦胧诗人。朦胧诗的缘起和发展，说来话长，今天暂且不赘言了。我住在福建，为什么能被卷到这个事件的中心，并且成为新诗潮的中心人物，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我曾经也为这个事情哭过，因为当时确实很害怕：我本是在福建（边远地区）的一个女工——一个灯泡工人，一下子变成了焦点；一时间很多批判的声音出现，当时害怕极了。说来说去还是《致橡树》惹的祸，这首诗写在1977年，现在看，它简直成为一个甜蜜的噩梦。因为无论走到哪里，只要介绍舒婷，主持人就会说：这是写《致橡树》的舒婷。于是，“舒婷”这个名字就与“致橡树”等同了。到国外的朗诵会，我总不愿朗诵《致橡树》。但是，当我朗诵完我的其他诗歌，总会有观众问起这首诗。比如去年5月在洛杉矶理工大学时，一位中年人，也是一位老读者，在我朗诵完之后，走到通道中间对我说：舒婷老师，您还是读一读《致橡树》吧。于是，我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再读一遍这首诗，冒充着二十多岁的女孩子，一边读一边“恶心”自己。
我家地址曾被印在鼓浪屿的导游地图上。我抗议过，因为总是被游客一大清早敲门，去开门时，他们会说：舒婷老师，我们还要赶飞机，可不可以跟我们照个相？大家可以想象，早上六点钟，我还没有洗漱呢！因为我的抗议，现在鼓浪屿的导游地图就把我家地址抹去了。但是，现在我还常听到导游在我家巷口拿着话筒在咕噜咕噜地说，具体说什么我听不清，但总是隐隐约约地听到“致橡树”三个字。还有一次，我在国内的酒店住宿。大堂经理看到了我的登机牌，就问：请问您是写《致橡树》的舒婷吗？我在结婚的时候就是读你的诗。于是，我就开玩笑似的问他，那你和太太现在还好吗？
我这么说，不是给《致橡树》做广告，因为我不认为它是我写得最好的诗。如果在座的同学还能记得《致橡树》，或许都是你们中学语文老师的功劳，因为一般来说，他们那一辈人都是我的读者，而且他们大多也比较喜欢我的诗作。所以，在给你们上课的时候，他们倾注了他们的感情和年轻时的梦想。而你们，因为能体会到老师们的热情，也就把这首诗记住了。这首诗之外，我还写有《神女峰》。很多女孩曾跟我说：舒婷老师，我找不到我生活中的橡树。于是，我就写了《神女峰》。某种程度上说，它是对《致橡树》的纠正，或者说是一种弥补。
言归正传，我现在讲讲《致橡树》是如何写成的。1977年的初夏，当时的鼓浪屿并没有很多游客。在一个夜来香弥漫的晚上，我陪着我的老师蔡其矫在鼓浪屿散步、闲谈。他的一生有过很多坎坷经历，他与我聊他遇到过的女性，他说有的女性漂亮，但没有头脑；有的女性有头脑，但又不漂亮；还有些女性既漂亮又有才华，可是不温柔。我听后很生气。怎么男人看女人的眼光那么挑剔？又要温柔，又要漂亮，又要有才气。女性也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也对理想中的伴侣有所希冀。所以，那天回到家，我一口气写成了《致橡树》，我记得那时我还发着高烧。第二天，我就把这首诗送给了蔡其矫老师。他抄在一张废纸上，塞进他的书包。蔡老师与诗人艾青是老朋友。后来，蔡老师就把这首诗带到了北京，给艾青看，还跟艾老说：这首诗是我们福建的一位青年女工写的。艾青看了非常喜欢。据说艾青从来不抄别人的诗，但他竟把这首诗抄在了本子上。那时候是1977年，艾青还没有平反，他眼睛很不好，就呆在家里；他住在史家胡同，北岛天天陪着他。北岛偶然间看到了这首《致橡树》，他就开始与我通信。我现在还保留着他给我的信件。他当时还附了他的五首诗，其中包括《回答》、《一切》等诗作。接到他的信件和诗歌令我非常震动，因为当时我只能在边远的福建偷偷地写诗。这些诗还被当时的知青谱成吉他曲，可我不敢说是我写的。有时候，我写好的诗随手放在桌子上，被其他人看到了，我只能说那是我摘抄的外国诗歌。我向来孤单得很，可是，接到北岛的信后，我才知道在北方，还有一位与我一样不愿写“假大空”诗歌的人，而是书写自己的想法，这真是理想主义者在互相取暖。我特别激动，顿时觉得更有勇气创作了，于是，我们就一直通信。
1978年，北岛与芒克在北京共同创办了《今天》杂志。第一期是油印的，很薄，质量也不好。这一期发表了我、北岛、芒克和蔡其矫四个人的诗歌，还有一些小说和其他作品，贴在当时的西单那面墙上。北岛向我征求意见，要把《致橡树》发表在民间刊物上。我很激动的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做“龚舒婷”，其中，“龚”是我的姓氏。但是北岛提议把“龚”字去掉，只留下“舒婷”二字。这首诗本名“橡树”，北岛建议改成“致橡树”，他说这也是艾青的意见。从此《橡树》就变成了《致橡树》，我的名字也变成了“舒婷”。对此，我父亲非常愤怒。我本名叫“龚佩瑜”，他觉得这个“龚”字太重要了。有一次，我父亲去西湖游玩，正巧碰到公刘、谢冕等文人，于是，我父亲就被邀请到船上。公刘对他说：“舒老先生请坐在这里。”我父亲听后很生气，拂袖而去，说道：我不是舒老先生，是龚老先生！ 因为我经常领稿费，收到各种邀请函，而身份证上的名字与我的笔名又不一样，于是造成很多麻烦。厦门户籍处的处长，是我的粉丝，他跟我说，办新身份证的时候可以把我的名字改过来。我想了想，如果我改了，我父亲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所以也就算了，这当然都是题外话。2007年有过一个调查：在厦门，有二百七十多位名字叫“舒婷”的人，除我之外的所有的人都是1980年后出生的，只有我是1952年生人。调查者就想组织所有的“舒婷”参加一个活动，问我去不去，我就说不去。今天与大家分享，其实就是为了开心一下。
《致橡树》这首诗贴出之后，北岛告诉我，在我之前，中国读者读的都是很革命的诗，这首诗出来之后，很多人就用钢笔、铅笔、圆珠笔在这首诗下面作了很多批注。北岛说，如果这算一个测验的话，我的票数一定最高。一年以后，《诗刊》的编辑部主任邵燕祥老师将这首诗发表在《诗刊》1979年4月号上。这首诗发表后，我没有拿到稿费。后来，北岛不好意思地说稿费只有十块钱，他们拿去喝酒了。因为《诗刊》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所以就把这十块钱交给了《今天》。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没有拿到这笔稿费。
为什么我还要谈谈《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呢？这是因为这首诗与《致橡树》之间还有一点关系。《致橡树》发表以后，邵燕祥老师就通过蔡其矫老师给我带了话，他说：舒婷是你们福建的青年诗人，请她有好的诗作就向《诗刊》投稿。我当时太年轻气盛，认为《诗刊》太官方，所以没有把邵老师的话当回事。我当时在厦门灯泡厂焊灯泡，在流水线上工作。我还是一名先进工作者，工作很努力。因为我想如果我焊得快，我还能帮助其他工友。当然，我干活很有效率也很利索，也是为了给自己留出空间和时间。那时，“四人帮”刚刚倒台，很多年轻人都觉得祖国的发展很有希望，觉得我们的民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所以，我在焊灯泡的时候，写出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一边工作，一边构思着我的诗歌，所以手被锡纸烫满了水泡。我当时激情澎湃地写下了这首诗，可现在看，也不太喜欢了。当时写完以后，我就把它给了蔡其矫老师，请他寄到北京。蔡其矫老师读后也觉得不错，就抄在格子稿纸上，寄给广东一本名叫《作品》的杂志。在八十年代初，《作品》是一个思想开明的杂志，像孔捷生《在小河那边》等很有争议的作品都是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可没想到这首诗寄到《作品》那里，却遭遇了退稿。蔡其矫老师就把退稿信和诗歌一起寄还给了我。我记得非常清楚，退稿信上写着：这首诗写得晦涩、低沉，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本色。我很不服气，我本就是一个青年女工，天天在流水线上工作，你只是一位编辑，凭什么说我不符合青年女工的本色呢？这时候，我突然想起《诗刊》邵燕祥老师的约稿，于是，我就把这首诗连同《这也是一切》和《四月的黄昏》，像插扑克一样插在一起，寄给了邵老师。我当时带着些孩子气，请他为这件事评评理。那时，《诗刊》的7月号已在编订中。《诗刊》的审核周期很长，如果走审核程序，至少要等半年。邵燕祥老师当机立断地将别的诗抽掉，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这也是一切》安插进去，发表是在1979年的7月号上。在第四届文代会上，孙道临先生朗诵了我的诗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孙先生朗诵得很感人。从那之后，我的名字才被公众所熟知。
大部分人把《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致橡树》当成我的代表作。如果你们问我：这是不是你最好的作品？我一定说“不”，但我也不愿伤害我的读者的感情。比如说有一些编辑想把《致橡树》改编成歌曲，前提是要改动一到两个字以适合演唱，但我没有同意，即使他们提出的酬金很高。因为，我考虑到很多人都对这两首诗有了感情，特别是我的老读者。还有一个电视剧名叫《相思树》，制片方想要把剧名改为《致橡树》，我也没有同意。
讲到这里，大家再来看我的这两首诗，是不是不“朦胧”了？七八十年代的社会语境下，人的意识尚不能从“假大空”这种概念化的诗坛抽离。当时的标准都比较僵硬，同时也有政治标准来左右审美标准。1980年《福建文学》组织了整整一年的研讨会，讨论我的诗作。刚开始，都是反对的声音。我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有人说：舒婷的诗玩弄感情。我一听，就痛哭着跑出去，觉得自己是没有经过社会锻炼的。我确实第一次经历这种风浪，所以难以接受。还是在那次会议上，有位朋友发言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写了二十多年诗，还当了二十多年的诗歌编辑，可我却看不懂《四月的黄昏》，别人就更看不懂了。我当时气急了，说：你不懂，你儿子懂；你儿子不懂，你孙子懂。就是这一句话被别人捉住了，人们都认为舒婷这个人很傲慢。现在看，还轮不到“儿子”，大家都懂了。
刚才说到在中国流传很广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和《致橡树》，我还想谈谈《风暴过去之后》，这首诗写在1980年渤海湾事件之后。2015年8月，我去剑桥参加徐志摩诗歌节，正好听到震动全国的天津港爆炸事件。《北京青年报》的官网想要刊发这首诗，可联系不上我。于是，他们就先节选了几节，发表在网站上。后来，我刚下飞机就接到电话，得知他们想用这首诗。我当时很难过，也很欣慰，一个诗人的诗被用在这种场合，真不知道是该难过还是高兴。我同意了，后来，他们就又全文刊发了一次。这首诗歌写于1980年，到现在已有三十六年了，还有新知、读者，对一个诗人来讲是很高的奖赏与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