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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到中国
1930年，胡斐佩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1996年春天，当她再次走入那家产院的时候，竟然还能查到66年前自己的出生档案。这66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变，胡斐佩的人生也经历了巨变。
1934年，胡斐佩随留学美国的父母回到了祖国，那年她4岁。因为父亲是留美的博士，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胡斐佩上小学时，上的是一所美国人办的专供外国孩子读书的学校，由于成绩很好，老师甚至让她直接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胡斐佩随着父母开始了逃难，直到抗战胜利，一家人才回到上海。
胡斐佩在战乱中成长，逃难时她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穷困，也看到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那时候，她坚信教育可以救国，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将来做一名大学教授。
1947年，胡斐佩考上复旦大学。这期间，她在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9年7月，她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北上参军，进入劳动大学（当时中央军委的代号）外文训练班。在那里，她终于走上了梦想已久的讲台。
从教员到将军
在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胡斐佩先当“学生”，后当“先生”。1952 年，她开始担任英语助教。1957年，学校更名为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1960 年扩编更名为技术工程学院，并从北京搬迁到张家口，年仅30岁的胡斐佩被破格提升为英语二系第四教研室主任。
当时恰逢困难时期，各方面条件都不好，居住条件恶劣，一家4口就挤在一间屋子里。粮食少，不够吃，大人小孩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胡斐佩的儿子只有两岁半，可是幼儿园只收3岁的孩子，她只好把儿子独自放在家中。每天6点早读时，她和爱人分头到教室，回来后，又忙着做早饭，给儿子穿衣起床。白天就让儿子在家里独自玩，等到课间休息时，她便急匆匆跑回家，给孩子喂点水。秋冬季节，天黑得早，几乎每天幼小的儿子都靠在紧锁的门边，哭喊着：“妈妈快回来，妈妈快回来！”每次下班回来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她就忍不住两眼泪汪汪，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影响胡斐佩的工作热情，从教40年来，对自己、对教学，她始终坚持一个“严”字。每次上课，她必定提前10分钟到教室；每年的教案，她都要增加新的内容；每次批阅作业，她都要写出一长串评语，而不是简单地打上个“×”号了事。
1969年，学校再次更名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并迁至洛阳，胡斐佩也依旧在该院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
关于英语教学的方法和教材，国内教育界一直有很多争论，许多院校的教师虽然有更新教材的愿望，但真正动手的不多，因为编教材要牺牲很多业余时间，而且报酬很低。胡斐佩对英语基础训练贡献的可贵之处，是在领导的鼓励和安排下，积极与其他教员一起，共同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她参与主编的《英语泛读教程》，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试用了几年后，又精选汇编成册，于1990 年出版，被列入全国高等英语基础教材。之后，她还参与主编了《英语精读教程》、《英语考试指南》等英语教学书。
胡斐佩讲求实干，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教研室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3 年。1984 年，她的丈夫梅孝达查出患有癌症，从春天到夏天，100多个日日夜夜，胡斐佩一直守在相濡以沫的丈夫身边。丈夫去世后，胡斐佩忍住悲痛，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她要用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去弥补自己和丈夫失去的时间。
1988年，胡斐佩因贡献突出，获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发布命令授予的少将军衔。
从朋友到爱人
1992年，一次老战友聚会，胡斐佩偶遇40年前的老战友鲍世禄。当时他们曾一起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又同坐一辆火车赴北京去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学习。只是1952年，鲍世禄因病转业回上海，胡斐佩最后到了洛阳，失去了联系。
这次老战友聚会，胡斐佩了解到鲍世禄“文革”后期被发配到南京梅山铁厂“劳动改造”了多年，后来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又遭遇妻子患小脑共济失调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瘫痪在床整整5年。悉心照料妻子多年之后，1990年，妻子还是去世了。他的生活好像突然多出了许多时间和空间，周围的人都劝他再找个老伴。但是，鲍世禄都逐一婉拒了。
与胡斐佩的偶然相会，让鲍世禄激动不已，他在给胡斐佩的信中这样写道：
“春节以前，当老首长王枚同志告诉我你每年来上海过节的时间和住址后，我确实很想与你这位阔别数十年的老战友见面，我毫不掩饰的承认，对于你我1949年在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的短暂相处，印象十分深刻，似乎彼此都有好感。我曾经片面的设想：要是我不离开劳大外训班，也许被你选中的幸运儿不一定是那位早逝的战友。”
胡斐佩很快回了信：
“这几天，除了你的信之外，我还陆续收到其他一些朋友的来信，使我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之中，丝毫不感到孤独。我觉得进入老年以后，生活上的物质上的事比较好办，精神上的空虚与孤独则是最不好受的。但我相信我可以战胜它，因为有那么多老战友在关心着我。”
胡斐佩和鲍世禄的通信从1992年初开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们以每四五天1封信的频率，开始了长达1年半的鸿雁传情。那些累计达10余万字的书信，见证了他们炽烈的情感交融，也记录了他们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
1993年12月，在双方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从教室到社会
胡斐佩在离休后的这10多年里，又承担了干休所老干部大学的英语教学工作，她仔细研究老年人语言习惯的特点和规律，采用兴趣教学法，自己编写教材，从最简单的口语教起，让70岁的离休干部可以教孙女唱《Jingle Bells》、《雪绒花》，可以用英语作简短的演讲。
胡斐佩真的很忙，“零活”特多——给干休所的医生辅导英语备考，每周两次；一位电梯女工有志好学，胡斐佩就专门为她“开小灶”，既教她汉语又教她英语；遇到有谁要去英、美等国探亲，她就替他们写上几页简单的问路、问事的英语字条；还经常有大学和机关请她去办有关英语学习的讲座。提到这些事，胡斐佩笑呵呵的说：我每天都为社会做一点事，就证明我还在进步。每个人都有小进步，我们的社会就有大进步，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我认为教书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业，如果有来世，我还希望选择教师这个职业。
1930年，胡斐佩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哥伦布市。1996年春天，当她再次走入那家产院的时候，竟然还能查到66年前自己的出生档案。这66年间，中国发生了巨变，胡斐佩的人生也经历了巨变。
1934年，胡斐佩随留学美国的父母回到了祖国，那年她4岁。因为父亲是留美的博士，家里的日子过得还算富裕。胡斐佩上小学时，上的是一所美国人办的专供外国孩子读书的学校，由于成绩很好，老师甚至让她直接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然而，随着“七七事变”的爆发，一切都改变了。胡斐佩随着父母开始了逃难，直到抗战胜利，一家人才回到上海。
胡斐佩在战乱中成长，逃难时她看到了中国底层民众的穷困，也看到了侵略者给中华民族带来的苦难。那时候，她坚信教育可以救国，希望自己能像父亲一样，将来做一名大学教授。
1947年，胡斐佩考上复旦大学。这期间，她在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参加了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9年7月，她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北上参军，进入劳动大学（当时中央军委的代号）外文训练班。在那里，她终于走上了梦想已久的讲台。
从教员到将军
在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胡斐佩先当“学生”，后当“先生”。1952 年，她开始担任英语助教。1957年，学校更名为解放军外国语文专科学校；1960 年扩编更名为技术工程学院，并从北京搬迁到张家口，年仅30岁的胡斐佩被破格提升为英语二系第四教研室主任。
当时恰逢困难时期，各方面条件都不好，居住条件恶劣，一家4口就挤在一间屋子里。粮食少，不够吃，大人小孩都处于半饥饿状态。胡斐佩的儿子只有两岁半，可是幼儿园只收3岁的孩子，她只好把儿子独自放在家中。每天6点早读时，她和爱人分头到教室，回来后，又忙着做早饭，给儿子穿衣起床。白天就让儿子在家里独自玩，等到课间休息时，她便急匆匆跑回家，给孩子喂点水。秋冬季节，天黑得早，几乎每天幼小的儿子都靠在紧锁的门边，哭喊着：“妈妈快回来，妈妈快回来！”每次下班回来看到儿子这个样子，她就忍不住两眼泪汪汪，把儿子紧紧地抱在怀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影响胡斐佩的工作热情，从教40年来，对自己、对教学，她始终坚持一个“严”字。每次上课，她必定提前10分钟到教室；每年的教案，她都要增加新的内容；每次批阅作业，她都要写出一长串评语，而不是简单地打上个“×”号了事。
1969年，学校再次更名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并迁至洛阳，胡斐佩也依旧在该院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直到1992年离休。
关于英语教学的方法和教材，国内教育界一直有很多争论，许多院校的教师虽然有更新教材的愿望，但真正动手的不多，因为编教材要牺牲很多业余时间，而且报酬很低。胡斐佩对英语基础训练贡献的可贵之处，是在领导的鼓励和安排下，积极与其他教员一起，共同编写科学、适用的教材。她参与主编的《英语泛读教程》，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试用了几年后，又精选汇编成册，于1990 年出版，被列入全国高等英语基础教材。之后，她还参与主编了《英语精读教程》、《英语考试指南》等英语教学书。
胡斐佩讲求实干，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英语教研室主任的岗位上一干就是23 年。1984 年，她的丈夫梅孝达查出患有癌症，从春天到夏天，100多个日日夜夜，胡斐佩一直守在相濡以沫的丈夫身边。丈夫去世后，胡斐佩忍住悲痛，又投入到繁忙的工作中，她要用高强度、高效率的工作，去弥补自己和丈夫失去的时间。
1988年，胡斐佩因贡献突出，获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亲自发布命令授予的少将军衔。
从朋友到爱人
1992年，一次老战友聚会，胡斐佩偶遇40年前的老战友鲍世禄。当时他们曾一起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又同坐一辆火车赴北京去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学习。只是1952年，鲍世禄因病转业回上海，胡斐佩最后到了洛阳，失去了联系。
这次老战友聚会，胡斐佩了解到鲍世禄“文革”后期被发配到南京梅山铁厂“劳动改造”了多年，后来好不容易才回到了上海，又遭遇妻子患小脑共济失调症，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瘫痪在床整整5年。悉心照料妻子多年之后，1990年，妻子还是去世了。他的生活好像突然多出了许多时间和空间，周围的人都劝他再找个老伴。但是，鲍世禄都逐一婉拒了。
与胡斐佩的偶然相会，让鲍世禄激动不已，他在给胡斐佩的信中这样写道：
“春节以前，当老首长王枚同志告诉我你每年来上海过节的时间和住址后，我确实很想与你这位阔别数十年的老战友见面，我毫不掩饰的承认，对于你我1949年在劳动大学外文训练班的短暂相处，印象十分深刻，似乎彼此都有好感。我曾经片面的设想：要是我不离开劳大外训班，也许被你选中的幸运儿不一定是那位早逝的战友。”
胡斐佩很快回了信：
“这几天，除了你的信之外，我还陆续收到其他一些朋友的来信，使我沉浸在友谊的海洋之中，丝毫不感到孤独。我觉得进入老年以后，生活上的物质上的事比较好办，精神上的空虚与孤独则是最不好受的。但我相信我可以战胜它，因为有那么多老战友在关心着我。”
胡斐佩和鲍世禄的通信从1992年初开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们以每四五天1封信的频率，开始了长达1年半的鸿雁传情。那些累计达10余万字的书信，见证了他们炽烈的情感交融，也记录了他们复杂而矛盾的内心世界。
1993年12月，在双方亲朋好友的祝福下，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
从教室到社会
胡斐佩在离休后的这10多年里，又承担了干休所老干部大学的英语教学工作，她仔细研究老年人语言习惯的特点和规律，采用兴趣教学法，自己编写教材，从最简单的口语教起，让70岁的离休干部可以教孙女唱《Jingle Bells》、《雪绒花》，可以用英语作简短的演讲。
胡斐佩真的很忙，“零活”特多——给干休所的医生辅导英语备考，每周两次；一位电梯女工有志好学，胡斐佩就专门为她“开小灶”，既教她汉语又教她英语；遇到有谁要去英、美等国探亲，她就替他们写上几页简单的问路、问事的英语字条；还经常有大学和机关请她去办有关英语学习的讲座。提到这些事，胡斐佩笑呵呵的说：我每天都为社会做一点事，就证明我还在进步。每个人都有小进步，我们的社会就有大进步，我们的国家就有希望！我认为教书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事业，如果有来世，我还希望选择教师这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