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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两种基本用法
“科学”在今天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词汇，但它的含义却相当模糊。
大体说来，在现代汉语的日常用法中，它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事业，指称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个人群就是科学家或者科技工作者，这项事业就是“科学”。
另一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断。“科学”经常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比如我们说“你这样做不科学”，是说这样做不对、不正确、不应该。比如我们说“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要合理化，不能主观蛮干。
简而言之，对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第一种用法回答说：“科学就是科学家们做的事情”，第二种用法回答说：“科学是好东西”。
为什么“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好东西”呢？为什么指称某种事业的用语同时拥有某种正面价值判断功能呢？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要讲清楚这件事情，需要回到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中来。
夷之长技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史（李泽厚语）。所谓“救亡”，是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人随时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机。因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主题。就“救亡”而言，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马上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致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所以，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中的开明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对夷之长技的深信贯穿着全部的近现代史。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对军事技术的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中国人的强国梦和潜意识。对航母、宇宙飞船的渴望，仍然几乎是今天的全民共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屈辱，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后的现代科技体系推崇有加。这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科技不分、科技混用、科技混为一谈。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不由自主地用“科技”一词，可是一旦谈起“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政府也一样。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则主要是技术部或者技术经济部。如果作一个调查的话，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过5个师的兵力。
来自日本的西方词汇
“科学”并不是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古文献中或许可以爬梳出偶尔出现的“科学”字样，但意思一定是“科举之学”。而且即使是指“科举之学”，“科学”也不常出现。因此，可初步认定它不是古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来自日本，来自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的，而是经由日本这个二传手。原因大致有三，一来中国缺乏西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加之传统中国对文字过于讲究，大量西文著作不能直接译成中文出版发行。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进西学较早，而且日文吸收外来语能力较强，西学日化工作既迅速又规模大，加上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近代中国人都借日本向西方学习。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阅读日本文献非常容易，哪怕是根本不懂日文的人，读日本的书也能明白个大概。
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science译成“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区别起见，“西学格致”。徐光启当年就用了“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物学”“格致之学”等术语来称呼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体系。
用中国文人比较熟悉的词汇去翻译西方的词汇，难免打上太深的中国意味，而且也容易混淆。20世纪头20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以严复为代表;第二是直取日文译名;第三是音译。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先出现在中文文献之中。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示范作用很大。
20世纪头10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
把science译成“科学”明显没有切中这个词的原来意思，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贴切一些。science本来没有分科的意思，代表“分科之学”的是另一个词discipline（学科）。但是日本人还是抓住了西方科学的一个时代性特征，那就是，自19世纪前叶开始，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时代，数、理、化、天、地、生，开始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反观日本人比较熟悉的中国的学问，却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不分的通才之学、通人之学，所以，他们用“科学”这种区分度比较高的术语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显示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
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它默认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这也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人文分手、并且愈行愈远最终走向“两种文化”的实情。
替代性的意识形态
前面提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史。在救亡运动中，科学作为“夷之长技”被引进、被尊崇。在启蒙运动中，科学则进一步上升为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一部近代西学东渐史，也是一部科学由“技”转化为“道”、由“用”转化为“体”的历史。 即使在急迫的救亡时期，要想大规模地引进科学这种“夷之长技”，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科学这种本质上属于外来文化的东西，与本地文化实则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尊道而鄙技，往往把新技术贬称为“奇技淫巧”。所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理论基础。
洋务运动近40年中，上述逻辑充分发挥了作用。等到1894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之时，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括政治制度、人民素质、思想传统，都需要来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才行。
这个时候，“西体西用”的思想开始占上风，要代替从前的“中体西用”。而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在核心位置。这里的“西用”指的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西方技术，“西体”指的则是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另一方面开始以科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救亡图强体系。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和社会思想体系，但他们偏偏都把“科学”作为他们的立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全盘破产之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价值真空，客观上要求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加以替代，科学作为西学中为国人最钦佩、也相对最熟悉的部分，就由“用”转为“体”、由“器”进为“道”。
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科学与人生观》是一本论文集，收集的是当年那场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历史上也称之为“科玄论战”）中发表的文章。这场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牢固确立。
实际上，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十分鲜明而突出。在新学与旧学、文化开明派与文化保守派、政治革命派与政治反动派之间，“科学”成了前者当然的旗帜。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员们读中国古籍。他说：“我也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相互参证，以及心与物并重合一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我们看到，不论政治立场有何不同，不论他们实际上有多少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影响着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们，都把科学默认为“好的”东西。这就是当代汉语里“科学”一词第二种用法的历史由来。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既与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有关，也与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
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是来自西方、为西方人特有的一种东西。
“科学”在今天是一个国人耳熟能详、妇孺皆知的词汇，但它的含义却相当模糊。
大体说来，在现代汉语的日常用法中，它有两个基本的方面。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事业，指称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这个人群就是科学家或者科技工作者，这项事业就是“科学”。
另一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断。“科学”经常指对的、正确的、真的、合理的、有道理的、好的、高级的。比如我们说“你这样做不科学”，是说这样做不对、不正确、不应该。比如我们说“决策科学化”，是指决策要合理化，不能主观蛮干。
简而言之，对于“什么是科学”的问题，第一种用法回答说：“科学就是科学家们做的事情”，第二种用法回答说：“科学是好东西”。
为什么“科学家们做的事情”就是“好东西”呢？为什么指称某种事业的用语同时拥有某种正面价值判断功能呢？这是因为这项事业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正面印象。要讲清楚这件事情，需要回到中国近代史的大背景中来。
夷之长技
一部中国近代史是“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变奏史（李泽厚语）。所谓“救亡”，是说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受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人随时面临着亡国灭种之危机。因此，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成为中国近代史的重大主题。就“救亡”而言，人们很快就找到了西方的“科学”。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先进的中国人马上意识到西方的“坚船利炮”是他们克敌致胜的法宝，而“坚船利炮”的背后是强大的工业以及现代化的科学与技术体系。所以，从1861年开始，清政府中的开明势力在全国掀起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社会改良运动，史称“洋务运动”。
对夷之长技的深信贯穿着全部的近现代史。这也是中国人民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而所谓落后，就是军事技术上的落后。对军事技术的推崇，直到今天仍然支配着中国人的强国梦和潜意识。对航母、宇宙飞船的渴望，仍然几乎是今天的全民共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民饱受欺凌、屈辱，对西方军事科技及其背后的现代科技体系推崇有加。这是中国人“科学”观念背后不可忽视的背景。
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科技不分、科技混用、科技混为一谈。普通中国人谈科学不由自主地用“科技”一词，可是一旦谈起“科技”其实指的是“技术”。政府也一样。事实上，中国政府并没有“科学部”，只有“科技部”，而科技部则主要是技术部或者技术经济部。如果作一个调查的话，可以发现，当代中国最标准的科学家应该是钱学森，因为他代表着强大的军事能力。人们都喜欢传播这样的说法：一个钱学森抵得过5个师的兵力。
来自日本的西方词汇
“科学”并不是汉语固有的一个术语，古文献中或许可以爬梳出偶尔出现的“科学”字样，但意思一定是“科举之学”。而且即使是指“科举之学”，“科学”也不常出现。因此，可初步认定它不是古汉语中的一个常见词汇。在现代汉语中广泛使用的“科学”一词，实则来自日本，来自日本人对西文science一词的翻译。
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不是直接的，而是经由日本这个二传手。原因大致有三，一来中国缺乏西方语言的翻译人才，加之传统中国对文字过于讲究，大量西文著作不能直接译成中文出版发行。第二个原因是，日本引进西学较早，而且日文吸收外来语能力较强，西学日化工作既迅速又规模大，加上日本离中国近，留学生多，近代中国人都借日本向西方学习。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阅读日本文献非常容易，哪怕是根本不懂日文的人，读日本的书也能明白个大概。
自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的学问以来，中国人一直把来自西方的science译成“格致”“格致学”，或为了区别起见，“西学格致”。徐光启当年就用了“格物穷理之学”“格致”“格物”“格致学”“格物学”“格致之学”等术语来称呼来自西方的自然知识体系。
用中国文人比较熟悉的词汇去翻译西方的词汇，难免打上太深的中国意味，而且也容易混淆。20世纪头20年，西学术语的翻译大体有三种方式，一种是中国人自己提出的译名，以严复为代表;第二是直取日文译名;第三是音译。
1897年，康有为在《日本书目志》中列出了《科学入门》和《科学之原理》两书，大概是“科学”这个词作为英文science一词的汉译首先出现在中文文献之中。梁启超、王国维、杜亚泉等人开始频繁使用“科学”一词，示范作用很大。
20世纪头10年，“科学”与“格致”并存，但前者逐步取代后者。1912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下令全国取消“格致科”。1915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任鸿隽等人创办了影响深远的杂志《科学》。事实上，从这一年开始，“格致”退出历史舞台，“科学”成为science的定译。
把science译成“科学”明显没有切中这个词的原来意思，相反，用“格致”倒是更贴切一些。science本来没有分科的意思，代表“分科之学”的是另一个词discipline（学科）。但是日本人还是抓住了西方科学的一个时代性特征，那就是，自19世纪前叶开始，科学进入了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时代，数、理、化、天、地、生，开始走上了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反观日本人比较熟悉的中国的学问，却都是文史哲不分、天地人不分的通才之学、通人之学，所以，他们用“科学”这种区分度比较高的术语来翻译西方的science，显示了日本人精明的一面。
日译“科学”一词基本沿袭了英语science自19世纪以来的用法和意思，它默认是指“自然科学”（natural science）。这也是自19世纪以来西方科学与人文分手、并且愈行愈远最终走向“两种文化”的实情。
替代性的意识形态
前面提到，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史。在救亡运动中，科学作为“夷之长技”被引进、被尊崇。在启蒙运动中，科学则进一步上升为替代性的意识形态。一部近代西学东渐史，也是一部科学由“技”转化为“道”、由“用”转化为“体”的历史。 即使在急迫的救亡时期，要想大规模地引进科学这种“夷之长技”，也需要一个合适的理由，因为科学这种本质上属于外来文化的东西，与本地文化实则格格不入。中国传统文化尊道而鄙技，往往把新技术贬称为“奇技淫巧”。所以，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是为大规模引进西方科技的理论基础。
洋务运动近40年中，上述逻辑充分发挥了作用。等到1894年甲午海战一败涂地，洋务运动宣告破产之时，人们终于认识到，中国的落后不只是“技不如人”，而是全方位的落后，包括政治制度、人民素质、思想传统，都需要来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才行。
这个时候，“西体西用”的思想开始占上风，要代替从前的“中体西用”。而在这个“西体西用”中，科学始终处在核心位置。这里的“西用”指的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之上的西方技术，“西体”指的则是科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自严复以来的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国传统文化之弊，另一方面开始以科学为基础建构自己的救亡图强体系。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这些启蒙思想家都不是职业科学家，他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创建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的人文和社会思想体系，但他们偏偏都把“科学”作为他们的立论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全盘破产之后，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价值真空，客观上要求一个新的价值体系加以替代，科学作为西学中为国人最钦佩、也相对最熟悉的部分，就由“用”转为“体”、由“器”进为“道”。
1923年，胡适在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的序中这样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
《科学与人生观》是一本论文集，收集的是当年那场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历史上也称之为“科玄论战”）中发表的文章。这场论战以科学派大获全胜告终，也宣告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地位的牢固确立。
实际上，这种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中已经十分鲜明而突出。在新学与旧学、文化开明派与文化保守派、政治革命派与政治反动派之间，“科学”成了前者当然的旗帜。
1934年，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党党员们读中国古籍。他说：“我也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相互参证，以及心与物并重合一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
毛泽东在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在这点上，中国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能够和中国还有进步性的资产阶级的唯物论者和自然科学家，建立反帝反封建反迷信的统一战线;但决不能和任何反动的唯心论建立统一战线……”
我们看到，不论政治立场有何不同，不论他们实际上有多少现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影响着中国20世纪历史进程的历史人物们，都把科学默认为“好的”东西。这就是当代汉语里“科学”一词第二种用法的历史由来。
今天中国人的科学概念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把“科学”作为任何领域（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日常生活领域）里正面价值评判的标准，这是20世纪科学主义意识形态长期起作用的结果;第二个特点是，倾向于从实用、应用的角度理解“科学”，倾向于把“科学”混同于“科技”，“科技”混同于“技术”，对“科学”本身缺乏理解，这既与中国近代接受西方文化特定的历史遭遇有关，也与中国实用主义的文化传统有关。
要真正理解“科学”，我们需要进入西方的语境，因为“科学”本来就是来自西方、为西方人特有的一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