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耽美小說作为网络文学的类型之一，近年来备受女性读者的欢迎。这种火热的文学现象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以知名耽美小说家吴沉水的耽美小说为例，从男权文化的反叛、性别秩序的重建、女性意识的张扬这三个层面来探讨耽美小说女性书写的先锋性与革命性。
　　关键词：耽美小说 女性书写 吴沉水
　　耽美小说是中国当下网络文学的一个独特类型，主要是由女性作者借助网络这一媒介书写关于男男同性之间的爱情叙事文本。这是一种“专门针对女性读者而创作的、致力于满足或表达女性欲望投射和情感模式的网络小说”{1}，是独属于女性群体的幻想型文学，具有鲜明的女性书写特质。
　　一、男权文化的反叛 父系社会造就了以男性本位为中心的文化形态，迫使男女两性关系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了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扭曲样貌。反映到文学史中，便成了男性书写的历史，男性掌握着话语霸权，女性沦为被言说被统治的“他者”，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伴随着五四解放，女性浮出了历史地表，女作家们纷纷拿起手中的笔讨伐男权文化的诸种弊端，主体意识不断觉醒。到了20世纪80年代，女性随着西方女权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中国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女性对男权文化的陈规陋习也有了更为自觉的反叛与解构。然而，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女性在很多领域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性别歧视，始终无法同男性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男权文化的余威尚在，男女平等仍是一个美好的愿景，现实社会给予男女在文化思想上的双重标准仍使女性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女性的一腔不满与幽怨急需找到一个合适的空间来释放，而耽美小说借助网络平台的隐匿性，为女性建构了一个独特的异想世界。
　　首先，在耽美的幻想空间里，现实社会中的性别不公被消释，男女双重标准被去除，女性对于性别平等基础之上的纯爱渴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与满足。吴沉水曾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的《谁能用一种想象限定我？除了我自己》这篇文章中写道：“年轻时候我对于爱，对于有关爱的表达常有自己的想法，尽管那时缺乏恋爱经验，但我却能凭天生的敏锐，感觉到习以为常的爱情故事中‘不对劲’的地方……我后来接触到女权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后才知道，大概我这种人，天生对性别关系中的不平等敏感……大概在这种情况下，我才会写耽美……”在这种创作动机的驱使下写就的耽美小说势必带有反叛男权文化的成分。其次，在耽美小说的女性书写过程中，作者往往将小说的主角设定为两个同一性别的男性，通过编织他们的恋爱故事来挑战男权社会的异性恋霸权地位。异性恋霸权依托父权社会的等级秩序，将女性压制在男性的权威之下，使男性在话语权、性别政治和现实权力上享有绝对的利益。同时，更将其他非异性恋者排除在整个社会性别秩序之外，视他们为“异端”，使同性恋遭遇“污名化”的境遇。异性恋霸权下女性的弱势地位与同性恋的边缘处境在这一层面上同病相怜，耽美小说的同性恋叙事正是女性基于反叛男权文化而选择的叙述策略。此外，在整个男性书写的文学史中，女性一直是被欣赏被观看的客体，作为男性的陪衬与附属而占据着文学文本的一角。而在耽美小说中，形势却完全反了过来。女性作家公然将男性搁置在看台上以供女性欣赏，并将他们设置成恋爱关系且操纵着他们恋爱的进程，按照自己构想的剧本完成女性对情爱乌托邦世界的想象，男性成为女性笔下被描述被观看的客体，颠覆了一直以来男性书写模式下女性的客体化，完成了男女书写文本中主客体位置的反转。这也是对男权文化的一种反叛。
　　二、性别秩序的重建 在耽美小说的人物设置中，主角常有“攻”“受”之分，“攻”即是充当男性角色的一方，“受”则是充当女性角色的一方。但是双方除了力量悬殊之外，再无其他文化意义上的区别。这种男男设定的书写模式规避了现实社会对男女的双重道德标准，性别上的外在平等为性别秩序的重建提供了文化意义上无差别的可能性。而回归到文本内部，在攻受双方性别平等的表象之下还存在着金钱权势不对等造成的秩序差异。
　　吴沉水的耽美小说通常都是强攻弱受的配对方式，作者以这种明显的秩序差异为开端，在故事情节的不断推进中实现了性别秩序的重建。在《子璋》这部耽美小说中，霍斯予作为“攻”的一方从小含着金汤匙出生，习惯了金字塔顶端的权力操控，他代表了菲勒斯中心主义下的绝对权威。而作为“受”的一方的周子璋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双方地位极其悬殊，所以在相识之初周子璋只是一个“物”的存在，可以被霍斯予用暴力和金钱来驯服。周子璋在这种娈宠般的生活里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然而当霍斯予爱上了周子璋之后，渐渐明白了周子璋对于自尊和理想的坚守，在强权逼迫与侮辱下的无奈和反抗。于是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周子璋的非人待遇，但是这种转变只是给了周子璋一个发声的机会，在自己的喜好范围之内，霍斯予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周子璋也依然没有摆脱“物”的命运。而周子璋也不是一个轻易妥协屈服的人，表面的服从之下涌动着反抗的暗流，最终他通过智谋逼迫霍斯予放手，赢得了自由和尊严。霍斯予以痛失所爱为代价，才终于学会了反省自身与尊重他人。至此，他所代表的菲勒斯权威就此瓦解，而周子璋也完成了由物到人的角色转变。双方直到和解以后才站到了平等的位置上，他们拥有同样的话语权力，都是作为独立平等的个体而存在。
　　总之，耽美小说通过男男设定排除了社会文化道德双重标准后，又进一步在文本中重建了性别秩序，“攻”“受”双方在爱的基础之上的尊重与理解已经打破了他们之前强弱力量的差异，彼此间实现了真正的平衡。
　　三、女性主体意识的张扬 耽美小说一直因为其是关于男男爱的书写而缺少女性角色为人所诟病，认为这是一种女性的“阉割情结”，甚至是“厌女症”的表现。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女性在耽美小说中一直是一种缺席的在场，耽美小说的创作群体主要是女性，受众也是针对女性读者，作品建构了一个女性的狂欢世界，文本中的男性也是基于女性幻想而塑造的理想男性，充满了女性的审美观照。正如作者吴沉水在晋江文学城设立的评论系统中回复读者说道：“我对我的读者群定位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能接受耽美的女性读者，所以我的主人公塑造不会一味想男人如何，相反的，是女人可以代入的男人如何。所以他总是有点弱，性格会很敏感，想的事情也多，楼主将之归结为‘女性心理’其实也未尝不可。”而肖映萱更直白地点明：“与其说耽美写的是两个男人，不如说是两个由女人扮演的‘男人’或大写的‘人’。”{2}由此可见，将耽美小说定义为女性文学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