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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世纪初期，全球形势悄然发生剧烈而实质化的变动。新的世界“权力生态”构成要素持续更新，对世界各国特别是新兴大国的顺利崛起提出更精致、更严格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外交思想和理论创新，逐步确立起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框架：站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理想指引；以和平发展为战略选择，恪守和平发展的理念，创新和平发展的思想，夯实和平发展的基础；以塑造新型国际关系为战略目标；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理想；以合作共赢为战略路径，强调发展和安全两手同时抓、两手都要硬；以健康稳定为引领寻求新型大国关系的突破，以亲诚惠容理念为引领重塑周边关系，以正确义利观为引领创新同发展中国家关系；以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引领推动多边合作。
关键词：国外交；理论创新；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
引言
近几十年来，战争冲突的禁忌在增加，军事的权重与便利程度下降，来自各方面的制衡和约束正在发作用，外交手段、软实力等因素重要性凸显。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已经网络化密布在人类社会各个角落，从政治到安全、从贸易到生态，规则无处不在，而且迅猛发展。虽然某些国家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各种国际利益集团与中小国家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国际组织或制度内部的官僚化惰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效能，但总体上国际制度的推进已经不可阻挡，覆盖面不断扩展，执行力度、履约强度逐步提高。本文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 ”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達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关联与差别
在中国，通常的理解是存在着两个“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 ”和独立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 “外交理论”。这两种理论确实有所区别。“国际关系理论 ”是整体性地解释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现实及预测未来的知识体系，应当具有严格的学术性，其理论的范式发展、假设的提出和论证各种因果关联，是以政治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与界定的；而 “外交理论 ”则是基于国家和政府对外交往的战略需求及利益需要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和政治含义。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保持中国外交延续性的基础上，对外交思想追本溯源、对外交形势统筹兼顾、对外交前景审慎布局的同时，以融入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的方式为之赋予创新底色。中国学者将外交理论置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具有深刻的 “中国根源 ”：一是中国话语环境中 “泛理论化 ”的现实，即中国人常常习惯于将重要的、具有思想统一性的观念直接等同于理论，并不深究是否真正具备 “理论 ”的标准含义，二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背景变化巨大，中国外交从政策到思想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中国外交迫切需要在观念、思想上产生系统性的论述与解释系统。建立和建设中国的外交理论，反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指导思想 “求新顺变”的内在需求。其根本动力在于摆脱形势变化迅速所导致的被动应付，在思想、观念和认知能力上 “变被动为主动 ”。中国外交实践基本上是这两种力量碰撞、妥协与融合的过程。结合这两大 “力量 ”，依据中国的利益、推动中国所认同和可以贡献的规范，进而形成和确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认知系统，是理论 “中国化 ”创新进程的重要环节。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国际关系理论的 “中国化 ”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一方面，不仅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基础上的 “中国化 ”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外交理论的 “中国化”提供智力支持，也是外交理论不断更新与发展的“台阶 ”。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的界限。
二、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角度与方法
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开始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首先，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的 “国家定位”问题。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国家不仅构成了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必然在“单位层次”上产生各种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国家根源。研究中国理论的 “国家定位 ”问题，不仅是研究中国利益、中国战略、中国风格，同时也需要研究影响与决定政策与观念的“中国变量”。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发达国家为所欲为的场所，又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驱动因素。全方位的对抗与斗争导致新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金融领域不断被边缘化，最终影响到国际影响力与世界地位。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但政治改革、社会公平、民族关系、软实力等方面进展乏力、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凸显。如果继续将狭义的经济发展视为一切问题的“关键”，认为只要抓住“老鼠”就可以，极易形成“路径依赖”与发展惰性。唯经济论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但不能一直如此，仍需寻求新的突破点与增长极。当前，利益的多元分层、日益活跃的社会力量导致各方需求结构的复杂化、差异化，这一点意味着国家的开放和进步，表明决策者需要警惕和避免使用简单僵硬的思维方式、固定不变的认知思路。利益的复杂组合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既要有顶层设计，宏观布局，又要建立动态、多层次的复杂平衡关系，对不同事态给予微妙而恰到好处的回应。
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方面与中国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积极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过程中，必须时时体现其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就是正确的义利观。正确的义利观要求中国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但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而当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便是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方面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积极回应第三世界的诉求，因为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提炼升华，指明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崭新思路。
在世界处于转型之际，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领导人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代表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与愿望，深刻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以说，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关键诉求与核心路径，代表着中国对自身与世界互动关系认识的新高度。
结束语：综上所述，中国想从国际关系中一个低调的、不发声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创造性的、富有动感的、充满智慧的大国，除了外交官和国际关系研究者奋发有为，还需要有新的手段、更高的博弈本领。中国的改革不能缺乏这种内生动力。改革是最大的前提，是对外关系进步的基石，中国只有改造自身才能影响世界。因此，确定符合中国切实需要、能够得到外部理解、利益和道义效果显著的战略举措与具体方式，增强有关意识，加大投入。“改变自身与影响世界”相结合，在落实改革、壮大社会力量、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致力于扩展大国外交的可持续影响力，带动国际关系进步与合理化。
参考文献
[1]刘毅.国际关系变革趋势与中国外交进取思路——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J].领导文萃，2014，13：7-22.
[2]陈东晓.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J].国际展望，2011，01：1-11+126.
[3]朱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J].国际政治研究，2009，3002：1-14+191.
[4]徐蓝.中国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30年[J].冷战国际史研究，2009，00：1-57+9.
[5]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1：5-25+156.
[6]郭树勇，史明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设立看世界秩序变革[J].国际观察，2015，02：15-29.
（作者单位：中直机关）
关键词：国外交；理论创新；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
引言
近几十年来，战争冲突的禁忌在增加，军事的权重与便利程度下降，来自各方面的制衡和约束正在发作用，外交手段、软实力等因素重要性凸显。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已经网络化密布在人类社会各个角落，从政治到安全、从贸易到生态，规则无处不在，而且迅猛发展。虽然某些国家力图干扰或操纵国际制度，各种国际利益集团与中小国家的博弈也从未中止，国际组织或制度内部的官僚化惰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效能，但总体上国际制度的推进已经不可阻挡，覆盖面不断扩展，执行力度、履约强度逐步提高。本文探究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分析和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历程和实践，对世界主要大国的外交思想和外交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梳理并借鉴现有国际关系理论，形成一整套有“中国视角 ”的知识体系和解释系统，以此为新兴大国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提供理论支持，表達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诉求，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
一、国际关系理论与外交理论：关联与差别
在中国，通常的理解是存在着两个“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 ”和独立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的 “外交理论”。这两种理论确实有所区别。“国际关系理论 ”是整体性地解释整个国际关系历史、现实及预测未来的知识体系，应当具有严格的学术性，其理论的范式发展、假设的提出和论证各种因果关联，是以政治学的学术标准来衡量与界定的；而 “外交理论 ”则是基于国家和政府对外交往的战略需求及利益需要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性和政治含义。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在保持中国外交延续性的基础上，对外交思想追本溯源、对外交形势统筹兼顾、对外交前景审慎布局的同时，以融入外交新理念和新举措的方式为之赋予创新底色。中国学者将外交理论置于国际关系理论之外，具有深刻的 “中国根源 ”：一是中国话语环境中 “泛理论化 ”的现实，即中国人常常习惯于将重要的、具有思想统一性的观念直接等同于理论，并不深究是否真正具备 “理论 ”的标准含义，二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状况和国际背景变化巨大，中国外交从政策到思想都经历了显著的变化。
中国外交迫切需要在观念、思想上产生系统性的论述与解释系统。建立和建设中国的外交理论，反映了中国迅速崛起的国家对外政策和外交指导思想 “求新顺变”的内在需求。其根本动力在于摆脱形势变化迅速所导致的被动应付，在思想、观念和认知能力上 “变被动为主动 ”。中国外交实践基本上是这两种力量碰撞、妥协与融合的过程。结合这两大 “力量 ”，依据中国的利益、推动中国所认同和可以贡献的规范，进而形成和确立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认知系统，是理论 “中国化 ”创新进程的重要环节。外交理论的创新与国际关系理论的 “中国化 ”是一个不可分离的过程。一方面，不仅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创新基础上的 “中国化 ”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外交理论的 “中国化”提供智力支持，也是外交理论不断更新与发展的“台阶 ”。国际关系理论界定了国际关系学科科学性的界限。
二、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角度与方法
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开始处于起步阶段。中国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的创新研究有必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展开。首先，中国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研究的 “国家定位”问题。从国际关系理论来看，国家不仅构成了国际关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必然在“单位层次”上产生各种影响国家对外政策偏好的国家根源。研究中国理论的 “国家定位 ”问题，不仅是研究中国利益、中国战略、中国风格，同时也需要研究影响与决定政策与观念的“中国变量”。国际体系的复杂性在于：它不仅是发达国家为所欲为的场所，又是现代性、全球化的驱动因素。全方位的对抗与斗争导致新中国在世界经济、贸易、金融领域不断被边缘化，最终影响到国际影响力与世界地位。经济建设日新月异，但政治改革、社会公平、民族关系、软实力等方面进展乏力、发展不均衡问题依旧凸显。如果继续将狭义的经济发展视为一切问题的“关键”，认为只要抓住“老鼠”就可以，极易形成“路径依赖”与发展惰性。唯经济论在一定时期内是必要的，但不能一直如此，仍需寻求新的突破点与增长极。当前，利益的多元分层、日益活跃的社会力量导致各方需求结构的复杂化、差异化，这一点意味着国家的开放和进步，表明决策者需要警惕和避免使用简单僵硬的思维方式、固定不变的认知思路。利益的复杂组合并非一成不变，所以既要有顶层设计，宏观布局，又要建立动态、多层次的复杂平衡关系，对不同事态给予微妙而恰到好处的回应。
发展中国家在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方面与中国具有共同战略利益。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在积极践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过程中，必须时时体现其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就是正确的义利观。正确的义利观要求中国对那些长期对华友好但自身发展任务艰巨的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更多考虑对方利益，而当下最为重要的事情便是在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与完善方面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积极回应第三世界的诉求，因为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是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也是对中国丰富外交实践的提炼升华，指明了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崭新思路。
在世界处于转型之际，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期，中国领导人倡导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代表了中国对未来世界的理想与愿望，深刻体现了中国的责任与担当，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可以说，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的关键诉求与核心路径，代表着中国对自身与世界互动关系认识的新高度。
结束语：综上所述，中国想从国际关系中一个低调的、不发声的角色，转变为一个创造性的、富有动感的、充满智慧的大国，除了外交官和国际关系研究者奋发有为，还需要有新的手段、更高的博弈本领。中国的改革不能缺乏这种内生动力。改革是最大的前提，是对外关系进步的基石，中国只有改造自身才能影响世界。因此，确定符合中国切实需要、能够得到外部理解、利益和道义效果显著的战略举措与具体方式，增强有关意识，加大投入。“改变自身与影响世界”相结合，在落实改革、壮大社会力量、增进人民福祉的同时，致力于扩展大国外交的可持续影响力，带动国际关系进步与合理化。
参考文献
[1]刘毅.国际关系变革趋势与中国外交进取思路——专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J].领导文萃，2014，13：7-22.
[2]陈东晓.当前国际局势特点及中国外部环境的新挑战[J].国际展望，2011，01：1-11+126.
[3]朱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与外交理论创新研究——新议程、新框架、新挑战[J].国际政治研究，2009，3002：1-14+191.
[4]徐蓝.中国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30年[J].冷战国际史研究，2009，00：1-57+9.
[5]苏长和.从关系到共生——中国大国外交理论的文化和制度阐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1：5-25+156.
[6]郭树勇，史明涛.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体系的可能——从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设立看世界秩序变革[J].国际观察，2015，02：15-29.
（作者单位：中直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