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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邮友对编号票1-6《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提出两个问题。其一是对军服提出质疑,指出,1949年9月后我军军服为黄绿色,左胸线缝白布胸章,军帽上镶五角星形的“八一”帽徽。而邮票上杨子荣、少剑波的红领章加红五星帽徽是1965年6月起我军取消军衔后的着装。由此他认为邮票的图案不符合史实。其二,这套邮票与“文17”相距半年有余,且分三次发行,间隔的时间长达一年又五个月,为新中国邮票之最,其原因何在?笔者根据多年的研究和最新披露的档案资料试析如下:(一)军服问题提出问题的邮友把眼睛盯住了解放战争的史实,却忽视了“文化大革命”的史实。《智取威虎山》(以下简称《智》)是以“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名义走上邮票,因而这套邮票上“主要英雄人物”的服饰突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像档案一般记录了“文革”舞台上的真实情况。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京剧院1958年根据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改编后的。从1964年7月号的《戏剧报》刊出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智》剧的照片可见,演员的着装是按解放战争的历史原貌进行的。此后江青频繁插手文艺工作,千方百计将现代剧据为己有。当时的报刊有过如下三段记载:其一“1965年春天,江青同志亲自到上海领导了《智》的加工修改。江青同志鼓励我们要发扬革命的牛劲,精益求精,把这出戏搞成革命的样板”(见《人民日报》1969年1月6日)。其二“对小分队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个亮相,一个上下场,甚至解放军的帽徽够不够红,江青同志都作过具体的指导。”(见《解放军报》1968年5月5日)。其三“在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领导下,《智》全力刻划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光辉形象,即使是一个道具、一件衣服、一条值班星带,都经过精心设计”(见《解放军报》1969年10月31日)。由此可见,让杨子荣等人在1946年穿上1965年的军装与江青有密切关系,即便不是她亲口提议,也顺乎了她的旨意。与此同时,曲波已被打成“反革命”,《林海雪原》被批成“黑小说”;甚至连《智》剧加工修改前的演出本也被认为“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糟粕”,“杨子荣是宣扬刘少奇盲动、冒险、军阀主义的反动军事路线的活标本”(《红旗》1969年第11期)。这类荒唐事儿在当时可谓俯拾即是,司空见惯。
实际上在正面人物的服饰上进行“红色装修”是江青对“样板戏”“直接领导和亲自实践”的重要组成。例如京剧《红灯记》(文59-4)“李铁梅的头绳不够鲜艳,江青同志指出,要用大红头绳”(《解放军报》1967年1月5日)。又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文59-7)“连一些细节,江青同志也一一作了指示。她说,红领章要鲜艳突出,……”(《北京日报》1967年5月29日)。如今我们在面对“文革”十年留下的五套与“样板戏”有关的邮票,即文5、文16和编号票中的《智》剧、《白毛女》和《“讲话”30年》,套套都可发现类似的“红色装修”:《智》剧中的小常宝(文59-1、9-2、编6)、《红灯记》中的铁梅(文59-1、9-4、文162-2)、《白毛女》中的喜儿(编53、56)、《海港》中的搬运工人(文59-3)都无一例外地红装在身。甚至打入匪巢后的杨子荣(编6)身上的那条“值星带”也特意安排成红色。同时“样板戏”中的红军(文59-7、编38)、八路军(文59-8、编55)、新四军(文59-5)和志愿军(文59-6)都一一挂上了清一色的“红袖标”。这样的“红袖标”还出现在文革中期的另外两部没来得及上邮票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和《平原作战》的男女主角的手臂上。
为什么唯独《智》剧的军服“装修”采用的是红领章和红帽徽而非红袖标呢?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特定环境———雪原的制约,我军小分队多次以白披风作为雪地行进的伪装,红袖标起的作用适得其反。其二,红袖章与红帽徽的出现更能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该剧第七场《发动群众》(编4)少剑波对铁路工人李勇奇唱道:“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当时这一唱段被盛赞为“有着非常丰富的政治内容,头上的红星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红色的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解放军报》1969年12月21日)。由此我以为:邮票上杨子荣的军服是样板戏的“戏服”之一,服务于当时特殊的政治需求。
据新近解封的材料披露,江青本人不仅要求“样板戏”的剧本和演出场面要“三突出”,而且要求对外宣传的宣传画和剧照也要一律体现“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而且事实上“样板戏”的许多公开亮相的剧照都是由江青本人亲自审定的。这套邮票的设计人杨白子回忆说,这套邮票的第一稿设计出来后送交国务院宣传组王曼恬审查。王的意见是“所有邮票的图稿都必须是江青审定的剧照”。于是杨白子不能怠慢,在中国京剧院的帮助下,完成了五幅剧照的筛选,即邮票上的1-5图(《智取威虎山》是由上海京剧团演出的,笔者怀疑杨白子对具体帮助单位的回忆可能有误)。军服与剧照息息相关,这就更进一步地证实了邮票上杨子荣等人的军服突显的“文革”特殊年代的特征了!(二)邮票发行的时间谈到这套邮票的时间间隔,笔者首先注意到这套邮票是交通部主管邮政后正式发文发行的第一套大套的邮票,是编号票的“龙头”邮票。
1969年的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通知撤消邮电部,分别成立邮政总局和电信总局,从上到下实行邮电分设。邮政总局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成立新的交通部。电信总局由由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管理。1969年12月1日由邮电部军管会、铁道部军管会、交通部军管会、军委通信兵部交接完毕。12月31日邮电部正式撤消。当时的邮电分设,表面是“备战”的需要,实质上与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林彪集团进行的权力斗争不无关系。1970年1月1日新的邮政总局正式成立,给邮票志号的变动赢得了机会。据悉当时的人事安排和志号恢复的思路是:由原邮电部政治部主任朱春和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兼邮政总局局长,李洪义任副局长。新的邮政总局发令将原邮票发行局副局长宋兴民从湖北阳新的五七干校调到邮政总局分管邮票发行工作。从1970年1月21日发行文字票的关门票———《革命青年的榜样》到1970年8月1日发行编号票的开门票———《智取威虎山》,出现了半年多的时间空白。在此期间,该局就恢复纪念和特种邮票的编号问题进行了研究。基层对志号取消后给邮票发行工作带来的种种弊端多有反映,李洪义和宋兴民等人也认为恢复志号很有必要,但也有人担心志号的恢复会被扣上“复旧”、“翻案”的帽子,认为采取一种不同于“文革”前的旧志号,又有别于文字票票外编号的做法,更为妥当。经过讨论,折衷的编号票形式应运而生。这毕竟是一个进步,半年多时间的邮票发行空白孕育出新中国邮票在特殊年代里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编号票的编号形式本身是对“文革”初否定“文革”前邮票志号的极左作法的某种轻度反拨,但是正如让杨子荣穿上1965年的军服是特定时代的必须,编号票采用《智》剧为“龙头”也是当时特定年代的必须,事实上也有利于编号票随后的发展。
这套邮票是1970年8月1日发行的,但8月4日才补发了通知。但8月1日只发行了第一枚“杨子荣剧照”和第三枚“穿林海”。两个月后发行了第二枚“深山问苦”、第四枚“发动群众”和第五枚“胸有朝阳”。又隔了近15个月发行了第六枚“胜利会师”。一套邮票分三次发行并不鲜见,间隔几个月在“文革”中更是家常便饭,19套“文字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分期发行的,如“文2”、“文4”、“文5”和“文18”。而分三次发行的也绝非《智取威虎山》一套,还有“文7·毛主席诗词”和“文14·南京长江大桥”。但一套邮票前后拖了近17个月可谓绝无仅有!这套邮票的第六枚显然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而非一年半载后追加的,因为1970年11月1日发行的《严惩入侵之敌》为编号7,已经为“胜利会师”留出了6号位。据悉原先第六枚为“会师百鸡宴”,场面大,人物杂乱,在场景上无法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与“三突出”不符,使设计一度陷入困境。后来杨白子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现了一幅杨子荣与少剑波、常猎户、小常宝四人在红旗前握手亮相的剧照,尽管在风格色调上与前五枚有些许差异,但仍是很不错的一幅。尤为重要的是这幅剧照也是经江青审定过的,符合审定部门的要求,的确令设计者大喜过望。经过一些技术处理,就用这一幅,邮票效果显得比前五枚更好。值得一提的是,“胜利会师”实际上是“文5”邮票“智取威虎山”场景的特写镜头,但小常宝衣服和杨子荣身上的“值星带”更红更醒目了,英雄人物也随之更突出了,由此留下样板戏“不断修改”的印记。这枚邮票拖了近17个月才问世,上述的周折显然是原因之一。
责编/王建
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上海京剧院1958年根据曲波的小说《林海雪原》改编后的。从1964年7月号的《戏剧报》刊出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智》剧的照片可见,演员的着装是按解放战争的历史原貌进行的。此后江青频繁插手文艺工作,千方百计将现代剧据为己有。当时的报刊有过如下三段记载:其一“1965年春天,江青同志亲自到上海领导了《智》的加工修改。江青同志鼓励我们要发扬革命的牛劲,精益求精,把这出戏搞成革命的样板”(见《人民日报》1969年1月6日)。其二“对小分队在舞台上的一招一式,一个亮相,一个上下场,甚至解放军的帽徽够不够红,江青同志都作过具体的指导。”(见《解放军报》1968年5月5日)。其三“在敬爱的江青同志亲自领导下,《智》全力刻划英雄人物杨子荣的光辉形象,即使是一个道具、一件衣服、一条值班星带,都经过精心设计”(见《解放军报》1969年10月31日)。由此可见,让杨子荣等人在1946年穿上1965年的军装与江青有密切关系,即便不是她亲口提议,也顺乎了她的旨意。与此同时,曲波已被打成“反革命”,《林海雪原》被批成“黑小说”;甚至连《智》剧加工修改前的演出本也被认为“在内容上有相当一部分糟粕”,“杨子荣是宣扬刘少奇盲动、冒险、军阀主义的反动军事路线的活标本”(《红旗》1969年第11期)。这类荒唐事儿在当时可谓俯拾即是,司空见惯。
实际上在正面人物的服饰上进行“红色装修”是江青对“样板戏”“直接领导和亲自实践”的重要组成。例如京剧《红灯记》(文59-4)“李铁梅的头绳不够鲜艳,江青同志指出,要用大红头绳”(《解放军报》1967年1月5日)。又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文59-7)“连一些细节,江青同志也一一作了指示。她说,红领章要鲜艳突出,……”(《北京日报》1967年5月29日)。如今我们在面对“文革”十年留下的五套与“样板戏”有关的邮票,即文5、文16和编号票中的《智》剧、《白毛女》和《“讲话”30年》,套套都可发现类似的“红色装修”:《智》剧中的小常宝(文59-1、9-2、编6)、《红灯记》中的铁梅(文59-1、9-4、文162-2)、《白毛女》中的喜儿(编53、56)、《海港》中的搬运工人(文59-3)都无一例外地红装在身。甚至打入匪巢后的杨子荣(编6)身上的那条“值星带”也特意安排成红色。同时“样板戏”中的红军(文59-7、编38)、八路军(文59-8、编55)、新四军(文59-5)和志愿军(文59-6)都一一挂上了清一色的“红袖标”。这样的“红袖标”还出现在文革中期的另外两部没来得及上邮票的“革命现代京剧”《杜鹃山》和《平原作战》的男女主角的手臂上。
为什么唯独《智》剧的军服“装修”采用的是红领章和红帽徽而非红袖标呢?笔者认为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是特定环境———雪原的制约,我军小分队多次以白披风作为雪地行进的伪装,红袖标起的作用适得其反。其二,红袖章与红帽徽的出现更能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要。该剧第七场《发动群众》(编4)少剑波对铁路工人李勇奇唱道:“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当时这一唱段被盛赞为“有着非常丰富的政治内容,头上的红星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芒;红色的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解放军报》1969年12月21日)。由此我以为:邮票上杨子荣的军服是样板戏的“戏服”之一,服务于当时特殊的政治需求。
据新近解封的材料披露,江青本人不仅要求“样板戏”的剧本和演出场面要“三突出”,而且要求对外宣传的宣传画和剧照也要一律体现“三突出”的创作原则。而且事实上“样板戏”的许多公开亮相的剧照都是由江青本人亲自审定的。这套邮票的设计人杨白子回忆说,这套邮票的第一稿设计出来后送交国务院宣传组王曼恬审查。王的意见是“所有邮票的图稿都必须是江青审定的剧照”。于是杨白子不能怠慢,在中国京剧院的帮助下,完成了五幅剧照的筛选,即邮票上的1-5图(《智取威虎山》是由上海京剧团演出的,笔者怀疑杨白子对具体帮助单位的回忆可能有误)。军服与剧照息息相关,这就更进一步地证实了邮票上杨子荣等人的军服突显的“文革”特殊年代的特征了!(二)邮票发行的时间谈到这套邮票的时间间隔,笔者首先注意到这套邮票是交通部主管邮政后正式发文发行的第一套大套的邮票,是编号票的“龙头”邮票。
1969年的6月,国务院和中央军委通知撤消邮电部,分别成立邮政总局和电信总局,从上到下实行邮电分设。邮政总局与铁道部交通部合并,成立新的交通部。电信总局由由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管理。1969年12月1日由邮电部军管会、铁道部军管会、交通部军管会、军委通信兵部交接完毕。12月31日邮电部正式撤消。当时的邮电分设,表面是“备战”的需要,实质上与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同林彪集团进行的权力斗争不无关系。1970年1月1日新的邮政总局正式成立,给邮票志号的变动赢得了机会。据悉当时的人事安排和志号恢复的思路是:由原邮电部政治部主任朱春和担任交通部副部长兼邮政总局局长,李洪义任副局长。新的邮政总局发令将原邮票发行局副局长宋兴民从湖北阳新的五七干校调到邮政总局分管邮票发行工作。从1970年1月21日发行文字票的关门票———《革命青年的榜样》到1970年8月1日发行编号票的开门票———《智取威虎山》,出现了半年多的时间空白。在此期间,该局就恢复纪念和特种邮票的编号问题进行了研究。基层对志号取消后给邮票发行工作带来的种种弊端多有反映,李洪义和宋兴民等人也认为恢复志号很有必要,但也有人担心志号的恢复会被扣上“复旧”、“翻案”的帽子,认为采取一种不同于“文革”前的旧志号,又有别于文字票票外编号的做法,更为妥当。经过讨论,折衷的编号票形式应运而生。这毕竟是一个进步,半年多时间的邮票发行空白孕育出新中国邮票在特殊年代里的一个新的起点。尽管编号票的编号形式本身是对“文革”初否定“文革”前邮票志号的极左作法的某种轻度反拨,但是正如让杨子荣穿上1965年的军服是特定时代的必须,编号票采用《智》剧为“龙头”也是当时特定年代的必须,事实上也有利于编号票随后的发展。
这套邮票是1970年8月1日发行的,但8月4日才补发了通知。但8月1日只发行了第一枚“杨子荣剧照”和第三枚“穿林海”。两个月后发行了第二枚“深山问苦”、第四枚“发动群众”和第五枚“胸有朝阳”。又隔了近15个月发行了第六枚“胜利会师”。一套邮票分三次发行并不鲜见,间隔几个月在“文革”中更是家常便饭,19套“文字票”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分期发行的,如“文2”、“文4”、“文5”和“文18”。而分三次发行的也绝非《智取威虎山》一套,还有“文7·毛主席诗词”和“文14·南京长江大桥”。但一套邮票前后拖了近17个月可谓绝无仅有!这套邮票的第六枚显然是一开始就定好的,而非一年半载后追加的,因为1970年11月1日发行的《严惩入侵之敌》为编号7,已经为“胜利会师”留出了6号位。据悉原先第六枚为“会师百鸡宴”,场面大,人物杂乱,在场景上无法突出主要的英雄人物,与“三突出”不符,使设计一度陷入困境。后来杨白子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发现了一幅杨子荣与少剑波、常猎户、小常宝四人在红旗前握手亮相的剧照,尽管在风格色调上与前五枚有些许差异,但仍是很不错的一幅。尤为重要的是这幅剧照也是经江青审定过的,符合审定部门的要求,的确令设计者大喜过望。经过一些技术处理,就用这一幅,邮票效果显得比前五枚更好。值得一提的是,“胜利会师”实际上是“文5”邮票“智取威虎山”场景的特写镜头,但小常宝衣服和杨子荣身上的“值星带”更红更醒目了,英雄人物也随之更突出了,由此留下样板戏“不断修改”的印记。这枚邮票拖了近17个月才问世,上述的周折显然是原因之一。
责编/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