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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看，张远山先生的《庄子传》可能是当代汉语写作中的一件大事。但在今天，这部著作是以报摊图书的样式出现，而市场江湖的存在又非时髦、流行，因为它印着“纪念庄子逝世二千三百周年”的庄严广告。这几乎是庄子“材与不材”的散木象征，又是鲁迅的横战意象。
历史上有很多人格、精神、产品被淹没的现象。陶渊明在其当时人眼里，只是二三流的诗人，《诗品》的作者把他列为中品；六七百年后，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真正跻身一流诗人的序列。直到今天，墨子这样的思想家、冯梦龙这样的作家仍是被大大低估的人物。历史的接受之路并不平直，而是曲成万物。指望一个时代的主流知识界或市井文化给民族历史巨大的精神个体以公正的待遇，本身并不现实。因为这些精神个体之阔大多与民族集体意识的惰性、狭隘形成反差。
对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丰沛的存在而言，老子、庄子一类的道家学派人物的被低估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它反证中国文化在两千年间为儒法等精神趣味绑架，未能走出秦汉之制的阴影。而超迈三代，将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清一”、“汇通”，催生出日新又新的文明，仍将是艰难的任务。
出于对庄子的兴趣、发现，张远山花费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他的“庄学工程”。自2007年起，《莊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先后问世，最近的成果，则是这部《庄子传》。这样的工作本身即是当代社会的奇观。在当代社会流行成功、流行小康等等的“镀金时代”，远山先生以一己之力，以自由作家之身，寂寞地为庄子作注、平反、作传，既是时代的奇观，也是我们汉语世界真正的安慰。
《庄子传》以编年史体和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从中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厚，传统叙事在他笔下得心应手，而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跟我们相通。未来的研究者，将会比较这部作品跟司马迁人物纪传的关系，将会比较作者语言风格跟金庸小说风格的区别。
这部作品的创新显而易见。战国时代变迁与庄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时代的风云与历史人物们的表现，新的变化与思想家们的应对，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的细节均栩栩如生。它还原了战国时代，使《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春秋》、《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献鲜活起来，经典真正还原为历史叙事。
作品里叙写了不少人的丑陋、罪恶，也写了不少人的思考，读来令人拍案。由于秦国吞并巴蜀，有了粮草接济，东方战争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必春耕秋战，而能连年久战了。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加剧，到战国动辄“斩首”上万，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在对人性的思考中不再停留在孔子“乱臣贼子”阶段，而开始质疑人性本身的善恶。而像匡章那样的人开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后来为了保家卫国，一步步走入庙堂，前后判若两人，也成为当时人思考的对象，说明当时“庙堂争权夺利毫无底线，乃是逆淘汰的大染缸。”这些现象都为作者捕捉到，写进了作品。
历史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在作者笔下，它已经更多地属于背景，真正烘托的，是时代一流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甚至儒、墨的竞争也多属于背景，作者着力叙述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在孟子的义利之辨外，在墨家巨子的变异之外，道家人物冷眼旁观世道人心，而活出了尊严。这个尊严，即是书中一再称赞的“真德”。在时代社会的热闹之外，作者高扬了人的尊严。
这种尊严，是还原，又是追认。即在春秋战国泥沙俱下中，在人命如草芥中，在处处有篡改、歪曲中，庄子们葆全了人性的真。在君臣父子快成为天经地义的罗网里，庄子们活出了自由，自适其适，活出了尊严。这一尊严在后来两千年的大盗、乡愿合谋的中国生活中尤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求做奴隶而不得以及暂时做稳了奴隶位置的两种生存中，仍有第三种生存，有人性的真实美好。
这种尊严感，无疑更是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显然，《庄子传》跟当下的戏说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也跟知识界的影射写作判然有别。戏说历史者在市井求利，影射写作者在主流求名。无论是证明儒教宪政主义，还是证明道家自由主义，都不过是挟自以为是的“知识正确”去裁剪先人著作。更不用说，那些借古人名头说事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他们都以今人之心去轻薄古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
在分科分工的当代，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在理性主义的眼里，中国早期君王的重要讲话《尚书》实在“诘拙赘牙”，记录历史的《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即使群经之首的《易经》要么晦涩，要么托命一如游戏……先秦在不少人眼里，既无古希腊人的理性，又无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至于高居庙堂的儒学伪道，充斥市井的文艺，更是跟西方的理性、自由和个体本位大异其趣。但张远山的作品则向我们表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在先秦所抵达的成就超迈时代，汉语自有风骨、理性和关怀。
如作者后记所说，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作者感叹：“隐于江湖的庄学真道，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于心”。
从两千年来的儒学氛围中走出来并不容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被请回诸子行列。但对孔子和诸子的解读经历了反复，今天，孔子和儒家又被不少人请回庙堂、神殿。可见，我们民族要冲破大盗和乡愿的罗网，仍任重道远。两千年间，我们中国人一直活在伦理本位、儒家本位、王权本位、官吏本位的“差序格局”里。这种迷失影响到我们的文史哲学思考。
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存在状态与其整体相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二者异质同构。庄子认为，无知众人，因其无名无功而自卑，不敢因循内德，自适其适，而是迎合外境，适人之适，以便求取功名。适人而无技，必定无功无名，仍为无知众人。适人而有技，必有小功小名，于是成为小知。适人而有术，必有大功大名，于是成为大知。小知之学技，大知之学术，都是老聃所言“为学者日益”，因而自矜其知，自矜功名，对下则自得而役人，对上则自卑而适人，仍是终身迎合外境而适人役人，不能尽其所受乎天，只能亏生、迫生，乃至受刑早夭。将庄子的思想跟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什么是现代化的真精神。
远山自承他的愿心是“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史谎言”、“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接续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这是一种大时间观。市井文化多号召人们“活在当下”，其意在于要人们随遇而安，而失去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通泰、美好。用庄子的语言，这是一种“小年生存史观”。但远山的工作是“大年”大时间观照下的个体安顿，这一工作如燃灯，如报春的燕子，是贞下起元的先声，他传达的是春天的消息，是元气淋漓的自由人生。
春天和自由，在我们的心里。借用外人的话，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止春天的到来；是的，你可以无视远山，但你不能无视自由和春天。
以此贺远山的《庄子传》问世！
历史上有很多人格、精神、产品被淹没的现象。陶渊明在其当时人眼里，只是二三流的诗人，《诗品》的作者把他列为中品；六七百年后，到了宋代，陶渊明才真正跻身一流诗人的序列。直到今天，墨子这样的思想家、冯梦龙这样的作家仍是被大大低估的人物。历史的接受之路并不平直，而是曲成万物。指望一个时代的主流知识界或市井文化给民族历史巨大的精神个体以公正的待遇，本身并不现实。因为这些精神个体之阔大多与民族集体意识的惰性、狭隘形成反差。
对我们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丰沛的存在而言，老子、庄子一类的道家学派人物的被低估也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它反证中国文化在两千年间为儒法等精神趣味绑架，未能走出秦汉之制的阴影。而超迈三代，将五六千年的文明史“清一”、“汇通”，催生出日新又新的文明，仍将是艰难的任务。
出于对庄子的兴趣、发现，张远山花费二十多年的时间从事他的“庄学工程”。自2007年起，《莊子奥义》、《庄子复原本注译》先后问世，最近的成果，则是这部《庄子传》。这样的工作本身即是当代社会的奇观。在当代社会流行成功、流行小康等等的“镀金时代”，远山先生以一己之力，以自由作家之身，寂寞地为庄子作注、平反、作传，既是时代的奇观，也是我们汉语世界真正的安慰。
《庄子传》以编年史体和章回体来写历史和人物，逐年叙述战国史事和庄子生平。从中可见作者的功力之深厚，传统叙事在他笔下得心应手，而人物风貌亦旧亦新，跟我们相通。未来的研究者，将会比较这部作品跟司马迁人物纪传的关系，将会比较作者语言风格跟金庸小说风格的区别。
这部作品的创新显而易见。战国时代变迁与庄子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时代的风云与历史人物们的表现，新的变化与思想家们的应对，以及人物的悲欢离合的细节均栩栩如生。它还原了战国时代，使《易经》、《尚书》、《诗经》、《道德经》、《论语》、《春秋》、《国语》、《战国策》、《孟子》、《庄子》等经典文献鲜活起来，经典真正还原为历史叙事。
作品里叙写了不少人的丑陋、罪恶，也写了不少人的思考，读来令人拍案。由于秦国吞并巴蜀，有了粮草接济，东方战争的形态发生变化，不必春耕秋战，而能连年久战了。由于春秋以来的战争加剧，到战国动辄“斩首”上万，中国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在对人性的思考中不再停留在孔子“乱臣贼子”阶段，而开始质疑人性本身的善恶。而像匡章那样的人开始不臣天子、不友诸侯，后来为了保家卫国，一步步走入庙堂，前后判若两人，也成为当时人思考的对象，说明当时“庙堂争权夺利毫无底线，乃是逆淘汰的大染缸。”这些现象都为作者捕捉到，写进了作品。
历史的发展当然重要，但在作者笔下，它已经更多地属于背景，真正烘托的，是时代一流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甚至儒、墨的竞争也多属于背景，作者着力叙述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人物们的生活和思考。在孟子的义利之辨外，在墨家巨子的变异之外，道家人物冷眼旁观世道人心，而活出了尊严。这个尊严，即是书中一再称赞的“真德”。在时代社会的热闹之外，作者高扬了人的尊严。
这种尊严，是还原，又是追认。即在春秋战国泥沙俱下中，在人命如草芥中，在处处有篡改、歪曲中，庄子们葆全了人性的真。在君臣父子快成为天经地义的罗网里，庄子们活出了自由，自适其适，活出了尊严。这一尊严在后来两千年的大盗、乡愿合谋的中国生活中尤其珍贵，它让我们看到，中国人求做奴隶而不得以及暂时做稳了奴隶位置的两种生存中，仍有第三种生存，有人性的真实美好。
这种尊严感，无疑更是对当下生活的态度。
显然，《庄子传》跟当下的戏说历史著作判然有别，也跟知识界的影射写作判然有别。戏说历史者在市井求利，影射写作者在主流求名。无论是证明儒教宪政主义，还是证明道家自由主义，都不过是挟自以为是的“知识正确”去裁剪先人著作。更不用说，那些借古人名头说事的历史小说、通俗历史，他们都以今人之心去轻薄古人。
远山先生的态度是严肃的，也是个人的。他不仓促草率，不是研读三年五年即宣布发现，推出产品，他是“准备半生，写作八年”，厚积薄发。因此，他的写作每一个字都经过心思长久的注视，都是心血之作。
在分科分工的当代，这部作品是一个异数。它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哲学。这里有一个人的思想史，一个人的生活态度，一个人的知识学问。这部作品也恢复了汉语的尊严。在理性主义的眼里，中国早期君王的重要讲话《尚书》实在“诘拙赘牙”，记录历史的《春秋》不过是“断烂朝报”，即使群经之首的《易经》要么晦涩，要么托命一如游戏……先秦在不少人眼里，既无古希腊人的理性，又无古罗马人的法治精神。至于高居庙堂的儒学伪道，充斥市井的文艺，更是跟西方的理性、自由和个体本位大异其趣。但张远山的作品则向我们表明，以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在先秦所抵达的成就超迈时代，汉语自有风骨、理性和关怀。
如作者后记所说，庄子主张“至知忘知，自知无知”，“吾生有涯，知也无涯”，略同于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庄子主张“自适其适，以德为循”，反对“适人之适，役人之役”，略同于尼采的“不要跟随我，跟随你自己”。作者感叹：“隐于江湖的庄学真道，却与欧西古今大哲莫逆于心”。
从两千年来的儒学氛围中走出来并不容易，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开始，孔子被请回诸子行列。但对孔子和诸子的解读经历了反复，今天，孔子和儒家又被不少人请回庙堂、神殿。可见，我们民族要冲破大盗和乡愿的罗网，仍任重道远。两千年间，我们中国人一直活在伦理本位、儒家本位、王权本位、官吏本位的“差序格局”里。这种迷失影响到我们的文史哲学思考。
我们今天知道，一个共同体的个体存在状态与其整体相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二者异质同构。庄子认为，无知众人，因其无名无功而自卑，不敢因循内德，自适其适，而是迎合外境，适人之适，以便求取功名。适人而无技，必定无功无名，仍为无知众人。适人而有技，必有小功小名，于是成为小知。适人而有术，必有大功大名，于是成为大知。小知之学技，大知之学术，都是老聃所言“为学者日益”，因而自矜其知，自矜功名，对下则自得而役人，对上则自卑而适人，仍是终身迎合外境而适人役人，不能尽其所受乎天，只能亏生、迫生，乃至受刑早夭。将庄子的思想跟百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做参照，可知什么是现代化的真精神。
远山自承他的愿心是“颠覆秦火汉黜伪造的历史谎言”、“治疗庙堂伪道导致的民族内伤”、“接续江湖真道传承的先秦元气”……这是一种大时间观。市井文化多号召人们“活在当下”，其意在于要人们随遇而安，而失去跟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通泰、美好。用庄子的语言，这是一种“小年生存史观”。但远山的工作是“大年”大时间观照下的个体安顿，这一工作如燃灯，如报春的燕子，是贞下起元的先声，他传达的是春天的消息，是元气淋漓的自由人生。
春天和自由，在我们的心里。借用外人的话，你可以摧毁花朵，但你不能阻止春天的到来；是的，你可以无视远山，但你不能无视自由和春天。
以此贺远山的《庄子传》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