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最近在加沙的战争，在欧洲各国掀起了一场强烈的地震。在柏林、伦敦、巴黎、罗马和其他地方，以色列被描述为“恐怖国家”。愤怒的示威者焚烧了法国和德国各地的犹太教堂，甚至还出现“把犹太人送进毒气室！”的声音。
　　与巴勒斯坦的联合以及对犹太人的谩骂奇怪地组合在一起，似乎已经构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反犹太主义。在大屠杀过去70年后的今天，“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日至10日，纳粹党员与党卫队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人事件）的幽灵再度飘荡在欧洲犹太社区的上空。
　　以色列一直难以理解，为何叙利亚的20万死者和500万难民给西方人良心的震动远远不如2000名在加沙被杀的巴勒斯坦人。他们也无法理解欧洲示威者为何谴责以色列的战争是“种族灭绝”——对于叙利亚的屠杀、俄罗斯對格罗兹尼的屠城、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造成的50万受害者，或者美国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空袭，都没有人用这个词。
　　答案很简单：借用犹太人大屠杀的词汇描述以色列的罪行，是欧洲特色的摆脱犹太情结的方式。“犹太大屠杀”，托马斯·肯尼利在《辛德勒的方舟》中写道，“是一个非犹太问题，而不是一个犹太问题。”
　　不可否认，加沙的惨象是一场人道主义灾难。但它难以望近几十年来其他人道主义危机之项背，包括民主刚果、苏丹、伊拉克和阿富汗等。事实上，自1982年以来，整个阿拉伯-犹太人/以色列冲突所造成的伤亡还比不上叙利亚在最近三年中所造成的伤亡多。1950年以来，阿拉伯-以色列冲突致死人数只排在所有冲突的第49位。
　　这一事实与全世界对以色列的强烈批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他国家动荡时，它们的政策会受到质疑；以色列的行为引起争议或问题时，其生存权利就会受到口诛笔伐。谴责以色列侵犯人权的联合国决议比其他所有国家的加起来还要多。
　　关于以色列的报道几乎全部集中于巴勒斯坦冲突。泛阿拉伯报纸《生活报》华盛顿记者站主任乔伊斯·卡兰（Joyce Karam）认为，其原因在于“穆斯林杀害穆斯林或阿拉伯人杀害阿拉伯人，比以色列杀害阿拉伯人更容易接受。”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受害者默默无闻；对加沙夸大其词的报道让人数上少得多的受害者备受关注。
　　这并不是说应该用可怕的“流血算术”来抚慰以色列。殖民行为使以色列成为最后一个占领和粗暴对待非西方人民的发达的“西方”国家。当今的大部分冲突——如发生在哥伦比亚、索马里、民主刚果、苏丹甚至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都是内部冲突。
　　对西方来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冲突特别引人注目。以色列的故事远远超过了当前冲突的范围，而代表了犹太传统和欧洲文明之间的以悲剧收场的特殊共生关系。以色列是带着有史以来欧洲土地上最大罪行的伤疤而诞生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锡安主义胜利的受害者——则触动了欧洲神经的另一个痛点。
　　尽管如此，以色列-巴勒斯坦悲剧是独特的。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民族的引人入胜的“回家”的故事，它们有着互相排斥的主张，也争夺着占据全世界数百万人心中神圣地位的圣地和庙宇。
　　这也是一场形象之战，双方都宣称独占正义和苦难。犹太人遭遇的迫害以及锡安主义对这一遭遇的利用，已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的榜样。“放逐”“流散”“大屠杀”“回家”和“种族屠杀”等流行语已成为巴勒斯坦民族精神不可或缺的部分。
　　很重要的一点认识是，犹太人曾经遭受大屠杀并不意味着以色列不可被批评，也不意味着一切对以色列政策的抨击都可以归为反犹主义。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被认为是渴望拥有这一切的维持现状的国家：继续控制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定居点以及巴勒斯坦人的“以静制静”。
　　但哈马斯对加沙内部的控制同样有问题。为了维持稳定以及结束哈马斯与圣战主义极其危险的互动，加沙必须寻求与以色列达成经济和政治协议，抑制战争的诱惑。正如1973年赎罪日战争后苏伊士运河沿岸埃及城镇的复苏为以色列-埃及和平铺平了道路，繁荣的加沙也将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利益——首先是以色列的利益。

索洛莫·本·阿米
　　（以色列前外交部长，现为托莱多国际和平中心副主席。著有《战争伤疤，和平伤口：以色列-阿拉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