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是北京市民陈先生的一句感慨。听起来有些好笑，却是他的真实遭遇。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问题来了，需要书面证明他和他母亲是母子关系。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户口簿，早就没有了陈先生的信息。最终解决办法是，陈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块，就不用再证明了（据4月8日《人民日报》）。
　　新闻里说，很多人在办事过程中遇到过类似令人啼笑皆非的证明：要证明你爸是你爸，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要证明你没有要过孩子，要证明你没买过房……这样那样的证明，有的听起来莫名其妙，办起来更让人东奔西跑还摸不着头脑。
　　可能有人会问，为什么就不能够更灵活地解决问题呢？简单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在现场解决问题的人没这个权力，有这个权力的人离现场太远。制度或是政策法规的运行，有的时候就像在电脑里运行一段程序，这程序被写就运行起来，它就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了。如果程序遇到了不符合其逻辑的特殊情况时，程序就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这就是bug。而在政策的执行中，就会出现“证明我妈是我妈”这样的怪事。
　　这样看起来，制度好像是有了生命一样，按照自己的逻辑行事。还真就有这样一种理论，看学者孙立平的文章介绍，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制度是如何思维的》。这个书名就是有意告诉我们，制度是会思维的。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制度怎么会有思维，制度的逻辑背后其实就是人的逻辑。可能问题在于，当人们制定了制度之后，并不一定能完全预料到制度会带来怎样的结果，也不一定能预料到制度会遇到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机动车撞行人的责任认定，其中规定即便机动车完全没有事故责任，也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逻辑很简单，行人是弱势一方，所以要求驾驶员倍加小心。后来就出现了这样的新闻，一个行人撞在了停在路边的汽车上，车主按照规定需要进行赔偿。车主太倒霉了，但没办法，法律只能考虑大多数情况，不能完全涵盖特殊情况，遇上这种奇葩事儿，也只能按照既定法律办。
　　还有前不久一个新闻，南方某市一个政府房产部门的打字员，居然贪污了400万元巨款。许多人都来打字员那里打印资料，叫号排队，而那些房地产的老板也不差钱，为了提前审批通过，贿赂打字员，而打字员则有权决定打印顺序。打字员获得寻租的机会，是因为这里是指定的打印材料地点，而这么规定的理由可能是因为该部门想收一点打印费吧。可就这样一个小政策造就了一个巨贪，这是制度制定者没有想到的。
　　当制度“活”了，开始运行起来的时候，想要阻止它、改变它就变得不那么容易了，而且系统越复杂难度就越大。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从事后来看，最直接的办法当然是拿掉出问题的环节，处理犯错误的执行者。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从改变体系本身着手。首先，制度制定者要解决动机问题，就是制定这套制度法规是为了什么？我想答案应该是为了保障服务对象的权益。出境游客的权益就是办理手续的合理性和效率，房地产商的权益就是审批的便捷。如果制度的设计者以自己的便捷甚至是获利为目标，那么结果就肯定是给服务对象造成麻烦。
　　第二个改变是对体系的简化。逻辑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原理叫做“奥卡姆剃刀”原理，其内容是“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意思就是，用一把剃刀把系统中所有没有必要的环节统统砍掉，简单管理、提高效率。制度的设计也是这样，越简单、越透明、越灵活越好。就比如那个机动车撞人责任划分问题，我们可能需要从立法层面才能做出改变。而执行案例法的国家，一个具体的判例就可以成为法律，相比之下灵活多了。
　　最后回到新闻，如何回答“该怎么证明我妈是我妈”这个问题？答案肯定不是让人家去验DNA，因为这个具体问题背后是系统性问题。对此我们的解决办法只能是简政放权。就像《人民日报》从这件新闻得出的结论：各级政府部门有必要结合简政放权的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对需要当事人提供的材料事项进行梳理，能免的就免、能简的就简，从源头上减少对证明的需求。
　　（摘自《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