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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孟定恭编著的《布特哈志略》是布特哈地区建制以来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地方志书。该书通过翔实可靠的资料、丰富具体的内容，将布特哈地区的历史源流、建制沿革、风土民俗、人文历史等情况详尽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书中某些内容虽然记述较为简略，但这并不影响此书的史料和文献价值。
关键词孟定恭，《布特哈志略》，特点，价值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56-06
布特哈一词始自清朝，满语为渔猎之意，汉译打牲，为清政区名，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人的主要集居地。因土著人靠打牲为生，故名其地为布特哈。
《布特哈志略》①之前，有关布特哈的山川地理、官制、物产、贡赋、兵额、互市、民族、民俗的情况，常散见于清朝官修史志及东北流人的著述之中，如《清史稿》、《清实录》、方拱乾《绝域纪略》、杨宾《柳边纪略》、吴臣《宁古塔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英和《卜魁纪略》、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等。但是，系统且全面论述布特哈方面的著述，迄今为止仅有《布特哈志略》一部。孟定恭取材史书、实地调查、悉心考证，在书中记载了布特哈的历史沿革、民族分布、古迹遗存、风俗物产、民族人物等内容。这对研究布特哈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陈鸿谟评价此书：“如有博古好奇之士，游历其山川，航泛其江流，采风问俗，凭吊古今，则可携孟君此编作向导，参考事迹，须于词义之外，必有所得。”
事实上，关于东北地区的方志文献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之一，成果显著。但是相比之下，《布特哈志略》的研究稍显薄弱。②因此，对之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势在必行。本文力求系统论述《布哈尔滨特志略》相关问题，以期彰显其学术价值。
孟定恭，字镜双，号半园叟，西布特哈旗达斡尔族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卒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他自幼读书，学识渊博，精通满、蒙、汉三种文字，是著名的布西双杰之一，③著有《布特哈志略》及《人生指南》。关于撰写《布特哈志略》的缘由，孟定恭在自序中云：
我先民学习满文满艺术，游牧渔猎，吟咏歌谣。每值国难，从军效命，卓著武功，名标紫阁，世享优容特典，事属流传记载。值此时势变迁，世运转换，天殆欲予吾族以复兴之机乎？则启后原于承先，数典岂可忘祖。此即余之不嫌芜陋，搜集所得，草《布特哈志略》一编之微意也。
由此可以看出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及使命感，促使孟氏苦心孤诣写就一部专门记述布特哈地区史事的志书。
《布特哈志略》的成书时间无明确记载。孟氏在自序中提及此书是其充当旗民差务之时撰成。根据《呼伦贝尔市人物志》，④孟定恭于民国十四年五月任西布特哈总管公署旗务科长，故推断孟氏之书应该是从民国十四年以后开始动笔。而撰成时间，陈鸿谟序：“岁壬申（民国三十二年），孟君复来过访，且携所著《布特哈志略》一书，嘱为序文。”据此推测，《布特哈志略》应成书于民国二十年之前。
此书共分为六编，仅三万八千余字，但选材严谨，结构清晰，内容丰富。书中第一编为历代沿革，主要考证土著人的历史源流，并间以记录土著人的种族及布特哈总管衙门历任官吏的姓名。第二编为村落姓氏，是对土著人分布的详细记述，附记水陆物产及礼节习俗等，真实再现了布特哈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第三编为布特哈人物，此编共收录88人，为旗内31位有功之臣立传，附列民国时期基层人物名贯职任。第四编为古迹，作者亲自探访布特哈的边堡、古迹，完整地搜集了庙宇匾额上的文字及碑铭之类，为布特哈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第五编为歌谣，将布特哈地区土著人平素传唱的歌词保存下来。第六编为经政，主要记录布特哈疆界之变迁及建设政治方略。
《布特哈志略》现存版本有：民国二十三年铅印《辽海丛书》本，不分卷，无目录，后附勘误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民国间抄本，收录于《中国方志丛书》之中；1995年版《黑水丛书》标点本，以《辽海丛书》本为底本点校，并校以《黑水先民传》。
此外，由于《布特哈志略》史料价值较高，其中所记资料常被后来学者引用，近年来先后被收入高泽成、金小君《达斡尔族资料集》（第二集），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以及孟志东《中国达斡尔族古籍汇要》等著述中。①
孟定恭搜集了大量有关布特哈的史料，为撰写《布特哈志略》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作者以其他史志文献中对布特哈记载缺失的部分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考察古迹、辩证源流，补充空白。此书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具体，涵盖了布特哈地方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且每编重点突出，逻辑性强。但不足之处是该书对某些方面的记述过于简略，相比之下，人物一编又过于冗长，且在选择立传对象时只选择功臣名将而忽略其他领域的人物。
（一）记载资料翔实可靠
《布特哈志略》除人物一编多取材于黄维翰《黑水先民传》以外，其余均为孟氏通过史书记载及实地调查，运用真实客观的实物资料及生动鲜活的口述资料自撰而成。有的为首次见之于世，是研究布特哈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史料。
陈鸿谟评价：“其人彬彬文雅，无尚武风，而性嗜汉学，听其纵谈布特哈沿革与兴废，事甚悉。”所谓“学不博则无以考证严格而不能作”，②据文中内容可知，孟定恭征引了大量史籍，对布特哈历代沿革做了具体细致的考证。主要参考的史籍有《山海经》《竹书纪年》《后汉书》《魏略》《梁书》《魏书》《隋书》《北史》《辽史》等。如，对布特哈汉属北夷索离国的考证，首先罗列索离国历代的不同称号：“《魏略》作离，《梁书》作离，《辽史》作橐离”，后据《后汉书》记扶余建国之事，考证得出：“扶余在吉林西北，索离又在扶余之北，东明王南至难水，即今之嫩江，布特哈人随嫩江流域落居者为多。索离之后，索伦人仍在该处不少，且土传东明王之事，事尚相符，即现在之布特哈地方为古之索离境无疑。”又如，孟氏复经考诸历代史书，考证魏之勿吉，是古之沃沮，又称窝集、乌稽、阿集，是由于音转所致，而沃沮是满语，译为森林之意，继而考证布特哈魏为勿吉国黑水部。诸如此类，依据都十分具体充分，足见其考证功力之深。因此，《布特哈志略》成为后世研究布特哈的必备之书。 实物资料是撰写方志的第一手材料，因真实可靠，其参考价值更为突出。孟定恭记录的实物资料，如宜卧奇关帝庙、清代将军墓、节孝碑、节孝牌坊等，都客观真实地交代了建立的时间、位置、形制、规模、布局、残况等问题，并且将搜集到的匾额、墓碑、牌坊上的文字逐行逐字记载下来，为研究布特哈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史料依据。以东布特哈孟苏都尔氏牌坊为例，孟氏记：
牌坊位于东布特哈镶红旗阿拉哈产屯西一里之遥，东西大路北侧，材质为木质，高可及丈，为风雨剥蚀，势将颓败。悬额一方，文曰“松筠并著”。
旁注细文曰：
阿拉哈产屯墨尔丁氏八品监生平寿之妻苏都尔氏节孝。
从中可见孟定恭对孟苏都尔氏牌坊的调查之细致，从而为我们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在这样客观记载实物原貌的基础上，孟氏还调查该氏后人，将立坊原因、过程附录其后，为我们了解孟苏都尔氏牌坊的源流提供了参考。
再如，达斡尔族著名学者花灵阿为其父母所立的富勒户神夫妻墓，由于墓碑字迹年久模糊，不易辨认，孟定恭为还原文字，甚至一一以手摩识辨别，再将其文记录下来，更可见孟氏调查之细致与深入。由于目前布特哈地方碑刻原件完整传世较少，也无拓本传世，通过孟氏的记载，该段珍贵史料得以流传下来。
该书中还保留了生动鲜活的口述资料，虽然其史料真实性较文字及实物资料略逊一筹，但仍不能忽略其价值。孟氏在记录布特哈的民间传说萨吉尔迪汗的故事时，附记云：“道其故事者，不能不谓无因，但未即确认为是，姑记之，以待专门名家之考定焉。”可见孟氏对待历史的认真态度。他还将搜集到的土著歌谣，由土音汉译之后记录下来。歌谣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布特哈地区土著人的社会生活，如“时届清明兮，起犁种地亩……期节白露兮，收成登院场……天命已改兮，卸甲业务农”等。在歌谣中，还记录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保留了当时的语汇状态，这些语言大多已经失传其意，仅赖孟氏记录方可使人明了。如“纳爷”一词，汉译为兄弟姑舅，即现代兄弟姐妹之意，目前仅见于《布特哈志略》。
（二）内容具体丰富
有关布特哈地区的人文历史，在前人的史志著作中，偶有提及，大都是对史事内容的知识性记述。而《布特哈志略》虽名为“志略”，内容却丰富具体。特举两例以观之。
其一，对布特哈地区驻防统辖及城镇的记载。前人的著述中，如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卷三载：
布特哈，初设索伦、达呼尔总管两员，副总管八员，谓之打牲头目、副头目。康熙三十年后，陆续增设满洲总管一员，副总管八员，掌印治事，以佐领、骁骑校各九十七员，关防笔帖式八员为之属，皆部人。①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建置”一卷载：
康熙三十年，初设索伦总管、达呼尔总管，谓之头目，复设副都统衔总管一员，总辖两部，今仍旧制。在齐齐哈尔西北三百余里，视各城最近。总管所驻傍伊泊河西岸，无城。②
这些记载，虽同具资料价值，但内容却不够具体，而孟氏则对布特哈建立总管衙门、裁并三总管，改置副都统的历史过程，从时间、衙署位置、辖境范围、历任（满洲、索伦、达呼尔）总管、历任副都统、衙门内部组织构成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记录。所记内容既与前人记述互为参校，又可补前人之不足。孟氏又对清末测地分疆，裁撤总管衙门后，东、西布特哈地方设置县局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内容包括县局名称由来、治所驻地、机构演变、辖境范围等。通过这样完整具体的记载，可以充分地反映出布特哈地区建制以来政治方略及区域的变化，使人们对布特哈的建置沿革有了更系统的认识。
其二，对东西布特哈村落姓氏及人物的记载。索伦、达呼尔两部于清朝崇德年间归服，随着不断地内迁，各族上自嫩江左右，东从讷谟尔河两岸，西沿努敏、格泥、阿伦、雅鲁河一带，落居村屯，牧猎生活，成为布特哈之土著。孟氏将东西布特哈各村屯名称、户族姓氏记录下来，并附记屯落大小、间距，以及房屋结构、格局等问题。通过这样的记录，更加明晰了布特哈土著人的居住分布情况。
布特哈世代出将，《黑龙江述略》有云：
以马队甲兵积功至将军、都统，佩钦差大臣关防者，多出索伦、达呼尔两部。③
孟氏运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为他们立传，一方面彰扬其忠义行为，另一方面以此激励后人发扬民族精神。入传之人以立有战功，“图像紫光阁”的布特哈将领居多。有怀忠不二的达斡尔族将领巴尔达齐，聪慧善辞、作战勇猛的鄂温克族将领博尔奔察，战功赫赫、彪炳史册的鄂温克族将领海兰察，等等。传记内容首先在保存史实原貌的基础上抄录《黑水先民传》原文，又经仔细考证，添加人物所属旗屯一项，将入传之人的所属旗屯一一列出，再略述黑水将领后裔的分布情况，如，海兰察后人“由阿伦河上游移居呼伦贝尔，而庶出仍居阿伦河依拉达屯”。最后，将入传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记录下来。如，海兰察、安禄、安成三者为父子，阿那保、都兴阿、西凌阿，以及色尔衮、索布多尔札布为祖孙，色楞额、钮楞额、倭恒额为兄弟等。
孟氏为何如此重视考察各村屯户族姓氏，又将入传之人的所属旗屯及血缘关系详细记录下来？孟氏云：
伊古命氏，起于封建，后世谱牒，推崇郡望，世系之递衍，关于民族之盛衰，有攸来矣。布特哈有封建之世爵，而无百代之望族，虽以文献无征，实缘游牧未定，谓无氏族不可也。往者丰功伟绩，炳耀一朝，谓吾氏族之不若人，尤不可也。
从中既能找到答案，又体现出孟氏重视氏族传承之史观。
但是孟氏仅对功勋卓著的武将作了具体详细的记录，却忽略了一些布特哈其他领域的著名人物，如为民请命的布特哈八旗副总管奇三，以及研究达斡尔族历史的学者花灵阿等，从这一点上看，人物一编并没有完整地展现出布特哈之民族精神。
综览全书，孟氏对布特哈的族源考证、区域建制、古迹碑刻等方面的内容，记录的都十分具体，这样具体的论述，在以往的地方志文献中并不多见。
（三）编撰方法及体例的创新 孟定恭撰著《布特哈志略》，广征博引，并注意把握各编特征，如叙述历史沿革，注重考证，客观反映布特哈的历史；记古迹，文字不加修饰，仅以记录为主，力求保存丰富真实的原始资料；传名士，以氏族为纵线，意在提醒后人不要数典忘祖。在编撰体例上，较以往的志书也有所创新，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将风土民俗、山川地貌、生产贸易等内容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其一，善于谋篇，前后呼应。方志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凡地方之掌故，乡土之旧闻，以及疆域、沿革、古迹、险要、人物、物产、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①方志由于内容丰富的特点，如何梳理繁杂的史料，进行合理编排，就成为考验编撰者功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定恭合理编排每编内容，并且在结构的安排上，做到前后呼应，互为印证，实属难得。如在考证达斡尔族为契丹后裔时，首先在“历史沿革”一编中作了具体分析：
达呼尔人按蒙语纯系唐之蒙兀室韦、契丹之贵族辽裔，即今内蒙（古）之东北与满洲北部接连为邻之一部，金初避而北移黑龙江上游斡难河……等处牧猎生活，后以所居河流之名称而得姓氏。……所谓达呼尔或达虎里者，契丹盛时，中国人以其关外东胡人，尊称曰大胡人，于是本族人亦以大胡人自称。契丹之君号因之，曰大贺氏，嗣经注籍，音转字误，致为今名。
在此基础上，为了佐证其说，孟氏在后面几编中又提及了几个有力证据，以印证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事实。首先在“村落姓氏”一编，提及达斡尔族人擅制大轮车：
每年八月间，从山路运往海拉尔。属赶珠尔庙。集会，交换牛羊马匹，藉资营生者。作车材料，利用黑桦木。车轮辐高约二尺余，径寸许……其为车也，轻便且能担运千斤重载。上下行走，山谷沟壑草道，犹如平地，故别称曰草上飞，以为该处特艺，其他蒙部所不能及者也。
因契丹族很早就使用车作为交通工具，《辽史》中记载的契丹族生活：“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可见，达斡尔族与契丹族之间的相同之处。近年来，通过对辽代墓室壁画中高轮车描绘的研究，认为达斡尔族的大轮车是契丹高轮车的继承和发展。②孟氏记载达斡尔族制大轮车一事，为论证达斡尔族源于契丹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依据。
其次，在“歌谣”一编中，记达斡尔族歌谣：
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
从这两句中同样能体现出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这里所指的边壕，是孟氏在“历代沿革”一编中，论证布特哈金属蒲舆路泰州地时提及的由婆卢火组织修建的长春边堡，而修建这一边堡的主要是契丹人，首领就是达斡尔族祖先萨吉尔迪汗。故歌谣中言“边壕古迹，吾汗所遗留”。而言泰州原野，为达斡尔族牧养场，孟氏也考证了泰州，是契丹二十部族牧地，为辽之长春州。由此更加印证了达斡尔族与契丹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这样前后呼应的记述，使孟氏的考证更具说服性。
其二，整体叙事，将分散内容有机结合。翻阅清代东北方志文献，以方式济《龙沙纪略》为代表，大都采用分门别类的编纂体例。以《龙沙纪略》为例，分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等9门144条，客观详细地逐条记述了有关黑龙江地区的重要史实，条目清晰，一目了然。《布特哈志略》在继承了前人的编撰体例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全书共分为六编，但较之不同的是，在这六编中并不是分门别类单一记述，而是在每编下，将看似分散的内容融合在一起，如在记录山川地理环境时，间以记录经济生产方式，“天生斯民，必赋其地而得依其水土物产，利赖生存，驯成性情习俗，非系人力所能为”。由于努敏、格尼、阿伦等河一带屯所因处山林，野兽丰富，故从事围猎业，“赴山围猎，必须报官……穿着狍皮衣服……”；而嫩江讷谟河一代屯所，地域平坦广阔，则适合从事垦殖耕种业，“小麦、苓当麦、荞麦、大豆、小豆……农暇时则在嫩江捕鱼……江左右各旗屯备有渔网，每年冬夏两季网捕。民国七年，经讷、布两县会勘网场，定章发票”。又如，将布特哈民俗记录间插于土著人生产生活中，“土人就地营生所获土产不足，须两互交易以应需用者，则两家情谊较为敦厚，结为安达”，“屋中三面火炕以防严寒，信佛教，家供佛像于西屋，西上墙住长辈，招待亲友均在西屋，以重西方藉示尊敬”。通过这样的编排不仅阐明了布特哈的山川地貌情况、土著人的生活状态，又表达了民族风俗习惯、地区物产，将一邑之掌故自然清晰地完整展现出来。孟氏这样的改变使此书内容更加丰富，与其他志书的分类记述相比有了更为全面直观之感。
但这样的记述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由于内容全面，篇幅短小，不免会造成某些内容过于简略，主要是对布特哈民俗的记载。以记述土人见面礼俗为例，孟氏仅以“礼节从满制，平素相见行屈膝礼”一笔带过，而参见其他方志，记见面的礼俗，则是从见面到分别、远近亲疏的异同、长幼的不同表现等方面作具体详细的记载。如《柳边纪略》卷四载：
满洲见人，以曲躬为礼，别久相见则相抱。近以抱不雅驯，相见与别，但执手，年长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则立掌平执，相抱者少矣。①
而《宁古塔纪略》记载则更为详细：
如久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如幼辈，两手抱其腰，长者用手抚其背而已。妇女以右手抚其额，点头为拜。②
相较这样详细的记述，《布特哈志略》显得过于简略。不仅是在见面习俗的记载上，还包括婚丧、饮食、服饰、宗教、教育等方面，也都是条目性的记述。而对于贯穿于整个清朝的布特哈贡貂制度却是只字未提，未免有些遗憾。
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言，地方志应具备四个特征：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及可靠性，③《布特哈志略》充分体现了这几点，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填补了清代布特哈地区方志文献的空白
布特哈地区，自古为穷荒之域，文风不开，直到清代才开始对其进行统一管理。有清一代，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大批武功卓著的黑水将领，为清代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样一个关系着历代之兴废，民族英雄辈出的地方，相关情况却是零散的记录于史册之中，而无系统全面的记述。 作为布特哈地区建制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布特哈志略》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它详尽系统的记述了布特哈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疆域、民族分布、人物事迹等内容，将布特哈历史完整地呈现出来。孟氏之书，填补了布特哈地区方志文献的空白，使布特哈历史不再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于后世。此书不仅纠正了一些讹误，同时弥补了其他史志记载之不足，便于后人正确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及文化。
（二）保存了大量布特哈地区的珍贵史料
孟定恭以客观、严谨的叙述方式，将布特哈地区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布特哈地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其一，书中详记东、西布特哈各村屯名称及氏族姓氏，绘制出一幅完整而形象的布特哈地区人口地图，对研究布特哈区域变革及姓氏流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其二，孟氏亲身探访所记的布特哈古迹碑刻，既如实反映了古迹的真实面貌，又有史料保存之功。如据《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志1993—2005年》④卷三十六文物一章所记，由于岁月的洗礼，人为的破坏，建威将军色尔衮之墓、武显将军西尔博图及夫人墓均已毁坏，仅从出土文物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但墓葬形制、墓碑内容都已不详。由于这种状况的出现，孟氏详细的记载就更显得珍贵。还有一些古迹遗存在其他史志中找不到相关记载，而孟氏却将其记录下来，如布西县署大堂所挂的金总管遗联，这副楹联的内容不仅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又是西布特哈总管金纯德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可见孟氏所记，在保存史料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三，正如前文所讲，书中对布特哈民俗的记录颇为简略，但其保存了一些其他史志未载的民俗史料，如：“布特哈旗属，每届春秋两季，在总管衙门所在宜卧奇地方，聚会操练，演赛武艺，祭祀鄂博。……其间，耕种少数亩地，并游牧渔猎为乐事，于是到处吟咏歌谣。”这些民俗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布特哈地区的生活，对研究东北地方史及民俗史提供了史料依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孟氏在时事动荡的年代，仅凭一己之力，一将所用文献资料经仔细考辨后，对布特哈历代沿革详加考证；二对地理、古迹、民俗、歌谣等方面内容进行实地搜集考察后，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三是系统完整地记录了布特哈之政治方略的变化，同时也是记录了布特哈历史的演变；四是保留了布特哈人物的珍贵史料，体现了布特哈旗人性情朴厚质直，为国忘家的优秀品质。可以说，《布特哈志略》是一部关于布特哈历史的资料集，大大有助于我们对布特哈历史的全面认识。
同时，《布特哈志略》记载资料真实可靠，内容具体丰富，在体例编排上又有所创新，不仅对布特哈历史研究具有重要贡献，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对后人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兰延超，1984年生，吉林白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地方史。
李德山，1962年生，黑龙江五常人，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和地方古文献学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Meng Dinggong’s Butha zhilue was the first and single local chronicle after Butha area founded. Through detailed data and rich content， this book had described Butha’s historical origin， organic evolution， local customs and so on. Although the contents of his book was brief， it also had hig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value.
Key Words： Meng Dinggong， Butha Zhilue， Feature， Value
关键词孟定恭，《布特哈志略》，特点，价值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4）20-0056-06
布特哈一词始自清朝，满语为渔猎之意，汉译打牲，为清政区名，是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人的主要集居地。因土著人靠打牲为生，故名其地为布特哈。
《布特哈志略》①之前，有关布特哈的山川地理、官制、物产、贡赋、兵额、互市、民族、民俗的情况，常散见于清朝官修史志及东北流人的著述之中，如《清史稿》、《清实录》、方拱乾《绝域纪略》、杨宾《柳边纪略》、吴臣《宁古塔纪略》、方式济《龙沙纪略》、西清《黑龙江外纪》、英和《卜魁纪略》、徐宗亮《黑龙江述略》等。但是，系统且全面论述布特哈方面的著述，迄今为止仅有《布特哈志略》一部。孟定恭取材史书、实地调查、悉心考证，在书中记载了布特哈的历史沿革、民族分布、古迹遗存、风俗物产、民族人物等内容。这对研究布特哈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陈鸿谟评价此书：“如有博古好奇之士，游历其山川，航泛其江流，采风问俗，凭吊古今，则可携孟君此编作向导，参考事迹，须于词义之外，必有所得。”
事实上，关于东北地区的方志文献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之一，成果显著。但是相比之下，《布特哈志略》的研究稍显薄弱。②因此，对之进行梳理和研究，是势在必行。本文力求系统论述《布哈尔滨特志略》相关问题，以期彰显其学术价值。
孟定恭，字镜双，号半园叟，西布特哈旗达斡尔族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卒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他自幼读书，学识渊博，精通满、蒙、汉三种文字，是著名的布西双杰之一，③著有《布特哈志略》及《人生指南》。关于撰写《布特哈志略》的缘由，孟定恭在自序中云：
我先民学习满文满艺术，游牧渔猎，吟咏歌谣。每值国难，从军效命，卓著武功，名标紫阁，世享优容特典，事属流传记载。值此时势变迁，世运转换，天殆欲予吾族以复兴之机乎？则启后原于承先，数典岂可忘祖。此即余之不嫌芜陋，搜集所得，草《布特哈志略》一编之微意也。
由此可以看出是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及使命感，促使孟氏苦心孤诣写就一部专门记述布特哈地区史事的志书。
《布特哈志略》的成书时间无明确记载。孟氏在自序中提及此书是其充当旗民差务之时撰成。根据《呼伦贝尔市人物志》，④孟定恭于民国十四年五月任西布特哈总管公署旗务科长，故推断孟氏之书应该是从民国十四年以后开始动笔。而撰成时间，陈鸿谟序：“岁壬申（民国三十二年），孟君复来过访，且携所著《布特哈志略》一书，嘱为序文。”据此推测，《布特哈志略》应成书于民国二十年之前。
此书共分为六编，仅三万八千余字，但选材严谨，结构清晰，内容丰富。书中第一编为历代沿革，主要考证土著人的历史源流，并间以记录土著人的种族及布特哈总管衙门历任官吏的姓名。第二编为村落姓氏，是对土著人分布的详细记述，附记水陆物产及礼节习俗等，真实再现了布特哈地区的社会生活状况。第三编为布特哈人物，此编共收录88人，为旗内31位有功之臣立传，附列民国时期基层人物名贯职任。第四编为古迹，作者亲自探访布特哈的边堡、古迹，完整地搜集了庙宇匾额上的文字及碑铭之类，为布特哈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第五编为歌谣，将布特哈地区土著人平素传唱的歌词保存下来。第六编为经政，主要记录布特哈疆界之变迁及建设政治方略。
《布特哈志略》现存版本有：民国二十三年铅印《辽海丛书》本，不分卷，无目录，后附勘误表；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民国间抄本，收录于《中国方志丛书》之中；1995年版《黑水丛书》标点本，以《辽海丛书》本为底本点校，并校以《黑水先民传》。
此外，由于《布特哈志略》史料价值较高，其中所记资料常被后来学者引用，近年来先后被收入高泽成、金小君《达斡尔族资料集》（第二集），忒莫勒《建国前内蒙古方志考述》以及孟志东《中国达斡尔族古籍汇要》等著述中。①
孟定恭搜集了大量有关布特哈的史料，为撰写《布特哈志略》提供了必要的文献基础。作者以其他史志文献中对布特哈记载缺失的部分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考察古迹、辩证源流，补充空白。此书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具体，涵盖了布特哈地方政治、经济、人文等各个方面，且每编重点突出，逻辑性强。但不足之处是该书对某些方面的记述过于简略，相比之下，人物一编又过于冗长，且在选择立传对象时只选择功臣名将而忽略其他领域的人物。
（一）记载资料翔实可靠
《布特哈志略》除人物一编多取材于黄维翰《黑水先民传》以外，其余均为孟氏通过史书记载及实地调查，运用真实客观的实物资料及生动鲜活的口述资料自撰而成。有的为首次见之于世，是研究布特哈历史不可或缺的文献史料。
陈鸿谟评价：“其人彬彬文雅，无尚武风，而性嗜汉学，听其纵谈布特哈沿革与兴废，事甚悉。”所谓“学不博则无以考证严格而不能作”，②据文中内容可知，孟定恭征引了大量史籍，对布特哈历代沿革做了具体细致的考证。主要参考的史籍有《山海经》《竹书纪年》《后汉书》《魏略》《梁书》《魏书》《隋书》《北史》《辽史》等。如，对布特哈汉属北夷索离国的考证，首先罗列索离国历代的不同称号：“《魏略》作离，《梁书》作离，《辽史》作橐离”，后据《后汉书》记扶余建国之事，考证得出：“扶余在吉林西北，索离又在扶余之北，东明王南至难水，即今之嫩江，布特哈人随嫩江流域落居者为多。索离之后，索伦人仍在该处不少，且土传东明王之事，事尚相符，即现在之布特哈地方为古之索离境无疑。”又如，孟氏复经考诸历代史书，考证魏之勿吉，是古之沃沮，又称窝集、乌稽、阿集，是由于音转所致，而沃沮是满语，译为森林之意，继而考证布特哈魏为勿吉国黑水部。诸如此类，依据都十分具体充分，足见其考证功力之深。因此，《布特哈志略》成为后世研究布特哈的必备之书。 实物资料是撰写方志的第一手材料，因真实可靠，其参考价值更为突出。孟定恭记录的实物资料，如宜卧奇关帝庙、清代将军墓、节孝碑、节孝牌坊等，都客观真实地交代了建立的时间、位置、形制、规模、布局、残况等问题，并且将搜集到的匾额、墓碑、牌坊上的文字逐行逐字记载下来，为研究布特哈提供了翔实而具体的史料依据。以东布特哈孟苏都尔氏牌坊为例，孟氏记：
牌坊位于东布特哈镶红旗阿拉哈产屯西一里之遥，东西大路北侧，材质为木质，高可及丈，为风雨剥蚀，势将颓败。悬额一方，文曰“松筠并著”。
旁注细文曰：
阿拉哈产屯墨尔丁氏八品监生平寿之妻苏都尔氏节孝。
从中可见孟定恭对孟苏都尔氏牌坊的调查之细致，从而为我们保存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在这样客观记载实物原貌的基础上，孟氏还调查该氏后人，将立坊原因、过程附录其后，为我们了解孟苏都尔氏牌坊的源流提供了参考。
再如，达斡尔族著名学者花灵阿为其父母所立的富勒户神夫妻墓，由于墓碑字迹年久模糊，不易辨认，孟定恭为还原文字，甚至一一以手摩识辨别，再将其文记录下来，更可见孟氏调查之细致与深入。由于目前布特哈地方碑刻原件完整传世较少，也无拓本传世，通过孟氏的记载，该段珍贵史料得以流传下来。
该书中还保留了生动鲜活的口述资料，虽然其史料真实性较文字及实物资料略逊一筹，但仍不能忽略其价值。孟氏在记录布特哈的民间传说萨吉尔迪汗的故事时，附记云：“道其故事者，不能不谓无因，但未即确认为是，姑记之，以待专门名家之考定焉。”可见孟氏对待历史的认真态度。他还将搜集到的土著歌谣，由土音汉译之后记录下来。歌谣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布特哈地区土著人的社会生活，如“时届清明兮，起犁种地亩……期节白露兮，收成登院场……天命已改兮，卸甲业务农”等。在歌谣中，还记录了一些少数民族语言，保留了当时的语汇状态，这些语言大多已经失传其意，仅赖孟氏记录方可使人明了。如“纳爷”一词，汉译为兄弟姑舅，即现代兄弟姐妹之意，目前仅见于《布特哈志略》。
（二）内容具体丰富
有关布特哈地区的人文历史，在前人的史志著作中，偶有提及，大都是对史事内容的知识性记述。而《布特哈志略》虽名为“志略”，内容却丰富具体。特举两例以观之。
其一，对布特哈地区驻防统辖及城镇的记载。前人的著述中，如西清的《黑龙江外纪》卷三载：
布特哈，初设索伦、达呼尔总管两员，副总管八员，谓之打牲头目、副头目。康熙三十年后，陆续增设满洲总管一员，副总管八员，掌印治事，以佐领、骁骑校各九十七员，关防笔帖式八员为之属，皆部人。①
徐宗亮《黑龙江述略》“建置”一卷载：
康熙三十年，初设索伦总管、达呼尔总管，谓之头目，复设副都统衔总管一员，总辖两部，今仍旧制。在齐齐哈尔西北三百余里，视各城最近。总管所驻傍伊泊河西岸，无城。②
这些记载，虽同具资料价值，但内容却不够具体，而孟氏则对布特哈建立总管衙门、裁并三总管，改置副都统的历史过程，从时间、衙署位置、辖境范围、历任（满洲、索伦、达呼尔）总管、历任副都统、衙门内部组织构成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而翔实的记录。所记内容既与前人记述互为参校，又可补前人之不足。孟氏又对清末测地分疆，裁撤总管衙门后，东、西布特哈地方设置县局的情况作了详细记录，内容包括县局名称由来、治所驻地、机构演变、辖境范围等。通过这样完整具体的记载，可以充分地反映出布特哈地区建制以来政治方略及区域的变化，使人们对布特哈的建置沿革有了更系统的认识。
其二，对东西布特哈村落姓氏及人物的记载。索伦、达呼尔两部于清朝崇德年间归服，随着不断地内迁，各族上自嫩江左右，东从讷谟尔河两岸，西沿努敏、格泥、阿伦、雅鲁河一带，落居村屯，牧猎生活，成为布特哈之土著。孟氏将东西布特哈各村屯名称、户族姓氏记录下来，并附记屯落大小、间距，以及房屋结构、格局等问题。通过这样的记录，更加明晰了布特哈土著人的居住分布情况。
布特哈世代出将，《黑龙江述略》有云：
以马队甲兵积功至将军、都统，佩钦差大臣关防者，多出索伦、达呼尔两部。③
孟氏运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为他们立传，一方面彰扬其忠义行为，另一方面以此激励后人发扬民族精神。入传之人以立有战功，“图像紫光阁”的布特哈将领居多。有怀忠不二的达斡尔族将领巴尔达齐，聪慧善辞、作战勇猛的鄂温克族将领博尔奔察，战功赫赫、彪炳史册的鄂温克族将领海兰察，等等。传记内容首先在保存史实原貌的基础上抄录《黑水先民传》原文，又经仔细考证，添加人物所属旗屯一项，将入传之人的所属旗屯一一列出，再略述黑水将领后裔的分布情况，如，海兰察后人“由阿伦河上游移居呼伦贝尔，而庶出仍居阿伦河依拉达屯”。最后，将入传人物之间的血缘关系记录下来。如，海兰察、安禄、安成三者为父子，阿那保、都兴阿、西凌阿，以及色尔衮、索布多尔札布为祖孙，色楞额、钮楞额、倭恒额为兄弟等。
孟氏为何如此重视考察各村屯户族姓氏，又将入传之人的所属旗屯及血缘关系详细记录下来？孟氏云：
伊古命氏，起于封建，后世谱牒，推崇郡望，世系之递衍，关于民族之盛衰，有攸来矣。布特哈有封建之世爵，而无百代之望族，虽以文献无征，实缘游牧未定，谓无氏族不可也。往者丰功伟绩，炳耀一朝，谓吾氏族之不若人，尤不可也。
从中既能找到答案，又体现出孟氏重视氏族传承之史观。
但是孟氏仅对功勋卓著的武将作了具体详细的记录，却忽略了一些布特哈其他领域的著名人物，如为民请命的布特哈八旗副总管奇三，以及研究达斡尔族历史的学者花灵阿等，从这一点上看，人物一编并没有完整地展现出布特哈之民族精神。
综览全书，孟氏对布特哈的族源考证、区域建制、古迹碑刻等方面的内容，记录的都十分具体，这样具体的论述，在以往的地方志文献中并不多见。
（三）编撰方法及体例的创新 孟定恭撰著《布特哈志略》，广征博引，并注意把握各编特征，如叙述历史沿革，注重考证，客观反映布特哈的历史；记古迹，文字不加修饰，仅以记录为主，力求保存丰富真实的原始资料；传名士，以氏族为纵线，意在提醒后人不要数典忘祖。在编撰体例上，较以往的志书也有所创新，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将风土民俗、山川地貌、生产贸易等内容自然地结合在一起。
其一，善于谋篇，前后呼应。方志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凡地方之掌故，乡土之旧闻，以及疆域、沿革、古迹、险要、人物、物产、政教、礼俗，可以展卷即得”。①方志由于内容丰富的特点，如何梳理繁杂的史料，进行合理编排，就成为考验编撰者功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定恭合理编排每编内容，并且在结构的安排上，做到前后呼应，互为印证，实属难得。如在考证达斡尔族为契丹后裔时，首先在“历史沿革”一编中作了具体分析：
达呼尔人按蒙语纯系唐之蒙兀室韦、契丹之贵族辽裔，即今内蒙（古）之东北与满洲北部接连为邻之一部，金初避而北移黑龙江上游斡难河……等处牧猎生活，后以所居河流之名称而得姓氏。……所谓达呼尔或达虎里者，契丹盛时，中国人以其关外东胡人，尊称曰大胡人，于是本族人亦以大胡人自称。契丹之君号因之，曰大贺氏，嗣经注籍，音转字误，致为今名。
在此基础上，为了佐证其说，孟氏在后面几编中又提及了几个有力证据，以印证达斡尔族源于契丹的事实。首先在“村落姓氏”一编，提及达斡尔族人擅制大轮车：
每年八月间，从山路运往海拉尔。属赶珠尔庙。集会，交换牛羊马匹，藉资营生者。作车材料，利用黑桦木。车轮辐高约二尺余，径寸许……其为车也，轻便且能担运千斤重载。上下行走，山谷沟壑草道，犹如平地，故别称曰草上飞，以为该处特艺，其他蒙部所不能及者也。
因契丹族很早就使用车作为交通工具，《辽史》中记载的契丹族生活：“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可见，达斡尔族与契丹族之间的相同之处。近年来，通过对辽代墓室壁画中高轮车描绘的研究，认为达斡尔族的大轮车是契丹高轮车的继承和发展。②孟氏记载达斡尔族制大轮车一事，为论证达斡尔族源于契丹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依据。
其次，在“歌谣”一编中，记达斡尔族歌谣：
边壕古迹兮，吾汗所遗留。泰州原野兮，吾之牧养场。
从这两句中同样能体现出达斡尔族源于契丹，这里所指的边壕，是孟氏在“历代沿革”一编中，论证布特哈金属蒲舆路泰州地时提及的由婆卢火组织修建的长春边堡，而修建这一边堡的主要是契丹人，首领就是达斡尔族祖先萨吉尔迪汗。故歌谣中言“边壕古迹，吾汗所遗留”。而言泰州原野，为达斡尔族牧养场，孟氏也考证了泰州，是契丹二十部族牧地，为辽之长春州。由此更加印证了达斡尔族与契丹族之间的渊源关系。这样前后呼应的记述，使孟氏的考证更具说服性。
其二，整体叙事，将分散内容有机结合。翻阅清代东北方志文献，以方式济《龙沙纪略》为代表，大都采用分门别类的编纂体例。以《龙沙纪略》为例，分方隅、山川、经制、时令、风俗、饮食等9门144条，客观详细地逐条记述了有关黑龙江地区的重要史实，条目清晰，一目了然。《布特哈志略》在继承了前人的编撰体例基础上，又有所创新。全书共分为六编，但较之不同的是，在这六编中并不是分门别类单一记述，而是在每编下，将看似分散的内容融合在一起，如在记录山川地理环境时，间以记录经济生产方式，“天生斯民，必赋其地而得依其水土物产，利赖生存，驯成性情习俗，非系人力所能为”。由于努敏、格尼、阿伦等河一带屯所因处山林，野兽丰富，故从事围猎业，“赴山围猎，必须报官……穿着狍皮衣服……”；而嫩江讷谟河一代屯所，地域平坦广阔，则适合从事垦殖耕种业，“小麦、苓当麦、荞麦、大豆、小豆……农暇时则在嫩江捕鱼……江左右各旗屯备有渔网，每年冬夏两季网捕。民国七年，经讷、布两县会勘网场，定章发票”。又如，将布特哈民俗记录间插于土著人生产生活中，“土人就地营生所获土产不足，须两互交易以应需用者，则两家情谊较为敦厚，结为安达”，“屋中三面火炕以防严寒，信佛教，家供佛像于西屋，西上墙住长辈，招待亲友均在西屋，以重西方藉示尊敬”。通过这样的编排不仅阐明了布特哈的山川地貌情况、土著人的生活状态，又表达了民族风俗习惯、地区物产，将一邑之掌故自然清晰地完整展现出来。孟氏这样的改变使此书内容更加丰富，与其他志书的分类记述相比有了更为全面直观之感。
但这样的记述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由于内容全面，篇幅短小，不免会造成某些内容过于简略，主要是对布特哈民俗的记载。以记述土人见面礼俗为例，孟氏仅以“礼节从满制，平素相见行屈膝礼”一笔带过，而参见其他方志，记见面的礼俗，则是从见面到分别、远近亲疏的异同、长幼的不同表现等方面作具体详细的记载。如《柳边纪略》卷四载：
满洲见人，以曲躬为礼，别久相见则相抱。近以抱不雅驯，相见与别，但执手，年长垂手引之，少者仰手迎焉，平等则立掌平执，相抱者少矣。①
而《宁古塔纪略》记载则更为详细：
如久别乍晤，彼此相抱，复执手问安。如幼辈，两手抱其腰，长者用手抚其背而已。妇女以右手抚其额，点头为拜。②
相较这样详细的记述，《布特哈志略》显得过于简略。不仅是在见面习俗的记载上，还包括婚丧、饮食、服饰、宗教、教育等方面，也都是条目性的记述。而对于贯穿于整个清朝的布特哈贡貂制度却是只字未提，未免有些遗憾。
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言，地方志应具备四个特征：区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及可靠性，③《布特哈志略》充分体现了这几点，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一）填补了清代布特哈地区方志文献的空白
布特哈地区，自古为穷荒之域，文风不开，直到清代才开始对其进行统一管理。有清一代，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出现了一大批武功卓著的黑水将领，为清代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这样一个关系着历代之兴废，民族英雄辈出的地方，相关情况却是零散的记录于史册之中，而无系统全面的记述。 作为布特哈地区建制以来的第一部志书，《布特哈志略》的编撰具有开创之功，它详尽系统的记述了布特哈地区的历史沿革、地理疆域、民族分布、人物事迹等内容，将布特哈历史完整地呈现出来。孟氏之书，填补了布特哈地区方志文献的空白，使布特哈历史不再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于后世。此书不仅纠正了一些讹误，同时弥补了其他史志记载之不足，便于后人正确了解该地区的历史及文化。
（二）保存了大量布特哈地区的珍贵史料
孟定恭以客观、严谨的叙述方式，将布特哈地区的情况真实地记录下来，为后人研究布特哈地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其一，书中详记东、西布特哈各村屯名称及氏族姓氏，绘制出一幅完整而形象的布特哈地区人口地图，对研究布特哈区域变革及姓氏流传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其二，孟氏亲身探访所记的布特哈古迹碑刻，既如实反映了古迹的真实面貌，又有史料保存之功。如据《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志1993—2005年》④卷三十六文物一章所记，由于岁月的洗礼，人为的破坏，建威将军色尔衮之墓、武显将军西尔博图及夫人墓均已毁坏，仅从出土文物推断出墓主人的身份，但墓葬形制、墓碑内容都已不详。由于这种状况的出现，孟氏详细的记载就更显得珍贵。还有一些古迹遗存在其他史志中找不到相关记载，而孟氏却将其记录下来，如布西县署大堂所挂的金总管遗联，这副楹联的内容不仅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状况又是西布特哈总管金纯德心路历程的真实写照。可见孟氏所记，在保存史料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其三，正如前文所讲，书中对布特哈民俗的记录颇为简略，但其保存了一些其他史志未载的民俗史料，如：“布特哈旗属，每届春秋两季，在总管衙门所在宜卧奇地方，聚会操练，演赛武艺，祭祀鄂博。……其间，耕种少数亩地，并游牧渔猎为乐事，于是到处吟咏歌谣。”这些民俗的记载，真实地反映了布特哈地区的生活，对研究东北地方史及民俗史提供了史料依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孟氏在时事动荡的年代，仅凭一己之力，一将所用文献资料经仔细考辨后，对布特哈历代沿革详加考证；二对地理、古迹、民俗、歌谣等方面内容进行实地搜集考察后，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三是系统完整地记录了布特哈之政治方略的变化，同时也是记录了布特哈历史的演变；四是保留了布特哈人物的珍贵史料，体现了布特哈旗人性情朴厚质直，为国忘家的优秀品质。可以说，《布特哈志略》是一部关于布特哈历史的资料集，大大有助于我们对布特哈历史的全面认识。
同时，《布特哈志略》记载资料真实可靠，内容具体丰富，在体例编排上又有所创新，不仅对布特哈历史研究具有重要贡献，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对后人相关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作者简介】兰延超，1984年生，吉林白山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东北地方史。
李德山，1962年生，黑龙江五常人，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东北地方史和地方古文献学研究。
【责任编辑：柳文全 实习编辑：杜敬红】
Abstract： Meng Dinggong’s Butha zhilue was the first and single local chronicle after Butha area founded. Through detailed data and rich content， this book had described Butha’s historical origin， organic evolution， local customs and so on. Although the contents of his book was brief， it also had high history and literature value.
Key Words： Meng Dinggong， Butha Zhilue， Feature， Val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