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离开我们已有11年了，但什么时候想起她，都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不仅仅是作为文学家而存在，仿佛她就是我们的母亲，我们的祖母。
　　其实我们最早读到的冰心作品，往往也是她最早的作品：散文诗《繁星》、《春水》，还是她在北京读贝满女中时所作（有名的通讯体散文《寄小读者》则是不久后去美国留学时的作品了），就在那时她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还即时写了有关的新闻报道。五四运动，无论是作为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新文化运动，还是作为外交抗议的爱国政治运动，冰心都无愧为站在第一线的参与者。热爱祖国，期望祖国成为民主与科学之邦，这是贯穿她一生的心志。几十年后，她说：“学生爱国，我爱学生！”也正是从她慈爱的心底发出的正直声音。
　　冰心的爱国是无须证明的；她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乃至诤友，也是无须证明的——如果要找证明人的话，周恩来可以第一个出来作证。1949年，中共在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冰心正和丈夫吴文藻一起滞留东京。他们毫不犹疑地作出了返回祖国大陆的选择，回国后，是周恩来周到地安排了他们的工作。
　　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为民主人士的老诗人，抗战期间也在大后方，曾对冰心所受的礼遇啧有烦言，大意是说，冰心在重庆时还与宋美龄常有交往，连发型都是“仿宋”的。不知者不怪，他不知道冰心是受周恩来也就是共产党的委托，在山城陪都那样复杂的形势下，冒着“深入虎穴”的政治风险呢。在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反右派斗争中，吴文藻先生被划为“右派”，周恩来无力保护，却还对他们夫妇亲切劝慰。
　　反右派斗争，使原先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遭受严重打击，几乎全军覆没，冰心的众多熟人、朋友纷纷沦为异类。然后又是“文革”，冰心以古稀之年，被发配到所谓干校去以体力劳动赎罪。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各民主党派恢复活动后，已不复当年的气概。因此冰心在听到重又强调“肝胆相照，荣辱与共”、“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说法时，不胜感慨地说：“一个没有肝，一个没有胆，怎么互相监督？”这是语重心长的话，这才是真正肝胆照人之言。我劝以“怪话”视之的同志先生们好生想一想，这简单的一句话里，蕴含着多少深厚的历史内容，多少深刻的经验教训！
　　冰心老人的性格是温柔敦厚的类型，与她接触得多的朋友，都有如坐春风之感。但这不排除老人有时也会出语凌厉。比如面对日益严重的腐败、特权等现象，冰心曾对在座的中共党员说：“你们中国共产党是不是也该有一个‘革命委员会’呀？”这里说的不是“文革”中作为各级政权机构的“革（命）委（员）会”，而是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那个“革命委员会”。她这是一句玩笑话，又不仅是一句玩笑话，这是以玩笑话形式说出的一句诤言，是共产党的诤友才说得出的肺腑之言。推其本意，不过是说党必须面对自己的痈疽，痛下针砭，该吃药的吃药，该开刀的开刀，只有经过自身的改革，才能保持真正的改革的领导权，才能真正把改革进行到底。
　　如果不是寄望之深，说得不会如此痛切。冰心讲这句话有十多年了，情况究竟比那时好了呢，还是有些弊病甚至已成痼疾？这是我们要好好扪心自问的。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是对中共党员的要求。已故的冰心老人不是党员，却早已先党之忧而忧，先一般党员和许多党员干部之忧而忧，这是她为国为民势所必至的思路。
　　就我所闻，把冰心老人一片冰心的诤言公诸读者，作为对老人110岁诞辰的纪念。
　　
　　（作者系诗人、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