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年中节日很多,不过,家乡人最重视的,是春节。而过春节的重中之重,是大年三十晚上的年饭。
我曾经问过父亲,大家为什么把过年看得这么重。父亲说,种田的、扛活的、跑买卖的,忙了一年,总该歇歇了。旧的一年过去了,得算算账;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得盘算盘算,早作安排。为了生活,家人、亲友四处奔波,甚至天各一方。一年了,总得聚聚,解思念,叙亲情。
难怪到了过年,哪怕千里迢迢,坐不上火车开摩托,顶风冒雪,大家也要往家赶。是思念在涌动,是亲情在召唤。大年三十,新旧交替,家人团聚。年夜饭,亲人是不能缺的。
儿时,家里很穷,准备年夜饭是一件很大的事。一家五口,全靠父亲挣钱生活。我父亲是一个做竹器的手艺人,一身手艺,但几乎没有本钱。逢集时,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一捆竹子。然后昼夜赶工,做成竹凳、竹椅、竹车,边做边卖,换回钱来。到下一个集时,留出一捆竹子的本钱,其余的钱用于生活。一天天就这样“滚”着过日子。因此,那时候买米,一般一次只能买够吃一两天的。能一次买三四天的米,那就很不错了。可是,过年的时候,米店年三十关门,要过了正月初五才开门。这就得买出够吃六七天的米来。正月间,人们都在过年,竹器生意不好做。所以每到年关,父亲、母亲千方百计要买足半个月的米。腊月二十九,听母亲说“米够吃到正月十五了”,父亲脸上便能露出难得的笑容。
年饭,是一年里最隆重的一顿饭,猪肉是不能少的。家乡有一首儿歌:“红萝卜蜜蜜甜,盼着盼着要过年。过年又好耍,萝卜炖嘎嘎。”家乡的土话,孩子们称猪肉为“嘎嘎”。贫寒人家,平时是很难吃到猪肉的,一个月吃上一两次,称为“打牙祭”。我儿时正赶上战争年月。虽然鬼子没打到我家乡,解放战争家乡也没打过仗,但是,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很艰难。过年,大米饭,再美美地吃上一顿肉,当然值得期盼。
大年三十,掌灯了,街上不时传来鞭炮声。一阵肉香飘来,一大锅萝卜汤,汤里煮着两大块肉。母亲把肉捞起来,开始在灶台上切肉。我站在一旁,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母亲切肉。母亲没说什么,递给我一块带肉的骨头。那时候,我觉得香喷喷的猪骨头,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饭做好了,一大盘肉,一盘炒白菜,一盘凉拌胡萝卜丁,两碗萝卜汤。父亲放好五个饭碗,把五双筷子架在碗上,又倒上两杯酒,开始“叫饭”,请已经去世的亲人们回来过年。这是家乡的风俗,据说亲人们的灵魂也要回家过年的。
年饭吃的时间很长。年饭年饭,是要吃一年的——从一年吃到第二年。父亲喜欢喝酒,但喝不多,过年当然要喝两杯的。平时,父亲少言寡语,可两杯下肚,话匣子便打开了。父母亲都是从大山里出来的,父亲讲山里人怎么过年。山里人过年吃年饭,饭桌上要有猪头肉和猪尾巴,这叫“有头有尾”。山里人,希望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好日子始终如此;一家人一年平平安安。另外,无论大小,无论什么鱼,鱼是不能缺的,年年有余嘛。反正山沟的小溪里抓鱼并不难。吃完饭,在堂屋中间笼上一堆火,一家人围在火边喝茶摆龙门阵,直到凌晨,称为“守田坎”。田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过年了,一定要守住。
新中国了,吃的、用的东西渐渐多起来,物价也平稳了。虽然我们兄妹都还小,父亲的收入也没有多少增加,但生活还是有了些改善。父母亲加入了竹藤手工业合作社,按月开工资,再也用不着一次买两三天的米,当然也就不用为无米过年发愁了。母亲不仅勤劳能干,还精打细算过日子。到了过年时,饭桌上的鲜猪肉变成了腊肉、香肠,还有了鱼,有的年头还宰一只鸡。我们兄妹也穿上了新衣服。
解放后,也有年很难过的时候。最难过的是1960年的春节。那时,吃大食堂,家里是不开伙的。年三十晚上,我和妹妹到食堂去领过年的东西。每人三两鲜猪肉,煮熟后只有几片;一人一勺萝卜汤,一小碗米饭。妹妹端着饭盆,我端着一小碟肉和一大碗萝卜汤回了家。这些,是我们过年的全部饭菜。饭菜上桌,一年没闻到过肉味的我们,早已垂涎三尺。母亲给我们姊妹盛好饭,又往我们的碗里夹两块肉,轻声说:“吃吧!”没有酒,父亲闷头抽烟。母亲对父亲说:“你也吃两口吧!”父亲叹了一口气,没有动筷。瘦骨嶙峋的母亲喘了一口气,又说:“有人都饿死了,我们过年还能吃上米饭,尝到肉味,已经不错了。”那顿年饭,母亲只喝了几口萝卜汤。母亲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饿死的,但谁能说与那几年挨饿没关系呢!
一些年后,我已经做了父亲,日子好过多了。可是,市面上的东西还是不多,买什么都要票证。过年了,每人一斤肉、半斤油、三两花生、二两粉丝、半斤带鱼……我爱人主张年夜饭做几样菜就行了,把供应的东西匀着平时给孩子吃。我心里不愿意,觉得好不容易过一回年,总得丰盛点吧;可她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我只好同意。
改革开放了,没几年的时间,就像变魔术似的,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冒出那么多东西,市面上几乎应有尽有。离过年还有十多天,就开始办年货了。鱼虾、猪肉、牛羊肉、香肠、蔬菜、干果……冰箱塞得满满的。到了大年三十,年饭上桌,大鱼大肉,荤的、素的,七个碟子八个碗,只嫌饭桌小。亲人团聚,其乐融融。举杯把盏,笑声绕梁。
可是,过了些年,情况大变。到了办年货的时候,儿子发言了:“少买点年货,东西啥时候都能买到,吃新鲜的多好!”大年三十,要做年饭了,大家七嘴八舌开了腔:“别大鱼大肉的,提高点质量。”“多做些素菜。体重又增加了,真犯愁!”“过年,一顿一顿吃大餐,别落个脂肪肝。”
几十年过去,年逾古稀的我,江南塞北,吃过几十餐各式各样的年饭。想想年饭,颇有几分感慨:年饭、年饭,哪里仅仅是一顿饭啊,简直是一部历史!
我曾经问过父亲,大家为什么把过年看得这么重。父亲说,种田的、扛活的、跑买卖的,忙了一年,总该歇歇了。旧的一年过去了,得算算账;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得盘算盘算,早作安排。为了生活,家人、亲友四处奔波,甚至天各一方。一年了,总得聚聚,解思念,叙亲情。
难怪到了过年,哪怕千里迢迢,坐不上火车开摩托,顶风冒雪,大家也要往家赶。是思念在涌动,是亲情在召唤。大年三十,新旧交替,家人团聚。年夜饭,亲人是不能缺的。
儿时,家里很穷,准备年夜饭是一件很大的事。一家五口,全靠父亲挣钱生活。我父亲是一个做竹器的手艺人,一身手艺,但几乎没有本钱。逢集时,用仅有的一点钱买一捆竹子。然后昼夜赶工,做成竹凳、竹椅、竹车,边做边卖,换回钱来。到下一个集时,留出一捆竹子的本钱,其余的钱用于生活。一天天就这样“滚”着过日子。因此,那时候买米,一般一次只能买够吃一两天的。能一次买三四天的米,那就很不错了。可是,过年的时候,米店年三十关门,要过了正月初五才开门。这就得买出够吃六七天的米来。正月间,人们都在过年,竹器生意不好做。所以每到年关,父亲、母亲千方百计要买足半个月的米。腊月二十九,听母亲说“米够吃到正月十五了”,父亲脸上便能露出难得的笑容。
年饭,是一年里最隆重的一顿饭,猪肉是不能少的。家乡有一首儿歌:“红萝卜蜜蜜甜,盼着盼着要过年。过年又好耍,萝卜炖嘎嘎。”家乡的土话,孩子们称猪肉为“嘎嘎”。贫寒人家,平时是很难吃到猪肉的,一个月吃上一两次,称为“打牙祭”。我儿时正赶上战争年月。虽然鬼子没打到我家乡,解放战争家乡也没打过仗,但是,物资匮乏,物价飞涨,老百姓的日子很艰难。过年,大米饭,再美美地吃上一顿肉,当然值得期盼。
大年三十,掌灯了,街上不时传来鞭炮声。一阵肉香飘来,一大锅萝卜汤,汤里煮着两大块肉。母亲把肉捞起来,开始在灶台上切肉。我站在一旁,两眼直勾勾地看着母亲切肉。母亲没说什么,递给我一块带肉的骨头。那时候,我觉得香喷喷的猪骨头,是天底下最好的美味。饭做好了,一大盘肉,一盘炒白菜,一盘凉拌胡萝卜丁,两碗萝卜汤。父亲放好五个饭碗,把五双筷子架在碗上,又倒上两杯酒,开始“叫饭”,请已经去世的亲人们回来过年。这是家乡的风俗,据说亲人们的灵魂也要回家过年的。
年饭吃的时间很长。年饭年饭,是要吃一年的——从一年吃到第二年。父亲喜欢喝酒,但喝不多,过年当然要喝两杯的。平时,父亲少言寡语,可两杯下肚,话匣子便打开了。父母亲都是从大山里出来的,父亲讲山里人怎么过年。山里人过年吃年饭,饭桌上要有猪头肉和猪尾巴,这叫“有头有尾”。山里人,希望一年四季风调雨顺,有个好收成;好日子始终如此;一家人一年平平安安。另外,无论大小,无论什么鱼,鱼是不能缺的,年年有余嘛。反正山沟的小溪里抓鱼并不难。吃完饭,在堂屋中间笼上一堆火,一家人围在火边喝茶摆龙门阵,直到凌晨,称为“守田坎”。田地,是庄稼人的命根子,过年了,一定要守住。
新中国了,吃的、用的东西渐渐多起来,物价也平稳了。虽然我们兄妹都还小,父亲的收入也没有多少增加,但生活还是有了些改善。父母亲加入了竹藤手工业合作社,按月开工资,再也用不着一次买两三天的米,当然也就不用为无米过年发愁了。母亲不仅勤劳能干,还精打细算过日子。到了过年时,饭桌上的鲜猪肉变成了腊肉、香肠,还有了鱼,有的年头还宰一只鸡。我们兄妹也穿上了新衣服。
解放后,也有年很难过的时候。最难过的是1960年的春节。那时,吃大食堂,家里是不开伙的。年三十晚上,我和妹妹到食堂去领过年的东西。每人三两鲜猪肉,煮熟后只有几片;一人一勺萝卜汤,一小碗米饭。妹妹端着饭盆,我端着一小碟肉和一大碗萝卜汤回了家。这些,是我们过年的全部饭菜。饭菜上桌,一年没闻到过肉味的我们,早已垂涎三尺。母亲给我们姊妹盛好饭,又往我们的碗里夹两块肉,轻声说:“吃吧!”没有酒,父亲闷头抽烟。母亲对父亲说:“你也吃两口吧!”父亲叹了一口气,没有动筷。瘦骨嶙峋的母亲喘了一口气,又说:“有人都饿死了,我们过年还能吃上米饭,尝到肉味,已经不错了。”那顿年饭,母亲只喝了几口萝卜汤。母亲早早地离开了我们,虽然不能说是饿死的,但谁能说与那几年挨饿没关系呢!
一些年后,我已经做了父亲,日子好过多了。可是,市面上的东西还是不多,买什么都要票证。过年了,每人一斤肉、半斤油、三两花生、二两粉丝、半斤带鱼……我爱人主张年夜饭做几样菜就行了,把供应的东西匀着平时给孩子吃。我心里不愿意,觉得好不容易过一回年,总得丰盛点吧;可她的主张并非没有道理,我只好同意。
改革开放了,没几年的时间,就像变魔术似的,不知道一下子从哪里冒出那么多东西,市面上几乎应有尽有。离过年还有十多天,就开始办年货了。鱼虾、猪肉、牛羊肉、香肠、蔬菜、干果……冰箱塞得满满的。到了大年三十,年饭上桌,大鱼大肉,荤的、素的,七个碟子八个碗,只嫌饭桌小。亲人团聚,其乐融融。举杯把盏,笑声绕梁。
可是,过了些年,情况大变。到了办年货的时候,儿子发言了:“少买点年货,东西啥时候都能买到,吃新鲜的多好!”大年三十,要做年饭了,大家七嘴八舌开了腔:“别大鱼大肉的,提高点质量。”“多做些素菜。体重又增加了,真犯愁!”“过年,一顿一顿吃大餐,别落个脂肪肝。”
几十年过去,年逾古稀的我,江南塞北,吃过几十餐各式各样的年饭。想想年饭,颇有几分感慨:年饭、年饭,哪里仅仅是一顿饭啊,简直是一部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