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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少年强则国强。”基于此，邓小平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成长，尤其是第三次复出后，他以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深切关注和谋划着中国发展至关重要的奠基工程——教育事业。他强调：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为此，他一经复出就自告奋勇主动提出抓管教育和科技。这里主要撷取邓小平改革开放初期心系教育的几则感人故事，知微见著地折射他倾情祖国未来的赤子之怀。
首当其冲着力推进恢复高考制度
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中国的高考制度已废除10年，但“文革”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对此，尚未复出的邓小平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且开始思考和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16日至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该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标志着邓小平正式复出。7月29日，他在同教育部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8月1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
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时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强烈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历经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们，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
即使阻力再大，也阻挡不了邓小平力抓此事的决心与力度。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这次谈话后，历时38天的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9月30日，邓小平在《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
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当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大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在这个数字背后，是积压了十多年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学生。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邓小平复出后迅速拍板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大批青年的命运，更使我国的人才培养方式步入了正规，进而改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基本价值观。
高屋建瓴题写“三个面向”教育方针
北京景山学校是1960年春中央宣传部为了搞中小学教育改革试验而成立的学校，几十年来，邓小平一直关怀它的成长。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年六一儿童节来临的时候，邓小平都要于百忙中抽空在景山公园接见景山学校的少先队员和一些老师，了解学校的教改情况，勉励学生们要好好学习、老师们要好好搞教改。“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经多次谈到景山学校的教学改革，他自豪地说：“中国的孩子并不比外国的孩子笨，中国孩子很聪明。像北京景山学校搞了许多试验，识字很快，小学一二年级就能学到几何、代数的知识。”
邓小平自1977年恢复工作以来，多次就中小学教育发表讲话，提出中央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要从小学抓起，一直抓到中学、大学。特别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景山学校也逐步恢复和开辟各项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到1983年，景山学校基本恢复了“文革”前的各项教改试验，进入到全面改革中小学教育的新阶段。这个时期，党中央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从世界形势来看，国际竞争正以一国经济、科技及人才的综合实力论短长。国家正面临着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带着中小学整体改革应该按照什么方针来进行这个问题，景山学校以全体师生员工的名义给邓小平写去一封信。
这封信于1983年9月8日发出，信中在感谢邓小平关心学校的同时，就学校进行教改的成绩做了汇报，并且着重谈到学校在新时期面临教育指导方针的困惑，恳请邓小平对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为学校指明前进的方向，作一些指导。
一接到这封信，邓小平就为景山学校写了回信。
9月10日上班不久，景山学校的校长、书记贺鸿琛就意想不到地收到了从“邓办”送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他竟激动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似地叫出声来：“小平同志给我们景山学校题词啦！”当天，学校马上召集全校老师及有关负责人到会议室。贺鸿琛激动地双手高高举起邓小平的题词，面对大家，用他那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为大家高声朗读起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1983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
当大家听到这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短短几句话时，整个会场先是安静极了，紧接着，热烈的掌声就雷鸣般爆发出来，群情沸腾，经久不息，许多人激动地高声说：“再念一遍。”
原来，邓小平是于9月9日展纸润笔的。毋容置疑，他在落笔之前必定是要深思熟虑一番的。不过，集他数十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研究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经验教训之积累与沉淀，他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精华思想便自然而然地呼之欲出，而并不用花费他很多思量的。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在署名之后的日期落款处却特意写的是国庆节呢？据贺鸿琛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在题词上郑重书写“国庆节”而不是“国庆节前夕”，恰恰表明他对“三个面向”题词超乎寻常的重视程度。“这不是对一个学校提出的一般要求，而是着力通过‘国庆节’这个特殊的节日，告白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国庆节”的落款，意在国家、意在全局。
1983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对“三个面向”的题词作了报道。
的确，正当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刻，邓小平发表了“三个面向”的题词。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指示，高瞻远瞩，富于时代特征、具有现实意义，言简意赅，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精髓所在，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促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理论等方面，都起到了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指导作用。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再一次提到，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总线路、总任务，对教育战线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来来”这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教育面向现代化是基础，是核心。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教育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发展，必须博采众长，了解和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经验，必须及时预测和研究未来社会的发展，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从而使我国的教育能自立于世界教育之林，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凭借其整体的优良素质主动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三个面向”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几个观点： 一是教育先行的教育理念，二是教育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三是教育信息化的教育理念。
为“希望工程”题名并两次匿名捐款
众所周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份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我国6至14岁的学龄儿童中有3000万从未入学或中途辍学，其中84%在农村。
面对如此不容乐观的教育现实，邓小平陷入了沉思……1988年9月12日，他语重心长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于是，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一项集社会之力振兴贫困地区教育、让千千万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读书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诞生了……
1989年10月30日，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向全社会宣布，发起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基金。
邓小平率先给予关注，1990年9月5日欣然亲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 1992年6月10日，两位青年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接待室，拿出3000元钱交给工作人员，平静地说：“请收下这笔钱，这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委托我们前来捐赠的。”工作人员在填写收据时问：“请告诉一下捐款人的姓名。”可是交款者怎么也不肯留下捐款人姓名。最后，在工作人员张培明再三坚持下，称按规定必须留下捐款人的名字，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与爱心的清单。交款者才犹豫了一下说“如果一定非要留下姓名不可，那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
两人离开时，坚决拒绝张培明跟出门外。张培明认为其中定有蹊跷，于是请同事甘东宇悄悄跟踪出去，甘东宇用心记下了两人的车牌号。10月6日这两人又来到青基会捐了2000元。
事后，青基会通过多方了解、多方求证，几经周折，才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那辆车，是邓小平的生活用车。据青基会宣传总干事王汝鹏回忆说，如果当时没多个心眼儿，可能此事就永远都不会被公众知道了。原来，那位不愿留下姓名的“一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10月6日捐款之事，是他又委托工作人员代办，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再度捐赠给“希望工程”。
王汝鹏还回忆说，邓小平捐款的事公开之后，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数额和笔数剧增。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派人送来了捐款，而民间的捐款数额和笔数也显著增多。他们专门组织了15个人，一天到晚负责向电脑中录入捐款人信息；即便这样还是显得人手不够，又向附近的部队求助，请人来帮忙才能够完成工作。
在王汝鹏的记忆里，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一次。那是1992年4月，邓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之后，引起国人对希望工程的极大关注。王汝鹏感慨地说，那一段时间，是希望工程接受捐款最多的时候，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的确给全国人民“带了很好的头”。
青基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将邓小平这笔先后两次共计5000元的捐款用于他早期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地区的失学孩子。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亲自组织领导和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起右江苏维埃政权。
这特殊的5000元捐款最终用于周标亮当时就读的百色市平果县希望小学，25名贫困失学儿童成为受益者。当孩子们得知邓小平捐款的消息以后，整个学校都沸腾了，他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一个个奔走相告，还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大字：“邓爷爷，我们非常想念您！”这年岁末，周标亮代表百色贫困儿童，用稚嫩的文字和纯朴的思想写给邓爷爷一封信：“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5000元钱，又知道我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 “我们感到，虽然您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的心贴得好近好近。”“我们这些做梦都在呼喊着‘我要上学’的孩子们又重新背上书包回到了学校。”信中最后表示：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大好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邓小平仔细阅读着孩子们的来信，欣慰的笑意微微浮上了脸庞。是邓小平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支持，改变了周标亮等的命运，也点燃我国数以百万计失学儿童的生命之火。
感人的故事，远远还没有就此结束。
1994年6月，《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来到中国青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用以资助山东沂蒙山区50名失学儿童。
关于邓小平一家对于“希望工程”的支持，时任青基会宣传部副主任的王旭东有着更多的感触。其中一件便是邓小平的孙女羊羊在他手下做志愿者的事情。
事情源自1997年的一次演出，羊羊的母亲邓榕找到他，表达了让羊羊做志愿者的希望。经请示，羊羊被分配在宣传部做了一个“小兵”。羊羊当时正准备上高中，很单纯，也很直率，曾经因他爱耍贫嘴，在黑板上画漫画抨击他。王旭东和王汝鹏都说：小平一家，包括羊羊，对这样的事情都很低调，不喜欢到处宣扬。王旭东记得，羊羊刚来不久，就带来了奶奶卓琳捐的1万元。第二天，即8月23日，工作人员告诉王旭东，有个高个儿小女孩儿来捐了8000元，落款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后来知道那个年轻的“老共产党员”就是羊羊。这些钱后来成为启动“三辰影库”的第一笔基金。令人感动的是，羊羊同情孤儿，曾经到大同的孤儿学校和孩子们待了一个星期。此后，羊羊还帮他们的义演“推销”门票。演出那天，羊羊和她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很多人都来了。
从羊羊嘴里，还“泄露”出许多有趣的故事。邓小平夫人卓琳当时总是换着不同的名字捐款。邓小平的一大家人喜欢在一起聚会，羊羊笑着说，奶奶卓琳总是指着不同的人问，你捐了没有？你捐了多少？俨然一个希望工程老志愿者。
那么，此项公益事业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呢？在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和带头捐赠下，神州大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机关、部队还是学校、社会各阶层，甚至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中，越来越多的人们为“希望工程”纷纷慷慨解囊，奉献一片爱心。“希望工程”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截至2013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募集捐款97.57亿元人民币，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生）逾490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8335所，等等。
（责编 孟红）
首当其冲着力推进恢复高考制度
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中国的高考制度已废除10年，但“文革”延续下来的招生办法仍未改变。国家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断档，广大群众对依旧实行推荐选拔的大学招生制度非常不满。对此，尚未复出的邓小平一直给予极大关注，且开始思考和筹划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制度和恢复高考制度。
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对前来看望他的两位领导同志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16日至21日，邓小平出席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该会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党政军领导职务的决议，标志着邓小平正式复出。7月29日，他在同教育部门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清华、北大要恢复起来。有几个问题要提出来考虑：第一，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第二，要坚持考试制度，重点学校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第三，要搞个汇报提纲，提出方针、政策、措施。8月1日，他在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教育工作的汇报时说：重点大中小学校，数量不能太少，现在要立即着手指定。两条腿走路，但要有重点。重点大学就是直接从高中招生。
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听取了与会代表反映的对高等教育现状的忧虑和意见。当时一位武汉大学的教授强烈呼吁：“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好像工厂的原材料。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在座的科学家们发言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恢复大学招生制度。邓小平问道：“今年是不是来不及改了？”大家回答，今年改还来得及，最多晚一点。邓小平听后当即决定，“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他明确表示：“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历经磨难的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们，以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表达他们对这一决定的拥护和对邓小平的由衷敬意。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教育部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于8月13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招生工作会议。但是，由于8月12日开幕的党的十一大未能纠正“文革”的错误理论，对刚刚起步的教育拨乱反正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一度陷入徘徊状态。
即使阻力再大，也阻挡不了邓小平力抓此事的决心与力度。9月6日，邓小平就高等学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80%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9月19日，他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深刻地阐述了立即恢复高考制度的原因、招生的政策和标准问题。他说：“1971年全教会时，周恩来同志处境很困难。1972年，他和一位美籍华人物理学家谈话时，讲要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大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很勇敢的。”“为什么要直接招生呢？道理很简单，就是不能中断学习的连续性。18岁到20岁正是学习的最好时期。”
邓小平的“这一谈话”给了参加招生工作会议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许多人连夜打电话、拍电报或写信，把邓小平的谈话精神传到四面八方。就在这次谈话后，历时38天的1977年第二次高校招生会议结束，恢复高考已成定局。
9月30日，邓小平在《红旗》杂志根据他对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整理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送审稿上批示：“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建议政治局讨论一次，进行修正，然后确定是否发表。”
10月3日，邓小平在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等文件上批示：“此事较急”，“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一并讨论”。随后，邓小平对教育部起草的招生文件亲自进行了修改和审定，他认为文件中的政审条件太繁琐，说：“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0月5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的文件，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出席招生工作会议的同志。
10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转了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制定的《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废除推荐制度，恢复文化考试，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规定考生必须高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恢复从应届毕业生中招生；修改政审标准，贯彻“重在表现”的原则；严格考试制度，抵制和反对营私舞弊、“走后门”等不正之风。当天，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各大新闻媒体，都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10月21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确定并经国务院批准，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12月，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在这个数字背后，是积压了十多年约3000万享有上大学权利的学生。这恐怕是迄今为止，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当时，由于资源严重匮乏，如何解决考生参考的试卷纸张，竟然成了一个叫人头疼的大问题。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他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 邓小平复出后迅速拍板恢复高考这一举措，不仅改变了大批青年的命运，更使我国的人才培养方式步入了正规，进而改变了社会的价值取向：逐步形成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劳动、尊重创造的社会基本价值观。
高屋建瓴题写“三个面向”教育方针
北京景山学校是1960年春中央宣传部为了搞中小学教育改革试验而成立的学校，几十年来，邓小平一直关怀它的成长。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每年六一儿童节来临的时候，邓小平都要于百忙中抽空在景山公园接见景山学校的少先队员和一些老师，了解学校的教改情况，勉励学生们要好好学习、老师们要好好搞教改。“文革”结束以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曾经多次谈到景山学校的教学改革，他自豪地说：“中国的孩子并不比外国的孩子笨，中国孩子很聪明。像北京景山学校搞了许多试验，识字很快，小学一二年级就能学到几何、代数的知识。”
邓小平自1977年恢复工作以来，多次就中小学教育发表讲话，提出中央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要从小学抓起，一直抓到中学、大学。特别是1978年，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景山学校也逐步恢复和开辟各项教育教学改革试验。到1983年，景山学校基本恢复了“文革”前的各项教改试验，进入到全面改革中小学教育的新阶段。这个时期，党中央提出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从世界形势来看，国际竞争正以一国经济、科技及人才的综合实力论短长。国家正面临着世界范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带着中小学整体改革应该按照什么方针来进行这个问题，景山学校以全体师生员工的名义给邓小平写去一封信。
这封信于1983年9月8日发出，信中在感谢邓小平关心学校的同时，就学校进行教改的成绩做了汇报，并且着重谈到学校在新时期面临教育指导方针的困惑，恳请邓小平对新的历史时期如何进行教育改革，为学校指明前进的方向，作一些指导。
一接到这封信，邓小平就为景山学校写了回信。
9月10日上班不久，景山学校的校长、书记贺鸿琛就意想不到地收到了从“邓办”送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他竟激动得像个毛头小伙子似地叫出声来：“小平同志给我们景山学校题词啦！”当天，学校马上召集全校老师及有关负责人到会议室。贺鸿琛激动地双手高高举起邓小平的题词，面对大家，用他那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为大家高声朗读起来：“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1983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
当大家听到这振聋发聩、振奋人心的短短几句话时，整个会场先是安静极了，紧接着，热烈的掌声就雷鸣般爆发出来，群情沸腾，经久不息，许多人激动地高声说：“再念一遍。”
原来，邓小平是于9月9日展纸润笔的。毋容置疑，他在落笔之前必定是要深思熟虑一番的。不过，集他数十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研究思考和实践探索的经验教训之积累与沉淀，他关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精华思想便自然而然地呼之欲出，而并不用花费他很多思量的。
那么，邓小平为什么在署名之后的日期落款处却特意写的是国庆节呢？据贺鸿琛后来回忆说，小平同志在题词上郑重书写“国庆节”而不是“国庆节前夕”，恰恰表明他对“三个面向”题词超乎寻常的重视程度。“这不是对一个学校提出的一般要求，而是着力通过‘国庆节’这个特殊的节日，告白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国庆节”的落款，意在国家、意在全局。
1983年9月30日，《人民日报》对“三个面向”的题词作了报道。
的确，正当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面临何去何从的时刻，邓小平发表了“三个面向”的题词。邓小平“三个面向”的指示，高瞻远瞩，富于时代特征、具有现实意义，言简意赅，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高度概括和精髓所在，为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促进素质教育、发展教育理论等方面，都起到了历史性和战略性的指导作用。
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再一次提到，教育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总线路、总任务，对教育战线提出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方向。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来来”这三者之间既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教育面向现代化是基础，是核心。从这个基本点出发，教育必须不断地改革和发展，必须博采众长，了解和吸收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教育经验，必须及时预测和研究未来社会的发展，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从而使我国的教育能自立于世界教育之林，使我们的子孙后代能凭借其整体的优良素质主动参与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在这“三个面向”中，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几个观点： 一是教育先行的教育理念，二是教育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三是教育信息化的教育理念。
为“希望工程”题名并两次匿名捐款
众所周知，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重要的基础性工作。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份国家统计局资料表明：我国6至14岁的学龄儿童中有3000万从未入学或中途辍学，其中84%在农村。
面对如此不容乐观的教育现实，邓小平陷入了沉思……1988年9月12日，他语重心长说：“从长远看，要注意教育和科学技术。”“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于是，在邓小平的关心下，一项集社会之力振兴贫困地区教育、让千千万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读书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诞生了……
1989年10月30日，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向全社会宣布，发起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基金。
邓小平率先给予关注，1990年9月5日欣然亲笔题写了“希望工程”四个大字。 1992年6月10日，两位青年来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捐款接待室，拿出3000元钱交给工作人员，平静地说：“请收下这笔钱，这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委托我们前来捐赠的。”工作人员在填写收据时问：“请告诉一下捐款人的姓名。”可是交款者怎么也不肯留下捐款人姓名。最后，在工作人员张培明再三坚持下，称按规定必须留下捐款人的名字，为后人留下一份责任与爱心的清单。交款者才犹豫了一下说“如果一定非要留下姓名不可，那就写：‘一位老共产党员’吧！”
两人离开时，坚决拒绝张培明跟出门外。张培明认为其中定有蹊跷，于是请同事甘东宇悄悄跟踪出去，甘东宇用心记下了两人的车牌号。10月6日这两人又来到青基会捐了2000元。
事后，青基会通过多方了解、多方求证，几经周折，才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那辆车，是邓小平的生活用车。据青基会宣传总干事王汝鹏回忆说，如果当时没多个心眼儿，可能此事就永远都不会被公众知道了。原来，那位不愿留下姓名的“一名老共产党员”，就是邓小平。10月6日捐款之事，是他又委托工作人员代办，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再度捐赠给“希望工程”。
王汝鹏还回忆说，邓小平捐款的事公开之后，青基会接受的捐款数额和笔数剧增。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几乎都派人送来了捐款，而民间的捐款数额和笔数也显著增多。他们专门组织了15个人，一天到晚负责向电脑中录入捐款人信息；即便这样还是显得人手不够，又向附近的部队求助，请人来帮忙才能够完成工作。
在王汝鹏的记忆里，这样的情况还发生过一次。那是1992年4月，邓小平为希望工程的题词在《人民日报》等媒体上发表之后，引起国人对希望工程的极大关注。王汝鹏感慨地说，那一段时间，是希望工程接受捐款最多的时候，最高领导人的关注的确给全国人民“带了很好的头”。
青基会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将邓小平这笔先后两次共计5000元的捐款用于他早期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广西百色地区的失学孩子。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亲自组织领导和发动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并建立起右江苏维埃政权。
这特殊的5000元捐款最终用于周标亮当时就读的百色市平果县希望小学，25名贫困失学儿童成为受益者。当孩子们得知邓小平捐款的消息以后，整个学校都沸腾了，他们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一个个奔走相告，还在黑板上写下了这样一行大字：“邓爷爷，我们非常想念您！”这年岁末，周标亮代表百色贫困儿童，用稚嫩的文字和纯朴的思想写给邓爷爷一封信：“当我们得知您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名义向希望工程捐赠了5000元钱，又知道我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把这笔钱用于救助我们百色革命老区的失学孩子时，我们激动得哭了。” “我们感到，虽然您在北京，离我们好远好远，但您的心与我们的心贴得好近好近。”“我们这些做梦都在呼喊着‘我要上学’的孩子们又重新背上书包回到了学校。”信中最后表示：一定不辜负邓爷爷的亲切关怀和期望，珍惜大好的学习机会，好好学习，学好本领，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新更美。
邓小平仔细阅读着孩子们的来信，欣慰的笑意微微浮上了脸庞。是邓小平对希望工程的关心和支持，改变了周标亮等的命运，也点燃我国数以百万计失学儿童的生命之火。
感人的故事，远远还没有就此结束。
1994年6月，《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邓榕来到中国青基会，向“希望工程”捐款1.5万元，用以资助山东沂蒙山区50名失学儿童。
关于邓小平一家对于“希望工程”的支持，时任青基会宣传部副主任的王旭东有着更多的感触。其中一件便是邓小平的孙女羊羊在他手下做志愿者的事情。
事情源自1997年的一次演出，羊羊的母亲邓榕找到他，表达了让羊羊做志愿者的希望。经请示，羊羊被分配在宣传部做了一个“小兵”。羊羊当时正准备上高中，很单纯，也很直率，曾经因他爱耍贫嘴，在黑板上画漫画抨击他。王旭东和王汝鹏都说：小平一家，包括羊羊，对这样的事情都很低调，不喜欢到处宣扬。王旭东记得，羊羊刚来不久，就带来了奶奶卓琳捐的1万元。第二天，即8月23日，工作人员告诉王旭东，有个高个儿小女孩儿来捐了8000元，落款也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后来知道那个年轻的“老共产党员”就是羊羊。这些钱后来成为启动“三辰影库”的第一笔基金。令人感动的是，羊羊同情孤儿，曾经到大同的孤儿学校和孩子们待了一个星期。此后，羊羊还帮他们的义演“推销”门票。演出那天，羊羊和她的叔叔阿姨兄弟姐妹很多人都来了。
从羊羊嘴里，还“泄露”出许多有趣的故事。邓小平夫人卓琳当时总是换着不同的名字捐款。邓小平的一大家人喜欢在一起聚会，羊羊笑着说，奶奶卓琳总是指着不同的人问，你捐了没有？你捐了多少？俨然一个希望工程老志愿者。
那么，此项公益事业又产生了怎样的社会效应呢？在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支持和带头捐赠下，神州大地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不管是机关、部队还是学校、社会各阶层，甚至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同胞中，越来越多的人们为“希望工程”纷纷慷慨解囊，奉献一片爱心。“希望工程”成为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截至2013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募集捐款97.57亿元人民币，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包括小学、中学、大学生）逾490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8335所，等等。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