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面对当前国内外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为了使宏观调控尽快取得预期效果，使当前面临的挑战转化为转方式、调结构、稳增长的机遇，我们要尽快确定扩大内需消费的政策重点。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而提高居民消费力的关键则是要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福利性经济增长
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创造了新纪录，达到48.6%，但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创造了历史的最低点，投资率第一次高于最终消费率，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居民消费率同时下降到33.8%。这些数据意味着我国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扩大再生产，三分之一用于老百姓消费。这样的结构扭曲不可能良性循环下去，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如果说现在是制造业能力过剩，耐用消费品生产能力开工率只有60%，过几年可能是基础设施供给能力过剩，我们修的高速公路很漂亮，但是没多少车跑。不断增加投资没有人消费，加上国际贸易磨擦，产品出不去，生产能力闲下来，产品的价值也无从实现。
所以，如果居民消费率没有大幅提升，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未来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不能实现。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有钱买东西，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让大家买房子、买汽车、买家电，出去旅游，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样经济才能“活”起来，经济发展才有动力。
历史上我国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如果把居民消费率从2010年的33.8%，在“十二五”时期提升10%，意味着每年在GDP这个大“蛋糕”里拿出十个百分点让老百姓消费，即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近50%让老百姓消费，50%用于投资再生产、进出口。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
在此背景下，“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可以增加5万亿元商品和服务让老百姓消费，消费零售总额可以增加40%到50%，经济增长可以获得强大的动力支持。
切好财富“蛋糕”
面对近两年国内投资与消费比率的严重失衡，要以“提低、扩中、控高”为重点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大幅提高居民消费率。
“提低”就是首先要增加收入分配比较低的行业职工的收入。比如要建立公司的集体协商制度，国家的人事部门、工资部门要定期公布行业的人工成本信息，作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时的一个参考。另外，对有些低收入行业，国家要实行结构性的减税让利，那么政府对企业减税，企業对职工让利，来增加这些行业职工的收入。
“扩中”就是通过增加职工的收入，使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有一个较快的提高。个人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大概到2020年，我国家庭年收入6万到20万元区间将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基本标准，数量可以达到50%以上。我们现在要尽快使中等收入家庭的规模能够扩大，比重能够提高。
“控高”就是适当的控制高收入家庭。高收入行业通过行业税收调节，同时应该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使这些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能够社会平均化，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
另外，对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来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对个人之间，主要是通过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税来分配。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
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要采取特殊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仍然居住在农村的6亿多人和2.8亿农业劳动力。这6亿多人的收入怎么能够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是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这6亿多人收入上不去，他们的消费水平上不去，那么我们要扩大消费、扩大内虚也就很难实现。那么，这些人怎么增加收入？应该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的器械化及规模化经营。通过器械化耕作，劳动力可以由现在只能种六亩四分地变成种几百亩地、几千亩地，劳动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也可以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到城里去打工。现在城市里一个农民工每月有2000至3000元的工资，如果夫妻出来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一年可以挣到6万多，再加上土地转包的收入，一个家庭可以挣到7万块钱。按此标准，便可以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了。
因此，关键是要加强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要引入社会资金。农业现在需要大量的投入，仅靠政府财政收入不行，财政只能起到一个诱导的作用，光靠农民自身的积累也不行，应该研究政策，引入社会资金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5400美元，需要再增长2.22倍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12000美元）。中国能否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取决于能否超越四大障碍：
中国能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根据国际经验，高收入国家有三个重要条件，即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甚至超过，以及农民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当前，中国还有7亿农村人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的28%，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能否将现在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提升到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中国需要通过资助技术、产品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仅靠引进技术、外资不可能实现如此升级。
中国投资、消费比例扭曲能否转变。2010年和2011年中国投资率分别高达48.6%和48%，而2011年居民消费率下降至34%。中国如果不能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率，而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注定不可持续，人均GDP要达到12000美元难度将越来越大。
第三产业发展能否获得大幅提高。数据显示，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的34%，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和20%。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慢的原因主要是税负过重。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比第二产业增值税重三分之一。此外，中国对小微型企业和个体户营业税起征点过低，不利于服务业发展。通过“营改增”等财税方面改革，将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增长环境。据个人测算，如果中国通过税制改革，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将达世界平均水平的50%，则我们服务业从业比重将提高16%。服务业增加、就业比重扩大，民众收入也就能够增加。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将给扩大人民增收带来强有力的支持。
当前，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人均GDP今年已达到5400美元，如果翻一番的话，将向人均一万美元冲击。一万美元是个关键点，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会明显提高，人民个人的财富会明显增加，我们的社会公共服务、居民的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会明显提高，中国13亿人口将能够接近或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延展阅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曾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的提案。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对该提案的“办理意见”中明确表示，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水平过低，与以下领域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有关：
第一 普通劳动者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增长缓慢，以及资源价格和环境治理成本未能充分体现等因素，造成初次分配持续向企业、政府倾斜，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第二 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
第三 居民住房、教育、医疗负担较重，迫使居民审慎消费，推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降低了居民消费率和总消费率。
第四 财税体制不健全，也对中国投资消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福利性经济增长
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创造了新纪录，达到48.6%，但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创造了历史的最低点，投资率第一次高于最终消费率，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居民消费率同时下降到33.8%。这些数据意味着我国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用于扩大再生产，三分之一用于老百姓消费。这样的结构扭曲不可能良性循环下去，必然带来生产能力的严重过剩。
如果说现在是制造业能力过剩，耐用消费品生产能力开工率只有60%，过几年可能是基础设施供给能力过剩，我们修的高速公路很漂亮，但是没多少车跑。不断增加投资没有人消费，加上国际贸易磨擦，产品出不去，生产能力闲下来，产品的价值也无从实现。
所以，如果居民消费率没有大幅提升，转变发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话，未来的平稳较快增长也不能实现。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提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使他们有钱买东西，提高他们的支付能力，让大家买房子、买汽车、买家电，出去旅游，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这样经济才能“活”起来，经济发展才有动力。
历史上我国居民消费率最高的时候曾经超过50%，如果把居民消费率从2010年的33.8%，在“十二五”时期提升10%，意味着每年在GDP这个大“蛋糕”里拿出十个百分点让老百姓消费，即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有近50%让老百姓消费，50%用于投资再生产、进出口。这样，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将会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
在此背景下，“十二五”期间平均每年可以增加5万亿元商品和服务让老百姓消费，消费零售总额可以增加40%到50%，经济增长可以获得强大的动力支持。
切好财富“蛋糕”
面对近两年国内投资与消费比率的严重失衡，要以“提低、扩中、控高”为重点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大幅提高居民消费率。
“提低”就是首先要增加收入分配比较低的行业职工的收入。比如要建立公司的集体协商制度，国家的人事部门、工资部门要定期公布行业的人工成本信息，作为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时的一个参考。另外，对有些低收入行业，国家要实行结构性的减税让利，那么政府对企业减税，企業对职工让利，来增加这些行业职工的收入。
“扩中”就是通过增加职工的收入，使中等收入家庭的比重有一个较快的提高。个人曾经做过一个测算，如果按照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收入水平增长速度，大概到2020年，我国家庭年收入6万到20万元区间将是中等收入家庭的基本标准，数量可以达到50%以上。我们现在要尽快使中等收入家庭的规模能够扩大，比重能够提高。
“控高”就是适当的控制高收入家庭。高收入行业通过行业税收调节，同时应该鼓励民间资本的参与，使这些垄断行业的垄断利润能够社会平均化，这样可以有效降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
另外，对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我们可以通过财政收入的转移支付来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对个人之间，主要是通过个人收入分配的调节税来分配。通过“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问题。
农民的收入问题，我们要采取特殊的办法来解决。现在最重要的是仍然居住在农村的6亿多人和2.8亿农业劳动力。这6亿多人的收入怎么能够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是我们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的关键所在。
如果这6亿多人收入上不去，他们的消费水平上不去，那么我们要扩大消费、扩大内虚也就很难实现。那么，这些人怎么增加收入？应该通过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的器械化及规模化经营。通过器械化耕作，劳动力可以由现在只能种六亩四分地变成种几百亩地、几千亩地，劳动生产力得到了大幅提高。一部分农业劳动力也可以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到城里去打工。现在城市里一个农民工每月有2000至3000元的工资，如果夫妻出来打工，一个月可以挣到6000元，一年可以挣到6万多，再加上土地转包的收入，一个家庭可以挣到7万块钱。按此标准，便可以进入中等收入家庭了。
因此，关键是要加强农业现代化的步伐，要引入社会资金。农业现在需要大量的投入，仅靠政府财政收入不行，财政只能起到一个诱导的作用，光靠农民自身的积累也不行，应该研究政策，引入社会资金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过程。
必须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5400美元，需要再增长2.22倍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人均GDP达12000美元）。中国能否实现居民收入翻番目标、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取决于能否超越四大障碍：
中国能否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根据国际经验，高收入国家有三个重要条件，即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农业劳动生产率与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相当甚至超过，以及农民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当前，中国还有7亿农村人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3.2：1，且呈逐步扩大趋势；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二三产业的28%，在这种状况下很难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能否将现在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产业结构提升到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结构。中国需要通过资助技术、产品创新带动产业升级，仅靠引进技术、外资不可能实现如此升级。
中国投资、消费比例扭曲能否转变。2010年和2011年中国投资率分别高达48.6%和48%，而2011年居民消费率下降至34%。中国如果不能通过收入分配结构调整提高居民购买力、消费率，而仍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注定不可持续，人均GDP要达到12000美元难度将越来越大。
第三产业发展能否获得大幅提高。数据显示，中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只有43%，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重的34%，分别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和20%。中国第三产业发展慢的原因主要是税负过重。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实行营业税，营业税比第二产业增值税重三分之一。此外，中国对小微型企业和个体户营业税起征点过低，不利于服务业发展。通过“营改增”等财税方面改革，将为服务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增长环境。据个人测算，如果中国通过税制改革，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将达世界平均水平的50%，则我们服务业从业比重将提高16%。服务业增加、就业比重扩大，民众收入也就能够增加。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将给扩大人民增收带来强有力的支持。
当前，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人均GDP今年已达到5400美元，如果翻一番的话，将向人均一万美元冲击。一万美元是个关键点，如果达到这个水平，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会明显提高，人民个人的财富会明显增加，我们的社会公共服务、居民的文化素质、健康素质会明显提高，中国13亿人口将能够接近或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延展阅读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郑新立曾在2012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关于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和居民消费率”的提案。国家发改委会同财政部对该提案的“办理意见”中明确表示，造成中国居民消费率持续下滑、水平过低，与以下领域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有关：
第一 普通劳动者在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中工资增长缓慢，以及资源价格和环境治理成本未能充分体现等因素，造成初次分配持续向企业、政府倾斜，劳动者报酬所占比重持续下降。
第二 部分地区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不到位，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
第三 居民住房、教育、医疗负担较重，迫使居民审慎消费，推高了储蓄率和投资率，降低了居民消费率和总消费率。
第四 财税体制不健全，也对中国投资消费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