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１９４５年３月的一天，苏联红军已经进入了奥地利，正在迅速占领全国，很久前我们就听到一些传闻，说德国人要输了，但是我们只能背地里小声谈论这件事。
　　现在，我们住的这个名叫卡茨多夫的小村子乱成一团。每个人问的问题都一样：你走不走?
　　大人们已经替我及我１０岁左右的同学们做了决定。有一辆公共汽车和两名老师在等着我们，可是车上没有家长的座位。我的父亲已经应征入伍，但是母亲木蒂不久就赶来安慰我，她对我说她会骑自行车跟在后面，戴着她的红头巾，这样即使她跟不上汽车，我也会远远地看见她头上的红头巾。
　　汽车启动了，我们随着逃亡的人流缓缓地向前移动，路上有轿车、马车、自行车，凡是能载人的车都用上了。当我们到达一座山底，沿着盘山公路慢慢爬行时，我把身子探出了车窗，想看一看母亲是否跟在后面。逃难的人群好像无边无际，当我们的车到半山腰时，我终于看见了那红头巾，在人群后面慢慢地慢慢地移动着。从那一刻起，我就目不转睛地盯着那红头巾。
　　那天下午，我们准备在一家小旅店过夜，我们６个女孩住在一间有木床的房间里。可是，母亲在哪里呢?芽我已经有一阵子没看见红头巾了。
　　就在这时，妈妈戴着红头巾出现了。她坐在床边跟我解释说明天可能会更困难，因为她可能赶不上我们的汽车了，不过，她对我说不用担心，她会尽快赶上我们的。
　　第二天早晨，汽车又启程了，可是我却没有看到红头巾。不久，老师领着我们坐上了火车。在舒尔茨伯格，我们听到了空袭警报，不得不离开火车，跑到附近的一个盐厂里躲了起来。我们挤在一起，盐水滴在我们身上。我们等啊等啊，空袭警报终于解除了，我们还没来得及爬上火车，就听见飞机低空飞行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机关枪扫射，“快趴下，快趴下！”老师们大声喊着，我们马上都趴了下来。
　　那天晚上，我们来到了保加利亚的一个小村子，又是一家小旅店接纳了我们，我们住在楼上的一间大屋子里。战争还在继续，炸弹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
　　不久，５月８日来临了，战争结束了，教堂尖顶上挂了一个白枕套，是投降的象征。我们焦急不安地等着占领军到达。
　　因为我们暂时都没有父母，所以每个女孩都在白天被送到不同的农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杂活，晚上再回到小旅店。我被送到了一家小农场，农场里养了不少猪、鸡、鸭和蜜蜂，善良的农场主人和他的一家待我像亲人一样，我白天在农场忙忙碌碌，可是一到晚上，我又不由自主地想起母亲来，她现在在哪里?芽我还能再见到她吗?
　　有一天，有家长找到了我们，两个女孩被她们的父母领走了。他们告诉我们说，苏联红军占领了奥地利，生活情况有些好转。我们都开始希望自己的父母也很快地找到我们。
　　几个月过去了，生活一切照旧，每天都要喂鸡。有一天，我正在喂鸡，突然看见从远方来了一个人，我看不出来人是男是女，不过我却盯住了那个方向，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是红色！
　　我停止了喂鸡，仔仔细细地看过去，会是妈妈吗?芽那红色越来越清楚，是的，是妈妈，这一次是真的！我扔下鸡食瓢，把鸡吓得四处乱飞。“木蒂?选木蒂！”我哭喊着，这时妈妈也看见了我，她也向我跑来。妈妈终于来找我了，在她的头上还戴着红头巾就像她当初许诺的那样。
　　薛钢摘自《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