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来之不易，因此应倍加珍惜。面对潜在的挑战，必须做出应对而不是回避。在最近几年，有一些观点认为，我国贫富分化的现实是由于市场经济造成的，因此反对市场化改革。但就我们的分析而言，贫富分化的原因恰好与改革的不彻底有关。我们主张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有必要彻底打碎部分领域仍保留着的旧体制，消除经济的双轨体制状态，建立起更为纯粹的市场经济。
　　所谓和谐社会，就是尽可能减少社会各群体、各阶层之问的冲突，为此有必要建立起让大多数人分享经济成果的制度和社会安排。我们需要建立起促进公平的增长和有利于穷人的增长方式。
　　但是，经济上的平等不应以破坏产权的方式进行。不平等本身并不是可怕的，它恰恰是为经济行为提供激励动力的关键；但是因为机会不平等而遭遇经济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以及太严重的贫富分化，速才是糟糕的。因此要改革经济上的不平等，应当在政治程序上让穷人有发言权。最好的反对不平等的政策，应当针对社会主导群体(所谓的精英力量)的影响力、特权或补贴进行再分配；要建立聆听“草根阶层”声音的渠道并善于聆听；要让政府的行为合乎法律的规定，政府应成为法治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这样就有助于限制精英和政府对于人民的掠夺，让人们在市场竞争中有更多的平等机会。在促进公平增长和建立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的进程中，如下的政策方面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注重投资于人的能力。在正式教育中应努力实现机会均等，确保儿童和年轻一代至少掌握参与社会和当今全球经济所需要的基本技能。世界银行(2007)《发展报告》就强调了对下一代的投资对于经济公平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性。要注重投资与人的健康。这一领域有两大特点，一是健康投资常常具有溢出效应，因此由公共部门来提供免疫，卫生设施及有关宣传是更合理的；二是灾难性健康保险市场常常失灵，所以最好还是由公共部门来提供普遍的医疗计划。另外，社会保障管理和社会安全网也是对人的能力的投资途径。社会保障针对贫困风险，有助于防止当前的、暂时的不平等(有时候仅仅是因为运气太差)成为宿命而导致未来的不公平；社会安全网主要针对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一个保险体系，使其可以在生活水平跌落到预定标准以下时，有资格获得国家的某些形式的资助。
　　其次，通过税收促进公平。良好的税收政策主要目的在于动员充足的资金，同时尽可能减少扭曲激励机制和损害增长。因此，最好的做法应当是尽可能避免征收高额的边际税率，而是依赖于广阔的税基；对于资本缺乏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应重视对消费征税，而不是征收高额的所得税。同时需要建立高效的税务管理机构，并有效率地开支财政收入。税收的征收和财政开支应当聆听民众的意见，在一个法治框架下进行，这既符合公共选择，也能赢得公民的信任和合作态度。
　　再次，保障权利以及获取辅助要素机会的平等。如果人们在发展能力方面的投资得不到公正的回报，个人权利得不到平等的保护，无法平等地获取辅助性要素，那么即使发展人的能力也无法扩大机会。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促进司法体系的公平，建立清廉公正的执法队伍；也有必要促进基础设施享有机会的平等——为了促进此类公平，基础设施服务的价格应尽量放在可以为贫穷人口和贫困地区人口服务的水平上，同时也要加强对服务提供者(可以是公立或私立)的问责性，增加收益者的发言权，以加强行业治理。
　　最后一条：完善市场和市场体制。个人将资产转化为经济成果的核心途径是市场。公平的市场，应当是不受参与者财富或地位的影响；否则市场交易就可能不公正和缺乏效率。有两类市场是人们获取收入的主要扬所，一是金融市场，二是劳动力市场。应当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加强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贵性，提高问贵的开放性，以外部手段承诺瞄准穷人的计划(如小额信贷计划)；规范并开放民间金融，扩大穷人的融资采道。劳动力市场也应加强竞争性和流动性，彻底打破劳动力市场双轨制，建立符合市场精神的必要的劳动保障体系。
　　总之，发展不应只有“增长”来定义。发展的目的是自由，自由“包括免受困苦(比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的基本能力，以及能够获取知识、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而发展本身所要依赖的手段也是自由。在民主基础上公共决策，是保障自由的一种手段，尤其是有意识地给予那些被边缘化的草根阶层以民主参与和对公共事务发言的权利，将有助于通往经济的自由和繁荣。值得欣慰的是，在刚刚过去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我们党针对我国经济和社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的未来发展方略。我们相信，这些问题最终可以逐步得到改善和解决。
　　
　　责任编辑：石　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