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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姊妹篇《续西行漫记》（韦尔斯著）中，记述了一桩中国文化史、话剧运动史上值得纪念的盛事：鲁迅先生的不朽名著《阿Q正传》于1937年春由抗日剧社首次搬上舞台，轰动了延安全城。书中“苏区之夏·流动剧社”一節这样写道：“那有趣的农村无产者阿Q是由剧社主任曹彬三（译音）扮演的。从此以后，他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高声喊着‘阿扣一伍’这个玩笑的称呼欢迎他了。”这个令人喜爱、受人欢迎的阿Q扮演者“曹彬三”，就是从榆次西郝村走出的中共早期党员、红军文化先驱赵品三。
赵品三，名振鑫，字品三，参加红军后即从字行。山西省榆次县西郝村人。1904年6月18日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小商贩的贫农家庭。弟兄七人，他排行第三。赵品三从小就身体瘦弱，4岁才会走路。11岁时随父亲来到太原府读私塾，14岁人太原府阳曲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他练得一手好字，在书画上显露才华。13岁时，他自编自书一副对联：“面对绿草清香味，头顶蓝天白色云。”深得老师的赞许。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赵品三正读高小。新思潮启迪了他的认识，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1922年，他考入太谷县铭贤学校。铭贤学校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出钱由孔祥熙任校长经办的一所私立教会中学。学校里新旧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赵品三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的学生运动，逐渐倾向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铭贤学校第一个共产党员张维琛（字淮珍）介绍赵品三和张卿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三人组成了铭贤学校第一个党小组，这是山西继太原建立第一个党支部之后成立最早的党小组之一。他们在学校里组织了科学研究小组和书报流通社，搜集并向学生介绍进步书报和革命书籍，如《中国青年》《向导》《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还编辑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一书，宣传进步理论，并自己刻印出版《锐锋》期刊。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席卷全国，太谷铭贤学校的党小组以铭贤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倡议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学生联合分会，掀起声援五卅运动的学潮，张维琛为学生会会长，赵品三任学生会学艺部主任。他们带领学生走进社会，开展下乡宣传、街头演讲、演新剧、募捐、开办工人夜校等活动。赵品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能力与特长，他的戏剧表演初露才华。他们还参加和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的活动。在学运浪潮的冲击下，学校当局被迫废除了吃饭前诵经、祈祷等宗教仪式。张维琛、赵品三在学生中威信越来越高，成为学生运动中公认的领导者。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乘“五卅运动”形成的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吸收进步学生加入国民党，公开成立了左派国民党支部，并同以贝露女校为据点的右派国民党支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27年春，铭贤学校的左派国民党员已发展到七八十人。赵品三还曾到太原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回校后成立了同盟分会，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力量。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右翼势力加紧进行分裂活动。铭贤学校的高向杲、吕其哲等右派骨干到处张贴反动宣言，散布西山会议派的谬论，散布“张维琛、赵振鑫是跨党分子”，力谋争夺学生运动领导权。赵品三同张维琛经过周密计划，召开左派国民党党员大会，将高向杲等五人开除出党，并组织郝金和、杜义田、郝德青、李维桐、陈增吉等几位同学在一天夜里将高向杲痛打了一顿，赶出校园。高向杲跑到省党部告了一状，后不得不逃往河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也进行“清党”。张维琛、赵品三、郝金和等遭到通缉，无法立身。不久，郝金和在太原被捕。9月3日，赵品三和张维琛结伴南下武汉。
9月的武汉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赵品三和张维琛住在汉口笃庆客栈，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在汉口租界内，张维琛先后找到共产党员高鹤桥、高仰止。谁知，刚接上头，机关就被破获，关系又断了。张维琛又跑到河南去找新的关系，赵品三匿居客栈留守，等待机会。不久，赵品三在客栈里结识了几个打散了的共产党员曹汝谦、曹祖谦、杨松青、周凯、宋维新等，大家商议分头找党。为响应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赵品三先后计划打人京山县皂市邓明理土匪部队和安陆李纪才旅部，但均未得手，不得不退回武汉。是时张维琛也从河南返回。直到1928年春，曹汝谦在上海接通了党组织关系，赵品三等才奉党的指示动身去西北弓富魁部开展兵运工作。不料车到河南驻马店，恰逢战事，交通受阻。他们只好改变计划，通过关系到驻扎在河南确山的陕西军队岳维峻部王绍猷的第二混成旅新成立的政治处工作。不久，张维琛也到了。他们通过驻马店铁路区五号房的共产党员赵周车（辛人）与河南军委、中央军委接通了组织关系。此后，从海陆丰返回北方的程子华也来到该旅政治处，加入他们的行列。1928年7月，中央军委（当时叫中共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化名伍豪负责）派人到确山传达指示，张维琛、赵品三、程子华、曹祖谦、周凯等成立了党在该旅的支部，张维琛为支部负责人，秘密开展在该旅发展党员和士兵教育工作。到1929年初，党员发展到70余人，形成了一个能控制11个连的战斗堡垒。1928年秋，该旅缩编为团，政治部人员编入第一营，张维琛任政治教官，赵品三任书记长，程子华任副官。1928年冬，部队移驻安徽阜阳（颖州），岳部缩编为新编第一师。张维琛、赵品三、周凯、姚俊明被裁减离开部队，程子华下到6团2营5连任排长。部队移防淮阴清江浦。赵品三等绕道赶往清江浦，在山西会馆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继续和部队中的党员保持联系。在阜阳时，赵品三等已和地方党（聂鹤亭为负责人之一）接上关系。此时，党支部又与耿卓吾、季步高、张雄生、张经武、成耀、高蛲等失散的党员接上了关系。1929年初，蒋介石对这支非嫡系武装继续整编。新一师移驻武昌南湖，以曹万顺为师长。又有几个秘密党员被迫离队。赵品三这时潜入部队以6团2连上士文书的身份抵南湖，代张维琛做军中党的负责工作。党支部抓住该部开往沙市、宜昌一带参加军阀混战之机，利用官兵反蒋情绪，决定在沙市、宜昌起义，随即成立了以张维琛为统一指挥的起义司令部。赵品三、高蛲赶往沙市，郭子明、耿卓吾、季步高赶往宜昌。不料，5团反动团长王俊杰抢先在宜昌发动兵变，带走了4团5团。耿卓吾在刺杀敌旅长时壮烈牺牲，起义失败了。程子华所在的6团和4团5团残部被改编为独立15旅移驻汉口桥口一带，除程子华一人外，部队中任职的党员全部被清洗，然而士兵中的党员却基本上保存了下来。赵品三和高蛲带一支盒子枪回到汉口，以武昌箍桶街艺英小学为据点，张维琛离队去找党的关系，由赵品三代理支部书记，同曹祖谦一起继续开展党的工作。艺英小学即为支部所在地。不久，即与程子华取得了联系。赵品三把独立15旅的党组织活动转报湖北省委、中央军委，并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及时下达给程子华。独立15旅的兵运工作在党的指导下又活跃起来了。 1929年10月，独立15旅奉命开拔到大冶、阳新一带打红军。此时，何长工、李灿率领的红5军第5纵队和鄂东南的红12军正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程子华闻讯后即跑来与赵品三等计议，打算趁此机会在大冶、阳新一带举行兵暴参加红军。恰好中央派柯庆施、石仲伟、邓乾元到武汉，探明此讯，当即表示同意兵暴计划。12月初，赵品三、郭子明追上正向黄沙行进的红5纵队，向何长工传达了湖北省委的指示。红5纵队党委与大冶中心县委立即召开扩大联席会议，赵品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尽快派人与程子华联系，商定日期，由红5纵队与程部里应外合举行兵暴攻取大冶城。12月14日，“大冶兵暴”在程子华直接指挥下获得成功，起义部队与红5纵队胜利会合。赵品三接到程子华的来信，即与柯庆施、郭子明、杜中美、吴敏生一道由武昌动身，到鄂东南阳新龙岗头参加了红军第5纵队。“大冶兵暴”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在兵运工作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赵品三参加红军后，担任过红军第5纵队第16大队的政治委员，特务大队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8军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红3军团总指挥部秘书、军团直属党委书记，中央红军特别训练大队政治委员等职务他参加过攻打通山、崇义、平江、岳州等战斗。还参加过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和三次反“围剿”的战役。1931年以后的几年中，赵品三在苏区主要是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定都瑞金后，他任职时间最长的是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他成为了苏区话剧运动的开拓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红军学校是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军事政治学校。红校除军事政治课程外，还设有文化课，并特别注重各项文化娱乐的课外活动。这些任务完全由俱乐部负责实施。俱乐部下设文化、体育、戏剧等三个管理委员会，各学员队设有列宁室。赵品三既负责全校的工作，还兼做模型室的工作，制作了大批教学用的图表、模型、仪器、标本等。
1932年1月，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归来的刘伯承接任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中央红军学校成立伊始，学员来自苏区各部队，由于当时红军尚在初创时期，条件有限，各部队并没有统一的军服，学员们有穿白军装的，有穿工人装的，还有穿普通老百姓服装的，甚至有的学员还穿着“打土豪”时没收的女人服装，学员上早操时，一眼望去，着装五花八门。只有来自红四军的部分学员，穿着“大八角帽”的红军军服，那是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闽西长汀之后，缴获了一批布匹，供给部长杨三立给红四军的将士们每人做了一套新军服，帽子采用“列宁帽”，即大八角帽，是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初普通工人的装束。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就经常戴着这种帽子，因此共产国际内部都把这种大八角帽称作“列宁帽”，给这种帽子赋予了无产者的含义。
当时的红四军就直接把“列宁帽”当作了军帽。但是，中央红军学校学员中的红四军只是一小部分。刘伯承看到队列中学员的着装如此杂乱，不利于部队发展建设;且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已成立，后勤保障初具规模，改善部队着装的条件已具备，应当率先统一服装。
当时刘伯承校长把赵品三找来说：“学员的着装太乱了，不像个部队的样子。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有条件制作统一的军服了。知道你是一个能工巧匠，你就给学员们设计一套校服吧。”
赵品三接受任务后，认真仔细琢磨，开始考虑过参照苏联红军的军装样式，就是电影《保尔·柯察金》里保尔所穿的布琼尼骑兵装。衣服是套头的，袖口是紧的，帽子是尖顶，帽子缀一颗红五角星。当时有从苏联归来的同志带回了这种军装，后来考虑到尖顶布琼尼军帽上有两个长耳朵，不适合我国南方气候，还是采用八角单军帽比较合适，因为八角帽已经有了革命的含义，应予保留。
但是照搬大八角“列宁帽”实在不符合中国人的脸型和身材。于是赵品三决定改变设计，保留八角的形式，大大缩小八角的尺寸，以与中国人的脸型相配。他画出了多张草图，并征求了战友的意见，大家一致认同小八角。第一顶小八角帽是赵品三亲自缝制成的。校务部长杨至成买回布料后，赵品三又把设计的军装裁剪成形，交裁缝缝制成衣，衣服缝制好后，找来学员试穿。
经过学员试穿后，大家觉得小八角帽很新颖很好看，但军装的上衣是套头，袖口又紧，不方便穿，也不方便战地救护，更不适合我国南方夏季的炎热气候。于是，决定将上衣改成开襟敞袖，随后又做了几套军装让学员们穿上后请刘伯承校长审定。
刘伯承看后十分满意，特别夸奖小八角帽改得好，符合中国人的脸型。他马上吩咐杨至成部长就照此式样给红军学校的教职员工和每个学员都做了一套。红军学员穿上新式军装以后，队列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中央红军各部队指战员的注意和好评。
不久之后，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戴上了小八角帽式样的新军装，从此中央红军有了统一的服装。
以红五角星小八角帽为标志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服装样式迅速传遍了全中国。特别是斯诺在1936年为毛泽东拍摄的那张著名的军装照，更是将小八角帽和中国红军的威名一齐传扬到全世界。
红校俱乐部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文化中心”。因部队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需要而蓬勃兴起的话剧运动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主要形式。红校的话剧工作特别出色，很快推广到苏区各部队、各部门。戏剧管理委员会由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蔡纫湘、伍修权组成。1932年年初，赵品三主持成立了红军的第一个专业剧团“八一剧团”。这年冬，以该团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了工农剧社总社。红校几乎每周举行晚会，演出歌舞、话剧。露天剧场挤满了群众。除学校学员外，还有苏区老百姓，远在十几里外叶坪的中央负责人也常来观看演出。每逢“二七”“五一”“八一”等节日纪念和重要会议召开时，演出更为盛大。赵品三既是演出组织者，也是编剧和出色的演员，经常在剧中担任主角。他和李伯钊、伍修权、李克农、胡底、钱壮飞、王普青等人合演过《父与子》《破牢》《阶级》等很多话剧。1934年1月，庆祝全苏二大的演出活动是苏区文艺活动的高潮，赵品三负责這次大会的会场设计、布置和文艺演出。当时《红色中华》报道了演出的盛况：“楼上楼下照耀着灯光，同志哥、同志嫂、同志妹、同志……挤满了雄伟的会场……准备了，大家都准备叫哑了喉咙，鼓肿了手掌。这是对工农剧社热情的祝颂，祝颂它放射着工农大众艺术的光芒，祝颂它到群众中去，深人广大的工场村庄，成为我们的艺术战线上精锐的武装，成为我们战争动员中雄伟的力量。”“全苏二大”会议期间组织了七八次文艺晚会。赵品三饰演赤色游击队长，李伯钊饰演小妹，胡底饰靖卫团总，钱壮飞饰反动师长，李克农饰土豪的大型话剧《我——红军》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当时报道说：“这几个要角是全苏有名的明星，表演极努力。”人们称颂他们的这次演出是“尽善尽美”的。这次演出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表彰，毛泽东主席专门招待赵品三等剧团主要骨干吃了一餐饭。 1934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红军学校随军出发。赵品三因身体患痢疾未能随军行动。留在苏区的教育部长瞿秋白任命赵品三为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长。工农剧社将所属人员编成三个军事化的剧团：火星剧社（由石联星、王普青率领）、红旗剧团（由施月娥、刘月华率领）、战号剧团（由赵品三、宋发明率领），在部队、火线、群众中以多种形式边战斗边宣传，紧密配合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1935年元宵节，在雩都县小密地区由瞿秋白亲自主持，赵品三具体负责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这次晚会盛况空前，军民冒雨同看，通宵达旦，情绪十分高昂。留守苏区的中央局党政军负责人项英、陈毅、贺昌、刘伯坚、何叔衡、陈潭秋、蔡会文等出席了晚会。赵品三在1962年曾作七律二首追忆当年盛景：
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逞妙才。
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还。
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豚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雩都情景宛如新。
赵品三根据瞿秋白关于“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组织剧社同志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开展剧本创作活动，写出了很多好剧本，如《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游击》《我们的隊伍来了》《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等，都是反映战争生活和白区人民苦难生活的新剧作。其中《我们的队伍来了》《游击》系赵品三所作，曾收入瞿秋白亲自编辑的苏区第一个剧本集《号炮集》里。
当时，大多数同志尚不知时局的严重，唱着“胜利的号炮”歌，盼望着一两个月后主力红军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1934年11月10日敌人占领了瑞金，接着雩都、会昌均陷入敌手。1935年2月，局势恶化，中央分局动员留守部队突围。赵品三亲自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儿子豹生送到一位老乡家里寄养起来，他还把工农剧社的剧本和演出材料密藏在老乡家的楼上。工农剧社的人全部分散编入林华司令员的支队，开始有1000多人，刘伯坚也在这一路。3月4日突围开始，队伍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过云河、马蛤、牛岭三个关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70团周建平团长在牛岭一战挂花，信丰唐村一战，刘伯坚左腿中弹，不久被捕遇难。3月6日，又传来阮啸仙牺牲的消息。冲过两道封锁线后，林华支队减至500余人，在茶林又遭敌袭击，只剩300多人了。3月8日，走到磨盘山附近，林华支队决定分成6个连分散突围到油山会合。赵品三、韩进分在林华所率的这个连。当日，他们翻过一座山、走进一所院子正准备吃午饭时，突然枪声大作。赵品三、韩进跟着林华冲出，涉河爬山，躲进灌木丛中。在敌人搜山时，他们不幸落人魔掌，被押进敌人团部，这个团是粤军余汉谋部叶肇师莫希德团。林华被捕后机智脱险（后来他找到了陈毅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中牺牲了）。赵品三、韩进、石联星等三十多人在敌团部关了几天，敌人认为他们是“演戏的”，不久陆续释放了。当敌人问及赵品三和韩进姓名时，他们谎称一个是曹炳生，一个叫韩思进，蒙混过了敌人。3月13日，赵韩二人脱离了虎口。
1935年6月，赵品三回到山西榆次家中。他曾设想过托在西伯利亚赤塔做过生意的亲戚帮其直奔苏联，也曾有人想帮他谋个学校教员的职业暂顾饭碗，都无果。冬天，他忽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红军东征的消息，并登有林彪、李弼庭等人的名字，才确信中央工农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他喜出望外，立即求亲友凑集了12块钱赶到西安，在一个朋友开的汽车行里找了个干杂务的差使，并写信告诉韩进。1936年5月，韩进来到西安，补了个名字混进东北军109师当文书，想寻找机会跑回红军中去。部队开往庆阳去打红军，韩进在偷路条时被敌发现，遭到毒打，伤好后又被迫回到西安。韩、赵二人又开始合作，在东北军的《西京日报》上投《西京百咏图》稿，由赵品三画画，韩进作诗、文，宣传抗日主张。随之，他俩结识了《西京日报》主编魏文伯（时名魏雷）。在宣传抗日活动中，他俩又结识了革命青年李文一，共同发起组织了“西北各界救国反帝文化大同盟”。西安事变后，赵品三参加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分配做宣传工作。不久，在街上他陆续碰到在苏区就熟识的伍修权、危拱之、博古、叶剑英、张文彬等。一天傍晚，赵品三和韩进在解放日报社同李一氓见了面。李一氓告知中央已收到韩进的报告，决定恢复他们二人的党组织关系。组织上将派丁白同他们联系。几天后，在汽车同业工会见到了丁白，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回到了党的怀抱，赵品三立即搬到内部称之为“六国饭店”（实际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地方——红军秘密办事处。不久，分配在冯文彬任部长的中央青年部工作。1937年2月4日，赵品三与冯文彬同车奔向延安。中央苏区的老同志听说他回来了，纷纷来看望他。刘伯承邀他到家中促膝长谈，邓颖超、蔡畅等都与他亲切会面，互道分离后的经历。4月，西北青年救国会正式成立后，赵品三任军事部长兼西北抗日剧社总社长。军事部主要任务是领导准军事组织赤卫队和青年文化、体育活动。1937年初，西北抗日剧社在延安公演了许多话剧和歌舞节目。话剧《阿QiE传》的公演轰动了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给予很高评价。赵品三和廖承志、朱光、王玉清等领导的西北抗日剧社和其他剧社一起，将苏区话剧运动大大提高了一步。韩进后来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作《题品三》七律一首，以浓情重墨塑造了赵品三这位革命者的生动形象，细腻刻画了他的品德和情操，诗曰：
又是春花烂漫时，太行山上数君痴。
甘同老骥伏残枥，愁看雏莺上别枝。
阿Q头衔犹自许，小D手腕漫相欺。
风光只忆沙洲好，艺苑魁星榜上题。
1937年9月，赵品三奉命调到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任秘书（上校军衔）。当时彭雪枫任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到太原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就住在办事处。周恩来指示赵品三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兼任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顾问，指导该团的工作，嘱咐他为八路军收集文艺人才。太原失守后，办事处迁临汾，赵品三随同周恩来前往，并为八路军召集了大批文化人才。如徐肖冰、吕班、吕骥、崔嵬、丁里、陈强等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参加八路军的，刘白羽也是经赵品三送到延安的。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名人，仍一直把他当作“引路人”。 1938年春，临汾失陷，驻晋“八办”撤销。赵品三回到延安，滕代远留他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任新成立的西北电影社社长。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赵品三随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到太行前线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改任统战部联络处秘书，和朱瑞一起负责党在敌伪军中的秘密组织工作。后来石友三部队学生队很多青年学员受党的影响参加了八路军。1941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秘书厅，经朱德推荐，赵品三任副秘书长兼队列处处长。根据中央精兵简政方针，他在朱德、王稼祥指导下成功地主持了军委各机关、部队和所属单位的精简整编工作，军委所属人员从七千多人精简到两千多人，改变了机关臃肿、重叠的局面。1943年3月，赵品三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物资局驻鄜县（今富县）支局任局长兼禁烟督察处处长。1944年2月，他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十二支部学习。他在党校一邊积极参加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同年9月14日《解放日报》以《党校赵品三同志制成地球仪》为标题表彰了他。其中写道：“党校二部赵品三同志曾花数月时间，悉心研究制造地球仪。几经改造，已于日前制就一个，其质量不下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制作者，甚得各方好评。此种地球仪，既可供学校部队地理教学之用，同时又可做室内陈列。现赵同志已陆续制作，以供有关机关需要。”他为延安保育院制作的玩具也受到中央的嘉奖。
赵品三是一个放在哪里就在哪里放光发热的人。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大军奔赴东北。初期任过一段东北铁路管理局经理部长兼秘书长。1946年秋调到齐齐哈尔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政治委员。在严重缺乏器材的情况下，他带领同志们搞到了一批操舟机，经过改装成为机动船。这就是既能运输武器、兵员，又能并排连接架浮桥的“操舟艇”。在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战斗中，工兵学校用它迅速架设浮桥投入战斗，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东北军区曾授予参战操舟艇以“功勋艇”的光荣称号。1947年冬，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何长工调他任军工部顾问室主任。他带头参加技术工作，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态度，大胆起用留用技术人员，组织试制并亲自参加高性能炸药和硬胶木炮弹壳的试验，军工生产很快打开了局面。1948年7月，他兼任新成立的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为培养兵工专业人才、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品三先在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任副局长。接着在1952年从公安战线又转到军事工业战线，任二机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校长兼南苑二一一厂厂长。在建校办校工作中呕心沥血，一直保持着苏区红军学校的传统和作风，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方针，对生搬硬套外国教育制度的做法敢顶敢纠。这个学校为我国培养出不少合格的航空工业人才。至今，那时的学生和干部都对这位“老校长”称赞不已。
1955年9月，赵品三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干部局局长，1962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他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赵品三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我国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才。他的人品和情操为人称道。在苏区和延安时期的老同志都很钦佩他忠贞自爱的品质。1973年9月9日，赵品三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光辉的革命人生。他逝世后，老一辈革命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朱德评价他：“品三是个好同志，对党忠心耿耿。”邓小平在一份有关赵品三的后事处理的报告上亲笔批示：“赵是位很老的同志，从不计较名位。”这是共产党人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当然，历史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一个恰当的充分发挥才能和智慧的位置，赵品三亦不例外。但赵品三却是实实在在地为共产主义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战斗了一生，后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光彩……
一
赵品三，名振鑫，字品三，参加红军后即从字行。山西省榆次县西郝村人。1904年6月18日出生于一个半农半小商贩的贫农家庭。弟兄七人，他排行第三。赵品三从小就身体瘦弱，4岁才会走路。11岁时随父亲来到太原府读私塾，14岁人太原府阳曲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读书。他练得一手好字，在书画上显露才华。13岁时，他自编自书一副对联：“面对绿草清香味，头顶蓝天白色云。”深得老师的赞许。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赵品三正读高小。新思潮启迪了他的认识，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1922年，他考入太谷县铭贤学校。铭贤学校是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出钱由孔祥熙任校长经办的一所私立教会中学。学校里新旧思潮的斗争十分激烈，赵品三积极参加各种进步的学生运动，逐渐倾向并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1925年，铭贤学校第一个共产党员张维琛（字淮珍）介绍赵品三和张卿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三人组成了铭贤学校第一个党小组，这是山西继太原建立第一个党支部之后成立最早的党小组之一。他们在学校里组织了科学研究小组和书报流通社，搜集并向学生介绍进步书报和革命书籍，如《中国青年》《向导》《马克思主义浅说》《共产主义ABC》等，还编辑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一书，宣传进步理论，并自己刻印出版《锐锋》期刊。五卅运动的反帝风暴席卷全国，太谷铭贤学校的党小组以铭贤学校学生会的名义，倡议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学生联合分会，掀起声援五卅运动的学潮，张维琛为学生会会长，赵品三任学生会学艺部主任。他们带领学生走进社会，开展下乡宣传、街头演讲、演新剧、募捐、开办工人夜校等活动。赵品三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组织能力与特长，他的戏剧表演初露才华。他们还参加和组织了“非基督教同盟”的活动。在学运浪潮的冲击下，学校当局被迫废除了吃饭前诵经、祈祷等宗教仪式。张维琛、赵品三在学生中威信越来越高，成为学生运动中公认的领导者。当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们乘“五卅运动”形成的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吸收进步学生加入国民党，公开成立了左派国民党支部，并同以贝露女校为据点的右派国民党支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到1927年春，铭贤学校的左派国民党员已发展到七八十人。赵品三还曾到太原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回校后成立了同盟分会，进一步扩大了革命力量。随着北伐战争的迅猛发展，统一战线内部国民党右翼势力加紧进行分裂活动。铭贤学校的高向杲、吕其哲等右派骨干到处张贴反动宣言，散布西山会议派的谬论，散布“张维琛、赵振鑫是跨党分子”，力谋争夺学生运动领导权。赵品三同张维琛经过周密计划，召开左派国民党党员大会，将高向杲等五人开除出党，并组织郝金和、杜义田、郝德青、李维桐、陈增吉等几位同学在一天夜里将高向杲痛打了一顿，赶出校园。高向杲跑到省党部告了一状，后不得不逃往河南。“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也进行“清党”。张维琛、赵品三、郝金和等遭到通缉，无法立身。不久，郝金和在太原被捕。9月3日，赵品三和张维琛结伴南下武汉。
二
9月的武汉正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赵品三和张维琛住在汉口笃庆客栈，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在汉口租界内，张维琛先后找到共产党员高鹤桥、高仰止。谁知，刚接上头，机关就被破获，关系又断了。张维琛又跑到河南去找新的关系，赵品三匿居客栈留守，等待机会。不久，赵品三在客栈里结识了几个打散了的共产党员曹汝谦、曹祖谦、杨松青、周凯、宋维新等，大家商议分头找党。为响应中央关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赵品三先后计划打人京山县皂市邓明理土匪部队和安陆李纪才旅部，但均未得手，不得不退回武汉。是时张维琛也从河南返回。直到1928年春，曹汝谦在上海接通了党组织关系，赵品三等才奉党的指示动身去西北弓富魁部开展兵运工作。不料车到河南驻马店，恰逢战事，交通受阻。他们只好改变计划，通过关系到驻扎在河南确山的陕西军队岳维峻部王绍猷的第二混成旅新成立的政治处工作。不久，张维琛也到了。他们通过驻马店铁路区五号房的共产党员赵周车（辛人）与河南军委、中央军委接通了组织关系。此后，从海陆丰返回北方的程子华也来到该旅政治处，加入他们的行列。1928年7月，中央军委（当时叫中共中央军事部，由周恩来化名伍豪负责）派人到确山传达指示，张维琛、赵品三、程子华、曹祖谦、周凯等成立了党在该旅的支部，张维琛为支部负责人，秘密开展在该旅发展党员和士兵教育工作。到1929年初，党员发展到70余人，形成了一个能控制11个连的战斗堡垒。1928年秋，该旅缩编为团，政治部人员编入第一营，张维琛任政治教官，赵品三任书记长，程子华任副官。1928年冬，部队移驻安徽阜阳（颖州），岳部缩编为新编第一师。张维琛、赵品三、周凯、姚俊明被裁减离开部队，程子华下到6团2营5连任排长。部队移防淮阴清江浦。赵品三等绕道赶往清江浦，在山西会馆建立了党的秘密机关，继续和部队中的党员保持联系。在阜阳时，赵品三等已和地方党（聂鹤亭为负责人之一）接上关系。此时，党支部又与耿卓吾、季步高、张雄生、张经武、成耀、高蛲等失散的党员接上了关系。1929年初，蒋介石对这支非嫡系武装继续整编。新一师移驻武昌南湖，以曹万顺为师长。又有几个秘密党员被迫离队。赵品三这时潜入部队以6团2连上士文书的身份抵南湖，代张维琛做军中党的负责工作。党支部抓住该部开往沙市、宜昌一带参加军阀混战之机，利用官兵反蒋情绪，决定在沙市、宜昌起义，随即成立了以张维琛为统一指挥的起义司令部。赵品三、高蛲赶往沙市，郭子明、耿卓吾、季步高赶往宜昌。不料，5团反动团长王俊杰抢先在宜昌发动兵变，带走了4团5团。耿卓吾在刺杀敌旅长时壮烈牺牲，起义失败了。程子华所在的6团和4团5团残部被改编为独立15旅移驻汉口桥口一带，除程子华一人外，部队中任职的党员全部被清洗，然而士兵中的党员却基本上保存了下来。赵品三和高蛲带一支盒子枪回到汉口，以武昌箍桶街艺英小学为据点，张维琛离队去找党的关系，由赵品三代理支部书记，同曹祖谦一起继续开展党的工作。艺英小学即为支部所在地。不久，即与程子华取得了联系。赵品三把独立15旅的党组织活动转报湖北省委、中央军委，并将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及时下达给程子华。独立15旅的兵运工作在党的指导下又活跃起来了。 1929年10月，独立15旅奉命开拔到大冶、阳新一带打红军。此时，何长工、李灿率领的红5军第5纵队和鄂东南的红12军正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程子华闻讯后即跑来与赵品三等计议，打算趁此机会在大冶、阳新一带举行兵暴参加红军。恰好中央派柯庆施、石仲伟、邓乾元到武汉，探明此讯，当即表示同意兵暴计划。12月初，赵品三、郭子明追上正向黄沙行进的红5纵队，向何长工传达了湖北省委的指示。红5纵队党委与大冶中心县委立即召开扩大联席会议，赵品三等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尽快派人与程子华联系，商定日期，由红5纵队与程部里应外合举行兵暴攻取大冶城。12月14日，“大冶兵暴”在程子华直接指挥下获得成功，起义部队与红5纵队胜利会合。赵品三接到程子华的来信，即与柯庆施、郭子明、杜中美、吴敏生一道由武昌动身，到鄂东南阳新龙岗头参加了红军第5纵队。“大冶兵暴”是红军初创时期党在兵运工作中的一次重大胜利。
三
赵品三参加红军后，担任过红军第5纵队第16大队的政治委员，特务大队政治委员，红3军团第8军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红3军团总指挥部秘书、军团直属党委书记，中央红军特别训练大队政治委员等职务他参加过攻打通山、崇义、平江、岳州等战斗。还参加过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和三次反“围剿”的战役。1931年以后的几年中，赵品三在苏区主要是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定都瑞金后，他任职时间最长的是中央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兼特科大队政治委员。他成为了苏区话剧运动的开拓者、领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红军学校是专门培养红军指挥员的军事政治学校。红校除军事政治课程外，还设有文化课，并特别注重各项文化娱乐的课外活动。这些任务完全由俱乐部负责实施。俱乐部下设文化、体育、戏剧等三个管理委员会，各学员队设有列宁室。赵品三既负责全校的工作，还兼做模型室的工作，制作了大批教学用的图表、模型、仪器、标本等。
1932年1月，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归来的刘伯承接任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中央红军学校成立伊始，学员来自苏区各部队，由于当时红军尚在初创时期，条件有限，各部队并没有统一的军服，学员们有穿白军装的，有穿工人装的，还有穿普通老百姓服装的，甚至有的学员还穿着“打土豪”时没收的女人服装，学员上早操时，一眼望去，着装五花八门。只有来自红四军的部分学员，穿着“大八角帽”的红军军服，那是1929年3月，红四军打下闽西长汀之后，缴获了一批布匹，供给部长杨三立给红四军的将士们每人做了一套新军服，帽子采用“列宁帽”，即大八角帽，是欧洲19世纪和20世纪初普通工人的装束。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就经常戴着这种帽子，因此共产国际内部都把这种大八角帽称作“列宁帽”，给这种帽子赋予了无产者的含义。
当时的红四军就直接把“列宁帽”当作了军帽。但是，中央红军学校学员中的红四军只是一小部分。刘伯承看到队列中学员的着装如此杂乱，不利于部队发展建设;且当时中华苏维埃政府已成立，后勤保障初具规模，改善部队着装的条件已具备，应当率先统一服装。
当时刘伯承校长把赵品三找来说：“学员的着装太乱了，不像个部队的样子。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已经成立，有条件制作统一的军服了。知道你是一个能工巧匠，你就给学员们设计一套校服吧。”
赵品三接受任务后，认真仔细琢磨，开始考虑过参照苏联红军的军装样式，就是电影《保尔·柯察金》里保尔所穿的布琼尼骑兵装。衣服是套头的，袖口是紧的，帽子是尖顶，帽子缀一颗红五角星。当时有从苏联归来的同志带回了这种军装，后来考虑到尖顶布琼尼军帽上有两个长耳朵，不适合我国南方气候，还是采用八角单军帽比较合适，因为八角帽已经有了革命的含义，应予保留。
但是照搬大八角“列宁帽”实在不符合中国人的脸型和身材。于是赵品三决定改变设计，保留八角的形式，大大缩小八角的尺寸，以与中国人的脸型相配。他画出了多张草图，并征求了战友的意见，大家一致认同小八角。第一顶小八角帽是赵品三亲自缝制成的。校务部长杨至成买回布料后，赵品三又把设计的军装裁剪成形，交裁缝缝制成衣，衣服缝制好后，找来学员试穿。
经过学员试穿后，大家觉得小八角帽很新颖很好看，但军装的上衣是套头，袖口又紧，不方便穿，也不方便战地救护，更不适合我国南方夏季的炎热气候。于是，决定将上衣改成开襟敞袖，随后又做了几套军装让学员们穿上后请刘伯承校长审定。
刘伯承看后十分满意，特别夸奖小八角帽改得好，符合中国人的脸型。他马上吩咐杨至成部长就照此式样给红军学校的教职员工和每个学员都做了一套。红军学员穿上新式军装以后，队列整齐划一、威武雄壮，很快引起了总部首长和中央红军各部队指战员的注意和好评。
不久之后，中央苏区各部队纷纷效法红军学校，穿戴上了小八角帽式样的新军装，从此中央红军有了统一的服装。
以红五角星小八角帽为标志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服装样式迅速传遍了全中国。特别是斯诺在1936年为毛泽东拍摄的那张著名的军装照，更是将小八角帽和中国红军的威名一齐传扬到全世界。
红校俱乐部是当时中央苏区的“文化中心”。因部队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需要而蓬勃兴起的话剧运动成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的主要形式。红校的话剧工作特别出色，很快推广到苏区各部队、各部门。戏剧管理委员会由赵品三、李伯钊、危拱之、蔡纫湘、伍修权组成。1932年年初，赵品三主持成立了红军的第一个专业剧团“八一剧团”。这年冬，以该团部分人员为骨干组成了工农剧社总社。红校几乎每周举行晚会，演出歌舞、话剧。露天剧场挤满了群众。除学校学员外，还有苏区老百姓，远在十几里外叶坪的中央负责人也常来观看演出。每逢“二七”“五一”“八一”等节日纪念和重要会议召开时，演出更为盛大。赵品三既是演出组织者，也是编剧和出色的演员，经常在剧中担任主角。他和李伯钊、伍修权、李克农、胡底、钱壮飞、王普青等人合演过《父与子》《破牢》《阶级》等很多话剧。1934年1月，庆祝全苏二大的演出活动是苏区文艺活动的高潮，赵品三负责這次大会的会场设计、布置和文艺演出。当时《红色中华》报道了演出的盛况：“楼上楼下照耀着灯光，同志哥、同志嫂、同志妹、同志……挤满了雄伟的会场……准备了，大家都准备叫哑了喉咙，鼓肿了手掌。这是对工农剧社热情的祝颂，祝颂它放射着工农大众艺术的光芒，祝颂它到群众中去，深人广大的工场村庄，成为我们的艺术战线上精锐的武装，成为我们战争动员中雄伟的力量。”“全苏二大”会议期间组织了七八次文艺晚会。赵品三饰演赤色游击队长，李伯钊饰演小妹，胡底饰靖卫团总，钱壮飞饰反动师长，李克农饰土豪的大型话剧《我——红军》受到全场观众的热烈喝彩。当时报道说：“这几个要角是全苏有名的明星，表演极努力。”人们称颂他们的这次演出是“尽善尽美”的。这次演出受到中央负责同志的表彰，毛泽东主席专门招待赵品三等剧团主要骨干吃了一餐饭。 1934年10月，中央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红军学校随军出发。赵品三因身体患痢疾未能随军行动。留在苏区的教育部长瞿秋白任命赵品三为教育部艺术局局长兼工农剧社总社长。工农剧社将所属人员编成三个军事化的剧团：火星剧社（由石联星、王普青率领）、红旗剧团（由施月娥、刘月华率领）、战号剧团（由赵品三、宋发明率领），在部队、火线、群众中以多种形式边战斗边宣传，紧密配合保卫中央苏区的战斗。1935年元宵节，在雩都县小密地区由瞿秋白亲自主持，赵品三具体负责举行了盛大的军民联欢晚会。这次晚会盛况空前，军民冒雨同看，通宵达旦，情绪十分高昂。留守苏区的中央局党政军负责人项英、陈毅、贺昌、刘伯坚、何叔衡、陈潭秋、蔡会文等出席了晚会。赵品三在1962年曾作七律二首追忆当年盛景：
十里听歌冒雨来，辉煌灯火照山台。
军民同乐逢佳节，星月联华逞妙才。
东边唱罢西边和，前幕收场后幕开。
披蓑张盖通宵立，三度闻鸡不肯还。
元宵结彩赣江春，壮舞高歌洗战尘。
夜雨绵绵弦韵急，红灯冉冉掌声频。
蒸豚煮酒劳军旅，磨剑擦枪待敌人。
三十年来谁记得，雩都情景宛如新。
赵品三根据瞿秋白关于“话剧要大众化、通俗化，采取多样式，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组织剧社同志深入前线、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开展剧本创作活动，写出了很多好剧本，如《李保莲》《堡垒中的士兵》《追击》《游击》《我们的隊伍来了》《菜刀下的营长》《收租粮》等，都是反映战争生活和白区人民苦难生活的新剧作。其中《我们的队伍来了》《游击》系赵品三所作，曾收入瞿秋白亲自编辑的苏区第一个剧本集《号炮集》里。
当时，大多数同志尚不知时局的严重，唱着“胜利的号炮”歌，盼望着一两个月后主力红军会带着俘虏和缴获的武器凯旋。1934年11月10日敌人占领了瑞金，接着雩都、会昌均陷入敌手。1935年2月，局势恶化，中央分局动员留守部队突围。赵品三亲自将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儿子豹生送到一位老乡家里寄养起来，他还把工农剧社的剧本和演出材料密藏在老乡家的楼上。工农剧社的人全部分散编入林华司令员的支队，开始有1000多人，刘伯坚也在这一路。3月4日突围开始，队伍冒着敌人的炮火冲过云河、马蛤、牛岭三个关口，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70团周建平团长在牛岭一战挂花，信丰唐村一战，刘伯坚左腿中弹，不久被捕遇难。3月6日，又传来阮啸仙牺牲的消息。冲过两道封锁线后，林华支队减至500余人，在茶林又遭敌袭击，只剩300多人了。3月8日，走到磨盘山附近，林华支队决定分成6个连分散突围到油山会合。赵品三、韩进分在林华所率的这个连。当日，他们翻过一座山、走进一所院子正准备吃午饭时，突然枪声大作。赵品三、韩进跟着林华冲出，涉河爬山，躲进灌木丛中。在敌人搜山时，他们不幸落人魔掌，被押进敌人团部，这个团是粤军余汉谋部叶肇师莫希德团。林华被捕后机智脱险（后来他找到了陈毅部队，在三年游击战中牺牲了）。赵品三、韩进、石联星等三十多人在敌团部关了几天，敌人认为他们是“演戏的”，不久陆续释放了。当敌人问及赵品三和韩进姓名时，他们谎称一个是曹炳生，一个叫韩思进，蒙混过了敌人。3月13日，赵韩二人脱离了虎口。
四
1935年6月，赵品三回到山西榆次家中。他曾设想过托在西伯利亚赤塔做过生意的亲戚帮其直奔苏联，也曾有人想帮他谋个学校教员的职业暂顾饭碗，都无果。冬天，他忽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红军东征的消息，并登有林彪、李弼庭等人的名字，才确信中央工农红军已胜利到达陕北。他喜出望外，立即求亲友凑集了12块钱赶到西安，在一个朋友开的汽车行里找了个干杂务的差使，并写信告诉韩进。1936年5月，韩进来到西安，补了个名字混进东北军109师当文书，想寻找机会跑回红军中去。部队开往庆阳去打红军，韩进在偷路条时被敌发现，遭到毒打，伤好后又被迫回到西安。韩、赵二人又开始合作，在东北军的《西京日报》上投《西京百咏图》稿，由赵品三画画，韩进作诗、文，宣传抗日主张。随之，他俩结识了《西京日报》主编魏文伯（时名魏雷）。在宣传抗日活动中，他俩又结识了革命青年李文一，共同发起组织了“西北各界救国反帝文化大同盟”。西安事变后，赵品三参加了“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分配做宣传工作。不久，在街上他陆续碰到在苏区就熟识的伍修权、危拱之、博古、叶剑英、张文彬等。一天傍晚，赵品三和韩进在解放日报社同李一氓见了面。李一氓告知中央已收到韩进的报告，决定恢复他们二人的党组织关系。组织上将派丁白同他们联系。几天后，在汽车同业工会见到了丁白，正式接上组织关系，回到了党的怀抱，赵品三立即搬到内部称之为“六国饭店”（实际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地方——红军秘密办事处。不久，分配在冯文彬任部长的中央青年部工作。1937年2月4日，赵品三与冯文彬同车奔向延安。中央苏区的老同志听说他回来了，纷纷来看望他。刘伯承邀他到家中促膝长谈，邓颖超、蔡畅等都与他亲切会面，互道分离后的经历。4月，西北青年救国会正式成立后，赵品三任军事部长兼西北抗日剧社总社长。军事部主要任务是领导准军事组织赤卫队和青年文化、体育活动。1937年初，西北抗日剧社在延安公演了许多话剧和歌舞节目。话剧《阿QiE传》的公演轰动了延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都观看了演出，给予很高评价。赵品三和廖承志、朱光、王玉清等领导的西北抗日剧社和其他剧社一起，将苏区话剧运动大大提高了一步。韩进后来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作《题品三》七律一首，以浓情重墨塑造了赵品三这位革命者的生动形象，细腻刻画了他的品德和情操，诗曰：
又是春花烂漫时，太行山上数君痴。
甘同老骥伏残枥，愁看雏莺上别枝。
阿Q头衔犹自许，小D手腕漫相欺。
风光只忆沙洲好，艺苑魁星榜上题。
1937年9月，赵品三奉命调到太原八路军驻晋办事处任秘书（上校军衔）。当时彭雪枫任办事处主任。周恩来到太原同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谈判，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就住在办事处。周恩来指示赵品三除做好本职工作外，兼任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顾问，指导该团的工作，嘱咐他为八路军收集文艺人才。太原失守后，办事处迁临汾，赵品三随同周恩来前往，并为八路军召集了大批文化人才。如徐肖冰、吕班、吕骥、崔嵬、丁里、陈强等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就是在这一时期先后参加八路军的，刘白羽也是经赵品三送到延安的。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了名人，仍一直把他当作“引路人”。 1938年春，临汾失陷，驻晋“八办”撤销。赵品三回到延安，滕代远留他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兼任新成立的西北电影社社长。1938年冬，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赵品三随北方局书记杨尚昆到太行前线任北方局秘书长。不久，改任统战部联络处秘书，和朱瑞一起负责党在敌伪军中的秘密组织工作。后来石友三部队学生队很多青年学员受党的影响参加了八路军。1941年11月，中央军委成立秘书厅，经朱德推荐，赵品三任副秘书长兼队列处处长。根据中央精兵简政方针，他在朱德、王稼祥指导下成功地主持了军委各机关、部队和所属单位的精简整编工作，军委所属人员从七千多人精简到两千多人，改变了机关臃肿、重叠的局面。1943年3月，赵品三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物资局驻鄜县（今富县）支局任局长兼禁烟督察处处长。1944年2月，他进入中央党校二部十二支部学习。他在党校一邊积极参加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同年9月14日《解放日报》以《党校赵品三同志制成地球仪》为标题表彰了他。其中写道：“党校二部赵品三同志曾花数月时间，悉心研究制造地球仪。几经改造，已于日前制就一个，其质量不下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所制作者，甚得各方好评。此种地球仪，既可供学校部队地理教学之用，同时又可做室内陈列。现赵同志已陆续制作，以供有关机关需要。”他为延安保育院制作的玩具也受到中央的嘉奖。
五
赵品三是一个放在哪里就在哪里放光发热的人。解放战争时期，他随大军奔赴东北。初期任过一段东北铁路管理局经理部长兼秘书长。1946年秋调到齐齐哈尔任东北军区工兵学校政治委员。在严重缺乏器材的情况下，他带领同志们搞到了一批操舟机，经过改装成为机动船。这就是既能运输武器、兵员，又能并排连接架浮桥的“操舟艇”。在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的战斗中，工兵学校用它迅速架设浮桥投入战斗，对战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东北军区曾授予参战操舟艇以“功勋艇”的光荣称号。1947年冬，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何长工调他任军工部顾问室主任。他带头参加技术工作，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态度，大胆起用留用技术人员，组织试制并亲自参加高性能炸药和硬胶木炮弹壳的试验，军工生产很快打开了局面。1948年7月，他兼任新成立的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为培养兵工专业人才、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品三先在中央公安部政治保卫局任副局长。接着在1952年从公安战线又转到军事工业战线，任二机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校长兼南苑二一一厂厂长。在建校办校工作中呕心沥血，一直保持着苏区红军学校的传统和作风，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方针，对生搬硬套外国教育制度的做法敢顶敢纠。这个学校为我国培养出不少合格的航空工业人才。至今，那时的学生和干部都对这位“老校长”称赞不已。
1955年9月，赵品三任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干部局局长，1962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革命博物馆副馆长。他是第三届、第四届全国政协特邀委员。
赵品三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党员，也是我国革命队伍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才。他的人品和情操为人称道。在苏区和延安时期的老同志都很钦佩他忠贞自爱的品质。1973年9月9日，赵品三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光辉的革命人生。他逝世后，老一辈革命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朱德评价他：“品三是个好同志，对党忠心耿耿。”邓小平在一份有关赵品三的后事处理的报告上亲笔批示：“赵是位很老的同志，从不计较名位。”这是共产党人多么可贵的品质啊！
当然，历史不可能给每个人都安排好一个恰当的充分发挥才能和智慧的位置，赵品三亦不例外。但赵品三却是实实在在地为共产主义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战斗了一生，后人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