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20年代初期，印度著名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的访华曾引发一连串的轰动效应，许多大学邀请他去开讲座、作报告。他当时留下的那些影像，也使我们有幸一睹彼时人文社科学界之风云人物。学界在“星聚”的喧嚣过后，留影之外，还给后学留下许多值得追忆或进一步思考的话题。比方说，泰戈尔在1924年的中国之行中，就曾与梁漱溟先生有过一次交流，这绝对算是大师级别的对谈。
　　梁漱溟先生在一篇谈道德为人生艺术的文章中，忆起与泰戈尔的一段谈话，梁先生去的时候，泰戈尔正在和杨丙辰先生谈论宗教问题，杨先生认为儒家为宗教，而泰戈尔则说不是。当徐志摩为泰戈尔介绍说梁漱溟是“孔子之徒”时，泰戈尔表示他很愿意听梁先生讲一讲儒家的道理。
　　梁先生赞同泰戈尔的孔子儒家不是宗教的观点，但却不同意其所依据的道理。在泰戈尔看来，宗教是在人类生命的深处有其根据的，所以能够影响人。尤其是那些伟大的宗教，其根于人类生命者愈深不可拔，它的影响也就更大，空间上传播得很广，时间上亦会传得很久远。但儒家却不是这样，因为“孔子在人伦的方面和人生的各项事情上，讲究得很妥当周到，如父应慈，子应孝，朋友应有信义，以及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等等，好像一部法典，规定得很完全”。然而这些妥当的、四平八稳的规定，却不免离生命有些远，“要照顾到各方，要得乎其中;顾外则遗内，求中则离根”。基于此，泰戈尔判定儒家不算宗教。
　　梁漱溟先生对此的解释是，孔子所讲的道理却不尽在伦理纲常中，伦常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面向而已。孔子在《论语》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层一层的内容，说的都是他自己的生活;他对弟子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称赞，也都是说其个人本身的事情。无论自己为学还是教人，孔子都将着重点放在自己身上，而无关乎伦理纲常这些外面的“粗”的东西。另外，孔子也并不要求人们一定要四平八稳，得乎其中，因为他还说：“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所谓狂者，志气很大，很豪放，不顾外面;而狷者狷介，有所不为，对里面很认真。狂狷的可取之处，“即在各自其生命真处发出来，没有什么敷衍迁就”。
　　其实，孔子最不高兴的是“乡愿”，就是那些“没有他自己生命的真力量，而在社会上四面八方却都应付得很好，人家称他是好人”的人。孟子对此的解释最明白，“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在外面表现得很妥当，内里却缺乏真的人，还不如狂狷之士的好。这才是孔孟学派的真精神。经梁先生的一番解释之后，泰戈尔很高兴：“我长这么大没有听人说过儒家这道理，现在听梁先生的话心里才明白。”
　　说起传统文化与儒家的道德，人们总是将其与中规中矩、拘谨、守规矩等联系在一起，殊不知那正是孔子所反对的乡愿，是“德之贼”呢！梁先生借此加以解释，认为道德是生命的和谐，是“生命和谐中趣味最深最永”的部分，因为“德者得也”，是有得于己，有以自得，无待于外面的其他条件。人生要过得有趣味，没有趣味，人就活不下去，“活且活不下去，况讲到道德乎”？所以“道德是生命的精彩，生命发光的地方，生命动人的地方，让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
　　当我们如梁先生这般来理解道德的时候，道德是根于我心并深得我心的和谐、趣味与善意。如此过下去的人生，才是精彩的，动人的，也才是人人可欲可求的。梁先生与泰戈尔的这次相遇，继而成就了这番有关儒家道德观的讨论，本身也是一段本真、有趣的佳话。
　　（陈福民摘自《北京青年報》2020年1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