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真正短缺的不是人才，而是需要人才的市场。人才流失，仅仅是多年来市场萎缩的一个症候而已。
　　近日一则新闻被广泛热议：“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的数据显示，中国流失的项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平均达87%。”
　　一时间感觉好像中国的顶尖科学家都跑光了似的，即将出现国无良才的黯淡局面。中国真的出现人才荒年了吗？其实，关于人才的话题也是科技界的老问题，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这组数据所折射出的问题。
　　在经济与社会发展越来越倚重科技的情况下，重视人才是必然选择。这些年中国政府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出台了许多吸引人才的计划，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中国的人才引进政策的运行绩效并不好，外表热闹，内在冷清。
　　人才的流动与储备本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为何竟然演变为比较棘手的难题？这里暂且不去谈论各类人才计划制定中存在的技术性的漏洞与弊端，仅从人才流动的一般规律来分析人才流动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人才流动的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人才流动的实质是知识的流动，它比一般知识产品流动复杂的原因在于，这些知识被嵌入到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之中，不可分离。同时，这些个体不但携带着社会所需要的知识，而且还能再生产新知识，这是人才流动问题复杂的结构性原因。
　　单一的知识流动比较好处理，直接按市场价买来即可。而人才的流动则包含两方面的因素：其一，知识的转让价值；其二，生命个体的再生产问题。基于这个结构模型，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各类人才政策效率低下的原因。
　　在市场经济社会，一切交换都要符合市场经济原则，各类资本的正常收益率是市场均衡的结果。人才所拥有的知识相当于知识资本，它必须在市场中获得合理的收益率。另外，为了维系知识再生产，市场还要提供相应的固定资产的补偿。
　　以往，我们的各类人才政策仅着力于投入上，其相当于支付了人才所拥有的知识资本的收益，却并没有考虑到对生产知识的个体配置（身体、环境与文化）给予合理的补偿。这才是海外人才回归不踊跃的深层原因：流动造成综合收益的损失。如果政策给予人才流动充分的收益补偿（既包括知识资本的收益，也包括个体、环境与文化的价值），那么吸引到各类所需人才并不是什么难事。
　　笔者曾戏言，只要你肯出大价钱，连诺奖级别的人才也是可以吸引过来的，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市场那双看不见的手会帮你解决很多棘手的问题。有人肯定会对这个结论提出质疑，并以五十年代那批科学家以爱国情怀投奔祖国怀抱，并成就伟业的事实加以反驳。
　　对此，只需变换一下解释视角即可说明问题。
　　当时，虽然给予人才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但是政府作为补偿几乎对所有人才都给予了一定的权力回报，要知道权力资本在市场中也是有回报的，在当时的体制之下，权力资本的收益率是远远高过知识资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国家的政策赋予知识分子的综合收益其实比现在高。
　　至于海外人才滞留，这根本不是人才流失问题，而是国内相匹配的市场严重不足造成的，现有的市场空间根本容纳不下这么多人才，回来干什么？等着由“海龟”变“海待”吗？这是市场短缺造成的必然结果。
　　按照经济学的一个简单原则，资本具有集聚效应，以此换来最大化收益。那些人才之所以滞留在海外不回来，是因为那里有比国内更充足且更匹配的市场，更能发挥知识资本的作用，这是一个理性人的常规选择。由于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国内市场被各种利益集团垄断，按照市场规律运行的自由市场空间很小，从而无法形成对于知识资本的强烈需求。
　　对于这种现象，笔者喜欢举的一个例子是：非洲不需要比尔·盖茨和巴菲特，虽然两人被世界公认是高端人才，因为非洲没有与他们两位知识相匹配的成熟的电子市场和股市，你把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引进到非洲，对双方都是一个伤害和损失。
　　基于上述分析，由于中国适合于高端人才发挥作用的市场空间过于狭小，导致知识资本的流动空间也变小，在现有的生产模式下，中国实际上并不缺人才，而且还呈饱和现象。
　　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型，一些潜在的市场空间有望被释放出来，还有，国家对于未来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期待，都需要高端科技力量提供更多的支持，这才是本轮中国人才流失论异常火热的深层原因所在。
　　目前中国真正短缺的不是人才，而是需要人才的市场。
　　人才流失，仅仅是多年来市场萎缩的一个症候而已。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把国内市场建设成符合国际规则的一流市场，并积极开拓新的、多元化的、立体的市场空间，那些储藏在海外的各类高端人才自然会回来的，毕竟追随市场永远是理性经济人的行为金律！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