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下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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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以为美国处处都是黄金,身置其境后,才知道大错特错……
  在国内,我是一家大报的记者。1996年,在朋友帮助下来到美国。朋友的帮助只是让我获得签证,但在美国的生活都必须自己料理。原以为美国处处都是黄金,身置其境后,才知道大错特错。为了生存,我从事过很多种职业,经历过无数次下岗,深深体会到异域谋生的艰辛。
  
  钱没赚先丢车
  
  一到美国,我就做好了打工的准备,开始目标集中在餐馆上,每到一处,对方总是问有没有经验,我说没有;会不会讲英语,我说讲不好。结果几天下来,跑了无数地方打了无数个电话,却没有一家餐馆肯雇用我!


  后来我碰到一位上海女孩,她对我说,她刚来美国时也这么老实,其实行不通。为了找到工作,你必须说“有经验”,人家就会用你,等发现你没经验时,你已经干了一天了,已经“有经验”了。
  她的话使我有了一点信心。可到了餐馆老板面前,我就发怵,这个慌话怎么也出不了口,结果还是没有找到刷盘子洗碗的活儿。
  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说是要招考技术工人,修理电话机和电话录音机。我在大学就学这一门,当记者其实属于“不务正业”。我满怀信心地去考了,技术部的负责人立刻要我第二天就去上班。可是到人事部一填表,发现我没有绿卡,当即表示遗憾,他们不能录用没有“身份”的人。
  只好再跑。又看到一则广告,说一定要面谈。这里是一所政府开办的职业训练学校,因为很多移民需要学习技术,没有任何技术,只能干粗活儿,或者无活儿干。但他们只收有绿卡的人入学,也就是说,政府不会白白培养任何一个随时会走掉的外国人。我很失望,感觉上当。那个老板说:“不过你可以留下来帮我招生,每招一个学生给你100美元。”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差事,只要听电话,约人来面谈,带来人去参观学校,很轻松。
  谁知第一天上班就碰见麻烦事。我开的那辆旧跑车,停在一个停车场里,车位上写着“保留”的字样,我根本没注意。没想到,那个车位是留给这幢办公楼里一家航空公司经理的。他看到一辆小破车停在他的车位上,立刻打电话叫人把车拖走了。我的老板用了3个小时到各个堆旧车的地方找,又交了70美元的罚款,才把车拉回来。
  这叫开门不利。后来,我在这里干了近一个月,却分文未赚,因为我一个学生都拉不进来。让老板赔了70美元的罚款,还赚不到钱,我终于决定辞职,老板说:“再坚持一下,就会有成绩的。”可是,我连汽油钱都没有了,没法上班。
  
  令人尴尬的旅馆
  
  手里的钱只有几百美元,坐吃山空,每月账单一寄到,头皮就发麻。我只好省吃俭用,天天花上25美元买一份报纸看广告。后来听说,到旅馆去打扫房间可以挣到一些钱,并且不必讲英语,也不要工作许可证,于是我就决定试一试。
  我找的旅馆实行的是计件制,每打扫一个房间,可以挣两美元,具体工作是换床单、枕套、被套,吸地毯,更换卫生用品。干得快的话,1小时可以打扫两间半到三间,如果一天能打扫20间∽25间,就可以挣到40美元∽50美元。
  一个星期干下来,累是真累,但是好歹有钱赚,也就认了。不久,老板找到我说:“你这么干活太辛苦了!”我说:“为生活嘛,每个人都会有这个阶段的。”他说:“想不想多挣钱?”我说:“当然想!”他说:“那我给你安排点别的服务项目,可以更容易地挣钱。”
  我问他是干什么,他说:“你的条件很好,长得这么漂亮,又性感,你应该利用这条件挣钱,而不必去卖力啊!”原来,这家旅馆为顾客提供色情服务。
  我气得丢下手里的活儿,挥手扇了老板一巴掌就跑出了这家旅馆。
  很快我又找到另一家,这是一位菲律宾妇女开的旅店。这个店和原来那家工资情况差不多,但工作程序多了一项:要把换下来的床单、枕套、毛巾分别放到两个大洗衣机里洗净,烘干、叠好,供第二天使用。这活不另外给工钱,白干。
  有一对菲律宾夫妇,也在这里做工,有时看我累得汗流浃背还忙不完,就过来帮我,我的英语不太好,所以很少讲话,只说“谢谢”而已,他们也从不计较。有时他们的独生子从学校放学回来,也会在洗衣房帮我做些事。这使我感到人间毕竟不那么冷漠。
  可是这里也没干多久,我又辞掉了。有一天,我去打扫一个房间,敲敲门,里面一个女人应声了。我说:“打扫房间。”她说:“请便!”
  我开了门,一看,这个女人浑身上下一丝不挂。我说:“对不起,我要打扫房间!”她说:“请便!”“可是您……”她点燃一支香烟,看也不看我一眼,自顾走到阳台上,站在那里一丝不挂地面对大街看起了风景。
  我只得摇摇头,继续工作,可等我走到床边准备换卧具时,才发现床上还躺着一个男人!我背过脸说:“先生,请起来一下,我要换卧具!”他二话没说,掀开被子就起来了——又是一丝不挂。我没好气地说:“请穿上衣服!”他说:“我不想穿!”我说:“我也是人,请你尊重我!”他说:“哦?这是我的自由!”他双手抱臂,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说:“请穿上衣服!”“别管我!做你的工作吧,娘们!”他突然咆哮如雷。
  我丢下手里的东西,狠狠一摔门,走了。我没有去找老板,直接到停车场,开上车就回家了。一路开车,一路掉泪,感到很受侮辱。
  几个小时以后,老板娘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我再也不干旅馆的工作了!”
  
  修理汽车为赎身
  
  以前我曾买过一辆达特桑牌小跑车,花了450美元。有一次不小心,撞上了一辆墨西哥人的车,毁坏了人家的车门,自己的车也无法开了。
  我做保险推销时认识一个客户,是位医生,后来成了朋友,听说我车坏了,他打来电话说:“我有两部车,可以借你一部。”那是一辆非常大的车,费油极了,很多美国人叫它是“神经病车”,但是马力大,开起来也平稳。有一次警察开车追我,追上后朝驾驶室看了看说:“我以为这车没人开,自己在路上跑呢!以后最好在屁股下放个枕头。”可见这车大到什么程度。
  我也不能总开别人的车,但要修我那辆,得花几百美元,不如再买一辆便宜货。一天,到一个朋友家去,她刚结婚,过去当学生时的旧车用不着了。我说:“卖给我吧。”她丈夫说:“别人买贵一点,你买嘛,200美元吧!”
  当时有他们的另一个朋友在场,是个修车厂的老板。几天后我凑足了钱去取车时,他却抢先用300美元把车买走了。我去找那人讨说法,他说:“我不是白抢你的车,我免费修你的车。”他真的把我的车拉去修了,修好之后,看上去同新车差不多。
  自此以后,那老板就经常打电话给我,约我出去玩,由于他的热心和照顾,我一直叫他大哥。有一天他喝醉了酒,拉住我的手说:“你嫁给我吧!我有房子,有绿卡,有产业;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我说:“就凭你那几个臭钱呀!”说完甩手就走了。他看着我的背影,冷森森地说:“我就不信治不服你这个穷妹子!”
  “大哥”这下变了嘴脸,他要我还那笔修车费,我当然没钱还。他说,不还也可以,和他过日子就成,我再次断然拒绝。他说,那你就赔我的修车钱!于是我咬咬牙,辞了别的工作,上修车厂去给他打工20天还账。
  这20天的日子可不好过,因为他不能征服我而处处刺激我。有一次,一个大陆来的留学生修车,他连蒙带骗,多收了好几百美元,还说:“这些傻瓜,不骗白不骗!”我一听怒火万丈,当即叫回那位学生,戳穿老板伎俩,要回了多给的钱。老板见我捅了娄子,气得咬牙切齿,向我大吼一声:“别在这儿干了!滚!”我大笑一声,开车就走,头也不回。
  
  不伦不类的“工商记者”
  
  有一天,坐在家里翻报纸,看到一则广告,写得有鼻子有眼的,要招聘编辑、记者,共创一份有分量的《华裔时报》,我马上前去应聘。一谈,立刻觉得投缘,老板说,他也是两手空空闯过来的,最欣赏有才肯干的人,于是我就留下了。
  说起来,所谓“编辑”,只不过是把别的报纸一剪,把消息贴一贴而已。“记者”呢,比如我,是“工商记者”,但却是没有工资的,只有300美元的车马费,其余的就靠赚佣金。所谓“佣金”,就是“广告费提成”,而“工商记者”说白了就是“拉广告”的。
  开始,我把文章的字字句句都反复斟酌,总希望满纸华章。后来,我发现老板根本不管文字如何,真实性怎样,只要你的客户高兴,肯来做广告,你的文章就可以过关。所以这里的工商记者实际上只是一帮高级乞丐,你得开车登主顾的门,讲好话,要吹嘘自己的报纸,哪怕只发1000份,你得说成10万份,如此才能让对方同意给他写报道,然后他才会掏钱做广告,你才能有提成。
  因为这张报纸又小又新,知名度低读者少,很多“记者”干几天就开溜了。我是无处可溜,但眼看着这300美元是活不下去的。没办法,下了班以后,我就到一家中餐馆包饺子,包100个给1.5美元,最高纪录,1小时能包240个饺子,不过饺子馅不能大,大了就包不快,好在老板对馅大馅小并不计较,反正有馅就行。
  有一次外出拉一个家具行的广告,恰好和当地第二大中文报纸《国际日报》的“工商记者”撞了车。过后,《国际日报》的“记者”就给我打电话说:“上我们这儿来吧!我们是无党派的报纸,又是大报,广告好拉得很,车马费每月是500美元。”
  这使我有些动摇,便对我的老板说:“你的知遇之恩我很感谢,可是我实在需要钱生活,所以对不起你了。”老板无奈地说:“你去吧,过几天你来,我把你的佣金算给你!”过了几天,我去算佣金,才知道自己一共拉的广告费是2600美元,按照20%提取,我可以拿到520美元。但是会计只给了我120美元,我去找老板,他说:“这是规定!”我说:“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规定呀!”“你来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你了!忘了吗?”我只得吃一次哑巴亏,一边开车,一边破口大骂:老板不是东西,资本家坑人!
  到了《国际日报》后,干的还是“工商记者”。因为当地的华人都知道这张报,所以要好干一些。有一次,我给一家餐馆写了一篇很漂亮的报道,广告部的经理带着我的文章去找那家餐馆的老板娘,偷偷把广告抢到了手,结果200美元的佣金就跑到他兜里去了。后来,其他记者发现我的笔好用,便经常拿我的稿子去拉广告。他们一个个发财,我却只拿点小费。
  终于有一天,我在一个医生那里碰上了北美卫星电视台的老总,她早听到过我的名气,邀我加盟,于是,我便结束了报人生涯。
  
  气人的电视台
  
  到电视台我就开始给他们写脚本兼配音,常常加班干到半夜。这样干了几个月,只领到了几百美元,而配音费分文未见。有一天,我忍不住了,拿着制作部和经理部的批文去找会计。会计小姐说,她已请示过老板,但老板未回音,就是说,没说不给,也没说给。
  当初让我写脚本和配音时,经理这样说:“给你一个多赚钱的机会,不要到外面去打工了。”可现在却完全变了卦。
  不久,老板召开了一次员工会议,会上他说:“我们是个新公司,正在创业,希望大家同舟共济。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业,是大家的事业,大家一起在玩电视,过电视瘾。”
  我不服气,怎么能说大家的事业?你挣了钱,也没给我们一分一文,我没有任何理由给你义务干活。我说,不给钱,我就不干了,谁愿意干谁干,反正我没有什么玩电视的瘾,吃饱肚子要紧。从此我就不再加班了。
  后来,台里新开了一个《谈情说爱》的栏目。每周半小时,要自己找谈话对象,然后自己配音剪辑。因此,每天干完原来安排的写脚本和配音工作,就接着加5点到8点的晚班,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电视台还办了一个婚姻介绍所,叫“国际之友单身俱乐部”,属于《谈情说爱》的附属物。这里介绍对象一年收费是500美元,可以不停地挑,直到满意为止。这就生出了许多麻烦:有一方满意另一方不满意的;有一方穷追不舍另一方犹豫不决的。所以双方都跑来要求做对方的工作。我的名义是“辅导员”,辅导人们谈恋爱,实际上成了拉皮条的人。这实在是十分吃力又麻烦的工作,加上我的英语水平有限,所以干得十分艰苦。
  好景不长,这家电视台原来也是亏本经营,赚得少赔得多。不久,老板就提出减工资;又过不久,老板说,不付工资了。“这也不算白干,我帮你出名,打出你的形象,而且你也可以免费为自己选一个对象结婚。”这就是老板的理论,我不需要“免费找对象”,我要吃饭,于是便拜拜了。
  在我准备辞去电视台工作时,老板挽留我说:“你愿意留下来的话,我可以给你换一份工作,改做节目审查。”我没有同意,因为我知道,等我干一阵节目审查后,他们又会找理由克扣工资。老板说,那你随时回来,我都欢迎你。我心想:我还会回来吗?!
  于是,我结束了一无所获的“电视人”生活。惟一的报偿是,许多个月以后,还会有人在路上停下来同我打招呼说:“嘿,我在哪儿见过你?对,在电视上!”——仅此而已。
  (《知音·海外版》2001年第11期 黄志强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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