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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与冯仑同事，他说，在海南的那些日子，使他从一个男孩发展成了成熟的男人。北京三月，柳荫公园柳条抽绿，他给我讲述了那一段闯海的故事。
在凤仪坊，他到来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位书生，有着十足的书生味，我无法与我印象中的伍继延相重叠。那天，他递给坊主封仪先生一本书，说是他最近在日本出版的。封仪先生早年学的是日语专业，后来又在日企工作，有着较深造诣。封仪先生向笔者介绍说，这就是伍继延了。伍继延递过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有好几个：湖南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显得斯文儒雅。
在凤仪坊中气氛很祥和，也不须太多的寒暄，伍先生就很愉快地聊起在海南的那段历史。
“1987年，姚文绪当时是海南建省筹备组的副书记，到清华大学给研究生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晰的听一个东北人在台上讲话，几百个学生在下面听，当时看着挺有意思，后来我打定主意，要到海南去。
“1988年初元旦放寒假，我就先跑过去看看，做火车去。在北京穿着羽绒服，到了广州脱掉羽绒服穿毛衣，从广州坐船到海南的晚上，连毛衣都不用穿了，阳光灿烂，冬天穿一个短袖就可以了，那种感觉就是自由的感觉。
“海南回来后我就找关系，我调过去的时候，连调动函都没有，直接调动。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原来我是要到成都大学工作，那是父母帮我选的，安排好的，去海南是我自己的选择，对自由的幻想成了一个主题，今天到海南旅游的人不要总想着去三亚，海南有很多广阔的地方是你自由的空间，海南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你放下事情，自由自在。
“其实当时闯海南不存在什么思潮，就是改革开放，寻梦，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梦，没有发财的梦，没有明确的目标。海南给人最大的感觉是虚拟的自由度，就是你突然觉得会很放松。
“记得我们轮渡过海的时候，我一遍一遍的唱着《我问过海上的你》那首歌，和大家谈着闯海人的时候，眼睛里会闪耀着，偶尔会谈论到炒股票与赚钱。”
说着，伍继延轻声哼起了当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要寻找自己的梦，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海南构筑了一代人的梦想，成了大家一个共同的对自由的寄托。那个年代大陆和台湾在海峡对喊话，我们呼喊他们来投奔光明，我们这边是光明，台湾那边喊话说是投奔自由，我们是自由中国。我们去海南似乎为了自由而去，也是为了自由而放弃一切，有一种不自由吾宁死的豪迈！
“到了海南，海南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颗最美的月亮，那个时候没电，空气又好。当时中国禁锢的比较久了。1988年海南应当是中国舞台的真正主角。当时中国整个改革的氛围已经到了要有突破的时候，在大陆一会要反自由化，一会反建设污染，总是进一下退一下，很多人不耐烦了。邓小平讲我们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建经济特区，更是勾起了人们挣脱束缚的欲望。闯海南应当算是一种爆发形式。”
就这样，伍继延与其他的清华学子来到了海南，成为了海南省政府中一名推动体制改革的官员。年仅24岁的他，踌躇满志，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开始了他的海南梦想。我们的谈话也从凤仪坊的室内，转向院子里，此时还有些凉意，但伍继延说起那段历史，是那样的兴味盎然。
“海南不同于深圳，深圳是一种经济改革，海南是一种综合改革。海南体改办另外一个牌子是在海南省委编制内的‘政策研究’，我们的编制也都是在省委里面，但我们还挂‘海南省政府体改办’牌子，政策研究只是研究，体改办是执行，我们把研究和执行合在一起，当时我们有几个业务处室，如‘农村改革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经济改革处’，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政治改革处’，这与国家是对应的，当时中央也是三个牌子：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央政治经济研究室、中央农村经济研究室。”
“全国体改办都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海南设立了。海南刚开始搞政治体制改革，廖逊等人按照香港的模式设计了一套体制：‘小政府大社会’。廖逊是主要的设计者。当时海南不提很高的政治口号，我们要发展就搞一个特别关税区。
“我们体改办在二楼，宣传部在三楼，我们跟周文彰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海南宾馆的楼上楼下。冯仑当时是海南体改办正处级干部，我们当时都是有公职的人，最早叫海南省体改所，冯仑、我、易小迪都在。
“易小迪是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到海南实习。当时海南体改所刚成立，没什么人，冯仑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就去各个大学发动，易小迪来海南一年后，回学校论文答辩不久，体改所就撤销了，易小迪也不愿再找其他的工作了，他就把户口放在他老师那边，之后就下海了。
“王启富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当时正准备调到海南体改所，正在办关系调动，还没有调过来，体改所就撤销了，于是他也就下海了。
“潘石屹当时不在这个圈子中，他1988年就下海了，在深圳。1989年他的老板下海南时，潘石屹过来了。当时在海南体改所下挂着很多公司，潘石屹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1989年‘六四’以后，好多人都走了，冯仑、潘石屹等都回了北京。冯仑回到国家体改所，后来国家体改所也撤销了，他也下海了。
“海南省体改所撤销后，我回了省体改办。我所有的关系都调到海南体改办，我的户口现还在海口。
“1988年海南成了整个中国舞台的主角，仅我们清华大学就去了40多人，解放以来去海南的还没有我们那一批多，现在成长起来的不多，留下来的不多。留下来在海南的那个年代有分量的人物不多了，其中之一是陈锋。”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纪念的1988年的海南，只有1988年的海南岛才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之前没有过，从那以后也难有机会。
“不要认为闯海南只是一个发财梦，我们这代人被两个光芒所诱惑，一个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太阳光芒，一个是92年后市场经济带来的黄金光芒。”
“我们中国现在所经历的的时代就像是马克吐温写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金子的光芒代替了一切，阳光不重要了，理想也不重要了。黄金的光芒足以代替一切，对黄金的崇拜对财富的崇拜，崇拜有钱人。我们去海南不是为发财而去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一个自由的梦想，建设一个自由岛，为中国的未来探索一个道路。”
“海南现在的一个梦是南海梦，海南省建省25周年，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梦，每个人都有梦想发展的机会，一个是机会平等，都能够奋斗，都能共享成功，这就是南海梦。现在来讲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就是免税，这也就是一种自由。”
“我的新浪网上有一篇博客，是对我最近的采访的关于海南建设的文章，“一个男孩变成男人”，我们到海南追求梦想，一个阳光男孩经历了1989年，经历了理想的太阳的坠落，经历了梦想的诱惑，黄金的诱惑。打一个比喻，如果说深圳是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那海南是中国房地产界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职业圈子，以王石为代表的；海南不同，海南培养的是一大批思想开放的“造反派”，全国各个公司董事长一大批都是闯海南出来的；在深圳，面对香港那种压力，约束，能培养的可能更多是规则、意识、契约，海南对我们的未来价值就是怀旧，随着这批人（闯海人）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更加怀念曾经自由的年代，就更加怀念年轻时代。”
1994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了海南，辗转北上，开始了自我的第二次流放。后来他去了美国，1996年回国，在北海、成都、重庆等地都做了很多年的地产，也在这条路取得了成功。
在凤仪坊，他到来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位书生，有着十足的书生味，我无法与我印象中的伍继延相重叠。那天，他递给坊主封仪先生一本书，说是他最近在日本出版的。封仪先生早年学的是日语专业，后来又在日企工作，有着较深造诣。封仪先生向笔者介绍说，这就是伍继延了。伍继延递过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有好几个：湖南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显得斯文儒雅。
在凤仪坊中气氛很祥和，也不须太多的寒暄，伍先生就很愉快地聊起在海南的那段历史。
“1987年，姚文绪当时是海南建省筹备组的副书记，到清华大学给研究生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晰的听一个东北人在台上讲话，几百个学生在下面听，当时看着挺有意思，后来我打定主意，要到海南去。
“1988年初元旦放寒假，我就先跑过去看看，做火车去。在北京穿着羽绒服，到了广州脱掉羽绒服穿毛衣，从广州坐船到海南的晚上，连毛衣都不用穿了，阳光灿烂，冬天穿一个短袖就可以了，那种感觉就是自由的感觉。
“海南回来后我就找关系，我调过去的时候，连调动函都没有，直接调动。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原来我是要到成都大学工作，那是父母帮我选的，安排好的，去海南是我自己的选择，对自由的幻想成了一个主题，今天到海南旅游的人不要总想着去三亚，海南有很多广阔的地方是你自由的空间，海南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你放下事情，自由自在。
“其实当时闯海南不存在什么思潮，就是改革开放，寻梦，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梦，没有发财的梦，没有明确的目标。海南给人最大的感觉是虚拟的自由度，就是你突然觉得会很放松。
“记得我们轮渡过海的时候，我一遍一遍的唱着《我问过海上的你》那首歌，和大家谈着闯海人的时候，眼睛里会闪耀着，偶尔会谈论到炒股票与赚钱。”
说着，伍继延轻声哼起了当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要寻找自己的梦，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海南构筑了一代人的梦想，成了大家一个共同的对自由的寄托。那个年代大陆和台湾在海峡对喊话，我们呼喊他们来投奔光明，我们这边是光明，台湾那边喊话说是投奔自由，我们是自由中国。我们去海南似乎为了自由而去，也是为了自由而放弃一切，有一种不自由吾宁死的豪迈！
“到了海南，海南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颗最美的月亮，那个时候没电，空气又好。当时中国禁锢的比较久了。1988年海南应当是中国舞台的真正主角。当时中国整个改革的氛围已经到了要有突破的时候，在大陆一会要反自由化，一会反建设污染，总是进一下退一下，很多人不耐烦了。邓小平讲我们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建经济特区，更是勾起了人们挣脱束缚的欲望。闯海南应当算是一种爆发形式。”
就这样，伍继延与其他的清华学子来到了海南，成为了海南省政府中一名推动体制改革的官员。年仅24岁的他，踌躇满志，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开始了他的海南梦想。我们的谈话也从凤仪坊的室内，转向院子里，此时还有些凉意，但伍继延说起那段历史，是那样的兴味盎然。
“海南不同于深圳，深圳是一种经济改革，海南是一种综合改革。海南体改办另外一个牌子是在海南省委编制内的‘政策研究’，我们的编制也都是在省委里面，但我们还挂‘海南省政府体改办’牌子，政策研究只是研究，体改办是执行，我们把研究和执行合在一起，当时我们有几个业务处室，如‘农村改革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经济改革处’，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政治改革处’，这与国家是对应的，当时中央也是三个牌子：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央政治经济研究室、中央农村经济研究室。”
“全国体改办都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海南设立了。海南刚开始搞政治体制改革，廖逊等人按照香港的模式设计了一套体制：‘小政府大社会’。廖逊是主要的设计者。当时海南不提很高的政治口号，我们要发展就搞一个特别关税区。
“我们体改办在二楼，宣传部在三楼，我们跟周文彰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海南宾馆的楼上楼下。冯仑当时是海南体改办正处级干部，我们当时都是有公职的人，最早叫海南省体改所，冯仑、我、易小迪都在。
“易小迪是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到海南实习。当时海南体改所刚成立，没什么人，冯仑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就去各个大学发动，易小迪来海南一年后，回学校论文答辩不久，体改所就撤销了，易小迪也不愿再找其他的工作了，他就把户口放在他老师那边，之后就下海了。
“王启富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当时正准备调到海南体改所，正在办关系调动，还没有调过来，体改所就撤销了，于是他也就下海了。
“潘石屹当时不在这个圈子中，他1988年就下海了，在深圳。1989年他的老板下海南时，潘石屹过来了。当时在海南体改所下挂着很多公司，潘石屹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1989年‘六四’以后，好多人都走了，冯仑、潘石屹等都回了北京。冯仑回到国家体改所，后来国家体改所也撤销了，他也下海了。
“海南省体改所撤销后，我回了省体改办。我所有的关系都调到海南体改办，我的户口现还在海口。
“1988年海南成了整个中国舞台的主角，仅我们清华大学就去了40多人，解放以来去海南的还没有我们那一批多，现在成长起来的不多，留下来的不多。留下来在海南的那个年代有分量的人物不多了，其中之一是陈锋。”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纪念的1988年的海南，只有1988年的海南岛才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之前没有过，从那以后也难有机会。
“不要认为闯海南只是一个发财梦，我们这代人被两个光芒所诱惑，一个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太阳光芒，一个是92年后市场经济带来的黄金光芒。”
“我们中国现在所经历的的时代就像是马克吐温写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金子的光芒代替了一切，阳光不重要了，理想也不重要了。黄金的光芒足以代替一切，对黄金的崇拜对财富的崇拜，崇拜有钱人。我们去海南不是为发财而去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一个自由的梦想，建设一个自由岛，为中国的未来探索一个道路。”
“海南现在的一个梦是南海梦，海南省建省25周年，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梦，每个人都有梦想发展的机会，一个是机会平等，都能够奋斗，都能共享成功，这就是南海梦。现在来讲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就是免税，这也就是一种自由。”
“我的新浪网上有一篇博客，是对我最近的采访的关于海南建设的文章，“一个男孩变成男人”，我们到海南追求梦想，一个阳光男孩经历了1989年，经历了理想的太阳的坠落，经历了梦想的诱惑，黄金的诱惑。打一个比喻，如果说深圳是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那海南是中国房地产界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职业圈子，以王石为代表的；海南不同，海南培养的是一大批思想开放的“造反派”，全国各个公司董事长一大批都是闯海南出来的；在深圳，面对香港那种压力，约束，能培养的可能更多是规则、意识、契约，海南对我们的未来价值就是怀旧，随着这批人（闯海人）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更加怀念曾经自由的年代，就更加怀念年轻时代。”
1994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了海南，辗转北上，开始了自我的第二次流放。后来他去了美国，1996年回国，在北海、成都、重庆等地都做了很多年的地产，也在这条路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