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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与冯仑同事,他说,在海南的那些日子,使他从一个男孩发展成了成熟的男人。北京三月,柳荫公园柳条抽绿,他给我讲述了那一段闯海的故事。
在凤仪坊,他到来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位书生,有着十足的书生味,我无法与我印象中的伍继延相重叠。那天,他递给坊主封仪先生一本书,说是他最近在日本出版的。封仪先生早年学的是日语专业,后来又在日企工作,有着较深造诣。封仪先生向笔者介绍说,这就是伍继延了。伍继延递过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有好几个:湖南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显得斯文儒雅。
在凤仪坊中气氛很祥和,也不须太多的寒暄,伍先生就很愉快地聊起在海南的那段历史。
“1987年,姚文绪当时是海南建省筹备组的副书记,到清华大学给研究生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晰的听一个东北人在台上讲话,几百个学生在下面听,当时看着挺有意思,后来我打定主意,要到海南去。
“1988年初元旦放寒假,我就先跑过去看看,做火车去。在北京穿着羽绒服,到了广州脱掉羽绒服穿毛衣,从广州坐船到海南的晚上,连毛衣都不用穿了,阳光灿烂,冬天穿一个短袖就可以了,那种感觉就是自由的感觉。
“海南回来后我就找关系,我调过去的时候,连调动函都没有,直接调动。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原来我是要到成都大学工作,那是父母帮我选的,安排好的,去海南是我自己的选择,对自由的幻想成了一个主题,今天到海南旅游的人不要总想着去三亚,海南有很多广阔的地方是你自由的空间,海南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你放下事情,自由自在。
“其实当时闯海南不存在什么思潮,就是改革开放,寻梦,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梦,没有发财的梦,没有明确的目标。海南给人最大的感觉是虚拟的自由度,就是你突然觉得会很放松。
“记得我们轮渡过海的时候,我一遍一遍的唱着《我问过海上的你》那首歌,和大家谈着闯海人的时候,眼睛里会闪耀着,偶尔会谈论到炒股票与赚钱。”
说着,伍继延轻声哼起了当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要寻找自己的梦,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海南构筑了一代人的梦想,成了大家一个共同的对自由的寄托。那个年代大陆和台湾在海峡对喊话,我们呼喊他们来投奔光明,我们这边是光明,台湾那边喊话说是投奔自由,我们是自由中国。我们去海南似乎为了自由而去,也是为了自由而放弃一切,有一种不自由吾宁死的豪迈!
“到了海南,海南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颗最美的月亮,那个时候没电,空气又好。当时中国禁锢的比较久了。1988年海南应当是中国舞台的真正主角。当时中国整个改革的氛围已经到了要有突破的时候,在大陆一会要反自由化,一会反建设污染,总是进一下退一下,很多人不耐烦了。邓小平讲我们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建经济特区,更是勾起了人们挣脱束缚的欲望。闯海南应当算是一种爆发形式。”
就这样,伍继延与其他的清华学子来到了海南,成为了海南省政府中一名推动体制改革的官员。年仅24岁的他,踌躇满志,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开始了他的海南梦想。我们的谈话也从凤仪坊的室内,转向院子里,此时还有些凉意,但伍继延说起那段历史,是那样的兴味盎然。
“海南不同于深圳,深圳是一种经济改革,海南是一种综合改革。海南体改办另外一个牌子是在海南省委编制内的‘政策研究’,我们的编制也都是在省委里面,但我们还挂‘海南省政府体改办’牌子,政策研究只是研究,体改办是执行,我们把研究和执行合在一起,当时我们有几个业务处室,如‘农村改革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经济改革处’,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政治改革处’,这与国家是对应的,当时中央也是三个牌子: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央政治经济研究室、中央农村经济研究室。”
“全国体改办都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海南设立了。海南刚开始搞政治体制改革,廖逊等人按照香港的模式设计了一套体制:‘小政府大社会’。廖逊是主要的设计者。当时海南不提很高的政治口号,我们要发展就搞一个特别关税区。
“我们体改办在二楼,宣传部在三楼,我们跟周文彰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海南宾馆的楼上楼下。冯仑当时是海南体改办正处级干部,我们当时都是有公职的人,最早叫海南省体改所,冯仑、我、易小迪都在。
“易小迪是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到海南实习。当时海南体改所刚成立,没什么人,冯仑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就去各个大学发动,易小迪来海南一年后,回学校论文答辩不久,体改所就撤销了,易小迪也不愿再找其他的工作了,他就把户口放在他老师那边,之后就下海了。
“王启富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当时正准备调到海南体改所,正在办关系调动,还没有调过来,体改所就撤销了,于是他也就下海了。
“潘石屹当时不在这个圈子中,他1988年就下海了,在深圳。1989年他的老板下海南时,潘石屹过来了。当时在海南体改所下挂着很多公司,潘石屹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1989年‘六四’以后,好多人都走了,冯仑、潘石屹等都回了北京。冯仑回到国家体改所,后来国家体改所也撤销了,他也下海了。
“海南省体改所撤销后,我回了省体改办。我所有的关系都调到海南体改办,我的户口现还在海口。
“1988年海南成了整个中国舞台的主角,仅我们清华大学就去了40多人,解放以来去海南的还没有我们那一批多,现在成长起来的不多,留下来的不多。留下来在海南的那个年代有分量的人物不多了,其中之一是陈锋。”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纪念的1988年的海南,只有1988年的海南岛才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之前没有过,从那以后也难有机会。
“不要认为闯海南只是一个发财梦,我们这代人被两个光芒所诱惑,一个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太阳光芒,一个是92年后市场经济带来的黄金光芒。”
“我们中国现在所经历的的时代就像是马克吐温写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金子的光芒代替了一切,阳光不重要了,理想也不重要了。黄金的光芒足以代替一切,对黄金的崇拜对财富的崇拜,崇拜有钱人。我们去海南不是为发财而去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一个自由的梦想,建设一个自由岛,为中国的未来探索一个道路。”
“海南现在的一个梦是南海梦,海南省建省25周年,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梦,每个人都有梦想发展的机会,一个是机会平等,都能够奋斗,都能共享成功,这就是南海梦。现在来讲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就是免税,这也就是一种自由。”
“我的新浪网上有一篇博客,是对我最近的采访的关于海南建设的文章,“一个男孩变成男人”,我们到海南追求梦想,一个阳光男孩经历了1989年,经历了理想的太阳的坠落,经历了梦想的诱惑,黄金的诱惑。打一个比喻,如果说深圳是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那海南是中国房地产界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职业圈子,以王石为代表的;海南不同,海南培养的是一大批思想开放的“造反派”,全国各个公司董事长一大批都是闯海南出来的;在深圳,面对香港那种压力,约束,能培养的可能更多是规则、意识、契约,海南对我们的未来价值就是怀旧,随着这批人(闯海人)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更加怀念曾经自由的年代,就更加怀念年轻时代。”
1994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了海南,辗转北上,开始了自我的第二次流放。后来他去了美国,1996年回国,在北海、成都、重庆等地都做了很多年的地产,也在这条路取得了成功。
在凤仪坊,他到来时给我的印象是一位书生,有着十足的书生味,我无法与我印象中的伍继延相重叠。那天,他递给坊主封仪先生一本书,说是他最近在日本出版的。封仪先生早年学的是日语专业,后来又在日企工作,有着较深造诣。封仪先生向笔者介绍说,这就是伍继延了。伍继延递过名片,名片上的头衔有好几个:湖南湘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重庆校友会副会长、重庆湖南商会创始会长……他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显得斯文儒雅。
在凤仪坊中气氛很祥和,也不须太多的寒暄,伍先生就很愉快地聊起在海南的那段历史。
“1987年,姚文绪当时是海南建省筹备组的副书记,到清华大学给研究生作报告,那是我第一次那么清晰的听一个东北人在台上讲话,几百个学生在下面听,当时看着挺有意思,后来我打定主意,要到海南去。
“1988年初元旦放寒假,我就先跑过去看看,做火车去。在北京穿着羽绒服,到了广州脱掉羽绒服穿毛衣,从广州坐船到海南的晚上,连毛衣都不用穿了,阳光灿烂,冬天穿一个短袖就可以了,那种感觉就是自由的感觉。
“海南回来后我就找关系,我调过去的时候,连调动函都没有,直接调动。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原来我是要到成都大学工作,那是父母帮我选的,安排好的,去海南是我自己的选择,对自由的幻想成了一个主题,今天到海南旅游的人不要总想着去三亚,海南有很多广阔的地方是你自由的空间,海南最大的好处就是能让你放下事情,自由自在。
“其实当时闯海南不存在什么思潮,就是改革开放,寻梦,但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梦,没有发财的梦,没有明确的目标。海南给人最大的感觉是虚拟的自由度,就是你突然觉得会很放松。
“记得我们轮渡过海的时候,我一遍一遍的唱着《我问过海上的你》那首歌,和大家谈着闯海人的时候,眼睛里会闪耀着,偶尔会谈论到炒股票与赚钱。”
说着,伍继延轻声哼起了当年海南流浪歌手流行的一首歌:“谁愿意离开自己的家,谁愿意浪迹天涯,只因为要寻找自己的梦,只因为种子要发芽……”
“海南构筑了一代人的梦想,成了大家一个共同的对自由的寄托。那个年代大陆和台湾在海峡对喊话,我们呼喊他们来投奔光明,我们这边是光明,台湾那边喊话说是投奔自由,我们是自由中国。我们去海南似乎为了自由而去,也是为了自由而放弃一切,有一种不自由吾宁死的豪迈!
“到了海南,海南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一颗最美的月亮,那个时候没电,空气又好。当时中国禁锢的比较久了。1988年海南应当是中国舞台的真正主角。当时中国整个改革的氛围已经到了要有突破的时候,在大陆一会要反自由化,一会反建设污染,总是进一下退一下,很多人不耐烦了。邓小平讲我们在搞一个更大的经济特区海南建经济特区,更是勾起了人们挣脱束缚的欲望。闯海南应当算是一种爆发形式。”
就这样,伍继延与其他的清华学子来到了海南,成为了海南省政府中一名推动体制改革的官员。年仅24岁的他,踌躇满志,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开始了他的海南梦想。我们的谈话也从凤仪坊的室内,转向院子里,此时还有些凉意,但伍继延说起那段历史,是那样的兴味盎然。
“海南不同于深圳,深圳是一种经济改革,海南是一种综合改革。海南体改办另外一个牌子是在海南省委编制内的‘政策研究’,我们的编制也都是在省委里面,但我们还挂‘海南省政府体改办’牌子,政策研究只是研究,体改办是执行,我们把研究和执行合在一起,当时我们有几个业务处室,如‘农村改革处’,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经济改革处’,最特别的是还有一个‘政治改革处’,这与国家是对应的,当时中央也是三个牌子: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中央政治经济研究室、中央农村经济研究室。”
“全国体改办都没有搞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海南设立了。海南刚开始搞政治体制改革,廖逊等人按照香港的模式设计了一套体制:‘小政府大社会’。廖逊是主要的设计者。当时海南不提很高的政治口号,我们要发展就搞一个特别关税区。
“我们体改办在二楼,宣传部在三楼,我们跟周文彰在一个院子里办公,海南宾馆的楼上楼下。冯仑当时是海南体改办正处级干部,我们当时都是有公职的人,最早叫海南省体改所,冯仑、我、易小迪都在。
“易小迪是人民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毕业那一年到海南实习。当时海南体改所刚成立,没什么人,冯仑到北京参加会议时就去各个大学发动,易小迪来海南一年后,回学校论文答辩不久,体改所就撤销了,易小迪也不愿再找其他的工作了,他就把户口放在他老师那边,之后就下海了。
“王启富是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当时正准备调到海南体改所,正在办关系调动,还没有调过来,体改所就撤销了,于是他也就下海了。
“潘石屹当时不在这个圈子中,他1988年就下海了,在深圳。1989年他的老板下海南时,潘石屹过来了。当时在海南体改所下挂着很多公司,潘石屹是一家公司的副总经理。”
“1989年‘六四’以后,好多人都走了,冯仑、潘石屹等都回了北京。冯仑回到国家体改所,后来国家体改所也撤销了,他也下海了。
“海南省体改所撤销后,我回了省体改办。我所有的关系都调到海南体改办,我的户口现还在海口。
“1988年海南成了整个中国舞台的主角,仅我们清华大学就去了40多人,解放以来去海南的还没有我们那一批多,现在成长起来的不多,留下来的不多。留下来在海南的那个年代有分量的人物不多了,其中之一是陈锋。”
“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纪念的1988年的海南,只有1988年的海南岛才第一次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角,之前没有过,从那以后也难有机会。
“不要认为闯海南只是一个发财梦,我们这代人被两个光芒所诱惑,一个是毛主席时代留下来的理想主义太阳光芒,一个是92年后市场经济带来的黄金光芒。”
“我们中国现在所经历的的时代就像是马克吐温写的镀金时代,这个时代金子的光芒代替了一切,阳光不重要了,理想也不重要了。黄金的光芒足以代替一切,对黄金的崇拜对财富的崇拜,崇拜有钱人。我们去海南不是为发财而去的,就是为了一个梦想,一个自由的梦想,建设一个自由岛,为中国的未来探索一个道路。”
“海南现在的一个梦是南海梦,海南省建省25周年,习近平主席讲的中国梦,每个人都有梦想发展的机会,一个是机会平等,都能够奋斗,都能共享成功,这就是南海梦。现在来讲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一个很重要的卖点就是免税,这也就是一种自由。”
“我的新浪网上有一篇博客,是对我最近的采访的关于海南建设的文章,“一个男孩变成男人”,我们到海南追求梦想,一个阳光男孩经历了1989年,经历了理想的太阳的坠落,经历了梦想的诱惑,黄金的诱惑。打一个比喻,如果说深圳是民营企业的“黄埔军校”,那海南是中国房地产界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深圳的“黄埔军校”培养了职业圈子,以王石为代表的;海南不同,海南培养的是一大批思想开放的“造反派”,全国各个公司董事长一大批都是闯海南出来的;在深圳,面对香港那种压力,约束,能培养的可能更多是规则、意识、契约,海南对我们的未来价值就是怀旧,随着这批人(闯海人)越来越成功,越来越成为中国舞台上的主角,他们更加怀念曾经自由的年代,就更加怀念年轻时代。”
1994年,中国经济全面过热,全国掀起了宏观调控风暴,海南热潮渐退。就在这一年,伍继延离开了海南,辗转北上,开始了自我的第二次流放。后来他去了美国,1996年回国,在北海、成都、重庆等地都做了很多年的地产,也在这条路取得了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