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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西部民族地区为对象，采用路径依赖理论分析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过程，发现这种转化过程存在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其在短期内存在着受益递增的制度绩效，但是从长远看会朝着非绩效方向发展并最终“闭锁”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因此，制度创新的重心应放在教育投入、文化网络建设和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上。
关键词：文化力；经济力；路径依赖；制度创新；西部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3-0027-04
Path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ural force to economic force
YIN Xi-guo，LI Dong-yu
(School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Based o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in the west，this paper uses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cultural force to economic force，reveals that the path dependence of mandat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exis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ural force to economic force in the area and that this mandat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has th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of gradual increase of benefit in the short term and will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non-performance in long-term angle and，in the end，will be closed in the status of non-efficiency.Thus，the focu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hould be put on educational investment，cultural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Key words：cultural force；economic force；path dependence；institutional innovation；west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一、引言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包括陕、甘、宁、青、新、藏、滇、川行政区域内散居或聚居的51个少数民族、占西部土地面积80%以上、西部总人口30%的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不仅制约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稳定。人们通常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劳动力状况、资金、技术、政府政策等，而对于不同区域来说，其地域文化形态及其文化资源渊薮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地域特色文化渗透到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如吴越文化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西部民族地区是文化资源富集地区，文化资源积淀深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据统计，至2003年7月，中国已有29项世界遗产和文化遗产，其中西部地区有12项。截止2005年，在中国已认定的10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和1271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西部地区分别有31个和395个。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应当转化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区域内具有差异性地域文化这一比较优势，把文化力转化成经济力，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这种转化既是一个发展契机，又是一个发展难题。本文拟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二、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
(一)路径依赖相关理论
“路径依赖”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其含义为受到外部偶然性事件(外部偶然性事件是指那些观察者事先无法预知的偶然事件或者一种事件状态，它决定了在一组可以相互替代的体系中哪一种会被选择，并导致了结果的不可预见性)的影响，某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如果在系统内部确立，便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演进，其他潜在的(更优的)体系很难对它进行替代。关于这一理论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罗(A.David 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卫·保罗和W·马兰·阿瑟(W.B.Arthur)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并逐渐形成了技术演进中路径依赖的传统思想，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进一步把技术变迁中的正反馈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并指出在制度变迁中有着类似于亚瑟所说的技术演变过程中存在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得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机制产生依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Initial Conditions Sensitive Dependence)。
诺思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制度变迁受四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制约：(1)大规模组织或者固定资产重新创立时的建设成本(set-up cost)；(2)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3)通过和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性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sffect)；(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adptive expectation)。“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网(WEB)产生了大量的递增报酬”，这样，不可预期的结果可能会产生。 而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使信息反馈分割，使市场不完全，从而使得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即便是意识到的非绩效制度变迁的路径。关于制度变迁的具体类型，则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则由政府命令与法律引入和实施。
(二)分析框架
尹希果，李东宇：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文化力与区域经济紧密相连，但是关于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问题却少有论述。鉴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的要素禀赋特点及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是以路径依赖理论为依托并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二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由于现实困难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作者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三、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依赖分析
(一)文化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文化力作为一种生产力，是指各种文化资源要素在文化生产与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共生或者人为形成的文化网络和设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的一种作用力。贾春风教授是我国研究文化力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力的内涵做了具体的界定，即包含科技、教育、人才的智力因素，包含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包含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前二者是主观因素，后二者是客观因素(见图1)。如何在对文化网络、传统文化等以客观因素存在的文化力资源进行整合保护与可持续开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因素的积极能动作用，将成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关键。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力因素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文化力因素渗透到区域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转型。文化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文化力影响制度的供给；二是文化力通过导向、激励、约束、凝聚和辐射等功能影响不同区域人们的经济行为。例如，日本乡村自觉维护公共设施的传统道德责任行为，使得它比缺乏这种传统道德责任的社会能以更少的成本完成其乡村发展计划。传统的文化形式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它为基础产生了现代各种形式的销售合作和农业合作。在中国，共产主义意识经过延安精神的强化被用来动员兴修水利或作为其他形式的间接资本。类似的文化资源在南亚乡村却不起作用，因为那里的种姓结构阻碍了合作，鼓励了特殊化。上述两例中的文化力即起着影响制度供给和人们的经济行为、降低变革成本的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在发展和转化文化力的过程中，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挥文化力因素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路径依赖分析
无论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一个组织的成长壮大，其发展的本质就是一个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技术变迁抑或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都是同时并存的。运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注意研究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并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和设计新的路径。
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困难：
第一，观念落后。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尽管其也看到了技术、制度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未认识到文化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未认识到文化资源可以作为一种能对经济社会起重大作用的资源，而将资源仅仅限定在自然资源的范畴之内。以西部大开发为例，其初衷旨在借助国外以及我国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与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改变西部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但忽视了西部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种经济增长理论导致先前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力失去了作为一种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可能。其次，从近代历史文化背景看，存在两个中心主义，即中原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中心主义淹没了西部文化，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受到了掩盖和忽视并进一步制约了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
第二，我们从文化力内涵的主观因素方面(见图1)去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首先，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使得科技、教育、人才等智力层面的文化力因素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智力层面的文化力因素的缺失反过来又限制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其次，我们要正确对待精神力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文化力的内涵分析中我们得知，精神力量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一般来说，精神力量对加速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少偷懒 、“搭便车“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成本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内生性和历史积淀性，其“惰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因循守旧的观念往往会长久持续下去，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层次的文化观念，本身就常常滞后于社会变革，并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新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与新制度发生冲突并使得新制度难以取得预期的绩效。
第三，文化力内涵的客观因素方面包括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文化网络主要表现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影视传媒等。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网络建设要相对落后很多。我们从财政对文化投入的地区构成来看，2004年对西部地区文化建设共投入24.35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财政投入比重为21.4%，落后财政对中、东部地区文化建设投入比重57.2个百分点。另外，2004年，全国投资过亿元的在建、筹建文化设施项目共有48个，其中只有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西藏文物维修工程、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扩建工程、甘肃省博物馆四个项目分布在西部民族地区。另外，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禀赋独特，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并没有很好地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 ，文化资源潜力转变为文化产业实力，主要表现为缺乏发展文化产业的制度环境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与可持续开发。在制度环境方面，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地方文化法规体系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滞后，实现文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缺乏市场基础、法制保障和环境保障。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是其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开发的前提。西部民族地区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基础上，要进一步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项目引导来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有效转化。关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与可持续开发方面，要确立一套有效的文化资源产权保护规则，建立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预警机制，防止民族文化资源的消亡、流失和不当开发。例如美国文化产业集团拍摄的电影《花木兰》，虽然取材于我国民族历史人物形象，但是却没有支付任何知识产权使用费，让其白白赚取了上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由于上述困难，西部民族地区进行制度创新时缺乏足够的内在激励性，使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大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因此，依靠强制性权力挖掘、转化文化力更加符合实际，而且我们不难得出在短时期内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确实会得到收益递增的制度绩效。比如，依靠强制性制度变迁，西部民族地区通过行政命令、招商引资等方式来挖掘文化力资源，使得文化网络的建设、文化遗产地及自然景区的商业开发、民俗风情旅游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变迁缺乏内部生成机制，其产生的收益递增的制度绩效将会逐渐消失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第一，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封闭性，在没有出现重大社会变革之前是缺乏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给定条件的。西部民族地区观念落后，先前不仅未认识到文化资源可以转变成经济资源以及文化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而且将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视为一种非效率的行动。另外，从文化力的内涵来看，由于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正式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以及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建设的不足，并且其缺乏大规模组织或者固定资产重新创立时所需要的建设成本，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很难产生，不确定性适应预期也大量存在，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缺乏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启动机制。第二，制度变迁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以及经济基础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是由于上述困难的限制而导致政府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这种依靠政府强制性权力推行的制度变迁得不到应有的巩固和支持，将最终陷入政策失败、“闭锁”的境地。而且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交易成本显著，强制性制度变迁将长期存在，并有可能在现有条件下衍生出维系现有制度结构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使得新的路径难以产生。
四、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其条件取决于形成正反馈机制的一系列制约因素的性质，即路径依赖产生的报酬递增是否具有可逆性和可转移性。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源于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具有专用性，很难在另一种路径中被利用，因此沉没成本(sunk cost)很高；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因此导致的认知阻力就很大。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自系统的各种网络效应，如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路径替代就可能发生。因此，在退出闭锁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一致性行动就显得异常重要。政府一方面要克服固定资产专用性、认知阻力等因素的干扰以及社会科学知识储备和经济基础薄弱的束缚，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探索和发现新的适合本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过程中，要退出次优路径依赖，克服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逐步消失的缺陷，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创新：(1)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人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作调查，其结果显示：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原因，主要是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不发达，人才和知识不足。同样，这也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落后，据相关资料统计，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未上过学或者扫盲班的人数分别为其总人口的57.45%和29.94%，列全国倒数第一位和第二位。就业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分别为其总人口的5.8%和25.34%，列全国倒数第一位和第三位，其他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也普遍偏低。因此必须加强对教育科技的投入，为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提供智力投资，并克服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正式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落后观念，这也是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文化力的根本性做法。(2)加强财政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文化网络是文化力存在的载体，对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鉴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建设落后的实际情况，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其支持力度，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3)注重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文化力的现实表现之一，其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乘数效应，使得各国纷纷把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去执行。西部民族地区应该发挥自己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并且禀赋这一比较优势，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江蓝生，谢绳武.2003：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89-133.
[2]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1-9.
[3] ARTHUR W BRIAN. Posiive feedbacks in the economy[J].Scientific American，1990(Feb)：262，92-99.
[4] 刘汉民.路径依赖理论研究综述[J].经济学动态，2003(6).
[5] 张晓明，胡惠林，章建刚.2006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R]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151-152.
[6] 刘元春.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J].教学与研究，1999(1).
[7] 陈刚，尹希果，付翔.经济转型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路径变迁(1980—2002)[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2).
[8] 周毅.西部民族地区现代化省思[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经济论坛)，2003(3).
(责任编辑：弘 流；责任校对：段文娟)
关键词：文化力；经济力；路径依赖；制度创新；西部民族地区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39(2007)03-0027-04
Path depen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of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ural force to economic force
YIN Xi-guo，LI Dong-yu
(School of 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30，China)
Abstract：Based on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in the west，this paper uses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to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from cultural force to economic force，reveals that the path dependence of mandat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exis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ultural force to economic force in the area and that this mandatory institutional change has the institutional performance of gradual increase of benefit in the short term and will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non-performance in long-term angle and，in the end，will be closed in the status of non-efficiency.Thus，the focus of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should be put on educational investment，cultural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resources protection.
Key words：cultural force；economic force；path dependence；institutional innovation；west minority nationality areas
一、引言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包括陕、甘、宁、青、新、藏、滇、川行政区域内散居或聚居的51个少数民族、占西部土地面积80%以上、西部总人口30%的地区。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不仅制约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顺利实施，而且不利于民族团结和稳定。人们通常认为，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自然资源、产业结构、劳动力状况、资金、技术、政府政策等，而对于不同区域来说，其地域文化形态及其文化资源渊薮正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与地域文化密切相关，地域特色文化渗透到区域经济中，立足于资源优势等，可形成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模式，如吴越文化与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等。西部民族地区是文化资源富集地区，文化资源积淀深厚，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开发价值。据统计，至2003年7月，中国已有29项世界遗产和文化遗产，其中西部地区有12项。截止2005年，在中国已认定的102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和1271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西部地区分别有31个和395个。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应当转化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区域内具有差异性地域文化这一比较优势，把文化力转化成经济力，加快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西部民族地区而言，这种转化既是一个发展契机，又是一个发展难题。本文拟从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对此进行分析，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二、理论工具与分析框架
(一)路径依赖相关理论
“路径依赖”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其含义为受到外部偶然性事件(外部偶然性事件是指那些观察者事先无法预知的偶然事件或者一种事件状态，它决定了在一组可以相互替代的体系中哪一种会被选择，并导致了结果的不可预见性)的影响，某种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如果在系统内部确立，便会在以后的发展中沿着一个特定的路径演进，其他潜在的(更优的)体系很难对它进行替代。关于这一理论的经济学讨论最早可追溯到大卫·保罗(A.David Paul)于1975年出版的《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一书，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卫·保罗和W·马兰·阿瑟(W.B.Arthur)用路径依赖方法来研究技术变迁，并逐渐形成了技术演进中路径依赖的传统思想，才引起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教授进一步把技术变迁中的正反馈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并指出在制度变迁中有着类似于亚瑟所说的技术演变过程中存在的报酬递增和自我增强的机制，这一机制使得一旦进入某一路径(无论是“好”还是“坏”)就可能对这种机制产生依赖，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经济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是“敏感依赖于初始条件的”(Initial Conditions Sensitive Dependence)。
诺思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不完全市场。”制度变迁受四种形式的收益递增制约：(1)大规模组织或者固定资产重新创立时的建设成本(set-up cost)；(2)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learning effect)；(3)通过和约与其他组织和政治性团体在互补活动中的协调效应(coordination sffect)；(4)以制度为基础增加的签约由于持久而减少了不确定性的适应性预期(adptive expectation)。“制度矩阵相互依赖的网(WEB)产生了大量的递增报酬”，这样，不可预期的结果可能会产生。 而交易费用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使信息反馈分割，使市场不完全，从而使得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即便是意识到的非绩效制度变迁的路径。关于制度变迁的具体类型，则有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诱致性制度变迁必须由某种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得到的获利机会引起。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则由政府命令与法律引入和实施。
(二)分析框架
尹希果，李东宇：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文化力与区域经济紧密相连，但是关于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问题却少有论述。鉴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的要素禀赋特点及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本文的分析框架主要是以路径依赖理论为依托并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二是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由于现实困难形成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并由此产生的路径依赖。作者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结合西部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三、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依赖分析
(一)文化力的构成要素及其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文化力作为一种生产力，是指各种文化资源要素在文化生产与创新的过程中，通过共生或者人为形成的文化网络和设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聚合的一种作用力。贾春风教授是我国研究文化力的第一人，他对文化力的内涵做了具体的界定，即包含科技、教育、人才的智力因素，包含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的精神力量，包含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笔者认为前二者是主观因素，后二者是客观因素(见图1)。如何在对文化网络、传统文化等以客观因素存在的文化力资源进行整合保护与可持续开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因素的积极能动作用，将成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关键。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力因素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文化力因素渗透到区域经济增长的各类因素的作用过程中，从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过程，推动区域经济增长转型。文化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一是文化力影响制度的供给；二是文化力通过导向、激励、约束、凝聚和辐射等功能影响不同区域人们的经济行为。例如，日本乡村自觉维护公共设施的传统道德责任行为，使得它比缺乏这种传统道德责任的社会能以更少的成本完成其乡村发展计划。传统的文化形式代表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以它为基础产生了现代各种形式的销售合作和农业合作。在中国，共产主义意识经过延安精神的强化被用来动员兴修水利或作为其他形式的间接资本。类似的文化资源在南亚乡村却不起作用，因为那里的种姓结构阻碍了合作，鼓励了特殊化。上述两例中的文化力即起着影响制度供给和人们的经济行为、降低变革成本的作用。西部民族地区在发展和转化文化力的过程中，也应该认识到文化力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充分发挥文化力因素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二)路径依赖分析
无论是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还是一个组织的成长壮大，其发展的本质就是一个技术变迁和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技术变迁抑或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都是同时并存的。运用路径依赖理论研究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注意研究形成路径依赖的原因，并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和设计新的路径。
目前，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过程中，存在以下困难：
第一，观念落后。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都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和制度。尽管其也看到了技术、制度等因素的重要作用，但是并未认识到文化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未认识到文化资源可以作为一种能对经济社会起重大作用的资源，而将资源仅仅限定在自然资源的范畴之内。以西部大开发为例，其初衷旨在借助国外以及我国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与西部丰富的自然资源相结合，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以达到改变西部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目的，但忽视了西部丰富的文化资源。这种经济增长理论导致先前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力失去了作为一种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可能。其次，从近代历史文化背景看，存在两个中心主义，即中原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这两个中心主义淹没了西部文化，使得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受到了掩盖和忽视并进一步制约了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
第二，我们从文化力内涵的主观因素方面(见图1)去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首先，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极其落后，使得科技、教育、人才等智力层面的文化力因素缺乏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智力层面的文化力因素的缺失反过来又限制了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呈现出不断加剧的趋势。其次，我们要正确对待精神力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文化力的内涵分析中我们得知，精神力量主要表现为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一般来说，精神力量对加速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减少偷懒 、“搭便车“和其它机会主义行为，减少交易成本等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具有内生性和历史积淀性，其“惰性”往往一时难以改变，因循守旧的观念往往会长久持续下去，尤其是作为意识形态层次的文化观念，本身就常常滞后于社会变革，并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新的正式制度安排中，与新制度发生冲突并使得新制度难以取得预期的绩效。
第三，文化力内涵的客观因素方面包括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文化网络主要表现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影视传媒等。和东部地区相比，西部民族地区的文化网络建设要相对落后很多。我们从财政对文化投入的地区构成来看，2004年对西部地区文化建设共投入24.35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财政投入比重为21.4%，落后财政对中、东部地区文化建设投入比重57.2个百分点。另外，2004年，全国投资过亿元的在建、筹建文化设施项目共有48个，其中只有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西藏文物维修工程、陕西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扩建工程、甘肃省博物馆四个项目分布在西部民族地区。另外，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禀赋独特，具备发展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并没有很好地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变为文化产业优势 ，文化资源潜力转变为文化产业实力，主要表现为缺乏发展文化产业的制度环境和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与可持续开发。在制度环境方面，西部民族地区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地方文化法规体系和文化生态环境保护体系建设滞后，实现文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缺乏市场基础、法制保障和环境保障。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是其保护、利用与可持续开发的前提。西部民族地区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文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的基础上，要进一步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项目引导来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整合和有效转化。关于传统文化资源的保护、整合与可持续开发方面，要确立一套有效的文化资源产权保护规则，建立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预警机制，防止民族文化资源的消亡、流失和不当开发。例如美国文化产业集团拍摄的电影《花木兰》，虽然取材于我国民族历史人物形象，但是却没有支付任何知识产权使用费，让其白白赚取了上亿美元的票房收入。
由于上述困难，西部民族地区进行制度创新时缺乏足够的内在激励性，使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大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交易成本。因此，依靠强制性权力挖掘、转化文化力更加符合实际，而且我们不难得出在短时期内西部民族地区通过强制性制度变迁确实会得到收益递增的制度绩效。比如，依靠强制性制度变迁，西部民族地区通过行政命令、招商引资等方式来挖掘文化力资源，使得文化网络的建设、文化遗产地及自然景区的商业开发、民俗风情旅游等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变迁缺乏内部生成机制，其产生的收益递增的制度绩效将会逐渐消失并会由此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第一，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经济社会环境的封闭性，在没有出现重大社会变革之前是缺乏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给定条件的。西部民族地区观念落后，先前不仅未认识到文化资源可以转变成经济资源以及文化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到的重大作用，而且将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视为一种非效率的行动。另外，从文化力的内涵来看，由于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正式制度变迁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以及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建设的不足，并且其缺乏大规模组织或者固定资产重新创立时所需要的建设成本，学习效应和协调效应很难产生，不确定性适应预期也大量存在，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缺乏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启动机制。第二，制度变迁受到社会科学知识储备以及经济基础的束缚。即使政府有心建立新制度安排，从不均衡恢复到均衡，但是由于上述困难的限制而导致政府不能建立一个正确的制度安排。由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过程中存在的现实困难，这种依靠政府强制性权力推行的制度变迁得不到应有的巩固和支持，将最终陷入政策失败、“闭锁”的境地。而且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存在不完全性和不确定性，交易成本显著，强制性制度变迁将长期存在，并有可能在现有条件下衍生出维系现有制度结构的组织和利益集团，使得新的路径难以产生。
四、西部民族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制度创新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在社会系统中，要退出次优的路径依赖，其条件取决于形成正反馈机制的一系列制约因素的性质，即路径依赖产生的报酬递增是否具有可逆性和可转移性。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源于固定成本和学习效应，那么要发生路径替代退出闭锁状态的难度就很大。因为固定资产具有专用性，很难在另一种路径中被利用，因此沉没成本(sunk cost)很高；学习效应中的默认知识不具备信息传递性，因此导致的认知阻力就很大。如果收益递增的强化机制来自系统的各种网络效应，如协作效应，适应性预期等，行为主体则只要加强信息交流，形成一致性行动，路径替代就可能发生。因此，在退出闭锁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一致性行动就显得异常重要。政府一方面要克服固定资产专用性、认知阻力等因素的干扰以及社会科学知识储备和经济基础薄弱的束缚，另一方面还要注意探索和发现新的适合本地区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路径。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力向经济力转化的过程中，要退出次优路径依赖，克服强制性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逐步消失的缺陷，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创新：(1)加大对教育科技的投入。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巴罗等人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作调查，其结果显示：妨碍穷国赶上富国的原因，主要是缺乏人力资本，即教育不发达，人才和知识不足。同样，这也是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西部民族地区教育水平落后，据相关资料统计，青海省、西藏自治区未上过学或者扫盲班的人数分别为其总人口的57.45%和29.94%，列全国倒数第一位和第二位。就业人口中接受过初中教育的人数分别为其总人口的5.8%和25.34%，列全国倒数第一位和第三位，其他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口素质也普遍偏低。因此必须加强对教育科技的投入，为文化力向经济力的转化提供智力投资，并克服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正式制度变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西部民族地区存在的落后观念，这也是形成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文化力的根本性做法。(2)加强财政对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建设的支持力度。文化网络是文化力存在的载体，对于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鉴于西部民族地区文化网络建设落后的实际情况，国家财政应加大对其支持力度，加强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3)注重对西部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保护与可持续开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文化力的现实表现之一，其作为当代人类社会新的财富创造形态及其对地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乘数效应，使得各国纷纷把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去执行。西部民族地区应该发挥自己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并且禀赋这一比较优势，积极发展文化产业，以带动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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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弘 流；责任校对：段文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