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果真英雄少年”
四川夹金山北坡的小金县，有一座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山的四姑娘山。70年前它叫懋功，长征懋功会师就发生在这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与李先念见面，并对其大加赞赏，就此拉开了两人相识相知40年的序幕。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5月底，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
6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军委纵队翻过夹金山，到达达维镇。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按照张国焘“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的指示，率部列队站在进入达维的路口，热烈地欢迎中央首长和中央红军兄弟。达维小镇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面，阿坝草原的酥油糌粑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凝结着当地人民群众和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塞到了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中央红军指战员们捧着红四方面军赠送的东西，万分高兴。一位姓曹的团长，因伤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手说：“感谢同志们，感谢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派你们送东西来，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啊！”
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红一、四方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夹金山下沸腾了。
《红星报》报道:“太阳”纵队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大家唱歌呀，谈话呀，整个会场充满着欢快的情绪……
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毛泽东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亲切地问：“你今年多大？”似乎觉得眼前这位叱咤疆场，使敌闻风丧胆的军政委太年轻了。
“属鸡的，还差几天满26岁。”
“我大你16岁，属小龙的，已是不惑之年了。”毛泽东羡慕地说：“你真年轻，前途无量啊！”
“我手下还有更年轻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刚满20岁，那才是我们的小老虎哩！”
“好呀，好呀，我们党有希望，我们军队有希望！不简单，不简单呀！你是湖北哪里人？”毛泽东又问道。
“红安，红军来之前叫黄安。”
“晓得，晓得。董必武同志也是黄安人。这么说，你和董老是老乡罗！”
“是的，董老是我的前辈、老师、革命的引路人。”
“董老就在军中，你有空去看你的老乡、老师。”
“是！”李先念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投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在懋功，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这太不公平”
1937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从新疆回来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并请大家共进晚餐。
晚饭后，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的谈话，深深烙印在李先念的心中。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他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李先念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等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局日紧，各方向我们要求调配军事干部，请无论如何抽调200名军事干部即来……
正在延安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毛泽东，一方面抓紧筹备会议的各项工作，一方面积极物色派到鄂豫皖的合适人选。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是对2万多名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又问：“新四军第四支队队长高敬亭，你认识吗？”
“不仅认识，还很熟。”
“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
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
“不过高敬亭这个人爱杀人，你怕不怕？”
“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期，我跟他在柴山堡一起打游击，后来他担任苏区苏维埃主席，我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工作中有许多接触，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
李先念调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准备自己实力”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很多时候，都是由中央军委或毛泽东亲自发电指示其行动。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于是，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这是中原敌后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李先念率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来电指示：“……先念、竹沟各部，在国民党武力进攻之下，必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有坚持在原地活动一个必要时期之决心，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予进攻我之部队以有力的还击。”为保证我军以强有力的姿态立足鄂豫，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鄂豫、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鄂豫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1940年1月3日，部队整编完成，李先念任司令员。
4月5日，毛泽东致电要求“李先念在平汉路西部队中抽调3个团过路东”，“吸引桂军不能东向攻击四、五支队，并打击程汝怀，发展大别山。”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国共合作抗日以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5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充分肯定 “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工作指示》中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建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边区广大军民紧紧抓住民族矛盾，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截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开辟了豫南、鄂中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部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达10万人。从而牢固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敌后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挺进纵队和边区党委进行了军民紧急大动员，成立了鄂东、豫南、天汉、襄西4个军事指挥部，积极阻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东进鄂皖边，创立大悟山指挥阵地，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并以德报怨，配合友军在豫南的正面战场作战。不久，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将“办事处、新华日报、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撤的党与非党干部”，输送到第五师和边区，给第五师部队建设和边区根据地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李先念牢记党中央、毛泽东布置的“迅速发展至4万人枪”的奋斗目标，顽强地坚持中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创了部队、根据地齐发展的局面。
1942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以12个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和5个独立支队共计10万之众，采用多路推进战术，杀气腾腾地向鄂豫边区扑来。此时正是边区经历了连续两年旱灾，处于春荒严重、军民交困的时刻。面临此危难时刻，毛泽东指示李先念，无论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有多残酷，“最重要的就是五师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中的团结一致，精神上抵得住，巩固部队，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边区党委作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奋战。
7月，在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党中央和华中局作出了重大决策：因第五师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困难，暂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同意华中局意见。此后，第五师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连续作战至12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发动的围攻。
正确对待国民党军队，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毛泽东对新四军第五师的一贯要求。1943年1月16日，他致电李先念，指出：“敌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利。应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近日军政部次长刘为章来电谓：我军乘机攻击大别山，有无其事？盼告。”20日，李先念复电报告：“广济、黄梅两地，在去年‘围剿’前曾有我部活动。此次敌犯，友军退去。我为配合作战，故出动尾袭，我3日收复麻城，并在应城伤敌百五十余人。”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实之言。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又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及时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李先念等，指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己实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一方面通电全国，呼吁团结，反对内战；一方面纷纷召开声援大会，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9月，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第三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区军民用自己的英勇斗争，为制止这次反共高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与指挥下，经过艰苦奋战，开辟了武汉外围敌后战场，创造了拥有9万平方公里土地，1300万人口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拥有5万正规军，30万民兵自卫队的强大武装，对全国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后，毛泽东给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发来指示电，指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内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针对抗战胜利到来后的复杂形势， 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管理现在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工作，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我中原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无比的勇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指示我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的阴谋。6月23日，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中原突围部队在李先念等的指挥下，或以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冲出敌人的合围圈;或以殊死的反复冲击突破敌人严密布防的阻击阵地;或以小部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加速开进。7月12日，突围主力部队进抵河南淅川。当时，前有丹江横锁和胡宗南部队堵击，后有敌军追击和空中飞机跟踪轰炸扫射。形势万分危急。为加速部队行进速度，同时分散敌人的兵力，李先念当机立断，兵分两翼，抢渡丹江。为抢时间，负责渡江开路的前卫部队第十三旅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在李先念司令员“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下，不怕牺牲，拼命渡江，终于按预定计划闯过丹江。13日，分作另一路的第三五九旅在荆紫关阻击了堵截的敌军后，也顺利抢渡丹江。
15日，当得知中原突围部队突破丹江天险的消息后，毛泽东异常高兴，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中原军区和李先念发电祝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同时还指示“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以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李先念等经过综合分析，命令部队进军陕南。17日，李先念率部冒着大雨进入南化塘地区的玉皇顶附近，将由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武汉行营的第三师、第十五师构筑的防御体系撕开，突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胜利到达陕南。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3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刚出北京前门车站，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他们向李先念传达中央决定: 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李先念认为财政工作事关全国经济建设，深恐力有不逮，给国家造成损失，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请中央另选他人。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作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他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陈云、邓小平两位老领导、老战友推心置腹的谈话，毛泽东的约见，一方面使李先念意识到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一方面感到压力很大。在这样的心情下，李先念于6月1日正式上任，签批文件。尽管如此，他还是忧心忡忡。6月11日，他致信在湖北工作时的同事刘建勋、王任重、刘子厚，诚恳地说：到中央之后，目前只了解一些情况，问题是重而复杂的，我的能力胜任不了，与陈云、邓小平两位老领导谈，没有同意，看来只有勉强工作……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以帮助我少犯错误。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泽东接见他时安排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作陪。毛泽东对格瓦拉说：“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说到这里，他指着李先念说，“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中央接受陈云的提议任命李先念为财政部长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解放后，李先念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和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全面工作期间，在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三反”、“五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他结合湖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受到中央的多次肯定。在担任中南局副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李先念主管财经工作，对中南地区的财经情况比较熟悉，执行政策比较得力。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强。
李先念的优点就是能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工作，善于学习。上任后，他不断加强自己的学习，坚持每天黎明起床批阅文件和读书，重点学习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并利用各种机会，向一切有知识、有经验的同志学习，边干边学，不断总结经验。他还非常重视和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博采众议，充分发挥众人所长，积极采纳大家的正确主张。
李先念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成为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待续）
四川夹金山北坡的小金县，有一座被称为东方的阿尔卑斯山的四姑娘山。70年前它叫懋功，长征懋功会师就发生在这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与李先念见面，并对其大加赞赏，就此拉开了两人相识相知40年的序幕。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电令红四方面军由川陕革命根据地向西出击，以策应和配合中央红军作战。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转而进军川西北。5月底，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
6月14日，毛泽东、朱德率领军委纵队翻过夹金山，到达达维镇。红九军第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按照张国焘“要拿出全套派头来，不要丢了自己的脸”的指示，率部列队站在进入达维的路口，热烈地欢迎中央首长和中央红军兄弟。达维小镇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一袋袋来自江油中坝的大米，一包包来自南部盐井的白盐，一壶壶来自资阳、郫县的豆瓣，还有川北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海椒面，阿坝草原的酥油糌粑和带着红四方面军将士体温的绑腿，凝结着当地人民群众和红四方面军将士的深情厚谊，塞到了中央红军指战员们的手中。中央红军指战员们捧着红四方面军赠送的东西，万分高兴。一位姓曹的团长，因伤躺在担架上，他紧握着红四方面军同志的手说：“感谢同志们，感谢徐向前总指挥亲自派你们送东西来，这可是给了我们最大的支援啊！”
会师的喜讯，很快传遍了红一、四方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夹金山下沸腾了。
《红星报》报道:“太阳”纵队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大家唱歌呀，谈话呀，整个会场充满着欢快的情绪……
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一座法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内，会见了在那里迎接他的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
毛泽东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上下打量，连声说道：“名不虚传，果真英雄少年！”
李先念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显得十分激动。
毛泽东亲切地问：“你今年多大？”似乎觉得眼前这位叱咤疆场，使敌闻风丧胆的军政委太年轻了。
“属鸡的，还差几天满26岁。”
“我大你16岁，属小龙的，已是不惑之年了。”毛泽东羡慕地说：“你真年轻，前途无量啊！”
“我手下还有更年轻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刚满20岁，那才是我们的小老虎哩！”
“好呀，好呀，我们党有希望，我们军队有希望！不简单，不简单呀！你是湖北哪里人？”毛泽东又问道。
“红安，红军来之前叫黄安。”
“晓得，晓得。董必武同志也是黄安人。这么说，你和董老是老乡罗！”
“是的，董老是我的前辈、老师、革命的引路人。”
“董老就在军中，你有空去看你的老乡、老师。”
“是！”李先念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对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表示亲切的慰问，同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的成绩。
随后，毛泽东打开桌上的军用地图，边看边问:岷（江）嘉（陵江）地区的气候怎样？地理条件如何？人民目前的生活状况怎么样？毛泽东以十分亲切的目光望着李先念，期待着回答。
李先念如数家珍：岷、嘉两江之间地区，山间平坝子多，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居民以汉族为主，也有羌族和藏族，部队的给养与兵源估计都不成问题。从战略地位上看，东连川陕老根据地，北靠陕甘，南接成都平原，可攻可守，可进可退，回旋余地大。红军如果进入这一地区，有了立足之地，可以休整补充，恢复体力，再图发展。趁现在茂县、北川还在我军控制之下，可以打回去，否则，再打过岷江就难了。
毛泽东听得很投入，连连点头，表示赞同。
“好！说得好，很有见解，真知灼见呀！”毛泽东对李先念大加赞许。“自古英雄出少年，我们相见恨晚喽！”
在懋功，李先念诚恳谦虚的态度，给毛泽东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这太不公平”
1937年底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从新疆回来的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李天焕、郭天民、曾传六等同志，并请大家共进晚餐。
晚饭后，毛泽东点燃一支香烟，和李先念他们谈起了西路军。他指出：西路军是失败了，但这不是说西路军广大的干部和战士没有努力。他们是英勇的、顽强的。经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冬季没有棉衣，伤员没有医药，没有子弹就用大刀、矛子和敌人拼杀，他们的牺牲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还鼓励大家说:西路军战斗到最后，由你们带领一部分同志，排除万难到达了新疆。这种坚定的行为，除了共产党人领导的红军，其他任何军队是做不到的。
毛泽东的谈话，深深烙印在李先念的心中。
毛泽东知道李先念是工农出身，就安排他去抗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入学不到两个月，抗大第三期结业，他又转入马列学院学习。
李先念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等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局日紧，各方向我们要求调配军事干部，请无论如何抽调200名军事干部即来……
正在延安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毛泽东，一方面抓紧筹备会议的各项工作，一方面积极物色派到鄂豫皖的合适人选。
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后，延安马列学院和抗大的广大学员都陆续安排了工作，走上抗日前线。
一天，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谭政找李先念谈话：“先念同志，组织决定你到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当营长，你有什么意见吗？”
从军政治委员降至营长，连降6级，这是一般人所难以接受的，可李先念没有想这些，此时他想的是只要能扛枪打击日本侵略者，干什么都行。所以他坚定地回答：“坚决服从组织安排。”
谭政同李先念谈了工作分配问题之后，不久，毛泽东把李先念找去，问：“听说安排你到一二九师当营长，有这个事吗？”
李先念作了肯定的回答。
毛泽东说：“这太不公平！”
李先念鼻子一酸，眼中涌出热泪。毛泽东的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而是对2万多名西路军将士们的安慰。
毛泽东又问：“新四军第四支队队长高敬亭，你认识吗？”
“不仅认识，还很熟。”
“这样吧！你到他那里去当参谋长怎么样？”
李先念表示听从主席的安排。
“不过高敬亭这个人爱杀人，你怕不怕？”
“不怕。在鄂豫皖苏区时期，我跟他在柴山堡一起打游击，后来他担任苏区苏维埃主席，我担任陂安南县苏维埃主席，工作中有许多接触，还在一个铺上打过滚呢！”
毛泽东听后，高兴地笑了。
李先念调任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后，又被刘少奇、朱理治留在鄂豫边，参与领导中原地区的抗日斗争。
“准备自己实力”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挺进。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对李先念的南下非常关心，很多时候，都是由中央军委或毛泽东亲自发电指示其行动。
2月12日，毛泽东电示：“我军每到一处，均须发布告或宣言”，“广泛宣传，以打击反共顽固派”，唤起民众，一致抗日。于是，李先念在南下途中，一面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广泛地播下抗日种子，一面将各地党组织领导的分散的抗日游击武装穿珠成串。继新四军挺进团成立后，6月，李先念和陈少敏等在京山养马畈主持了鄂中区党委会议，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决定在鄂中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并统一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下辖5个团队，这是中原敌后第一个游击主力兵团。李先念率领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高举新四军的抗日旗帜，向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后挺进，机动灵活地打击汉奸、伪军和零星日军，发展与巩固自己的力量，逐步创建根据地。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制造了一次又一次反共磨擦，使新生的根据地和人民武装面临着严峻局势。
9月17日，毛泽东来电指示：“……先念、竹沟各部，在国民党武力进攻之下，必须有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有坚持在原地活动一个必要时期之决心，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予进攻我之部队以有力的还击。”为保证我军以强有力的姿态立足鄂豫，中原局作出了创立最坚强的抗日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连成一片的决定。11月中旬，李先念与朱理治、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四望山召开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鄂豫、鄂中三个区党委，统一成立新的鄂豫边区党委，并将以上各地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1940年1月3日，部队整编完成，李先念任司令员。
4月5日，毛泽东致电要求“李先念在平汉路西部队中抽调3个团过路东”，“吸引桂军不能东向攻击四、五支队，并打击程汝怀，发展大别山。”17日，李先念、任质斌等率纵队主力东进，对盘踞在大小悟山地区的程汝怀部展开攻击，击溃了顽军，控制了大小悟山地区，并发展了抗日武装，在边区粉碎了国共合作抗日以来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5月4日，毛泽东在关于“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电中，充分肯定 “李先念纵队反对顽固派对鄂中和鄂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对新四军挺进纵队的工作指示》中指出：“武汉附近新四军挺进纵队（有9个团）的创建是一个伟大的成绩。
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对正在开展鄂豫边区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军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边区广大军民紧紧抓住民族矛盾，高举抗日大旗，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截至1940年底，鄂豫边区开辟了豫南、鄂中根据地和鄂东游击区，部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达10万人。从而牢固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中原敌后抗战中的领导地位。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在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领导下，挺进纵队和边区党委进行了军民紧急大动员，成立了鄂东、豫南、天汉、襄西4个军事指挥部，积极阻击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东进鄂皖边，创立大悟山指挥阵地，开辟鄂南抗日游击战争新局面，并以德报怨，配合友军在豫南的正面战场作战。不久，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下，中共中央南方局将“办事处、新华日报、重庆、桂林、贵阳各地一切应撤的党与非党干部”，输送到第五师和边区，给第五师部队建设和边区根据地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李先念牢记党中央、毛泽东布置的“迅速发展至4万人枪”的奋斗目标，顽强地坚持中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创了部队、根据地齐发展的局面。
1942年5月，国民党顽固派先后以12个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和5个独立支队共计10万之众，采用多路推进战术，杀气腾腾地向鄂豫边区扑来。此时正是边区经历了连续两年旱灾，处于春荒严重、军民交困的时刻。面临此危难时刻，毛泽东指示李先念，无论面临的困难有多大，有多残酷，“最重要的就是五师及地方党政领导同志中的团结一致，精神上抵得住，巩固部队，巩固与群众的联系”。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边区党委作出了“咬紧牙关，熬过困难，沉着应战，坚决自卫”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艰苦奋战。
7月，在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刻，党中央和华中局作出了重大决策：因第五师与新四军军部联系困难，暂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毛泽东同意华中局意见。此后，第五师在中央军委、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连续作战至12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发动的围攻。
正确对待国民党军队，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是毛泽东对新四军第五师的一贯要求。1943年1月16日，他致电李先念，指出：“敌大别山发动‘扫荡’是暂时的，现已向后撤退，我们不可乘机取利。应协助友军击敌，以利两党谈判。近日军政部次长刘为章来电谓：我军乘机攻击大别山，有无其事？盼告。”20日，李先念复电报告：“广济、黄梅两地，在去年‘围剿’前曾有我部活动。此次敌犯，友军退去。我为配合作战，故出动尾袭，我3日收复麻城，并在应城伤敌百五十余人。”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不实之言。同年秋，国民党顽固派又酝酿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及时致电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李先念等，指示：“我党政策是尽一切方法避免和国民党破裂，避免内战，同时揭露国民党的抗战不力与反共阴谋，对抗国民党的反共言论，并准备自己实力。”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领导下，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一方面通电全国，呼吁团结，反对内战；一方面纷纷召开声援大会，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9月，国民党顽固派被迫停止第三次反共高潮，鄂豫边区军民用自己的英勇斗争，为制止这次反共高潮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抗日战争中，李先念等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在党中央、毛泽东的重视与指挥下，经过艰苦奋战，开辟了武汉外围敌后战场，创造了拥有9万平方公里土地，1300万人口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拥有5万正规军，30万民兵自卫队的强大武装，对全国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1945年8月10日日本乞降消息传出后，毛泽东给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发来指示电，指示:“苏联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你们所处地位，不可能夺取大城市，而应乘机扩大地区，夺取武装，夺取中小城市、交通要道，限令伪军反正、投降，并按指定地区驻扎，否则即予以消灭，立即投入准备对付内战这一新的严重斗争。”
针对抗战胜利到来后的复杂形势， 12日，中央同意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管理现在五师活动范围之内党政军及河南区党委与河南军区工作，并决定派徐向前任中央局书记。因徐向前患病，“中央指定郑位三为副书记，在徐向前未到之前代理书记”。
1946年6月，蒋介石认为彻底消灭我中原部队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密令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第五绥区和武汉行营之第六绥区，按既定计划，先速歼中原李先念部，并指令担任攻击的各部队，务必于6月22日前秘密完成包围态势及攻击准备，于7月1日占领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宣化店。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的革命胆略和无比的勇气，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指示我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粉碎敌人的阴谋。6月23日，收到李先念和郑位三关于突围部署电报后，毛泽东立即以党中央的名义复电：“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以免延误时机。望团结奋斗，预祝你们胜利。”
26日晚，中原军区部队按照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突围部署，分路突围，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战略转移行动，打响了解放战争第一枪。
中原突围部队在李先念等的指挥下，或以昼夜兼程的急行军冲出敌人的合围圈;或以殊死的反复冲击突破敌人严密布防的阻击阵地;或以小部队阻击追敌、掩护主力加速开进。7月12日，突围主力部队进抵河南淅川。当时，前有丹江横锁和胡宗南部队堵击，后有敌军追击和空中飞机跟踪轰炸扫射。形势万分危急。为加速部队行进速度，同时分散敌人的兵力，李先念当机立断，兵分两翼，抢渡丹江。为抢时间，负责渡江开路的前卫部队第十三旅三十七团、三十八团,在李先念司令员“只准成功，不许失败”的命令下，不怕牺牲，拼命渡江，终于按预定计划闯过丹江。13日，分作另一路的第三五九旅在荆紫关阻击了堵截的敌军后，也顺利抢渡丹江。
15日，当得知中原突围部队突破丹江天险的消息后，毛泽东异常高兴，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向中原军区和李先念发电祝贺：“整个突围战役是胜利的，敌人毫无所得。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同时还指示“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以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李先念等经过综合分析，命令部队进军陕南。17日，李先念率部冒着大雨进入南化塘地区的玉皇顶附近，将由胡宗南部整编第一师、第九十师、武汉行营的第三师、第十五师构筑的防御体系撕开，突出敌人的铁壁合围，胜利到达陕南。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对党内的指示《三个月总结》中，对李先念率部中原突围给予高度评价:“过去3个月内，我中原解放军以无比毅力克服艰难困苦，除一部分转入老解放区外，主力在陕南、鄂西两区，创造了两个游击根据地。此外，在鄂东和鄂中均有部队坚持游击战争。这些都极大地援助着老解放区作战，并对今后长期战争起更大的作用。”
“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
1954年5月，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北京，迎来了一位非常的客人，他就是即将就任国务院财政部部长的李先念。李先念刚出北京前门车站，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的戎子和、金明等人便迎了上去，和李先念亲切握手。
李先念在北京饭店稍事休息后，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和刚卸任财政部部长、就任中央秘书长和政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分别找他谈话。他们向李先念传达中央决定: 李先念任财政部部长和主管财委第二办公室工作。主要负责领导财政、银行、外贸、物价等部门的工作。李先念认为财政工作事关全国经济建设，深恐力有不逮，给国家造成损失，所以再三诚恳地摆出种种理由，试图说服两位老领导、老战友，请中央另选他人。陈云、邓小平分别给他讲了形势，反复强调这是中央作出的决定，毛泽东同意的，不可能更改，要他一心作好上任的准备。
毛泽东得知李先念已到北京，就打电话通知他去中南海。一见面，李先念就直奔主题，向他提出，财政部长我干不了，我没有那个能力和水平，还是请中央考虑他人。毛泽东笑着说：你干不了，不想干，那我只好把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从台湾请回来，让他干好了。李先念着急了，赶紧说：主席，那还得了，那我还是服从中央的决定。
陈云、邓小平两位老领导、老战友推心置腹的谈话，毛泽东的约见，一方面使李先念意识到中央的决定是不能改变的，一方面感到压力很大。在这样的心情下，李先念于6月1日正式上任，签批文件。尽管如此，他还是忧心忡忡。6月11日，他致信在湖北工作时的同事刘建勋、王任重、刘子厚，诚恳地说：到中央之后，目前只了解一些情况，问题是重而复杂的，我的能力胜任不了，与陈云、邓小平两位老领导谈，没有同意，看来只有勉强工作……希望你们今后多提意见，以帮助我少犯错误。
1958年，古巴国家银行行长格瓦拉访问中国。毛泽东接见他时安排时任财政部长的李先念作陪。毛泽东对格瓦拉说：“我们刚刚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是非常缺少财政人才的。越到后来，我们越注意培养各类干部。但是，我们培养的人手，总嫌不够用的。”说到这里，他指着李先念说，“我们只好抓个大兵来管钱。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做法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中央接受陈云的提议任命李先念为财政部长是经过全面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的。解放后，李先念任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和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全面工作期间，在稳定物价、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三反”、“五反”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做得比较出色。他结合湖北的实际，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受到中央的多次肯定。在担任中南局副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期间，李先念主管财经工作，对中南地区的财经情况比较熟悉，执行政策比较得力。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毛泽东非常信任他，器重他，因为他作风正派，诚实，有政治头脑和原则性强。
李先念的优点就是能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工作，善于学习。上任后，他不断加强自己的学习，坚持每天黎明起床批阅文件和读书，重点学习马列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毛泽东的经济思想，以及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并利用各种机会，向一切有知识、有经验的同志学习，边干边学，不断总结经验。他还非常重视和依靠财贸办公室集体领导的智慧和力量，博采众议，充分发挥众人所长，积极采纳大家的正确主张。
李先念不断地学习和实践，很快地由外行变为内行，成为一位卓越的经济工作领导者。毛泽东曾称赞陈云、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为“中国经济工作中的‘四大名旦’”。（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