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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湟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拉乙亥遗址的发掘说明早在中石器时代，人类已扎根于此；马家窑文化时期辉煌灿烂的彩陶文化，在人类史前文明史上独树一帜；齐家文化时期，河湟地区已进入青铜文化阶段。
河湟地区本为羌戎故地，西汉中期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进入，此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汉以来，中央王朝在河湟的行政建置、移民屯植等活动，使这一地区迈向内地化的历史进程。魏晋时期，五凉政权先后统治河湟，使当地成为民族文化融汇之所。隋及唐前中期，中央王朝对河湟实施有效统治。安史之乱后，河湟为吐蕃吞没。两宋时期，青唐政权控制河湟。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复又控制河湟。清朝雍正年间，政府通过行政改革，使河湟纳入府县（廳）体制，从而加速了河湟内地化的步伐。
从赵充国屯田始，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着河湟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羌、鲜卑、吐蕃、回纥等民族，在这片热土上书写下民族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近代以来，河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保家卫国，使河湟也融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之中。一部河湟春秋，就是一部河湟开发史，是一部民族文化交融史，也是一部民族边疆与中原内地一体化的历史篇章。
第一章 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
第一节 早期人类活动遗迹
青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如同青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一样，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现，青海地区有从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文化序列如此完整和齐全，除中原关中地区外，在全国其他地区实属少见。
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56年七八月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等在青藏高原进行地质普查时，在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上游三叉口、霍霍西里等地采集到十几件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和砾石等工具。根据石器的种类、打制方法和石锈，可推断它们应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共和县曲沟地区的托勒台又采集到一大批打制石器，研究者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地貌系组成的盐湖和风成沉积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采集到一批旧石器。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至同一地点，在高出小柴旦湖湖面8米一13米的古湖滨沙砾层中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在这里先后采集到的石器有112件，其中包括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41件。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器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从石器以刮削器为主的组合和制作技术上看，具有旧石器晚期华北两大系统中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特色，说明西北与华北古人类在文化技术上着密切的联系。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多处多次发现打制石器，说明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并不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而是古代人类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以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虽在青藏高原腹地，但与东部河湟地区的古代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二、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80年7月，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组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进行考古调查时，在贵南县拉乙亥公社附近的黄河沿岸阶地上，发现一处中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六个地点（编号为8021、8022、8023、8024、8025、8026）。拉乙亥遗址位于共和盆地中部，西南距西宁市约200公里。遗址所在地海拔为2580米，埋藏在茫拉河与沙沟河之间的黄河河谷阶地中，即在黄土状砂质土层内。发现有灶坑、红烧土等遗迹与石器、骨器等遗物。出土文化遗存共1489件，其中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2件。石器以打制为主，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研磨器、琢背石刀和调色板等。其加工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除直接打击法和间接打击法外，还出现琢修技术，而琢修技术是中石器时代制作技术的最大特色，这表明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研磨器是用于加工谷物的古制工具，它的出土表明至少采集农业已经出现。骨器的加工制作亦达到相当水平，发现的骨锥和骨针等，原材料经过仔细选择，磨制精细。特别是骨针，器身细长，尖端锐利，有针眼，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用兽皮之类缝制衣服。拉乙亥遗址发现三十多座灶坑遗存，与灶坑伴出的还有一些动物骨骼，能鉴定出种属的有羊、狐、环领雉、沙鼠、鼠兔、喜马拉雅旱獭等，还有一些宽大的肋骨，可能属于马或牛。有些骨骼尚保留有砸击或火烧的痕迹。同时，还发现一枚智人的上乳犬齿，属于尚未成年个体的牙齿，年龄在10岁至13岁，牙齿磨损严重，可推测当时食物是比较粗糙的。
拉乙亥遗址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为距今6745±85年，当时的社会形态大致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阶段。
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考古学分期中将使用磨制石器、出现陶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因最早（1932年）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尔后在甘、青、宁等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其文化性质与马家窑所出相同者，都叫做马家窑文化。因为马家窑文化源自中原仰韶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且当时甘、青、宁同属甘肃省，过去曾有人称为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地理分布比较广泛，东起甘肃泾、渭上游，西至黄河上游共和、同德县境内，北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清水河流域，南抵四川岷江流域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附近。在青海境内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的民和、乐都、平安、湟中、西宁、湟源、大通等地和黄河河曲地区的循化、化隆、尖扎、贵德、贵南、同德、共和、同仁一带。其分布比较集中的有民和、乐都，其次是贵德、贵南和同德。截至1990年调查登记的有917处。已发掘的主要遗址和墓地有：民和县的阳洼坡、核桃庄、阳山、马厂塬，乐都区的脑庄、柳湾，大通县的上孙家寨，贵南县的尕马台，循化县的苏乎撒，互助县的总寨，西宁市的牛家寨，同德县的宗日等。据碳-14测定，马家窑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800年—4000年。依地域的差异和时间早晚的不同，又分为4个类型，即石岭下类型（1947年首次发现于甘肃武山县石岭下村而得名）、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1924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半山村而得名）、马厂类型（1924年首次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这四个类型是相互联系、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 马家窑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普遍出现了彩陶。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彩陶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马家窑文化，其彩陶数量冠诸远古文化之首。这种彩陶既是先民的实用生活器具，又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工艺美术品，它在我国伟大的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73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清理马家窑文化墓葬M384时，出土了一件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这件彩陶盆为泥质红陶，器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内壁以剪影式平涂手法绘有三组五人手拉手的舞蹈图案，体现了青海东部地区原始农业民族用载歌载舞的巫术活动，来祈求“丰产丰育”的生动场景。1995年同德县宗日遗址再次出土了舞蹈纹彩陶盆，绘的是24人分两组集体舞蹈的画面。这两件稀世珍宝均为马家窑类型时代的产物，即出自距今5000年前的先民之手。据考证，这两幅舞蹈纹图是我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案，它们在我国美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彩陶的主要纹饰有三角纹、草叶纹、花瓣纹、平行条纹、漩涡纹、水波纹、锯齿纹、葫芦形纹、圆圈纹、菱形纹、网格纹、棋盘纹、变形蛙纹和波析纹等。一般来说，石岭下类型的彩陶图案多见平行条纹、圆点纹、弧边三角形、波浪纹等，含有较浓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1956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而得名）的因素。马家窑类型彩陶的主题纹饰是水波纹、圆点纹和用连续S形构成的漩涡状带纹等，线条粗细均匀，奔放流畅，有强烈的动感。半山类型的彩陶纹饰习见网纹、波折纹、方格纹、葫芦形纹，大多数纹饰的边沿叶锯齿状，整个图案显得繁缛细腻、富丽堂皇。马厂类型彩陶最流行的纹饰为四大圆圈纹、蛙纹、菱形纹和回纹等，大处简练粗犷、小处细致人微，观之回味无穷。总之，马家窑文化各个类型的彩陶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形成既有相对统一的主题风格，又有层出不穷的变化形式的彩陶艺术，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粟和黍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在柳湾马厂类型墓葬的夹砂红陶瓮内，普遍发现有粟的颗粒和皮壳。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锄、铲等逐耕工具和石刀、镰等收割工具。狩猎业和饲养业占有一定的比例。墓葬中发现了不少石球、骨镞等与狩猎有关的工具和猪、狗、羊、牛等家畜骨骼。民和马厂塬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塑有动物（狗）的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中交换生产品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墓地中常有出于不同产地的陶器同时出现。民和阳山部分陶片经中子活化分析，微量元素成分含量与其他陶片有明显差异，表明原料产地不同，其花纹与外观形态更接近于洮河流域巴坪墓地的遗物。另外，不产于青海的海贝、蚌壳、绿松石等在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出现，且越到晚期数量越多，考古学界视这些现象为交换存在的证据。
马家窑文化的房屋一般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墓葬有竖穴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洞室墓出现于马厂类型时期，常带有梯形或长方形墓道，并用一排或数排木棍封门，葬具有木垫板，用木板榫卯结成的木棺和独木棺等。半山类型墓葬中有二人或多人合葬现象，最多的达六人。合葬情况比较复杂，有两个成年同性合葬，有成年与儿童合葬，也有两个成年异性合葬，还有多个成年同性合葬或多个成年异性合葬，其中男女合葬墓被学术界认为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确立的标志。
随葬品中，男性多随葬石制的斧、锛、凿等生产工具，女性多以纺轮为主，反映出两性间社会分工的差异。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种类，各墓间差别较大。如民和阳山墓地中，一般墓有5件—10件随葬品，M23有随葬品38件，其中陶容器34件，另有陶鼓、大型石斧、石球、纺轮各1件。又如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少的只随葬一两件器物，如M8只1件陶盆，M38仅1件石锛。而最多的达90多件，如M564共随葬器物95件，其中91件是陶器，还有石斧、石刀、石凿、绿松石等，陶器中有80件是精美的彩陶，1件大陶瓮中还装满了粟。同期同墓地出现这种随葬品多寡悬殊的现象，表明这些墓主人生前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过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贫富分化已比较明显。
马家窑文化中大量随葬品的存在，反映出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留恋。民和阳山墓地中祭祀遗迹的出现，说明祖先崇拜意识已经存在。大通后子河河东村墓地出土的女性泥塑像陶瓮、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裸体人像陶壶、民和巴州发现的有女阴的泥塑蛙纹壶和大量的蛙纹彩绘是当时人们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形态，一般认为在其早期的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仍处在母系氏族晚期阶段，中期的半山类型时期，开始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到了晚期的马厂类型时期，已处于母系氏族制日趋崩溃、父系氏族制基本确立的時代。
第二节 发达的青铜文明
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青海及其河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青铜文化。
一、齐家文化
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1924年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与马厂类型文化关系密切，反映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文化形态。柳湾墓地的考古发现说明，从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随葬品的组合以及陶器器形和纹饰的演变等方面都反映出齐家文化与马厂类型在文化面貌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齐家文化的地理分布比较广泛，东起泾水、渭水流域，西至青海湖畔，南抵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鹿团山附近。青海境内经调查登记的齐家文化遗存约430处，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墓地主要有贵南县尕马台、大通县上孙家寨、乐都区柳湾、民和县清水泉、西宁市沈那等。齐家文化的陶器以质地细腻、部分器物表面打磨十分光滑而著称。双大耳罐和折肩篮纹壶是最典型的器物。制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开始采用慢轮修整法。贵南县尕马台25号墓出土了一件铜镜，该镜直径9厘米、厚0.4厘米，器形规整，背部有钮，饰有七角形几何纹图案，边缘穿有两个小孔，制造工艺精美，已采用合范铸造手段。经快中子放射分析，铜锡之比为1：0.096，属青铜器。它的发现在我国古代冶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结合甘肃齐家文化遗存中出土有青铜器的情况看，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 齐家文化房屋四壁均抹白灰，为四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地面铺有0.5厘米厚的白灰，不仅美观，还有防潮的作用。房屋面积一般十几平方米，适合人口较少的个体家庭居住。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合葬墓中以男女合葬较为普遍，表明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的婚姻形式。柳湾314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个成年男性，仰身直肢葬于木棺内，另有一青年女性，却在棺外侧身屈肢葬，并有一条腿压在棺下。女性极有可能是为墓主人殉葬的奴隶。
齐家文化仍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成分，遗址中除发现石镰、石刀、石铲等生产工具外，还常可以见到石磨盘、石磨棒等加工粮食的用具。在青海湖滨的沙柳河遗址中，有大量的鱼骨和鹿、大角羊的骨骼，以及盘状器、网状、骨镞等捕鱼和狩猎的工具，表明这时环湖一带渔猎仍是重要的辅助经济。
1981年发现的喇家遗址位于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这是齐家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经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前。在2002年6月中国考古学会杭州会议上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100处重点遗址保护项目。喇家遗址发现的史前灾难性遗址，在全国罕见，被喻为“东方的庞贝古城”。喇家遗址保留下来的齐家文化时期的地震和黄河泛滥及山洪袭击等多种灾难遗迹，反映了距今4000年左右因地震和洪水造成聚落毁灭的灾变过程，为多学科交叉研究黄河上游地区环境考古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清理的多处房址中，充满黄土和颗粒不均的沙砾、红胶泥土等，并发现死亡的人骨遗骸。各房址中发现的人骨数量不同，他们的年龄性别也不同，以4号房址为例，共发现14具骨骼，以少年儿童为主，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其中年龄最小的仅2岁左右，28岁—45岁的4具。由于死亡时突遇无法抗拒的灾难，这些遗骸表现一刹那的惊异姿态，有的屈肢侧卧，有的匍匐在地，有的上肢牵连，有的跪踞在地，其中女性怀抱幼儿，跪在地面，相互依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表现出无助和乞求上苍的神态令人动容。喇家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这次灾难地震在先洪水在后，从而导致了遗址的毁灭。喇家遗址内还发现了深6米—8米、宽10多米的环壕，供人们集中活动的小型广场，结构独特的窑洞式建筑，土台以及祭祀性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石、玉、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磬王”、玉璧、玉环、玉刀、玉斧、玉锛等玉器。特别是喇家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面条状食物，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饮食状况，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二、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是于1923年在青海省湟中县云固川卡约村首次发现而得名。“卡约”为藏语地名，意即山口前的平地。卡约文化是青铜时代青海境内的土著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应是齐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古文化中分布面积最广、持续时间最长、遗址数量最多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东至甘青交界地带，西达柴达木盆地东缘，北到祁连山南麓，南至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黄河沿岸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通天河地区。已调查登记的文化遗存1766处，据已有的碳-14测定数据，卡约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500年—2690年。但在不同地区，卡约文化延续时间长短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延续到汉代末年。
卡约文化的经济形式因地而异，河湟谷地农业较为发达，高寒地区、草原地带则牧业所占比重较大，青海湖沿岸又以渔猎业为主。卡约文化的陶器多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多夹杂有红胶泥。器形有双耳罐、四耳罐、杯、瓮、鬲、盆、碗等，彩陶不多，花纹有三角纹、网格纹以及羊、鹿、狗等动物纹样。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相比，卡约文化的陶器制造业趋于衰微，不仅数量少，制作也日趋草率，而装饰品制造业则空前发达。随葬品中陶器数量不足10%，装饰品数量可达90%以上，有铜质、石质、骨质、金质装饰品以及牙饰、海贝、绿松石、玛瑙、琥珀等，种类繁多，反映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大大提高。其中又以铜质装饰品最引人注目，成为人们炫耀财富的象征。潘家梁47号墓中有随葬品229件，其中铜质装饰品竟多达140件。铜器制造业代表着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湟源大华乡中庄墓地出土的犬戏牛鸠杖首、四面铜人、鸟形铜铃等造型逼真、工艺复杂。犬戏牛鸠杖首是在鸠头状杖銎之上，一端塑铸一条昂首张口翘尾的猛犬，另一端塑铸有一头耸肩奋力的母牛，牛犬相向而立，作欲斗状。母牛腹下又有正在吮乳的牛犊却神态安然。此件构思巧妙、造型生动，可能系用多范合铸而成。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造型艺术看，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出卡约文化时期人们的青铜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卡约文化时期人们居住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也有地面式房屋遗址。房内地面上常铺有一层红胶泥面。居住地一般选择在河岸台地上，也有些构建在高山和形势险要的地方。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和偏洞墓两种，大多数竖穴坑墓有二层台，有木棺，葬式以二次扰乱葬为主。二次扰乱葬即在尸体埋入地下一段时间后，重新挖开墓，并将尸骨搅乱的一种葬俗，这种葬俗与当时人们的某种宗教信仰有关。幼婴、小孩则采用母子合葬或瓮棺葬。
在卡约文化墓地中，人殉、人祭、牲殉、牲祭現象大量出现。湟中县潘家梁墓地中，人殉的墓葬占发掘墓葬总数的10%之多，一墓中人殉一般一至三人。用来祭祀的人常被捆绑成跪伏状，埋人挖好的坑内，其上部放置一件四耳大罐。有的殉人骨骼的肢骨和脊椎骨上往往留有绳子绑缚过的痕迹。殉人的旁边常放有一段家畜骨骼和一个花边口的小罐。殉人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存在家内奴隶。循化阿哈特拉墓地殉人墓葬多为男性，都有大量随葬品附葬，并在墓主棺板上和二层台上放置大量羊角，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用牛、羊殉葬和祭祀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1959年柴达木诺木洪等地发现后命名的诺木洪文化，目前仅发掘塔里他里哈一处遗址。发掘的房屋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用土坯砌成，抹以草拌泥。附近有饲养牲畜的圈栏，出土有大量马、牛、羊、骆驼骨骼，还出土了大量毛布、毛条、毛带以及皮靴、骨笛、骨哨等。考古资料显示，诺木洪文化的居民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其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而较多的骨耜和石刀的出土以及麦类作物痕迹的发现，又证明农业也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诺木洪文化的陶器，无论陶质、陶色和形体均与卡约文化关系密切。因此可以认为诺木洪文化与卡约文化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诺木洪文化是卡约文化的分支。经碳-14测定，诺木洪文化其年代为距今2905±140年，属西周时期，下限可能延至汉代以后。诺木洪文化的冶铜业也较进步，出土的青铜器有斧、刀、镞、钺等，制作也较精致。还发现炼铜用具和铜渣等，表明铜器是本地制造的。在遗址圈栏入口处还发现残木车毂两件，表明当时已在使用木车，它可能是畜力挽拉的木车。木车的出现，标志着青海的古代交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1924年在甘肃省临洮县辛店村首次发现而得名）是分布在甘青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在青海局限于西宁、同仁、循化以东，主要集中在湟水中下游的乐都、民和一带。已调查登记的遗存97处，已发掘的地点有大通县上孙家寨、乐都区柳湾、民和县核桃庄等，以核桃庄的发掘资料最为丰富。据碳-14测定，辛店文化的年代为距今3235年—2690年。辛店文化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除石制的斧、铲、刀、锛、杵、磨谷器等外，多见用动物肩胛骨或下颏骨制作的骨铲。手工业有制陶、纺织、冶铜业等。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划纹等，彩陶纹饰多为双勾纹、宽带纹、回纹、太阳形纹、S形纹等。铜器有小型工具、铜容器及各种装饰品等，冶铜业比齐家文化时有一步的发展。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大体同时代并存，二者关系比较密切，社会发展阶段也大体相同。
第三节 舜“迁三苗于三危”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载，尧在位时，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亦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这说明，在我国的传说时代，曾有舜“迁三苗于三危”之事。
“三苗”是我国古老民族，又称“苗民”“有苗”，主要分布于今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即长江中游以南一带。传说，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打败“三苗”，其首领驩兜臣服于尧，整个部族成为尧为首领的部族联盟国家的南方族众，然而，“三苗”仍叛服无常，尧将驩兜放逐于崇山，把“三苗”部分族众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
舜“迁三苗于三危”的时期，恰好处于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所谓传说时代，指的是既无直接的文献材料又无确切的考古资料为佐证，仅以神话传说中附带的史实来加以了解的一个特殊时代，尧、舜的时代就是典型的传说时代，当时，以华夏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部族联盟控制着中原地区，生活在华夏族势力范围周边的少数民族，或臣服于华夏，或长期与华夏作战，彼此间的竞争与交融成为后来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据传说，舜为有虞氏之首领，国号为“有虞”，为帝颛顼的六世孙。尧将天下禅让给舜后，为平定周边部族，舜可能与一些部族发生过战争，并以流放族众的方式对其进行惩戒。
从《史记·五帝本纪》的相关记载看，当时已有“北狄”“南蛮”“西戎”“东夷”诸种称呼，即已经有了明确的族与族和界限，这显然是后世的假托，未必吻合传说时代的具体情形。然而，上述记载并非没有任何根据，特别是舜“迁三苗于三危”的记载，与考古学材料的确有印证关系。
研究表明，青藏地区是人类最后占领的陆地，而非最早的人类发源地。晚更新以来，史前人类有3次向青藏高原东北部迁移、扩张的历程，其中，全新世大暖期时期，马家窑文化人群自东向西经河湟谷地进入青藏腹地的过程，即是东部人群西向发展的一个典型，而末次冰消期进入青藏腹地的人群则在马家窑文化人群到来之时已成为当地土著。从考古学材料看，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深受仰韶文化影响，可称为仰韶文化的西北类型，马家窑文化人群自东向西迁徙的过程恰恰与马家窑文化类型中出现越晚的类型分布越靠西的考古证据不谋而合，这说明距今五千多年前，从关中平原西部，即泾、渭水上游地区向西迁入西汉水，以至洮河、湟水及河曲之地的人类迁徙路线一直是存在着的，这条迁徙路线可能也是人类占领青藏高原的必经之地。
如前所述，尧、舜的时代是我国传说时代，大约距今4500年，恰好处于马家窑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半山、马厂类型的西向发展及其与之后的齐家、卡约文化的内在传承关系，都印证出人类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即河湟地区迁徙、适应、生存、发展的历史画面。《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舜所放逐“四凶”，将其“徙之三危”，并称“三危”即“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说明当时舜放逐“三苗”族众的具体地点即是“河关之西”，为“南羌”之地。
汉代人所谓“南羌”，并非指南方羌人，因两汉时与中原民族形成竞争关系的主要民族——匈奴，处于北方，受其胁迫羌人往往从河西、河湟一带自西向东侵扰中原，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恰好在匈奴以南，故称之为“南羌”。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所在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说明羌人的地望即为“赐支”河，而“三苗”流放之地为“河關之西”，指的是今甘肃临洮以西的黄河河谷，而湟水又是这一带黄河的最大支流。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位于“河关之西”的“三危”，就处于今天的河湟地区。
总之，舜“迁三苗于三危”的传说表明自古以来河湟地区与中原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与中原的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过程中，河湟地区逐步走向文明时代。（未完待续）
河湟地区本为羌戎故地，西汉中期以来，随着中央王朝势力的进入，此地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两汉以来，中央王朝在河湟的行政建置、移民屯植等活动，使这一地区迈向内地化的历史进程。魏晋时期，五凉政权先后统治河湟，使当地成为民族文化融汇之所。隋及唐前中期，中央王朝对河湟实施有效统治。安史之乱后，河湟为吐蕃吞没。两宋时期，青唐政权控制河湟。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复又控制河湟。清朝雍正年间，政府通过行政改革，使河湟纳入府县（廳）体制，从而加速了河湟内地化的步伐。
从赵充国屯田始，诸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深刻地影响着河湟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羌、鲜卑、吐蕃、回纥等民族，在这片热土上书写下民族文化辉煌灿烂的篇章；近代以来，河湟儿女与全国人民一道保家卫国，使河湟也融入了现代化的历史潮流之中。一部河湟春秋，就是一部河湟开发史，是一部民族文化交融史，也是一部民族边疆与中原内地一体化的历史篇章。
第一章 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
第一节 早期人类活动遗迹
青海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如同青海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黄河的发源地一样，也是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据考古发现，青海地区有从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有铜石并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文化，文化序列如此完整和齐全，除中原关中地区外，在全国其他地区实属少见。
一、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56年七八月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赵宗溥先生等在青藏高原进行地质普查时，在柴达木盆地南缘格尔木河上游三叉口、霍霍西里等地采集到十几件打制石器，有石核、石片和砾石等工具。根据石器的种类、打制方法和石锈，可推断它们应是旧石器时代的遗物。1980年夏，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在共和县曲沟地区的托勒台又采集到一大批打制石器，研究者认定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遗物。1982年7月，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地球化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生物地理地貌系组成的盐湖和风成沉积考察队在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东南岸的湖滨阶地上采集到一批旧石器。1984年6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至同一地点，在高出小柴旦湖湖面8米一13米的古湖滨沙砾层中找到了与石器共存的原生层位。在这里先后采集到的石器有112件，其中包括雕刻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砍砸器等41件。据碳14测定和地层对比，这批石器的年代距今大约3万年。从石器以刮削器为主的组合和制作技术上看，具有旧石器晚期华北两大系统中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的特色，说明西北与华北古人类在文化技术上着密切的联系。
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腹地多处多次发现打制石器，说明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这里并不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而是古代人类劳动、生息、繁衍的地方。以上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虽在青藏高原腹地，但与东部河湟地区的古代文明有着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二、中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1980年7月，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组在海南藏族自治州进行考古调查时，在贵南县拉乙亥公社附近的黄河沿岸阶地上，发现一处中石器时代遗址，包括六个地点（编号为8021、8022、8023、8024、8025、8026）。拉乙亥遗址位于共和盆地中部，西南距西宁市约200公里。遗址所在地海拔为2580米，埋藏在茫拉河与沙沟河之间的黄河河谷阶地中，即在黄土状砂质土层内。发现有灶坑、红烧土等遗迹与石器、骨器等遗物。出土文化遗存共1489件，其中石器1480件，骨器7件，装饰品2件。石器以打制为主，种类有砍砸器、刮削器、雕刻器、研磨器、琢背石刀和调色板等。其加工技术达到一定的水平，除直接打击法和间接打击法外，还出现琢修技术，而琢修技术是中石器时代制作技术的最大特色，这表明拉乙亥遗址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文化遗存。研磨器是用于加工谷物的古制工具，它的出土表明至少采集农业已经出现。骨器的加工制作亦达到相当水平，发现的骨锥和骨针等，原材料经过仔细选择，磨制精细。特别是骨针，器身细长，尖端锐利，有针眼，其技术已经相当成熟。证明当时的人们已用兽皮之类缝制衣服。拉乙亥遗址发现三十多座灶坑遗存，与灶坑伴出的还有一些动物骨骼，能鉴定出种属的有羊、狐、环领雉、沙鼠、鼠兔、喜马拉雅旱獭等，还有一些宽大的肋骨，可能属于马或牛。有些骨骼尚保留有砸击或火烧的痕迹。同时，还发现一枚智人的上乳犬齿，属于尚未成年个体的牙齿，年龄在10岁至13岁，牙齿磨损严重，可推测当时食物是比较粗糙的。
拉乙亥遗址出土的木炭经碳-14测定为距今6745±85年，当时的社会形态大致处在母系氏族社会中期阶段。
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考古学分期中将使用磨制石器、出现陶器的时代称为新石器时代。青海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马家窑文化。马家窑文化因最早（1932年）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而得名。尔后在甘、青、宁等地区发现的文化遗存，其文化性质与马家窑所出相同者，都叫做马家窑文化。因为马家窑文化源自中原仰韶文化（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县仰韶村而得名），且当时甘、青、宁同属甘肃省，过去曾有人称为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的地理分布比较广泛，东起甘肃泾、渭上游，西至黄河上游共和、同德县境内，北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清水河流域，南抵四川岷江流域阿坝藏族自治州汶川县附近。在青海境内主要分布在湟水流域的民和、乐都、平安、湟中、西宁、湟源、大通等地和黄河河曲地区的循化、化隆、尖扎、贵德、贵南、同德、共和、同仁一带。其分布比较集中的有民和、乐都，其次是贵德、贵南和同德。截至1990年调查登记的有917处。已发掘的主要遗址和墓地有：民和县的阳洼坡、核桃庄、阳山、马厂塬，乐都区的脑庄、柳湾，大通县的上孙家寨，贵南县的尕马台，循化县的苏乎撒，互助县的总寨，西宁市的牛家寨，同德县的宗日等。据碳-14测定，马家窑文化的年代为距今5800年—4000年。依地域的差异和时间早晚的不同，又分为4个类型，即石岭下类型（1947年首次发现于甘肃武山县石岭下村而得名）、马家窑类型、半山类型（1924年首次发现于甘肃广河县半山村而得名）、马厂类型（1924年首次发现于青海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这四个类型是相互联系、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 马家窑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普遍出现了彩陶。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制作彩陶的国家之一。尤其是马家窑文化，其彩陶数量冠诸远古文化之首。这种彩陶既是先民的实用生活器具，又是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工艺美术品，它在我国伟大的艺术宝库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73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在大通县上孙家寨清理马家窑文化墓葬M384时，出土了一件内壁绘有舞蹈图案的彩陶盆。这件彩陶盆为泥质红陶，器高14厘米，口径29厘米，最大腹径28厘米，底径10厘米，内壁以剪影式平涂手法绘有三组五人手拉手的舞蹈图案，体现了青海东部地区原始农业民族用载歌载舞的巫术活动，来祈求“丰产丰育”的生动场景。1995年同德县宗日遗址再次出土了舞蹈纹彩陶盆，绘的是24人分两组集体舞蹈的画面。这两件稀世珍宝均为马家窑类型时代的产物，即出自距今5000年前的先民之手。据考证，这两幅舞蹈纹图是我国最早的成型舞蹈图案，它们在我国美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彩陶的主要纹饰有三角纹、草叶纹、花瓣纹、平行条纹、漩涡纹、水波纹、锯齿纹、葫芦形纹、圆圈纹、菱形纹、网格纹、棋盘纹、变形蛙纹和波析纹等。一般来说，石岭下类型的彩陶图案多见平行条纹、圆点纹、弧边三角形、波浪纹等，含有较浓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1956年在河南陕县庙底沟发现而得名）的因素。马家窑类型彩陶的主题纹饰是水波纹、圆点纹和用连续S形构成的漩涡状带纹等，线条粗细均匀，奔放流畅，有强烈的动感。半山类型的彩陶纹饰习见网纹、波折纹、方格纹、葫芦形纹，大多数纹饰的边沿叶锯齿状，整个图案显得繁缛细腻、富丽堂皇。马厂类型彩陶最流行的纹饰为四大圆圈纹、蛙纹、菱形纹和回纹等，大处简练粗犷、小处细致人微，观之回味无穷。总之，马家窑文化各个类型的彩陶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形成既有相对统一的主题风格，又有层出不穷的变化形式的彩陶艺术，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马家窑文化的居民以经营原始的旱地农业为主，粟和黍是当时人们的主要食物来源。在柳湾马厂类型墓葬的夹砂红陶瓮内，普遍发现有粟的颗粒和皮壳。农业生产工具有石锄、铲等逐耕工具和石刀、镰等收割工具。狩猎业和饲养业占有一定的比例。墓葬中发现了不少石球、骨镞等与狩猎有关的工具和猪、狗、羊、牛等家畜骨骼。民和马厂塬遗址中还出土了一件塑有动物（狗）的彩陶壶。
马家窑文化中交换生产品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墓地中常有出于不同产地的陶器同时出现。民和阳山部分陶片经中子活化分析，微量元素成分含量与其他陶片有明显差异，表明原料产地不同，其花纹与外观形态更接近于洮河流域巴坪墓地的遗物。另外，不产于青海的海贝、蚌壳、绿松石等在马家窑文化墓葬中出现，且越到晚期数量越多，考古学界视这些现象为交换存在的证据。
马家窑文化的房屋一般为半地穴式，平面形状有圆形和方形两种。墓葬有竖穴坑墓和竖穴墓道洞室墓两种，洞室墓出现于马厂类型时期，常带有梯形或长方形墓道，并用一排或数排木棍封门，葬具有木垫板，用木板榫卯结成的木棺和独木棺等。半山类型墓葬中有二人或多人合葬现象，最多的达六人。合葬情况比较复杂，有两个成年同性合葬，有成年与儿童合葬，也有两个成年异性合葬，还有多个成年同性合葬或多个成年异性合葬，其中男女合葬墓被学术界认为是一夫一妻制家庭形态确立的标志。
随葬品中，男性多随葬石制的斧、锛、凿等生产工具，女性多以纺轮为主，反映出两性间社会分工的差异。随葬品的数量、质量、种类，各墓间差别较大。如民和阳山墓地中，一般墓有5件—10件随葬品，M23有随葬品38件，其中陶容器34件，另有陶鼓、大型石斧、石球、纺轮各1件。又如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少的只随葬一两件器物，如M8只1件陶盆，M38仅1件石锛。而最多的达90多件，如M564共随葬器物95件，其中91件是陶器，还有石斧、石刀、石凿、绿松石等，陶器中有80件是精美的彩陶，1件大陶瓮中还装满了粟。同期同墓地出现这种随葬品多寡悬殊的现象，表明这些墓主人生前处于不同的经济地位，过着完全不同的经济生活，贫富分化已比较明显。
马家窑文化中大量随葬品的存在，反映出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留恋。民和阳山墓地中祭祀遗迹的出现，说明祖先崇拜意识已经存在。大通后子河河东村墓地出土的女性泥塑像陶瓮、乐都柳湾墓地出土的裸体人像陶壶、民和巴州发现的有女阴的泥塑蛙纹壶和大量的蛙纹彩绘是当时人们生殖崇拜的一种表现。
关于马家窑文化的社会形态，一般认为在其早期的石岭下类型和马家窑类型时期，仍处在母系氏族晚期阶段，中期的半山类型时期，开始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到了晚期的马厂类型时期，已处于母系氏族制日趋崩溃、父系氏族制基本确立的時代。
第二节 发达的青铜文明
继马家窑文化之后，青海及其河湟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齐家文化、卡约文化、辛店文化等青铜文化。
一、齐家文化
河湟地区的齐家文化（1924年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首先发现而得名）与马厂类型文化关系密切，反映了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文化形态。柳湾墓地的考古发现说明，从墓葬形制、葬具、葬式、随葬品的组合以及陶器器形和纹饰的演变等方面都反映出齐家文化与马厂类型在文化面貌上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齐家文化的地理分布比较广泛，东起泾水、渭水流域，西至青海湖畔，南抵白龙江流域，北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鹿团山附近。青海境内经调查登记的齐家文化遗存约430处，经过考古发掘的遗址和墓地主要有贵南县尕马台、大通县上孙家寨、乐都区柳湾、民和县清水泉、西宁市沈那等。齐家文化的陶器以质地细腻、部分器物表面打磨十分光滑而著称。双大耳罐和折肩篮纹壶是最典型的器物。制陶工艺有了新的突破，开始采用慢轮修整法。贵南县尕马台25号墓出土了一件铜镜，该镜直径9厘米、厚0.4厘米，器形规整，背部有钮，饰有七角形几何纹图案，边缘穿有两个小孔，制造工艺精美，已采用合范铸造手段。经快中子放射分析，铜锡之比为1：0.096，属青铜器。它的发现在我国古代冶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结合甘肃齐家文化遗存中出土有青铜器的情况看，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 齐家文化房屋四壁均抹白灰，为四方形半地穴式房屋，地面铺有0.5厘米厚的白灰，不仅美观，还有防潮的作用。房屋面积一般十几平方米，适合人口较少的个体家庭居住。墓葬以竖穴土坑为主，合葬墓中以男女合葬较为普遍，表明一夫一妻制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的婚姻形式。柳湾314号墓的墓主人是一个成年男性，仰身直肢葬于木棺内，另有一青年女性，却在棺外侧身屈肢葬，并有一条腿压在棺下。女性极有可能是为墓主人殉葬的奴隶。
齐家文化仍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成分，遗址中除发现石镰、石刀、石铲等生产工具外，还常可以见到石磨盘、石磨棒等加工粮食的用具。在青海湖滨的沙柳河遗址中，有大量的鱼骨和鹿、大角羊的骨骼，以及盘状器、网状、骨镞等捕鱼和狩猎的工具，表明这时环湖一带渔猎仍是重要的辅助经济。
1981年发现的喇家遗址位于民和县官亭镇喇家村，这是齐家文化的一处中心聚落，经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000年前。在2002年6月中国考古学会杭州会议上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2005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全国100处重点遗址保护项目。喇家遗址发现的史前灾难性遗址，在全国罕见，被喻为“东方的庞贝古城”。喇家遗址保留下来的齐家文化时期的地震和黄河泛滥及山洪袭击等多种灾难遗迹，反映了距今4000年左右因地震和洪水造成聚落毁灭的灾变过程，为多学科交叉研究黄河上游地区环境考古提出了新的课题。目前清理的多处房址中，充满黄土和颗粒不均的沙砾、红胶泥土等，并发现死亡的人骨遗骸。各房址中发现的人骨数量不同，他们的年龄性别也不同，以4号房址为例，共发现14具骨骼，以少年儿童为主，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10具，其中年龄最小的仅2岁左右，28岁—45岁的4具。由于死亡时突遇无法抗拒的灾难，这些遗骸表现一刹那的惊异姿态，有的屈肢侧卧，有的匍匐在地，有的上肢牵连，有的跪踞在地，其中女性怀抱幼儿，跪在地面，相互依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面前表现出无助和乞求上苍的神态令人动容。喇家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这次灾难地震在先洪水在后，从而导致了遗址的毁灭。喇家遗址内还发现了深6米—8米、宽10多米的环壕，供人们集中活动的小型广场，结构独特的窑洞式建筑，土台以及祭祀性墓葬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陶、石、玉、骨器等珍贵文物，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反映社会等级和礼仪制度的“黄河磬王”、玉璧、玉环、玉刀、玉斧、玉锛等玉器。特别是喇家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的面条状食物，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水平和人们的饮食状况，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兴趣。
二、卡约文化
卡约文化是于1923年在青海省湟中县云固川卡约村首次发现而得名。“卡约”为藏语地名，意即山口前的平地。卡约文化是青铜时代青海境内的土著文化遗存，与齐家文化关系密切，应是齐家文化的延续和发展。卡约文化是青海地区古文化中分布面积最广、持续时间最长、遗址数量最多的一种青铜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东至甘青交界地带，西达柴达木盆地东缘，北到祁连山南麓，南至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黄河沿岸和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通天河地区。已调查登记的文化遗存1766处，据已有的碳-14测定数据，卡约文化的绝对年代为距今3500年—2690年。但在不同地区，卡约文化延续时间长短是不平衡的，有的地方延续到汉代末年。
卡约文化的经济形式因地而异，河湟谷地农业较为发达，高寒地区、草原地带则牧业所占比重较大，青海湖沿岸又以渔猎业为主。卡约文化的陶器多为手制，以夹砂陶为主，多夹杂有红胶泥。器形有双耳罐、四耳罐、杯、瓮、鬲、盆、碗等，彩陶不多，花纹有三角纹、网格纹以及羊、鹿、狗等动物纹样。同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相比，卡约文化的陶器制造业趋于衰微，不仅数量少，制作也日趋草率，而装饰品制造业则空前发达。随葬品中陶器数量不足10%，装饰品数量可达90%以上，有铜质、石质、骨质、金质装饰品以及牙饰、海贝、绿松石、玛瑙、琥珀等，种类繁多，反映当时人们的审美意识大大提高。其中又以铜质装饰品最引人注目，成为人们炫耀财富的象征。潘家梁47号墓中有随葬品229件，其中铜质装饰品竟多达140件。铜器制造业代表着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成就。湟源大华乡中庄墓地出土的犬戏牛鸠杖首、四面铜人、鸟形铜铃等造型逼真、工艺复杂。犬戏牛鸠杖首是在鸠头状杖銎之上，一端塑铸一条昂首张口翘尾的猛犬，另一端塑铸有一头耸肩奋力的母牛，牛犬相向而立，作欲斗状。母牛腹下又有正在吮乳的牛犊却神态安然。此件构思巧妙、造型生动，可能系用多范合铸而成。无论从制作工艺还是从造型艺术看，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反映出卡约文化时期人们的青铜铸造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卡约文化时期人们居住的房屋以半地穴式为主，也有地面式房屋遗址。房内地面上常铺有一层红胶泥面。居住地一般选择在河岸台地上，也有些构建在高山和形势险要的地方。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和偏洞墓两种，大多数竖穴坑墓有二层台，有木棺，葬式以二次扰乱葬为主。二次扰乱葬即在尸体埋入地下一段时间后，重新挖开墓，并将尸骨搅乱的一种葬俗，这种葬俗与当时人们的某种宗教信仰有关。幼婴、小孩则采用母子合葬或瓮棺葬。
在卡约文化墓地中，人殉、人祭、牲殉、牲祭現象大量出现。湟中县潘家梁墓地中，人殉的墓葬占发掘墓葬总数的10%之多，一墓中人殉一般一至三人。用来祭祀的人常被捆绑成跪伏状，埋人挖好的坑内，其上部放置一件四耳大罐。有的殉人骨骼的肢骨和脊椎骨上往往留有绳子绑缚过的痕迹。殉人的旁边常放有一段家畜骨骼和一个花边口的小罐。殉人的出现说明当时已经存在家内奴隶。循化阿哈特拉墓地殉人墓葬多为男性，都有大量随葬品附葬，并在墓主棺板上和二层台上放置大量羊角，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用牛、羊殉葬和祭祀的现象也比较普遍。
1959年柴达木诺木洪等地发现后命名的诺木洪文化，目前仅发掘塔里他里哈一处遗址。发掘的房屋有圆形和方形两种，用土坯砌成，抹以草拌泥。附近有饲养牲畜的圈栏，出土有大量马、牛、羊、骆驼骨骼，还出土了大量毛布、毛条、毛带以及皮靴、骨笛、骨哨等。考古资料显示，诺木洪文化的居民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其经济生活以畜牧业为主，而较多的骨耜和石刀的出土以及麦类作物痕迹的发现，又证明农业也在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诺木洪文化的陶器，无论陶质、陶色和形体均与卡约文化关系密切。因此可以认为诺木洪文化与卡约文化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诺木洪文化是卡约文化的分支。经碳-14测定，诺木洪文化其年代为距今2905±140年，属西周时期，下限可能延至汉代以后。诺木洪文化的冶铜业也较进步，出土的青铜器有斧、刀、镞、钺等，制作也较精致。还发现炼铜用具和铜渣等，表明铜器是本地制造的。在遗址圈栏入口处还发现残木车毂两件，表明当时已在使用木车，它可能是畜力挽拉的木车。木车的出现，标志着青海的古代交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三、辛店文化
辛店文化（1924年在甘肃省临洮县辛店村首次发现而得名）是分布在甘青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在青海局限于西宁、同仁、循化以东，主要集中在湟水中下游的乐都、民和一带。已调查登记的遗存97处，已发掘的地点有大通县上孙家寨、乐都区柳湾、民和县核桃庄等，以核桃庄的发掘资料最为丰富。据碳-14测定，辛店文化的年代为距今3235年—2690年。辛店文化时期人们的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生产工具除石制的斧、铲、刀、锛、杵、磨谷器等外，多见用动物肩胛骨或下颏骨制作的骨铲。手工业有制陶、纺织、冶铜业等。陶器以夹砂粗陶为主，纹饰有绳纹、划纹等，彩陶纹饰多为双勾纹、宽带纹、回纹、太阳形纹、S形纹等。铜器有小型工具、铜容器及各种装饰品等，冶铜业比齐家文化时有一步的发展。辛店文化与卡约文化大体同时代并存，二者关系比较密切，社会发展阶段也大体相同。
第三节 舜“迁三苗于三危”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记载，尧在位时，舜“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亦云：“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这说明，在我国的传说时代，曾有舜“迁三苗于三危”之事。
“三苗”是我国古老民族，又称“苗民”“有苗”，主要分布于今洞庭湖和鄱阳湖之间，即长江中游以南一带。传说，尧时，“三苗”作乱，尧发兵征讨，作战于丹水，打败“三苗”，其首领驩兜臣服于尧，整个部族成为尧为首领的部族联盟国家的南方族众，然而，“三苗”仍叛服无常，尧将驩兜放逐于崇山，把“三苗”部分族众流放到西北的三危山。
舜“迁三苗于三危”的时期，恰好处于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所谓传说时代，指的是既无直接的文献材料又无确切的考古资料为佐证，仅以神话传说中附带的史实来加以了解的一个特殊时代，尧、舜的时代就是典型的传说时代，当时，以华夏族为核心建立起来的部族联盟控制着中原地区，生活在华夏族势力范围周边的少数民族，或臣服于华夏，或长期与华夏作战，彼此间的竞争与交融成为后来建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文化基础。据传说，舜为有虞氏之首领，国号为“有虞”，为帝颛顼的六世孙。尧将天下禅让给舜后，为平定周边部族，舜可能与一些部族发生过战争，并以流放族众的方式对其进行惩戒。
从《史记·五帝本纪》的相关记载看，当时已有“北狄”“南蛮”“西戎”“东夷”诸种称呼，即已经有了明确的族与族和界限，这显然是后世的假托，未必吻合传说时代的具体情形。然而，上述记载并非没有任何根据，特别是舜“迁三苗于三危”的记载，与考古学材料的确有印证关系。
研究表明，青藏地区是人类最后占领的陆地，而非最早的人类发源地。晚更新以来，史前人类有3次向青藏高原东北部迁移、扩张的历程，其中，全新世大暖期时期，马家窑文化人群自东向西经河湟谷地进入青藏腹地的过程，即是东部人群西向发展的一个典型，而末次冰消期进入青藏腹地的人群则在马家窑文化人群到来之时已成为当地土著。从考古学材料看，马家窑文化的早期类型深受仰韶文化影响，可称为仰韶文化的西北类型，马家窑文化人群自东向西迁徙的过程恰恰与马家窑文化类型中出现越晚的类型分布越靠西的考古证据不谋而合，这说明距今五千多年前，从关中平原西部，即泾、渭水上游地区向西迁入西汉水，以至洮河、湟水及河曲之地的人类迁徙路线一直是存在着的，这条迁徙路线可能也是人类占领青藏高原的必经之地。
如前所述，尧、舜的时代是我国传说时代，大约距今4500年，恰好处于马家窑文化蓬勃发展的时期，半山、马厂类型的西向发展及其与之后的齐家、卡约文化的内在传承关系，都印证出人类在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即河湟地区迁徙、适应、生存、发展的历史画面。《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舜所放逐“四凶”，将其“徙之三危”，并称“三危”即“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说明当时舜放逐“三苗”族众的具体地点即是“河关之西”，为“南羌”之地。
汉代人所谓“南羌”，并非指南方羌人，因两汉时与中原民族形成竞争关系的主要民族——匈奴，处于北方，受其胁迫羌人往往从河西、河湟一带自西向东侵扰中原，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恰好在匈奴以南，故称之为“南羌”。据《后汉书·西羌传》，羌人所在地“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说明羌人的地望即为“赐支”河，而“三苗”流放之地为“河關之西”，指的是今甘肃临洮以西的黄河河谷，而湟水又是这一带黄河的最大支流。综合上述分析可知，位于“河关之西”的“三危”，就处于今天的河湟地区。
总之，舜“迁三苗于三危”的传说表明自古以来河湟地区与中原之间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与中原的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过程中，河湟地区逐步走向文明时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