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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叙事学领域，女性主义叙事与女性主义电影叙事领域的对话仍少有研究，两种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在主体塑造的完成上亦有其独特之处，在奥兰多这一特殊形象的主体建构中，文学文本中运用叙事角度与叙事风格的切换与共鸣来建构主体；而电影中人物运用“凝视”这一动作达到观众对于人物自我的认同，从而诠释主体最后的完成。本文从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理论的角度反观女性主义叙事，审视女性主义这一思想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发展及衍变，探寻与其他理论话语融合的可能，走向不同领域里深入探索女性主体建构的表达策略。
关键词：《奥兰多》 叙事手法 女性主义电影 主体建构
《奥兰多》是女性主义文学先驱伍尔夫所创作的小说中幻想色彩最为绮丽的一篇，出版于1928年。这部作品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深受女王宠信的青年男子奥兰多，到20世纪变换性别成为成熟女性的奥兰多，并发表了从童年时期开始创作至今的作品《橡树》，在爱情、诗歌、政治、社交与性所构成的完整的生命里成长与体悟的奇幻经历。这部作品历来被认为阐述了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子》中提出的“雌雄同体”性别理论：“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两者共同和谐的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①而在1992年，著名女导演萨利·波特邀请蒂尔达·斯文顿主演《美丽佳人奥兰多》，并用电影的艺术语言再次出色地诠释了伍尔夫笔下的奥兰多，在电影文本的意义生产之中开启了新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空间。前者是作为20世纪初世纪女性主义文学领域的先驱，后者则是20世纪末女性主义电影领域的先锋，在同一个艺术人物形象上都倾注了自身大量的心血，也分别携带了自身女性主义意识的深刻印记。本文从奥兰多这一主体如何完成出发，阐释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与其自身运作法则之间的关系。由此寄望能展示出一条清晰的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理论与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之间的互为启发的脉络，拓宽女性主义这一思想在不同艺术领域的视野交互。
一、伍尔夫的奥兰多：争夺女性虚构的话语权威
在19世纪西方女性作家中，将女性主义这一写作立场公开持为己用者寥寥无几，但女性作家们主动寻求作者权威的方式却突显了身处主流的女性知识群体的前卫意识与优越感。“奥斯丁的作者权威用间接性话语和隐姓埋名的手法进行过演示，而艾略特则用男性笔名和西方‘男人’的文化话语为自己的作者权威做后台。伍尔夫则不然，她的作者型叙述者，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②因此奥兰多这一人物无论以何种性别存在于哪个世纪，他/她都对大自然有着无限的赞美与契合，他/她自始至终都渴求将完整的天性保留下来，化为自身优越的精神领域的一部分；他/她力求避免盲目或是陷入混沌，为寻求其主体的伦理需求而与自然中神秘的力量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伍尔夫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的地位仍旧低微，女性通常很难独创一种叙事策略去表达自身的想法与主张，因为写作的种种规范已经为庞大的男性作家团体所悉心制定，不容篡改。任何企图由女性所发出的创新的声音，都会受到来自性别与传统的压制，乃至最终销声匿迹。伍尔夫漫不经心的叙述将奥兰多生存的时间无限绵延，在漫长的生命之中抵达彻悟的境地，而奥兰多变换的性别与他/她丰富的自我探索与追寻的一生，确证了伍尔夫心中理想的性别状态即是“雌雄同体”。
自传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包含了伍尔夫个人情感体验与社会意识形态无声的交织，是私人化的历史，也是一段书写自我认知发展的历程。自我通常是由多重“声音”组成的，在文本中享有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作者的自我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不断重聚又不断离散，反映出作者主体意识的强弱。伍尔夫曾认为“只有自传才是文学，小说是我们层层剥下的皮，剥到中心，只剩下你或我”③。伍尔夫擅长的“意识流”叙述手法使得她的自我在文本之中常常投射出一种分裂的状态。英国学者苏珊·迪克认为：“伍尔夫在奥兰多变性前后的叙述语气并不相同，当奥兰多还是男性的时候，叙述的角度是一种远距离的、讽刺性的，而在奥兰多成为女性之后，叙述者则更多的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问题。”④伍尔夫这种分裂的态度不经意地流露在文本中，呈现为文中人物与叙述者思想与情感的双重置换。
《奥兰多》中的视角是多重的，而视角这一界定既包含人物视角也同包含作者视角，视角的多重对应作者对自我形象设定的多重。作为一部虚构性人物的传记，《奥兰多》本身并不限定某一视角为权威观察之眼。叙述者的话语表面上是作者的叙述声音，但不久之后又转换成小说人物的话语，小说所要表达的情感与真理似乎总是在二者之间游离。《奥兰多》的大部分篇章是由第三人称叙述中两种不同的“限知视角”交替完成的：全知叙述者“选择”仅仅透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其他人物只是“外察”，构成对人物内心活动的一种“限知”；或是全知叙述者选择“限知”，选择性地限制自己的“内省”范围，由人物的感知来替代叙述者的感知，聚焦人物的感知本身构成“视角”。⑤ 视角的转变也伴随着作者立场的切换。奥兰多第一次遇见诗人，在去往女王的宴会厅的路上，仅仅对诗人外表进行了简单勾勒，而更多地专注于奥兰多的内心活动。“尽管步履匆匆，奥兰多还是蓦地站住了。难道这是个诗人？他是不是正在作诗？……因为他对诗人和诗，抱有极其疯狂、荒唐的过分想法。但一个人对你视而不见，只看到食人妖魔、森林之神，或许还有海底深处，你又能对他说什么呢？”⑥奥兰多的感知成为了聚焦对象，这是文中常常出现的聚焦感知本身所构成的视角。作者通过透视奥兰多的内心感知与读者产生距离，而距离通过反讽来表明文中叙述者僭越了人物与作者的权威，从而转化为强烈的艺术审美效果；而后一种例如在奥兰多变成女人之后遇见她的恋人之前的心理起伏，“‘我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她喃喃自语。‘那就是沼泽。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低语道，欣喜若狂地接受草地冰冷的拥抱。她裹着斗篷躺在水塘边的洼地里。‘我将长眠于此，’（一根翎毛落在她的额上。）‘我找到了碧绿的桂冠，碧绿甚于海湾，我的前额将永远清凉。这些野禽的翎毛——猫头鹰的、欧夜莺的。我的梦将是荒蛮之梦。我的手将不戴結婚戒指，’她边说边从手指上褪下戒指。”⑦人物的感知在此突然转变成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的声音，是对世间万物决绝的表态，是女性坚定自我信念的暗示，是女性主体意识充分的觉醒与自我期许的最终达成。 作为一个主体，它的第一性征即是男与女的根本差别。不过，主体并非以其性征而单独存在：主体是多维的，它并不是来自某种脱离现实的普遍的本质，而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与主体积极的想象认同，随时空变换的存在。伍尔夫生活的年代，处在一个小说与显露的作者权威几乎水火不相容的年代写作，其结果就是贯穿伍尔夫文学生涯始终的那种摇摆不定的奋争状况。“既压制又表达叙述者的立场，在艾略特式的显露型和理查森式的作者隐退，人物聚焦之间左右协商平衡，以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⑧ 隐含作者既指向处于某种创作状态的伍尔夫本人，也指向文本隐含的可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伍尔夫的主体意识是逐渐隐没在文本的意象与诗意的言辞之中的，这是一种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叙事策略，而在文本的创作之中，伍尔夫又常常对作为隐含作者的权威心存留恋，以至于常常僭越隐含作者的地位，而与之合二为一拥有双重作者的身份去描述人物的心理变化，文本因此呈现出彻头彻尾的不同风格。
作为叙事策略的女性话语风格，有两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其一是自我缄默，包括作品中人物的自我缄默和叙事人的自我缄默。在原文第二章的开头，书中的虚构传记作者承认遇到了难题，遇到了一段无法回避的横亘在路上的插曲，并且再三强调这是一段阴暗神秘的插曲，没有文件记载，因而无法解释——这就是奥兰多的昏睡。奥兰多的昏睡不仅仅是让他停止了一切的活动，也是昏睡使奥兰多完成由男性到女性的转变。这一昏睡的设定以沉默与空白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文中的叙述者一再表明这是无奈之举，因为一切记载都因奥兰多的睡眠而中断，实际上却是在完整的时间轴上不断标记出空白，让奥兰多的内心对当下的处境冷静审视，从而决定妥协或是挑战。奥兰多的第一次昏睡，是在萨沙离他而去之后失望至极的状态下发生的，叙述者游离在奥兰多的人生轴线之外，开始思考生与死的本质，将人物对于处境短暂的逃避归结为一小段抵御死亡的尝试；而奥兰多的第二次昏睡，是在他出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權大使之后，在获得公爵爵位的加冕典礼上发生了骚乱。奥兰多不仅又一次陷入沉睡，而且还变换性别，成为一个女人，但她却异常镇定，似乎性别的变化对奥兰多来说毫无影响。“偶尔有些朦胧之处，好似几滴浑水落入一池清澈见底的记忆之水；某些事情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仅此而已。这一变化好像是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完成得很彻底，以至于奥兰多本人对此未流露出丝毫惊异。”⑨ 在作者笔下，事实、坦率和诚实三位神举起银号向文中的传记作者大声呼求真相，纯洁、贞操和谦恭这“三姐妹”不得不与奥兰多告别，而最终是呼求真相的号角将奥兰多唤醒。沉睡之后的奥兰多更为果断，她收起自己的诗句，喂饱身边的猎犬，毫不犹豫地离开君士坦丁堡，丝毫没有因为性别的变换而尖叫或是晕厥。伍尔夫身兼隐含作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以自我沉默来使文中的叙述者和人物获得绝对的叙述自由，而当文中的叙述者与人物也同时沉默时，则出现了纯洁、贞操和谦恭这“三姐妹”自我陈述的场景。伍尔夫的笔触聚焦于这“三姐妹”的本质，深入剖析它们的本质，为大多数人所需要却总是矫揉造作试图遮掩真相。伍尔夫借此讽刺了那些仍然在女性身上寻求这“三姐妹”的遗风而拒绝可爱真相的人，从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度表达了对真相的渴望与一个严肃思考者的客观。
奥兰多的心智在叙事视角与话语风格的转换中逐渐充盈，成为女人的奥兰多真心诚意地赞美艺术与生活，摒弃一切批评和指摘，这也印证了：生活以及艺术的基本问题和状况既不具有男性特征也不具有女性气质，而仅仅是总体人类的问题，而总体人类的问题并不是由单独的性别个体去解决的，唯有在雌雄同体的性别交融中，才能得到总体人类的答案。这并非是一种合并思维，因为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性别从来就不是本质属性，而是一种共生的发展的群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性别状态正在此处开始萌芽。
二、萨利·波特的奥兰多：凝视中走向女性的解放
在萨利·波特执导的《美丽佳人奥兰多》中，通过将原文的六个章节演化为电影的七个部分“死亡、爱情、诗歌、政治、社交、性、新生”来将奥兰多在时空中变换性别的一生中重要的节点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由懵懂无知的少年走向认同生命的和谐内在的女人的过程。
电影之中奥兰多的出场是在一片荒凉的草丛中，倚着大树沉思，他第一次凝视镜头却是打断旁白的介绍，目光坚定地直视镜头，强调“我”即是旁白所言之人，强调对他“出生到这世上，所寻求的是一些别的东西”。奥兰多在四百年中空洞的戏谑之情与其复杂饱满的形象，注定要在分裂自我与认同自我中得到永生。第二次凝视镜头，发生在奥兰多与萨沙情意绵绵之际，欧佛洛绪涅作为奥兰多的未婚妻上前叱责奥兰多“男人就知道背叛”，奥兰多凝视镜头，表情坚定地断言“男人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而后一日，奥兰多与萨沙相约私奔之际，河面冰层解冻，仿若奥兰多的心也共同碎裂。奥兰多呆滞地注视河面，此刻镜头又定格在奥兰多那张雌雄难辨的脸上，他的表情冰冷尖刻，缓缓说出“女人就知道背叛”。
在雅克·拉康的“三界”中，奥兰多的第一次“凝视”是处于“想象界”中的行为：在这个阶段里，主体与对象、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明确区别尚未可辨，主体并没有任何中心能够明确自身，处在一个闭合起来不停交换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自己似乎化为种种对象，对象又化入自己。在其中，主体进行着种种认同，奥兰多也就是在这种种认同中产生了误认和误察。他十分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但又时时刻刻与自然密不可分，他一生寻求陪伴，却希望永远孑然一身，种种的矛盾，即是他无法确立自身存在与世界的关联的表现。奥兰多此时所凝视的自我是虚构出来要高于自身主体的存在，这个高于自身的主体寻求的却是剥夺其自身主体独立性的陪伴关系，同时也寻求在男性社会中维持它自身的秩序并获得认同，远远超过了奥兰多自身能力的极限，并与他憧憬自然与平等的天性相悖。确认和误认重叠在一起：确认的镜像被认为是自身身体的反映，但高估自己的误认却时时把这一误认的镜像作为理想的自我而投射到自身之外，并进而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寻求契机使他人也认同这个理想的自我是自身真实的投射，从而在虚妄的认同感中获得满足而继续维持存在。
关键词：《奥兰多》 叙事手法 女性主义电影 主体建构
《奥兰多》是女性主义文学先驱伍尔夫所创作的小说中幻想色彩最为绮丽的一篇，出版于1928年。这部作品讲述了维多利亚时期深受女王宠信的青年男子奥兰多，到20世纪变换性别成为成熟女性的奥兰多，并发表了从童年时期开始创作至今的作品《橡树》，在爱情、诗歌、政治、社交与性所构成的完整的生命里成长与体悟的奇幻经历。这部作品历来被认为阐述了伍尔夫在《自己的一间屋子》中提出的“雌雄同体”性别理论：“在男人的头脑里，男人胜过女人，在女人的头脑里，女人胜过男人。正常而舒适的存在状态，就是在这两者共同和谐的生活，从精神上进行合作之时。”①而在1992年，著名女导演萨利·波特邀请蒂尔达·斯文顿主演《美丽佳人奥兰多》，并用电影的艺术语言再次出色地诠释了伍尔夫笔下的奥兰多，在电影文本的意义生产之中开启了新的女性主义电影批评空间。前者是作为20世纪初世纪女性主义文学领域的先驱，后者则是20世纪末女性主义电影领域的先锋，在同一个艺术人物形象上都倾注了自身大量的心血，也分别携带了自身女性主义意识的深刻印记。本文从奥兰多这一主体如何完成出发，阐释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与其自身运作法则之间的关系。由此寄望能展示出一条清晰的女性主义电影叙事理论与女性主义叙事理论之间的互为启发的脉络，拓宽女性主义这一思想在不同艺术领域的视野交互。
一、伍尔夫的奥兰多：争夺女性虚构的话语权威
在19世纪西方女性作家中，将女性主义这一写作立场公开持为己用者寥寥无几，但女性作家们主动寻求作者权威的方式却突显了身处主流的女性知识群体的前卫意识与优越感。“奥斯丁的作者权威用间接性话语和隐姓埋名的手法进行过演示，而艾略特则用男性笔名和西方‘男人’的文化话语为自己的作者权威做后台。伍尔夫则不然，她的作者型叙述者，在小说文本中就是女性主义者并且还冠以其作者的真名实姓。”②因此奥兰多这一人物无论以何种性别存在于哪个世纪，他/她都对大自然有着无限的赞美与契合，他/她自始至终都渴求将完整的天性保留下来，化为自身优越的精神领域的一部分；他/她力求避免盲目或是陷入混沌，为寻求其主体的伦理需求而与自然中神秘的力量紧紧联系在一起。
在伍尔夫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作家的地位仍旧低微，女性通常很难独创一种叙事策略去表达自身的想法与主张，因为写作的种种规范已经为庞大的男性作家团体所悉心制定，不容篡改。任何企图由女性所发出的创新的声音，都会受到来自性别与传统的压制，乃至最终销声匿迹。伍尔夫漫不经心的叙述将奥兰多生存的时间无限绵延，在漫长的生命之中抵达彻悟的境地，而奥兰多变换的性别与他/她丰富的自我探索与追寻的一生，确证了伍尔夫心中理想的性别状态即是“雌雄同体”。
自传作为文学体裁的一种，包含了伍尔夫个人情感体验与社会意识形态无声的交织，是私人化的历史，也是一段书写自我认知发展的历程。自我通常是由多重“声音”组成的，在文本中享有自己独特的话语风格，作者的自我在文本创作过程中不断重聚又不断离散，反映出作者主体意识的强弱。伍尔夫曾认为“只有自传才是文学，小说是我们层层剥下的皮，剥到中心，只剩下你或我”③。伍尔夫擅长的“意识流”叙述手法使得她的自我在文本之中常常投射出一种分裂的状态。英国学者苏珊·迪克认为：“伍尔夫在奥兰多变性前后的叙述语气并不相同，当奥兰多还是男性的时候，叙述的角度是一种远距离的、讽刺性的，而在奥兰多成为女性之后，叙述者则更多的是从女性的角度来看问题。”④伍尔夫这种分裂的态度不经意地流露在文本中，呈现为文中人物与叙述者思想与情感的双重置换。
《奥兰多》中的视角是多重的，而视角这一界定既包含人物视角也同包含作者视角，视角的多重对应作者对自我形象设定的多重。作为一部虚构性人物的传记，《奥兰多》本身并不限定某一视角为权威观察之眼。叙述者的话语表面上是作者的叙述声音，但不久之后又转换成小说人物的话语，小说所要表达的情感与真理似乎总是在二者之间游离。《奥兰多》的大部分篇章是由第三人称叙述中两种不同的“限知视角”交替完成的：全知叙述者“选择”仅仅透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对其他人物只是“外察”，构成对人物内心活动的一种“限知”；或是全知叙述者选择“限知”，选择性地限制自己的“内省”范围，由人物的感知来替代叙述者的感知，聚焦人物的感知本身构成“视角”。⑤ 视角的转变也伴随着作者立场的切换。奥兰多第一次遇见诗人，在去往女王的宴会厅的路上，仅仅对诗人外表进行了简单勾勒，而更多地专注于奥兰多的内心活动。“尽管步履匆匆，奥兰多还是蓦地站住了。难道这是个诗人？他是不是正在作诗？……因为他对诗人和诗，抱有极其疯狂、荒唐的过分想法。但一个人对你视而不见，只看到食人妖魔、森林之神，或许还有海底深处，你又能对他说什么呢？”⑥奥兰多的感知成为了聚焦对象，这是文中常常出现的聚焦感知本身所构成的视角。作者通过透视奥兰多的内心感知与读者产生距离，而距离通过反讽来表明文中叙述者僭越了人物与作者的权威，从而转化为强烈的艺术审美效果；而后一种例如在奥兰多变成女人之后遇见她的恋人之前的心理起伏，“‘我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她喃喃自语。‘那就是沼泽。我是大自然的新娘，’她低语道，欣喜若狂地接受草地冰冷的拥抱。她裹着斗篷躺在水塘边的洼地里。‘我将长眠于此，’（一根翎毛落在她的额上。）‘我找到了碧绿的桂冠，碧绿甚于海湾，我的前额将永远清凉。这些野禽的翎毛——猫头鹰的、欧夜莺的。我的梦将是荒蛮之梦。我的手将不戴結婚戒指，’她边说边从手指上褪下戒指。”⑦人物的感知在此突然转变成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女性的声音，是对世间万物决绝的表态，是女性坚定自我信念的暗示，是女性主体意识充分的觉醒与自我期许的最终达成。 作为一个主体，它的第一性征即是男与女的根本差别。不过，主体并非以其性征而单独存在：主体是多维的，它并不是来自某种脱离现实的普遍的本质，而是由意识形态建构的，与主体积极的想象认同，随时空变换的存在。伍尔夫生活的年代，处在一个小说与显露的作者权威几乎水火不相容的年代写作，其结果就是贯穿伍尔夫文学生涯始终的那种摇摆不定的奋争状况。“既压制又表达叙述者的立场，在艾略特式的显露型和理查森式的作者隐退，人物聚焦之间左右协商平衡，以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⑧ 隐含作者既指向处于某种创作状态的伍尔夫本人，也指向文本隐含的可供读者推导的这一写作者的形象。伍尔夫的主体意识是逐渐隐没在文本的意象与诗意的言辞之中的，这是一种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叙事策略，而在文本的创作之中，伍尔夫又常常对作为隐含作者的权威心存留恋，以至于常常僭越隐含作者的地位，而与之合二为一拥有双重作者的身份去描述人物的心理变化，文本因此呈现出彻头彻尾的不同风格。
作为叙事策略的女性话语风格，有两种重要的表达方式，其一是自我缄默，包括作品中人物的自我缄默和叙事人的自我缄默。在原文第二章的开头，书中的虚构传记作者承认遇到了难题，遇到了一段无法回避的横亘在路上的插曲，并且再三强调这是一段阴暗神秘的插曲，没有文件记载，因而无法解释——这就是奥兰多的昏睡。奥兰多的昏睡不仅仅是让他停止了一切的活动，也是昏睡使奥兰多完成由男性到女性的转变。这一昏睡的设定以沉默与空白的方式引起人们的注意，文中的叙述者一再表明这是无奈之举，因为一切记载都因奥兰多的睡眠而中断，实际上却是在完整的时间轴上不断标记出空白，让奥兰多的内心对当下的处境冷静审视，从而决定妥协或是挑战。奥兰多的第一次昏睡，是在萨沙离他而去之后失望至极的状态下发生的，叙述者游离在奥兰多的人生轴线之外，开始思考生与死的本质，将人物对于处境短暂的逃避归结为一小段抵御死亡的尝试；而奥兰多的第二次昏睡，是在他出任君士坦丁堡特命全權大使之后，在获得公爵爵位的加冕典礼上发生了骚乱。奥兰多不仅又一次陷入沉睡，而且还变换性别，成为一个女人，但她却异常镇定，似乎性别的变化对奥兰多来说毫无影响。“偶尔有些朦胧之处，好似几滴浑水落入一池清澈见底的记忆之水；某些事情变得有些模糊不清；仅此而已。这一变化好像是在毫无痛苦的情况下完成的，而且完成得很彻底，以至于奥兰多本人对此未流露出丝毫惊异。”⑨ 在作者笔下，事实、坦率和诚实三位神举起银号向文中的传记作者大声呼求真相，纯洁、贞操和谦恭这“三姐妹”不得不与奥兰多告别，而最终是呼求真相的号角将奥兰多唤醒。沉睡之后的奥兰多更为果断，她收起自己的诗句，喂饱身边的猎犬，毫不犹豫地离开君士坦丁堡，丝毫没有因为性别的变换而尖叫或是晕厥。伍尔夫身兼隐含作者与作者的双重身份，以自我沉默来使文中的叙述者和人物获得绝对的叙述自由，而当文中的叙述者与人物也同时沉默时，则出现了纯洁、贞操和谦恭这“三姐妹”自我陈述的场景。伍尔夫的笔触聚焦于这“三姐妹”的本质，深入剖析它们的本质，为大多数人所需要却总是矫揉造作试图遮掩真相。伍尔夫借此讽刺了那些仍然在女性身上寻求这“三姐妹”的遗风而拒绝可爱真相的人，从一个女性主义者的角度表达了对真相的渴望与一个严肃思考者的客观。
奥兰多的心智在叙事视角与话语风格的转换中逐渐充盈，成为女人的奥兰多真心诚意地赞美艺术与生活，摒弃一切批评和指摘，这也印证了：生活以及艺术的基本问题和状况既不具有男性特征也不具有女性气质，而仅仅是总体人类的问题，而总体人类的问题并不是由单独的性别个体去解决的，唯有在雌雄同体的性别交融中，才能得到总体人类的答案。这并非是一种合并思维，因为从社会学意义上说，性别从来就不是本质属性，而是一种共生的发展的群体，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性别状态正在此处开始萌芽。
二、萨利·波特的奥兰多：凝视中走向女性的解放
在萨利·波特执导的《美丽佳人奥兰多》中，通过将原文的六个章节演化为电影的七个部分“死亡、爱情、诗歌、政治、社交、性、新生”来将奥兰多在时空中变换性别的一生中重要的节点串联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由懵懂无知的少年走向认同生命的和谐内在的女人的过程。
电影之中奥兰多的出场是在一片荒凉的草丛中，倚着大树沉思，他第一次凝视镜头却是打断旁白的介绍，目光坚定地直视镜头，强调“我”即是旁白所言之人，强调对他“出生到这世上，所寻求的是一些别的东西”。奥兰多在四百年中空洞的戏谑之情与其复杂饱满的形象，注定要在分裂自我与认同自我中得到永生。第二次凝视镜头，发生在奥兰多与萨沙情意绵绵之际，欧佛洛绪涅作为奥兰多的未婚妻上前叱责奥兰多“男人就知道背叛”，奥兰多凝视镜头，表情坚定地断言“男人应该听从自己的内心”，而后一日，奥兰多与萨沙相约私奔之际，河面冰层解冻，仿若奥兰多的心也共同碎裂。奥兰多呆滞地注视河面，此刻镜头又定格在奥兰多那张雌雄难辨的脸上，他的表情冰冷尖刻，缓缓说出“女人就知道背叛”。
在雅克·拉康的“三界”中，奥兰多的第一次“凝视”是处于“想象界”中的行为：在这个阶段里，主体与对象、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明确区别尚未可辨，主体并没有任何中心能够明确自身，处在一个闭合起来不停交换里面，我们所拥有的自己似乎化为种种对象，对象又化入自己。在其中，主体进行着种种认同，奥兰多也就是在这种种认同中产生了误认和误察。他十分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但又时时刻刻与自然密不可分，他一生寻求陪伴，却希望永远孑然一身，种种的矛盾，即是他无法确立自身存在与世界的关联的表现。奥兰多此时所凝视的自我是虚构出来要高于自身主体的存在，这个高于自身的主体寻求的却是剥夺其自身主体独立性的陪伴关系，同时也寻求在男性社会中维持它自身的秩序并获得认同，远远超过了奥兰多自身能力的极限，并与他憧憬自然与平等的天性相悖。确认和误认重叠在一起：确认的镜像被认为是自身身体的反映，但高估自己的误认却时时把这一误认的镜像作为理想的自我而投射到自身之外，并进而在接下来的阶段中寻求契机使他人也认同这个理想的自我是自身真实的投射，从而在虚妄的认同感中获得满足而继续维持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