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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浙江省奉化城北6公里的滕头村，土地不足千亩，却拥有“全球生态500佳”、“世界十佳和谐乡村”、“中国十大名村”、“中国生态第一村”等诸多光环，而且是全球唯一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乡村。2011年，全村343户844人在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创造了近50亿的总产值。
走在时代前列的小村子
23岁的导游陈迪穿着白色工作服，站在一个犹如酒店大堂般的大厅前，这里是游客服务中心，而穿过它，里面就是传说中“花园一样的滕头村”了。
一个一平方公里的景区徐徐展现在眼前。
沿着石子铺成的小路向右，道路两旁是白色的路灯，顶上立着一个旋转的风车，旁边是一个太阳能采集板，全部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村子里的能源都是生态能源。”陈迪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村在景中，景在村中。”她指着不远处的花卉展示馆告诉我们。
眼前的全透明展示馆更像一个万花筒，里面种植了各个季度和各个地区的植物，郁郁葱葱，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这里采用的恒温技术以及无土栽培技术，无不昭示着这个创办于1971年的滕头花卉园艺场奔向现代化农业的信心。
让人啧啧称奇的还有一座五星级生态厕所。据陈迪介绍，厕所内供应的热水全部来自太阳能，而排出的污水经过技术处理又可以灌溉花草和冲洗厕所，完全做到了循环利用。单是这座生态厕所，每年可以节水约9500吨，COD（化学耗氧量）年削减量约为12.5吨。
而最让滕头人自豪的是一片坐落在入口右侧的樟树林，陈迪称之为“将军林”，她可以准确地指出哪棵树是江泽民主席来访的时候种下的，哪棵又是朱镕基总理种的。关于这片樟树林，还有一个故事。当年，邻县为了拓宽公路，要把原公路两旁500株樟树全部砍掉，并已找好了买主。村书记傅企平听说后，十分焦急，连夜驱车赶赴邻县。可是路上严重堵车，情急之下他干脆下车步行，沿着盘山公路走了10多公里，叫醒了熟睡中的筑路负责人，讲明来意。负责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就凭你半夜三更走山路的精神，我这批樟树白送你也是应该的！”最终，傅企平以6万元的低价带回了这批樟树。许多年过去了，如今这500棵樟树全部存活，成了“全球生态500佳”最好的注解。
滕头村是全国最早卖门票赚钱的村庄之一，从1999年开始卖票之后，旅游便成了一块重要收入，随着游客逐年递增，门票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20、50，卖到了如今的80元。就在2011年，滕头村的旅游门票收入高达3500万。只是现在并不是旅游旺季，村子里很少能看到游客。“尽管如此，滕头村平均每天还能保持两个团、60人左右的游客。”陈迪说，看得出，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陈迪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滕头人，她来自陈朗棣，一个离滕头村几公里外的小村庄。只是她从未对它感到过陌生，从小到大，对邻近几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滕头村无疑就是幸福生活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末期，陈迪读小学，学校组织春游，她第一次跟着全班同学来到了滕头村，当时的情境至今难忘。“那时候的滕头村，整个村子都修了水泥路，四通八达，干净整洁；楼房也是新修的，灰顶白墙，整齐划一。”小陈迪心想，即便是一座城市大概也不过如此。
九十年代，陈迪在外面读高中。有一次与同学结伴回家，路过滕头村，她突然发现这个村子居然又换了一副容颜，早年的水泥马路已被新修的柏油马路代替，并且在两边统一种上了绿化带；而当初那些气派的徽派楼房，大多数已经换成了带有阳台、车库和太阳能的别墅。同行的同学偷偷告诉她，自己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嫁到滕头村。
直到两年前，陈迪大学毕业，经过朋友介绍，正式成为滕头村的一位导游。每天早晨，她都要花10分钟骑助动车赶到滕头，下午5点之后再回陈朗棣。虽然她并不能享受到滕头每月1300元的村民福利，但陈迪依旧很满足，在这里，她每年都有两万余元的固定收入，工作压力也不大。
唯一令她不解的是，眼看着滕头村一步步迈向新农村，而自己老家却始终没多大变化，依旧是黄泥路和土房子，一到下雨天，整个村子就泥泞不堪……
安居乐业
至于滕头村为什么被称之为“滕头”，傅大伯也搞不太清楚。
小的时候，他曾听村里的老人们提起过，当年长工出身的傅氏族人从山东滕州南迁而来，走到宁波沿海遇到大海阻隔，遂在奉化城北一块土壤肥沃的地方定居，并以“滕州人到浙江走到头了”之意为村子取名为“滕头”。
只是他印象中的家乡并没有传说中那般美好，六十年代的滕头村，是一块高低不平的贫瘠之地，分龙潭、涂田两畈田地，周围高，中间低，就像两只饭碗。一场大雨，积水难排；几天烈日，又僵硬龟裂。彼时，滕头村的穷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
傅老伯14岁就跟着父亲下田干活，一年到头守着一亩三分地却不得温饱。他记得土改那一年，周围村子都在热热闹闹地打到地主分田分粮，就他们村连一条板凳都无处可分，真是穷到底了。
面对这种窘境，当时的村支书傅嘉良提出要改造土地，但群众们却并不买账，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村民甚至这样说道：“滕头这样的土地能改好挑平，我宁愿给他们家喂猪。”唯独傅嘉良不为所动。
1966年的春节，滕头村过得特别匆忙，串门的、拜岁的都在三天内匆匆完毕。正月初四清晨，浓霜遍地，白茫茫的世界呼啸着西北风。滕头村的田头却红旗飘飘，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更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动员令，傅嘉良只是跳下田去，挥起锄头“砰砰砰”地干了起来。
傅大伯说，那场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滕头人，大家很快全都扑在了挑土改田的运动中去。那时候他才18岁，挑了两只土箕就冲到了队伍最前头，根本不知道这工程究竟有多浩大。改土造田远不是将土地填平那么简单，为了不让表层的肥土浪费掉，必须先把高土挑走，填在底土上，再覆盖肥土。傅大伯当年年轻气盛，衣服的肩胛位置总是破了又破，重重叠叠补了好几层。为了赶进度，他还经常半夜下田，直到清晨才舍得回来。
到了1979年，浩浩荡荡的改土造田运动终于接近尾声，滕头人突然发现，当初那些高低不一的旧涝田，居然变成了沟渠纵横、排灌方便的新良田。而这个时候，傅大伯也从当初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爹，他第一次对生活有了盼头。 正是在这一年，村里面偷偷办起了服装厂，这是滕头村的第一家企业，现任书记傅企平便是第一任厂长。服装厂的厂房是由一间大约100平方米的破养鸡棚改造的，缝纫机需要职工自备。因为缺人手，傅大伯第一个送自己的妻子去厂里当了女工。
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服装厂销路出奇得好，头一年就获利6万，这在当时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一笔巨款。这一年年底，傅大伯带着全家四口人乐呵呵地搬进了村里统一规划的新房，成了第一批入住的先进户。
此后的滕头村，道路越走越宽。到了1981年，700多人的滕头大队已经拥有了电子配件厂、服装厂和缝纫机台板厂；还有苗圃园艺场、林果特产队、畜牧场等“准企业”组织。村里的经济结构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滕头村俨然已经从一个一门心思扑在田里的纯农业贫困村，转变成了工商业收入高达72%的新农村。仅仅两年，他们的农副收入已经达到了71万元。
滕头村从中国数以万计的农村里脱颖而出，以其难以复制的发展道路，一跃成为神舟大地上的明星村，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前来观摩，考察。
1997年，在田里劳作了整整35载的傅大伯终于告别了土地，他们家的田被村委集体承包过去，改造成了一大片果园，他转而成了果园的其中一位管理人员。如今的傅大伯，虽然岁月的痕迹在他的肤色上依稀可见，但他的生活却趋于平淡，安稳。他每天4点多就起来了，趁着天气凉快去果园转转，除除草，浇浇水，到了上午10点多，一天的工作就基本告一段落。一到傍晚，他依旧习惯搬条藤椅，到院子里乘凉，与邻居们相互闲聊着打发时光。
原先的好多邻居都已搬到村里新造的别墅里去了，傅大伯这次没有搬，老房子住了三十多年，早已经有了感情，小洋楼就留给村里的年轻人吧。而他的两个儿子则早早告别了土地，大儿子在村子里与人合伙经营着一家宾馆，小儿子在奉化镇上做公务员，两人生活稳定。
如今的滕头村，早就没人种田了，除了每个月固定1300元的生活补贴，村里的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做生意，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剩下的村民，几乎全都被安排到了村委企业里上班。就在去年，全村343户844人在这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创造了近50亿的总产值。
重环保没商量
傅德明喜欢骑自行车，从1998年升任滕头村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开始，身边的这辆自行车就没离开过村民的视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小的村子里，骑车方便，低碳，没什么不好的。
这也是滕头人对环保最朴素的认识。
早在半个世纪前，滕头村同样是典型的中国农村，鸡鸭放养，粪坑遍地，一到下雨天阴沟就渗水，整个村子寸步难行；到了夏天，日头一晒，四处又弥漫着一股臭味。
老书记傅嘉良最先看不下去了，他对村民们说：“既然滕头是咱们的家，咱们就不能让它这么脏下去。”他咬咬牙，决定把整个村子推倒重建：拆除所有的旧平房，统一规划全新的农家楼。不仅如此，他还不惜投入十几万元，完全更新了村里的地下排污系统，填埋阴沟，移除粪坑。从此，滕头村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截然不同的道路。
“当时肯定也有人不理解，觉得农村人这么讲究干嘛，更没有什么绿色环保的概念。”傅德明说，“但我们的老书记就是不答应，非要把自己的家建设得漂漂亮亮的。”他至今对老书记高瞻远瞩的选择钦佩不已。
曾经有一位日本客商辗转来到滕头村，被这里的环境吸引，就找到了老书记，表示自己愿意在滕头投资，兴办一家小型造纸厂，至于效益，他特意提出村委员每年可获净收入至少100万。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滕头村刚刚脱贫致富，这一百万的收入可是一笔不小的诱惑。
老书记连夜叫人开会，整整讨论了一宿，觉得这样做对村子不好，最终回绝了日本客商。村里好多村民都不理解了，为什么放着金山银山不赚呢？于是老书记派人去宁波，把环保局的专家请来，放电视纪录片，告诉村民环境污染的后果。“一些农村因为井水被污染，小孩子生出来都是残疾的。许多村民吓得不敢再看了。”
那以后，环保就成了大家共同的理念。他们的努力很快获得了回报。1993年6月初，滕头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叫伊丽莎白·多德斯维尔，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她特意来滕头村考察，看过之后，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很少看到像滕头村这样美丽整洁的村庄。”滕头村最终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生态500佳”称号。这块招牌如今在滕头村随处可见。
也正是在那一年，滕头村正式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他们的每一个工业项目，都需要委员会拍板通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光是由傅德明亲自否决掉的项目就不下30个。“算算利润的话，真的会吓死人的。”不过对他来说，这些还不是最难的事情。上任至今，他已经习惯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转。“喊了那么多年环保，说白了还是得从小事做起。”
有一阵子，村里兴起买车的热潮，不到半年就多了130多辆私家车，每天进进出出，对村子的空气污染很大。傅德明就家家户户上门劝说，让他们尽量少开车进村。还有一阵子，村里唯一的那条河上游，有人挖沙，水质明显不如以前，这可急坏了傅德明，他赶紧上去阻止，可这就好比断了别人财路，人家根本不理。最后，傅德明急了：“谁最先住手，就可以到滕头村的企业里来上班！”
傅德明苦笑着说，身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得每天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打交道。最近，他又有了新的烦恼，因为滕头企业的不断壮大，村子里住进了好几千打工者，远远多过本村的村民。“他们的卫生习惯不好，环保观念也不强，垃圾经常乱丢。”
傅德明透露，现在村里面计划新造一批第四代住房，把村子里那些旧的东西再次推倒重来，“就像当年一样，大不了重新做起。”
走在时代前列的小村子
23岁的导游陈迪穿着白色工作服，站在一个犹如酒店大堂般的大厅前，这里是游客服务中心，而穿过它，里面就是传说中“花园一样的滕头村”了。
一个一平方公里的景区徐徐展现在眼前。
沿着石子铺成的小路向右，道路两旁是白色的路灯，顶上立着一个旋转的风车，旁边是一个太阳能采集板，全部靠风能和太阳能发电。“村子里的能源都是生态能源。”陈迪很自豪，“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村在景中，景在村中。”她指着不远处的花卉展示馆告诉我们。
眼前的全透明展示馆更像一个万花筒，里面种植了各个季度和各个地区的植物，郁郁葱葱，争奇斗艳，让人目不暇接。尤其是这里采用的恒温技术以及无土栽培技术，无不昭示着这个创办于1971年的滕头花卉园艺场奔向现代化农业的信心。
让人啧啧称奇的还有一座五星级生态厕所。据陈迪介绍，厕所内供应的热水全部来自太阳能，而排出的污水经过技术处理又可以灌溉花草和冲洗厕所，完全做到了循环利用。单是这座生态厕所，每年可以节水约9500吨，COD（化学耗氧量）年削减量约为12.5吨。
而最让滕头人自豪的是一片坐落在入口右侧的樟树林，陈迪称之为“将军林”，她可以准确地指出哪棵树是江泽民主席来访的时候种下的，哪棵又是朱镕基总理种的。关于这片樟树林，还有一个故事。当年，邻县为了拓宽公路，要把原公路两旁500株樟树全部砍掉，并已找好了买主。村书记傅企平听说后，十分焦急，连夜驱车赶赴邻县。可是路上严重堵车，情急之下他干脆下车步行，沿着盘山公路走了10多公里，叫醒了熟睡中的筑路负责人，讲明来意。负责人深受感动，当即表示：“就凭你半夜三更走山路的精神，我这批樟树白送你也是应该的！”最终，傅企平以6万元的低价带回了这批樟树。许多年过去了，如今这500棵樟树全部存活，成了“全球生态500佳”最好的注解。
滕头村是全国最早卖门票赚钱的村庄之一，从1999年开始卖票之后，旅游便成了一块重要收入，随着游客逐年递增，门票也水涨船高，从最初的20、50，卖到了如今的80元。就在2011年，滕头村的旅游门票收入高达3500万。只是现在并不是旅游旺季，村子里很少能看到游客。“尽管如此，滕头村平均每天还能保持两个团、60人左右的游客。”陈迪说，看得出，她很喜欢现在的工作。
陈迪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滕头人，她来自陈朗棣，一个离滕头村几公里外的小村庄。只是她从未对它感到过陌生，从小到大，对邻近几个农村的孩子来说，滕头村无疑就是幸福生活的代名词。
八十年代末期，陈迪读小学，学校组织春游，她第一次跟着全班同学来到了滕头村，当时的情境至今难忘。“那时候的滕头村，整个村子都修了水泥路，四通八达，干净整洁；楼房也是新修的，灰顶白墙，整齐划一。”小陈迪心想，即便是一座城市大概也不过如此。
九十年代，陈迪在外面读高中。有一次与同学结伴回家，路过滕头村，她突然发现这个村子居然又换了一副容颜，早年的水泥马路已被新修的柏油马路代替，并且在两边统一种上了绿化带；而当初那些气派的徽派楼房，大多数已经换成了带有阳台、车库和太阳能的别墅。同行的同学偷偷告诉她，自己今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嫁到滕头村。
直到两年前，陈迪大学毕业，经过朋友介绍，正式成为滕头村的一位导游。每天早晨，她都要花10分钟骑助动车赶到滕头，下午5点之后再回陈朗棣。虽然她并不能享受到滕头每月1300元的村民福利，但陈迪依旧很满足，在这里，她每年都有两万余元的固定收入，工作压力也不大。
唯一令她不解的是，眼看着滕头村一步步迈向新农村，而自己老家却始终没多大变化，依旧是黄泥路和土房子，一到下雨天，整个村子就泥泞不堪……
安居乐业
至于滕头村为什么被称之为“滕头”，傅大伯也搞不太清楚。
小的时候，他曾听村里的老人们提起过，当年长工出身的傅氏族人从山东滕州南迁而来，走到宁波沿海遇到大海阻隔，遂在奉化城北一块土壤肥沃的地方定居，并以“滕州人到浙江走到头了”之意为村子取名为“滕头”。
只是他印象中的家乡并没有传说中那般美好，六十年代的滕头村，是一块高低不平的贫瘠之地，分龙潭、涂田两畈田地，周围高，中间低，就像两只饭碗。一场大雨，积水难排；几天烈日，又僵硬龟裂。彼时，滕头村的穷是方圆几十里出了名的。
傅老伯14岁就跟着父亲下田干活，一年到头守着一亩三分地却不得温饱。他记得土改那一年，周围村子都在热热闹闹地打到地主分田分粮，就他们村连一条板凳都无处可分，真是穷到底了。
面对这种窘境，当时的村支书傅嘉良提出要改造土地，但群众们却并不买账，他们觉得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村民甚至这样说道：“滕头这样的土地能改好挑平，我宁愿给他们家喂猪。”唯独傅嘉良不为所动。
1966年的春节，滕头村过得特别匆忙，串门的、拜岁的都在三天内匆匆完毕。正月初四清晨，浓霜遍地，白茫茫的世界呼啸着西北风。滕头村的田头却红旗飘飘，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更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动员令，傅嘉良只是跳下田去，挥起锄头“砰砰砰”地干了起来。
傅大伯说，那场景不知道感动了多少滕头人，大家很快全都扑在了挑土改田的运动中去。那时候他才18岁，挑了两只土箕就冲到了队伍最前头，根本不知道这工程究竟有多浩大。改土造田远不是将土地填平那么简单，为了不让表层的肥土浪费掉，必须先把高土挑走，填在底土上，再覆盖肥土。傅大伯当年年轻气盛，衣服的肩胛位置总是破了又破，重重叠叠补了好几层。为了赶进度，他还经常半夜下田，直到清晨才舍得回来。
到了1979年，浩浩荡荡的改土造田运动终于接近尾声，滕头人突然发现，当初那些高低不一的旧涝田，居然变成了沟渠纵横、排灌方便的新良田。而这个时候，傅大伯也从当初的毛头小伙，变成了两个孩子的爹，他第一次对生活有了盼头。 正是在这一年，村里面偷偷办起了服装厂，这是滕头村的第一家企业，现任书记傅企平便是第一任厂长。服装厂的厂房是由一间大约100平方米的破养鸡棚改造的，缝纫机需要职工自备。因为缺人手，傅大伯第一个送自己的妻子去厂里当了女工。
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服装厂销路出奇得好，头一年就获利6万，这在当时可是想都不敢想的一笔巨款。这一年年底，傅大伯带着全家四口人乐呵呵地搬进了村里统一规划的新房，成了第一批入住的先进户。
此后的滕头村，道路越走越宽。到了1981年，700多人的滕头大队已经拥有了电子配件厂、服装厂和缝纫机台板厂；还有苗圃园艺场、林果特产队、畜牧场等“准企业”组织。村里的经济结构也在悄悄发生变化，滕头村俨然已经从一个一门心思扑在田里的纯农业贫困村，转变成了工商业收入高达72%的新农村。仅仅两年，他们的农副收入已经达到了71万元。
滕头村从中国数以万计的农村里脱颖而出，以其难以复制的发展道路，一跃成为神舟大地上的明星村，吸引着数以万计的人前来观摩，考察。
1997年，在田里劳作了整整35载的傅大伯终于告别了土地，他们家的田被村委集体承包过去，改造成了一大片果园，他转而成了果园的其中一位管理人员。如今的傅大伯，虽然岁月的痕迹在他的肤色上依稀可见，但他的生活却趋于平淡，安稳。他每天4点多就起来了，趁着天气凉快去果园转转，除除草，浇浇水，到了上午10点多，一天的工作就基本告一段落。一到傍晚，他依旧习惯搬条藤椅，到院子里乘凉，与邻居们相互闲聊着打发时光。
原先的好多邻居都已搬到村里新造的别墅里去了，傅大伯这次没有搬，老房子住了三十多年，早已经有了感情，小洋楼就留给村里的年轻人吧。而他的两个儿子则早早告别了土地，大儿子在村子里与人合伙经营着一家宾馆，小儿子在奉化镇上做公务员，两人生活稳定。
如今的滕头村，早就没人种田了，除了每个月固定1300元的生活补贴，村里的大部分人都在外面做生意，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剩下的村民，几乎全都被安排到了村委企业里上班。就在去年，全村343户844人在这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然创造了近50亿的总产值。
重环保没商量
傅德明喜欢骑自行车，从1998年升任滕头村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开始，身边的这辆自行车就没离开过村民的视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么小的村子里，骑车方便，低碳，没什么不好的。
这也是滕头人对环保最朴素的认识。
早在半个世纪前，滕头村同样是典型的中国农村，鸡鸭放养，粪坑遍地，一到下雨天阴沟就渗水，整个村子寸步难行；到了夏天，日头一晒，四处又弥漫着一股臭味。
老书记傅嘉良最先看不下去了，他对村民们说：“既然滕头是咱们的家，咱们就不能让它这么脏下去。”他咬咬牙，决定把整个村子推倒重建：拆除所有的旧平房，统一规划全新的农家楼。不仅如此，他还不惜投入十几万元，完全更新了村里的地下排污系统，填埋阴沟，移除粪坑。从此，滕头村走上了一条与其他农村截然不同的道路。
“当时肯定也有人不理解，觉得农村人这么讲究干嘛，更没有什么绿色环保的概念。”傅德明说，“但我们的老书记就是不答应，非要把自己的家建设得漂漂亮亮的。”他至今对老书记高瞻远瞩的选择钦佩不已。
曾经有一位日本客商辗转来到滕头村，被这里的环境吸引，就找到了老书记，表示自己愿意在滕头投资，兴办一家小型造纸厂，至于效益，他特意提出村委员每年可获净收入至少100万。那是在八十年代中期，滕头村刚刚脱贫致富，这一百万的收入可是一笔不小的诱惑。
老书记连夜叫人开会，整整讨论了一宿，觉得这样做对村子不好，最终回绝了日本客商。村里好多村民都不理解了，为什么放着金山银山不赚呢？于是老书记派人去宁波，把环保局的专家请来，放电视纪录片，告诉村民环境污染的后果。“一些农村因为井水被污染，小孩子生出来都是残疾的。许多村民吓得不敢再看了。”
那以后，环保就成了大家共同的理念。他们的努力很快获得了回报。1993年6月初，滕头村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她叫伊丽莎白·多德斯维尔，当时联合国的秘书长。她特意来滕头村考察，看过之后，留下了这么一句话：“我到过世界上的许多国家，很少看到像滕头村这样美丽整洁的村庄。”滕头村最终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的“全球生态500佳”称号。这块招牌如今在滕头村随处可见。
也正是在那一年，滕头村正式成立了环境保护委员会，此后他们的每一个工业项目，都需要委员会拍板通过。
这么多年过去了，光是由傅德明亲自否决掉的项目就不下30个。“算算利润的话，真的会吓死人的。”不过对他来说，这些还不是最难的事情。上任至今，他已经习惯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在村子里转。“喊了那么多年环保，说白了还是得从小事做起。”
有一阵子，村里兴起买车的热潮，不到半年就多了130多辆私家车，每天进进出出，对村子的空气污染很大。傅德明就家家户户上门劝说，让他们尽量少开车进村。还有一阵子，村里唯一的那条河上游，有人挖沙，水质明显不如以前，这可急坏了傅德明，他赶紧上去阻止，可这就好比断了别人财路，人家根本不理。最后，傅德明急了：“谁最先住手，就可以到滕头村的企业里来上班！”
傅德明苦笑着说，身为环境保护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得每天与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打交道。最近，他又有了新的烦恼，因为滕头企业的不断壮大，村子里住进了好几千打工者，远远多过本村的村民。“他们的卫生习惯不好，环保观念也不强，垃圾经常乱丢。”
傅德明透露，现在村里面计划新造一批第四代住房，把村子里那些旧的东西再次推倒重来，“就像当年一样，大不了重新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