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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魏国、楚国、秦国都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改革，甚至不惜对旧贵族、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击，但为何只有秦国改革大获全胜，并一统天下
进入战国，改革成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革除传统的贵族制度，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各国纷纷由政府出面，进行自上而下改革，而那些旧贵族、既得利益集团则极力维护传统制度，宣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墨守常规，极力反对改革。改革过程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真可谓你死我活，惊心动魄！
两千多年过去了，今天重温战国的改革历史，不禁感慨良多。战国改革因各国的国情不同，改革家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不同，因而结局也各异，其胜败得失很值得认真研究总结，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李悝双管齐下式改革启示：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魏国改革成功，是因为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均有改革家主政，这就营造了改革的氛围
从总的方面看，魏国改革是成功的。在战国诸雄中，魏国地盘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改革为这个国家注入了活力，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当时，国家强盛则必然发动战争，争夺土地和人口，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都是魏国发动的。
魏国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呢？第一，魏国国君魏文侯任人唯贤，在他身边有一个力主改革的群体。魏文侯任命李悝在朝廷主持变法，同时任用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令，在地方搞新政，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改革搞得有声有色。魏国改革，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均有改革家主政，这就营造了改革的氛围，形成了改革的气势，反对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弱。与后来吴起在楚国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仅凭个人单打独斗相比，魏国的经验值得记取。
第二，改革全方位，相互配套。社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法律改革密切相关，相互依托，不可脱节。魏国改革就做到了这一点。
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打破贵族垄断朝政的格局，剥夺其官职和俸禄，“夺淫民之爵以来四方之士”。李悝提出，要提拔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食有劳而禄有功”。传统的贵族世袭制压抑人才成长，阻碍社会进步，李悝抓住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废除贵族特权，启用贤能之士，很快见到成效。后来楚国、秦国在改革中，均把此项措施列为首位。
在经济上，实行重农政策，扶持小农经济，颁布“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治田勤谨”。同时，出台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失的“平籴法”——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使粮价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用这种方法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使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法律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在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局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三条改革措施看，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是政治改革，为选拔人才、确立新制度铺平了道路；“尽地力之教”是经济改革，保证了小农经济和生产劳动者的基本利益：而《法经》的制定保证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魏国改革做到政治、经济双管齐下，避免了两者的脱节，因而获得成功。
吴起大刀阔斧式改革启示：搞改革不能只凭热情
楚国改革失败，源于操之过急，树敌太多；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只抓军事，不抓民生
吴起在魏文侯死后因内部纠纷来到楚国，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与其他国家相比，楚国旧贵族保守势力强大，他们把持许多重要职位，而且盘根错节，动弹不得。吴起是一位勇敢的改革家，他分析楚国的局面，对楚悼王说：“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他把魏国改革措施运用到楚国，对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予以猛烈打击。
吴起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条：第一，废除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规定封君“三世而收爵禄”。即贵族只要传了三代的，一律收回封爵和俸禄、世袭特权。吴起还将居住在京城的贵族迁往荒凉地区。第二，整顿吏治，淘汰冗官。吴起提出“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枝官”，精简机构，还要求官吏“私不害公，谗不蔽忠”，“塞私门之情，一楚国之俗”。将省下的行政经费用于训练军队，“要在强兵”。
吴起改革的劲头之大、勇气之足，实属罕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恨不得一下子将旧贵族势力全部扫清，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然而，事与愿违，吴起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他变法仅过一年，支持他的楚悼王死去，对吴起心怀不满的贵族、宗室大臣就按捺不住，聚集起来，杀死吴起，并将他车裂。吴起之死是悲壮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改革事业献出生命的人。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式作风也为后人称颂。的确，吴起立志改革的精神值得肯定，在战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吴起的悲剧又告诉我们，搞改革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究节奏、策略，还要照顾方方面面，吴起显然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
有的学者将吴起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楚悼王死得太早。我看这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首先，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社会改革得以进行主要是国君有变法图强的愿望。若国君保守，不支持改革，仅凭改革家是无济于事的。支持吴起的楚悼王早死固然可惜，但新上台的国王是什么态度呢？还是未知数。因为在楚悼王刚去世，吴起就被贵族杀掉了。吴起死后，变法失败，楚国又回到原先状态。同样，在秦国，支持商鞅的秦孝公一死，商鞅的政敌也立即反扑，商鞅被车裂。总之，在中国历代王朝，能否实施改革，握有实权的最高统治者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们若无决心，缺少魄力，下面的人再积极也没有用。
从吴起改革的内容看，基本是在政治层面。政治改革无疑是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到国家选人、用人和重要制度的建立。然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古代，政治改革多在统治阶层进行，对于老百姓而言实在太遥远了，人民关心的还是生活问题、温饱问题，吴起改革没有涉及与人民利益相关的经济问题是一大缺憾。在当时，不扶持小农经济，不保障农民利益，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看魏国，李悝颁布“尽地力之教”，西门豹实行“藏粮于民，寓兵于农”，都使农民切实得到了好处，这就使改革有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吴起改革缺少这方面内容，如同一个人缺了一条腿，不可能走得太远。照吴起的思路，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只抓军事，不抓民生，再给他几年的时间，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 吴起的政治改革也颇有商榷之处。我觉得，他犯了急性病，操之过急，树敌过多。楚国是一个贵族保守势力很大的国家，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人际关系，使得既得利益集团树大根深，要想触动他们，扫除他们的势力，必须掌握轻重缓急，从薄弱环节入手，而不能简单草率，必须有破有立。比如，他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三世而收爵禄”，这是对西周以来宗法制度“五世则迁”的重要修改。可以估计，当时爵禄传承三代的贵族一定不在少数，他们执行的是老祖宗定下的传统。而吴起竟断然宣布，从即日起爵禄传至三代者不再下传！贵族丧失了爵禄，要不要给予安置，或者帮他们找个出路？不仅没有，而且“迁往广虚之地”——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这实在有些不近情理了。什么事情容易激起剧烈的矛盾冲突？莫过于断了人家的生路，使其生计出了问题。其实，对这些旧贵族可以用缓和的手段和办法，有节奏、有分寸地逐步解决，不要扩大矛盾，不要打击面过宽。而吴起大刀阔斧，不管不顾，使许多并非敌人的贵族利益受到损害，对吴起恨之入骨，最后导致楚悼王死后仅三天，尸骨未寒，吴起就被贵族们杀死并车裂。
以往一些研究吴起变法的学者说，吴起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吴起对旧贵族的打击不够坚决，镇压不够彻底。我说，非也。是他打击面过宽，办事过于简单粗暴，迅速激化了矛盾。司马迁说吴起“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意为吴起一到楚国执政却因为刻薄、暴戾、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从性格看，说吴起“刻暴少恩”并无不确之处，这是吴起的性格，也是法家的性格。古往今来，社会矛盾越尖锐越好吗？敌人越多越好吗？吴起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深思。
商鞅环环相扣式改革启示：敢不敢处罚权贵是关键
商鞅在秦国改革的成功，绝不是他个人拼搏的结果，上有国君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接受
商鞅与李悝、吴起相比，是个幸运儿，他是在总结了东方改革变法经验教训之后来到秦国的，而秦孝公又有感于秦国落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怀着知耻而后勇的决心向东方伸出了橄榄枝。
商鞅的成功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宣传变法理论，制造舆论氛围。商鞅变法目标明确，就是要改变秦国落后的局面，一跃成为军事强国。为此他在朝廷上与守旧官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针对保守派“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论调，商鞅坚定地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作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此话掷地有声，秦孝公非常欣赏，连连称“善”。法家主张“今胜于昔”的进化观点，眼睛向前看，政治观念是进步的。
商鞅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并取信于民，还在南门立一木，有搬至北门者予以重赏，这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事，用得着重金赏赐吗？有人搬木，果然赏赐兑现，商鞅这近乎作秀的举动，只为“以明不欺”，为颁布人人遵守的新法铺平了道路。
改革内容全面，环环相扣。商鞅变法内容丰富，涉及秦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扶持小农经济；政治上，破除世卿世禄，按军功授爵，将贵族身份的符号爵位扩大化，变为所有人均可获得，条件只有一个，上战场杀敌人，此项改革极大调动了民众参战的积极性，秦国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应指出的是，商鞅对旧贵族不像吴起那样，剥夺爵禄甚至赶出京城，而是让他们也参加战斗，立功授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种给出路的办法显然比吴起高明。
推进改革必须执法严明，而敢不敢处罚权贵是执法关键。商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典范，甚至对犯法的太子也没有放过，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在秦国引起很大震动。
总之，商鞅在秦国改革的成功，绝不是他个人拼搏的结果，上有国君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接受，他的新法在秦国落地开花，大获全胜。史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虽然也因为得罪权贵落得和吴起一样的悲剧下场，但他的事业成功了。自商鞅变法后，秦国走上了崛起之路。经过130多年的艰难历程，秦国由弱变强，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从这点看，商鞅是个英雄，对中国历史有贡献，功不可没。
研究商鞅变法的得失，不可忘记商鞅是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耕战”二字上，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加强集权统治，肆无忌惮地对民众役使、压迫，实行弱民、愚民政策。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又把秦国的统治模式放大到全国，使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206年，仅仅存在了16年的秦帝国就灭亡了，短暂的十几年与在崛起之路行进的130多年相比，形成了强烈反差。从秦朝的国力看，不可能在短时间灭亡。这又是为什么呢？分析商鞅变法改革得与失，也许可以使我们有所感悟。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柳称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编/杜凤娇 美编/石玉
进入战国，改革成为富国强兵的必由之路，改革的重要内容是革除传统的贵族制度，建立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制度。各国纷纷由政府出面，进行自上而下改革，而那些旧贵族、既得利益集团则极力维护传统制度，宣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墨守常规，极力反对改革。改革过程充满了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真可谓你死我活，惊心动魄！
两千多年过去了，今天重温战国的改革历史，不禁感慨良多。战国改革因各国的国情不同，改革家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不同，解决问题的思路、办法不同，因而结局也各异，其胜败得失很值得认真研究总结，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李悝双管齐下式改革启示：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魏国改革成功，是因为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均有改革家主政，这就营造了改革的氛围
从总的方面看，魏国改革是成功的。在战国诸雄中，魏国地盘不大，人口也不多，但是，改革为这个国家注入了活力，一跃成为战国初期的强国。当时，国家强盛则必然发动战争，争夺土地和人口，著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都是魏国发动的。
魏国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呢？第一，魏国国君魏文侯任人唯贤，在他身边有一个力主改革的群体。魏文侯任命李悝在朝廷主持变法，同时任用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令，在地方搞新政，发挥每个人的特长，改革搞得有声有色。魏国改革，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均有改革家主政，这就营造了改革的氛围，形成了改革的气势，反对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弱。与后来吴起在楚国变法、商鞅在秦国变法仅凭个人单打独斗相比，魏国的经验值得记取。
第二，改革全方位，相互配套。社会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法律改革密切相关，相互依托，不可脱节。魏国改革就做到了这一点。
在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打破贵族垄断朝政的格局，剥夺其官职和俸禄，“夺淫民之爵以来四方之士”。李悝提出，要提拔那些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食有劳而禄有功”。传统的贵族世袭制压抑人才成长，阻碍社会进步，李悝抓住了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废除贵族特权，启用贤能之士，很快见到成效。后来楚国、秦国在改革中，均把此项措施列为首位。
在经济上，实行重农政策，扶持小农经济，颁布“尽地力之教”，鼓励农民“治田勤谨”。同时，出台保证农民利益不受损失的“平籴法”——在年成好的时候，政府以平价收购余粮作为储备，使粮价不至于暴跌；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保证粮价不至于暴涨。用这种方法限制商人的投机活动，使农民利益不受损失。
法律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法经》，在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政局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从以上三条改革措施看，废除贵族的“世卿世禄”是政治改革，为选拔人才、确立新制度铺平了道路；“尽地力之教”是经济改革，保证了小农经济和生产劳动者的基本利益：而《法经》的制定保证了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得以顺利进行。魏国改革做到政治、经济双管齐下，避免了两者的脱节，因而获得成功。
吴起大刀阔斧式改革启示：搞改革不能只凭热情
楚国改革失败，源于操之过急，树敌太多；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只抓军事，不抓民生
吴起在魏文侯死后因内部纠纷来到楚国，被楚悼王任命为令尹，主持变法。与其他国家相比，楚国旧贵族保守势力强大，他们把持许多重要职位，而且盘根错节，动弹不得。吴起是一位勇敢的改革家，他分析楚国的局面，对楚悼王说：“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若此，则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贫国弱兵之道也。”他把魏国改革措施运用到楚国，对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予以猛烈打击。
吴起改革的内容主要有两条：第一，废除贵族世卿世禄的特权，规定封君“三世而收爵禄”。即贵族只要传了三代的，一律收回封爵和俸禄、世袭特权。吴起还将居住在京城的贵族迁往荒凉地区。第二，整顿吏治，淘汰冗官。吴起提出“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枝官”，精简机构，还要求官吏“私不害公，谗不蔽忠”，“塞私门之情，一楚国之俗”。将省下的行政经费用于训练军队，“要在强兵”。
吴起改革的劲头之大、勇气之足，实属罕见。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恨不得一下子将旧贵族势力全部扫清，使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然而，事与愿违，吴起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他变法仅过一年，支持他的楚悼王死去，对吴起心怀不满的贵族、宗室大臣就按捺不住，聚集起来，杀死吴起，并将他车裂。吴起之死是悲壮的，他是历史上第一个为改革事业献出生命的人。他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式作风也为后人称颂。的确，吴起立志改革的精神值得肯定，在战国，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但吴起的悲剧又告诉我们，搞改革不能只凭热情，还要讲究节奏、策略，还要照顾方方面面，吴起显然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
有的学者将吴起改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楚悼王死得太早。我看这只是学者的一厢情愿。首先，中国古代是人治社会，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社会改革得以进行主要是国君有变法图强的愿望。若国君保守，不支持改革，仅凭改革家是无济于事的。支持吴起的楚悼王早死固然可惜，但新上台的国王是什么态度呢？还是未知数。因为在楚悼王刚去世，吴起就被贵族杀掉了。吴起死后，变法失败，楚国又回到原先状态。同样，在秦国，支持商鞅的秦孝公一死，商鞅的政敌也立即反扑，商鞅被车裂。总之，在中国历代王朝，能否实施改革，握有实权的最高统治者的态度至关重要，他们若无决心，缺少魄力，下面的人再积极也没有用。
从吴起改革的内容看，基本是在政治层面。政治改革无疑是改革中的核心问题，它涉及到国家选人、用人和重要制度的建立。然而，在天高皇帝远的中国古代，政治改革多在统治阶层进行，对于老百姓而言实在太遥远了，人民关心的还是生活问题、温饱问题，吴起改革没有涉及与人民利益相关的经济问题是一大缺憾。在当时，不扶持小农经济，不保障农民利益，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看魏国，李悝颁布“尽地力之教”，西门豹实行“藏粮于民，寓兵于农”，都使农民切实得到了好处，这就使改革有了稳定的社会基础。吴起改革缺少这方面内容，如同一个人缺了一条腿，不可能走得太远。照吴起的思路，只抓政治，不抓经济，只抓军事，不抓民生，再给他几年的时间，国家也好不到哪儿去。 吴起的政治改革也颇有商榷之处。我觉得，他犯了急性病，操之过急，树敌过多。楚国是一个贵族保守势力很大的国家，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人际关系，使得既得利益集团树大根深，要想触动他们，扫除他们的势力，必须掌握轻重缓急，从薄弱环节入手，而不能简单草率，必须有破有立。比如，他废除贵族世卿世禄制，“三世而收爵禄”，这是对西周以来宗法制度“五世则迁”的重要修改。可以估计，当时爵禄传承三代的贵族一定不在少数，他们执行的是老祖宗定下的传统。而吴起竟断然宣布，从即日起爵禄传至三代者不再下传！贵族丧失了爵禄，要不要给予安置，或者帮他们找个出路？不仅没有，而且“迁往广虚之地”——流放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这实在有些不近情理了。什么事情容易激起剧烈的矛盾冲突？莫过于断了人家的生路，使其生计出了问题。其实，对这些旧贵族可以用缓和的手段和办法，有节奏、有分寸地逐步解决，不要扩大矛盾，不要打击面过宽。而吴起大刀阔斧，不管不顾，使许多并非敌人的贵族利益受到损害，对吴起恨之入骨，最后导致楚悼王死后仅三天，尸骨未寒，吴起就被贵族们杀死并车裂。
以往一些研究吴起变法的学者说，吴起变法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吴起对旧贵族的打击不够坚决，镇压不够彻底。我说，非也。是他打击面过宽，办事过于简单粗暴，迅速激化了矛盾。司马迁说吴起“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意为吴起一到楚国执政却因为刻薄、暴戾、少恩葬送了自己的生命。从性格看，说吴起“刻暴少恩”并无不确之处，这是吴起的性格，也是法家的性格。古往今来，社会矛盾越尖锐越好吗？敌人越多越好吗？吴起的悲剧很值得我们深思。
商鞅环环相扣式改革启示：敢不敢处罚权贵是关键
商鞅在秦国改革的成功，绝不是他个人拼搏的结果，上有国君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接受
商鞅与李悝、吴起相比，是个幸运儿，他是在总结了东方改革变法经验教训之后来到秦国的，而秦孝公又有感于秦国落后，“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怀着知耻而后勇的决心向东方伸出了橄榄枝。
商鞅的成功还有以下几点原因：
宣传变法理论，制造舆论氛围。商鞅变法目标明确，就是要改变秦国落后的局面，一跃成为军事强国。为此他在朝廷上与守旧官僚进行了激烈的辩论。针对保守派“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论调，商鞅坚定地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作礼，不肖者拘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此话掷地有声，秦孝公非常欣赏，连连称“善”。法家主张“今胜于昔”的进化观点，眼睛向前看，政治观念是进步的。
商鞅为了制造改革的舆论，并取信于民，还在南门立一木，有搬至北门者予以重赏，这本来是举手之劳的事，用得着重金赏赐吗？有人搬木，果然赏赐兑现，商鞅这近乎作秀的举动，只为“以明不欺”，为颁布人人遵守的新法铺平了道路。
改革内容全面，环环相扣。商鞅变法内容丰富，涉及秦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如在经济上，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化，扶持小农经济；政治上，破除世卿世禄，按军功授爵，将贵族身份的符号爵位扩大化，变为所有人均可获得，条件只有一个，上战场杀敌人，此项改革极大调动了民众参战的积极性，秦国军事力量迅速壮大。应指出的是，商鞅对旧贵族不像吴起那样，剥夺爵禄甚至赶出京城，而是让他们也参加战斗，立功授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这种给出路的办法显然比吴起高明。
推进改革必须执法严明，而敢不敢处罚权贵是执法关键。商鞅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典范，甚至对犯法的太子也没有放过，处罚了他的两个老师，在秦国引起很大震动。
总之，商鞅在秦国改革的成功，绝不是他个人拼搏的结果，上有国君的支持，下有民众的接受，他的新法在秦国落地开花，大获全胜。史载：“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商鞅虽然也因为得罪权贵落得和吴起一样的悲剧下场，但他的事业成功了。自商鞅变法后，秦国走上了崛起之路。经过130多年的艰难历程，秦国由弱变强，终于在公元前221年灭六国，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从这点看，商鞅是个英雄，对中国历史有贡献，功不可没。
研究商鞅变法的得失，不可忘记商鞅是把改革的目标锁定在“耕战”二字上，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加强集权统治，肆无忌惮地对民众役使、压迫，实行弱民、愚民政策。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又把秦国的统治模式放大到全国，使得民不聊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公元前206年，仅仅存在了16年的秦帝国就灭亡了，短暂的十几年与在崛起之路行进的130多年相比，形成了强烈反差。从秦朝的国力看，不可能在短时间灭亡。这又是为什么呢？分析商鞅变法改革得与失，也许可以使我们有所感悟。
（作者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柳称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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