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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腐败黑暗，与蒋介石集团渐行渐远
郭汝瑰进入国民党上层，有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当面听了蒋介石的三十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他目睹身受，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愈来愈感到不满。
在担任暂五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任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让他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饷，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郭汝瑰在国防研究院阅读孙中山著作，获益匪浅，对照蒋介石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此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为了祖国和人民，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甚至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
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夏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蒋介石就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向，而是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反共问题。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获取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问题。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集团就准备战后再打内战了。
郭汝瑰认为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于是与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渐行渐远，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
超级卧底，成为“红色间谍”
1945年5月，郭汝瑰在军务署偶遇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他们曾是党内相熟的同志。郭汝瑰一见是老友，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向他表露了想找到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任逖猷说自己入狱后，已经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但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联系。”任廉儒是任逖猷堂弟，郭以前在涪陵时经常与他见面。
事过两三天后的晚上，郭汝瑰的寓所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涪陵相识的任廉儒。郭连忙将来客请进书房，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他说：“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任廉儒当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他表示一定将向党组织转达他的愿望，请他相信必当报国有门。原来任廉儒听了任逖猷关于与郭汝瑰谈话之后，觉得这一信息非常重要，他立即向中共中央重庆局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进行联系。任几次来到郭家，对郭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从此就不再避讳他了。
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任廉儒对郭汝瑰说：“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对董老说了。你愿不愿意会他？我是会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再冒多大的风险也去。任于是让他第二天晚上摆脱汽车驾驶员，步行到夫子池小巷后门到他家。次日，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剪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1946年3月17日傍晚，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廉儒家与董必武、薛子正等人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叫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只要党容纳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这样，郭汝瑰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在郭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
1946年6月，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上演了一场一年三迁的闹剧。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蒋介石嫡系与杂牌，以及嫡系内部派系之间权力的重新洗牌，因此，一些反对陈诚的人乘机鼓噪，散发传单，攻击郭汝瑰是陈诚网罗的“十三太保”之一。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节节溃败，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每周都召开一次大战研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极高级的军事会议，郭汝瑰很少有机会参加。但是，郭汝瑰深知，现在是关键时期，一定要设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虑再三，郭汝瑰给陈诚打电话说：“听说苏联要出兵东北，这是不是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啊？”看见陈诚起初不明自己的意思，郭汝瑰接着献计献策说：“这样一来，军政、军令两部的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了。”郭汝瑰说完，静听陈诚的反应。陈诚明白了郭的意图后，回话说：“言之有理，要不这样，正好明天开大战研究会，你跟我的侍从参谋一起参加旁听吧。”
就这样，本来不该郭汝瑰参加的会议，郭汝瑰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会场。会上那些机密情报很快被送到了与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交通员任廉儒的手中。据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忆：他（郭汝瑰）有八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呀，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那就是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 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此后四年，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为止，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中共和解放军提供了100多次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有一次，任廉儒问郭汝瑰：“新六军战斗力很强，怎么办？”郭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1948年10月，国民党新六军被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歼灭。
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他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除了奋不顾身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外，在污浊的国民党官场中，也坚持廉洁自守。
1946年郭汝瑰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据郭相操回忆：蒋经国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都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着总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嘛，一问都没有姓郭的。这时就有一个过路人指给他看，就说那边有一个卖肉的肉铺啊，那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国防部里面的人。蒋经国就找到那个肉铺，一楼就是卖肉的案子，我们家就住在二楼。蒋经国上了楼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是我母亲、我、我姐姐还有一个老妈子在吃饭。我母亲不认识蒋经国，见到国防部的人来了以为就是下属什么的是吧，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蒋经国当时也很震动，因为底下是肉铺，但在上面我们家吃中饭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蒋经国就讲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
由于郭汝瑰人才难得，人品出众，他越来越得到国民党中枢的赏识。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他特别受到陈诚的青睐和宠信。1947年5月12日下午，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代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说当晚蒋介石邀请作战人员到他官邸出席晚宴，并研究山东方面的作战。20点30分，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郭汝瑰与国防部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一同出席晚宴。
这时，山东军情紧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弄得徐州方面手忙脚乱。郭汝瑰与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郭、侯二人汇报完，陈诚发言谈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蒋介石当场决定了进攻方向和目标，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一记下。
郭汝瑰回到自己住所，他把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用极小的字抄写在一张纸上。刚写完，正巧任廉儒来访。郭汝瑰把作战部署交给任，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这个师全都是美式装备，辖3个旅，共3.7万多人，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是抗日名将、骁勇善战，解放军要特别小心。
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29日，淮海战役前夕，顾祝同邀何应钦、肖毅肃、刘斐与郭汝瑰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大家认为中原作战是为了保障江南的战略防御，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通过任廉儒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同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歼敌47万余人，国民党失去东北全境，损失惨重。此时，淮海战役也已经打响。在这种紧急情况下，1948年11月10日9时半，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制订新的作战计划。这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9个绝密作战计划（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兵力配备等）交给任廉儒。郭汝瑰叮嘱：“这9个绝密作战计划关系重大，火速交给党！”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地下党负责人。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他在被捕前急切地把它烧毁了。王被捕后受尽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王葆真是辛亥老人，后来由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营救，得免予执行死刑。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日后得悉此事，很为地下工作者这种冒险犯难、流血牺牲的精神所感动。
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不免被人怀疑。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屡战屡败，看到国军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槐经手，便怀疑时任总参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间谍，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蒋介石大怒说：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之后，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时杜已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杜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想不到移师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和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杜聿明后来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回忆说：“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疑心。一次，蒋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见。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安身。
郭汝瑰后来回忆说：杜聿明怀疑我，曾对何应钦、顾祝同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不可靠。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放弃徐州城向西逃跑时，就不让我知道而与蒋介石秘密决定。至于杜聿明如何知道我与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他回答。“是谁？”我问。“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大赦后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一次杜聿明去探望病中的郭汝瑰，他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断断续续地说：“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国共两党的激烈谍战，由此可见一斑。（未完待续）
郭汝瑰进入国民党上层，有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的机会，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当面听了蒋介石的三十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他目睹身受，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愈来愈感到不满。
在担任暂五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任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让他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饷，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郭汝瑰在国防研究院阅读孙中山著作，获益匪浅，对照蒋介石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此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为了祖国和人民，出生入死，浴血奋战，不怕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为非作歹，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甚至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
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在抗日战争期间，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夏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蒋介石就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动向，而是变更重点，经常研究如何反共问题。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防止八路军、新四军出关获取日军投降后的武器装备问题。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尚未结束，蒋介石集团就准备战后再打内战了。
郭汝瑰认为国民党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已腐朽透顶，不足以担当救国救民之大任，于是与蒋介石及其亲信陈诚渐行渐远，千方百计希图与共产党恢复联系。
超级卧底，成为“红色间谍”
1945年5月，郭汝瑰在军务署偶遇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任逖猷，他们曾是党内相熟的同志。郭汝瑰一见是老友，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向他表露了想找到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任逖猷说自己入狱后，已经和共产党断了联系，但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就看廉儒是否与党有联系。”任廉儒是任逖猷堂弟，郭以前在涪陵时经常与他见面。
事过两三天后的晚上，郭汝瑰的寓所突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来者不是别人，正是当年涪陵相识的任廉儒。郭连忙将来客请进书房，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他说：“我对共产党十分怀念，我请求组织恢复我的党籍。我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考验。我很想去延安工作，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一点微薄之力。”任廉儒当时在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军事情报工作，他表示一定将向党组织转达他的愿望，请他相信必当报国有门。原来任廉儒听了任逖猷关于与郭汝瑰谈话之后，觉得这一信息非常重要，他立即向中共中央重庆局书记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进行联系。任几次来到郭家，对郭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国民党重要军事情报，从此就不再避讳他了。
抗战胜利后的某一天，任廉儒对郭汝瑰说：“你想到延安去的事，我对董老说了。你愿不愿意会他？我是会安排得很好的，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再冒多大的风险也去。任于是让他第二天晚上摆脱汽车驾驶员，步行到夫子池小巷后门到他家。次日，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剪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1946年3月17日傍晚，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廉儒家与董必武、薛子正等人见面。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叫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但是，我不想去，我想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并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我们同志打入国民党机要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作用不大，你留在这边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组织问题的解决。希望你能为我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单线联系，我以天主教作掩护，不会惹人注意，可以保证你的安全。”郭表示：“只要党容纳我，我可以把安危置之度外。”这样，郭汝瑰的人生轨迹由此改变。在郭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
1946年6月，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上演了一场一年三迁的闹剧。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蒋介石嫡系与杂牌，以及嫡系内部派系之间权力的重新洗牌，因此，一些反对陈诚的人乘机鼓噪，散发传单，攻击郭汝瑰是陈诚网罗的“十三太保”之一。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节节溃败，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日益嚣张起来。国民党军令部每周都召开一次大战研究会议。这样的会议是极高级的军事会议，郭汝瑰很少有机会参加。但是，郭汝瑰深知，现在是关键时期，一定要设法参加这样的会议，以便掌握第一手信息。考虑再三，郭汝瑰给陈诚打电话说：“听说苏联要出兵东北，这是不是会壮大共产党的力量啊？”看见陈诚起初不明自己的意思，郭汝瑰接着献计献策说：“这样一来，军政、军令两部的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协调了。”郭汝瑰说完，静听陈诚的反应。陈诚明白了郭的意图后，回话说：“言之有理，要不这样，正好明天开大战研究会，你跟我的侍从参谋一起参加旁听吧。”
就这样，本来不该郭汝瑰参加的会议，郭汝瑰却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会场。会上那些机密情报很快被送到了与他单线联系的中共交通员任廉儒的手中。据郭汝瑰之子郭相操回忆：他（郭汝瑰）有八本日记，上面全部都是记的国军大事，开什么会呀，任廉儒来呀，他就在底下记着“廉儒来”三个字，起码是两三百次呀，那就是说任廉儒来一次那就是传达一次共产党的指令或者带走一次情报。 从1945年5月与中共建立秘密联系始，此后四年，至1949年12月领导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在四川宜宾起义为止，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中共和解放军提供了100多次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有一次，任廉儒问郭汝瑰：“新六军战斗力很强，怎么办？”郭提供了重要情报：“新六军装备精良，但后勤供给只有五天。”1948年10月，国民党新六军被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歼灭。
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虽一时未能如愿，但他从那时起就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除了奋不顾身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之外，在污浊的国民党官场中，也坚持廉洁自守。
1946年郭汝瑰到南京任职，在四条巷租了一套普通民房居住。当时蒋经国住在三条巷，与他是近邻。一天，蒋经国与亲信贾亦斌去拜访郭汝瑰。据郭相操回忆：蒋经国在四条巷走了两个来回都找不到郭公馆，因为他想着总还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房子嘛，一问都没有姓郭的。这时就有一个过路人指给他看，就说那边有一个卖肉的肉铺啊，那上面有一家好像是国防部里面的人。蒋经国就找到那个肉铺，一楼就是卖肉的案子，我们家就住在二楼。蒋经国上了楼以后，我父亲不在家，就是我母亲、我、我姐姐还有一个老妈子在吃饭。我母亲不认识蒋经国，见到国防部的人来了以为就是下属什么的是吧，上茶、请坐、寒暄两句，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热情。蒋经国当时也很震动，因为底下是肉铺，但在上面我们家吃中饭没有肉，只有两道素菜。蒋经国就讲如果党国的干部都像郭汝瑰这样，那党国就有救了。
由于郭汝瑰人才难得，人品出众，他越来越得到国民党中枢的赏识。他周旋于陈诚、何应钦、顾祝同、白崇禧四个军事要人之间，如鱼得水，得心应手。他特别受到陈诚的青睐和宠信。1947年5月12日下午，时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代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说当晚蒋介石邀请作战人员到他官邸出席晚宴，并研究山东方面的作战。20点30分，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郭汝瑰与国防部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一同出席晚宴。
这时，山东军情紧急，陈毅率华东野战军神出鬼没，声东击西，弄得徐州方面手忙脚乱。郭汝瑰与侯腾分别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郭、侯二人汇报完，陈诚发言谈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蒋介石当场决定了进攻方向和目标，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一记下。
郭汝瑰回到自己住所，他把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用极小的字抄写在一张纸上。刚写完，正巧任廉儒来访。郭汝瑰把作战部署交给任，还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这个师全都是美式装备，辖3个旅，共3.7万多人，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是抗日名将、骁勇善战，解放军要特别小心。
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29日，淮海战役前夕，顾祝同邀何应钦、肖毅肃、刘斐与郭汝瑰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大家认为中原作战是为了保障江南的战略防御，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通过任廉儒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
同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解放军歼敌47万余人，国民党失去东北全境，损失惨重。此时，淮海战役也已经打响。在这种紧急情况下，1948年11月10日9时半，蒋介石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制订新的作战计划。这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9个绝密作战计划（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兵力配备等）交给任廉儒。郭汝瑰叮嘱：“这9个绝密作战计划关系重大，火速交给党！”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地下党负责人。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他在被捕前急切地把它烧毁了。王被捕后受尽酷刑，被打得遍体鳞伤，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王葆真是辛亥老人，后来由国民党元老李济深等营救，得免予执行死刑。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日后得悉此事，很为地下工作者这种冒险犯难、流血牺牲的精神所感动。
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不免被人怀疑。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东北和华东战场屡战屡败，看到国军几次重大错误决策都有顾祝同和郭汝槐经手，便怀疑时任总参作战部长兼第三厅厅长郭汝瑰是间谍，忍不住向蒋介石告状说：“我自己就够廉洁了，可是‘郭小鬼’更是清廉得不像话，他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蒋介石大怒说：难道我堂堂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共产党，笑话！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之后，蒋介石召杜聿明到南京参加军事会议。当时杜已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杜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想不到移师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和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杜聿明后来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回忆说：“这时，我心中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质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将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的这一方案，觉得争亦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蒋介石也曾对郭汝瑰产生疑心。一次，蒋和王叔铭（时任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研究空军如何帮助杜聿明突围，却不愿让身为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听见。好在这些怀疑都没有具体证据，郭汝瑰得以在国民党军队安身。
郭汝瑰后来回忆说：杜聿明怀疑我，曾对何应钦、顾祝同说我和共产党有联系，不可靠。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放弃徐州城向西逃跑时，就不让我知道而与蒋介石秘密决定。至于杜聿明如何知道我与共产党有联系，至今仍是一个谜。1982年我与邓锡洸去拜会他时，我曾问过他：“你当年为什么硬说我与共产党有联系，是猜测吗，还是有根据？”“山东来人谈的，有根据。”他回答。“是谁？”我问。“这是秘密，我不能告诉你。”杜回答。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1959年大赦后做了全国政协委员。一次杜聿明去探望病中的郭汝瑰，他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断断续续地说：“光亭啊，我们是属于政见不同。”
国共两党的激烈谍战，由此可见一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