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明人格”丛书出版的用意，是想告诉读者：人格要比“成功”更重要。
　　一套叫做“现代文明人格”的丛书已经面世。这是一套人物传记，第一批有11本，传主包括爱因斯坦、丘吉尔、荣格、杜尚、李普曼、梁启超、李叔同、蔡锷、丁文江、梁漱溟、费孝通等。这是一批掷地有声的名字。
　　当下在图书市场上，关于人物传记的书已经够多了。观察各种图书排行榜，最不缺的就是人物传记。“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编者们为什么还要来凑这个热闹?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执行编委之一、曾经的中国IT业著名研究者王俊秀说：“现在社会上的人物传记书，通常都是教给大家如何成功的励志书。但我们这套书与‘成功学’一点不沾边。我们觉得，教人从名人身上学如何成功，其实是一种最大的误导。”
　　丛书的另一位执行编委余世存，在这套丛书的总序中，这样表达他们的观念：“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说过：‘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一个人可以不著书立说，他只需活出一至善至美的人生，其人生的完成即在于塑造一完美人格。君子大人之道即人格的养成。人格不仅是道德常识，不仅是心理性情，而且是义理层面、认知层面的。”
　　在当下社会，人们更注重成功、地位和金钱，而“现代文明人格”的编委们力图想告诉大家，人格要比所谓的“成功”更重要，而我们从伟大人物的人生中，更值得吸取的是他们的人格力量。“我们希望回向文明史上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各类建设性服务的人物……温习他们的创造性人生，关注他们人格上的成就，将有益于我们获得生存的背景知识，有助于我们生命的自我完善。”余世存写道。
　　年已107岁的学界耆宿周有光先生慨然应允，担任这套丛书的主编。85岁的著名律师张思之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当他把“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立意向周有光先生说明后，周有光非常赞同。周老说，现在很多人都不懂人格教育的重要。我们小的时候，人格教育都是放到最重要的地位的。“我是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见到过爱因斯坦，没想到我们会谈得非常愉快。爱因斯坦也是和我大谈人格教育。这套书出得太及时了，我们的社会太需要这样的书了。”
　　张思之认为，当下我们的社会缺乏人格教育，从小学到中学，都非常不重视这一点。我不是说知识不重要，但是如果没有人格的教育，不告诉他怎样去做人，学了知识也只是空的。
　　别具一格的写作
　　一本人物传记，可以有很多种写法，而“现代文明人格”的这套人物传记很特别，首先它的篇幅不大，一册相当薄的书中，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传主的人生，大约只有六七万字；第二部分是传主的代表作选摘；第三部分最为特别：开放讨论。比如，在《丘吉尔传》这本书的开放讨论部分，共有三个议题：一、丘吉尔的“成功秘诀”是什么?二、作为一个政治家，丘吉尔是如何超脱于时代的?三、丘吉尔有一个怎样庞大的自我?
　　编者的这种设计，实际是想让读者在阅读后能够参与到一种积极的思考与互动之中。
　　篇幅的设计也是颇费考虑的。“我们想，这种篇幅，能够让读者花上三个小时，了解一个伟大人物的一生。”余世存说，现在社会上的人物传记，如果不是商业味道很重的，充满娱乐色彩的书，就是另一类，学者的严谨学术著作。这后一种的学院派传记自有它们知识上的重要意义，但很难在普通读者中流传开来。我们想提倡的，是一种“现代社会的公民阅读”，是作为生活在现代化社会中的公民的一种常识性阅读，一种通识教育。这种阅读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非常缺乏的。如果要举例子，比如房龙的著作，比如贡布里希的《艺术的故事》，比如日本女作家盐野七生的《罗马人的故事》都是很好的代表。
　　篇幅虽然不长，但却对作者的要求颇高。为了统一丛书的写作风格，编者组织作者们一次又一次开会讨论。基本上，这是一种平实流畅的“新闻式写作”，娓娓的叙述中，讲述传主的人格成长与人格力量。作者要有自己的评价立场，但又不能将太强的主观色彩强加进去。总之，写得要通晓好读，这是最基础的要求，如果在这一点上不能达到共识，也就没法再合作下去。也确实有的作者已经写出了若干篇章，因为风格上的问题，被退回返工。
　　“收割一批新一代的读书种子”
　　“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作者，包括了近些年已经颇有名气的青年学者和作家，如宋石男、十年砍柴、高超群、刘柠、顾则徐等，也有许多是尚未露出头角的年轻人。对于丛书传主的选择和传记作者的选择，实际是一个相当繁复的互动过程，用丛书的执行编委之一，来自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的小伙子李黎明的话说，这个过程“非常细琐麻烦”，或许是他编过的最麻烦的书之一。
　　选择哪些人作为传主?这里的原则可以很抽象，在丛书的总序中说：“文明史上那些为我们提供了各类建设性服务的人物，他们提供的大到现代宇宙观念、时空观念、人类目的观念，生老病死的人性制度发明发现，小到衣食住行的现代样式设计，以及慈善、公益、计算机、娱乐产品，等等，都如此神奇地充实了我们的当代。”编者们提供出一个一两百人的名单，古今中外职业行当不限，然后作者们可以从中挑选出自己心仪的，有感觉有研究积累的传主，也可以自己提出新的传主人选。
　　有了人选，便进入讨论阶段。王俊秀说，“这里我们引入了一个项目管理要素，我把它称为‘2.0模式’，就是开放式讨论。我们召集大家一起吃饭，然后，每次有两个人来主讲，每人20分钟，讲自己对这个传主是怎么理解的，他准备怎么写。讲完后大家提问题，这个互动过程，把这本书的后面部分也解决了，即这本书的重心在哪，与现当代发生关系的点在哪。下一次，就换两个人主讲，其他的人就是听众兼提问人。”
　　或许，现在的图书编辑们在考虑选题时，首要的因素就是这书好不好卖。而“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编辑们考虑得更远，他们看重的是发现和培养作者。上世纪80年代，有三种丛书曾经极大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的思想潮流，它们是：“走向未来丛书”“20世纪文库”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三大丛书”的出版也集中推出了一批叱咤风云的青年知识分子。“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编者们，也是在向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者们致敬。
　　“我希望通过这套丛书能把新一代的读书种子进行收割，”余世存说。上世纪80年代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新的知识分子一代代也在成长。通过写作丛书的方式，让那些优秀的读书人与思考者——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名声的年轻人——在公众前亮相，是非常有意义的。
　　为什么要选择写传记这样一种方式来发掘年轻人?
　　“因为这是入门——即入学问之门的一种最方便的方式”。余世存说。
　　“其实写作的过程，也是作者本人的升华过程，”王俊秀说。他通读了已经出版的11种传记，觉得相当受教。“我们理解所谓传主的人格，并非是说仅仅是一种道德力量，我觉得最给人启发的是，传主们通过心灵的痛苦磨练，最终找到了与这个世界相处、或者发生关联的一种方式。比如爱因斯坦，是通过宇宙；荣格，是通过心理学。一旦找到了这个方式，所有的什么个人命运，痛苦啊，反而是次要的，甚至是成就他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一个机缘。”
　　为什么人们总是乐此不疲地阅读各种人物传记?有些人或许是为了从中找到成功之道，但更多的人，是为了从中发现自己。从他人的人生中发现自己，理解人生，这才是传记图书的魅力所在。“现代文明人格”丛书的作者和编者们，会在写作和编辑的过程中感受到对自己的升华，他们希望也能给丛书的读者们带来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