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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如一潭死水的电影业,现在成了高增长和高风险的行业。
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发现,那个冷清多时的电影院突然热闹起来,门口摆着的广告牌刷着醒目的美术字,放映的都是正火的香港录像。这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这一幕在很多小城市上演。做大了的录像厅租用了城市的电影院,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几近谷底。
“死水微澜”
1990年代中期是电影业第二次萧条期,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而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还如此蓬勃。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跳舞、没有录像厅的年代,电影是中国人最大的娱乐。1979年,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人次达到了279亿,平均每天有7000万次的观众看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纪录。
不过,在这一记录背后,是中国电影产业体制冰冷僵化的现实。
中国的电影产业是依据苏联体制建成的,接近一个特许行业。长时间以来,有资格制作电影的是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有资格发行电影的,只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有资格放映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
电影的制作发行完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国家拨款给各电影制片厂,每个厂每年制作的电影数量也有限制,“像北京电影制片厂这类的大厂每年一二十部,小厂就少些。”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介绍说。
即使是大厂,也很少主动制作超过100万预算的电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一部电影再好,也只能卖108万元。当时的发行政策是,所有电影都需要卖给中影公司,价格按照拷贝数量,一个拷贝9千元,最多120个拷贝,价格108万。一旦超过120个拷贝,中影公司就不再按照拷贝付款,转而以每部影片99万的价格收购。
不过,即使是再差的电影,只要通过审查,中影公司就会购买,最低价99万。
一部最好的电影最多卖到108万,一部最烂的电影也能卖出99万。电影票的价格也是全国统一,一角两角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电影就偷工减料,只要能通过审查就行。”俞剑红说。
在这样的制度下,拍出一部好电影,只能取决与导演个人的艺术追求,一切与资本无关。
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发行亏损。和许多被国有企业控制的行业一样,电影业也在热络的改革浪潮中,感知到体制的局限了。
“胜利大逃亡”
改变和改变的失败都发生在1990年代。
1990年代初,黄飞鸿系列电影开始在中国上映,李连杰和关之琳的中港搭配让这套电影大热。和香港的合拍片,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宠儿。
与此同时,电影的改革也在进行中。1993年,国家取消了中影公司的垄断发行权。1997年,16家国有制片厂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均可“参加摄制电影片”。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电影理论界、创作界就对电影是商品,电影是产业,应该按照电影产业的规律来管理电影达成了共识。可惜,改变的脚步还远远没有放开,新画面、华谊这些日后电影业的大鳄可以大展拳脚的时代还没到来。
不过,资本已经嗅到了市场甜蜜的气息。从198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卖厂标”催生了一批不一样的电影。所谓“卖厂标”类似出版界的“卖书号”,即向拥有制片资格的电影制片厂交钱,换来其厂标以拍摄电影。
1989年代出品的著名的国产恐怖片《黑楼孤魂》,影片片头出现的“深圳电影公司”,其实只是卖厂标而已,真正的投资者是云南的“前卫艺术中心”,实际上是个乡镇企业。
这种情形到了2000年也仍然存在着,王小帅拍摄成名作《十七岁的单车》时,厂标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完全市场化的阶段还没开始。《单车》有来自法国、台湾的资金,北影厂对这个电影的版权所属模糊不清,就会审查很严格。”他曾回忆说。
对民营资本更大的重创是电影审查制度,审查不通过,电影拍摄就几近血本无回了。1994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未通过审查,这部获得纳大奖、让葛优拿了影帝的电影,终究没有在中国的大银幕上上映过。
名不正言不顺的民营资本,最终不能在1990年代拯救国产电影,而是选择胜利大逃亡。1995年,中国大陆全年电影产量低于100部,票房跌破10亿。
一些传统的电影制片厂也陷入困境,一些制片厂转向影视合作,搞起电视剧。令人唏嘘的是,多年以后,中国电视制作的大佬光线传媒的王长田转而投向电影。
在1990年代末,很多限于困境的电影制片厂像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甚至发不出了工资,只能出卖厂里的土地。一些小城市的电影院也干脆出租给了干录像厅起家的老板。
电影业必须自我拯救。
“第一滴血”
要么流血而亡,要么向死而生。2000年以后,电影业甚至没有时间慢慢死去了。
加入WTO后,中国注定要向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外国电影打开门户,最初的每年10部引进大片的限制可以稍微保护一下国产电影。但任何人都知道,一旦完全兑现承诺,西方电影蜂拥而至,中国孱弱的电影制作业将顷刻被击倒。
一切的根源来自于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限制。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开始向民营资本全方位开放。
中国电影开始毫不遮掩地讨论市场,向资本负责了。
几乎应声而落,一年后的《英雄》解释了电影业“松绑”的价值。这个由民营机构“新画面公司”投资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大片,投资2.5亿人民币,国内票房2.5亿,海外票房11亿。
《英雄》的操作也符合当时所有人对大片的理解,大导演、大明星,拍摄精良,花1000万元作营销。
《英雄》的成功,仿佛是第一滴充满新生力量的鲜血,激发了投资人的热情,也激发了电影产业的新生。
此后,张艺谋又连续拍摄了《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充满争议,但张艺谋并不掩饰这三部古装大片首要追求的不是艺术。“拍这三部古装大片,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想探索武侠或者动作电影,去拍能够营造票房效果的电影,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一开始拍电影我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经历了商品时代后,我发现自己兼具许多东西,比如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张艺谋说。
对票房的尊重延伸到电影奖的评选中,2003年,华表奖对评价资格做出改革——首次将影片获得的市场回报纳入参评条件,即:总成本与票房总收入持平;票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或票房总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且电视播出收视达2200万人次,才有资格参加评奖。
“急速的士”
仿佛吕克•贝松电影中那辆被改装的出租车,中国电影在市场化后,如同急速的士,迅速地超越纪录。
2002年,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出台当年,民营影视投资公司投资电影的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2003年,民营投资96部,占全年140部电影的68.5%。
电影票房的增长更是高速,2002年是9.5亿,随后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的速度增长,2005年超过20个亿,2007年超过30个亿,2009年超过60个亿。而2010年,广电总局的预测是超过100个亿。
眩目的数字吸引着更多人进入电影产业。导演贾樟柯说:“这两年,对电影感兴趣的各色人等突然多了起来,挖煤的,做钢材的,搞建筑的,做地产的,都想投。”贾樟柯还接待过好几次来自家乡山西的煤老板代表团。
一个现实是,电影产业是高风险行业。
“今年赢利的没几部。”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说,也就《叶问2》、《唐山大地震》、《人在冏途》几部而已。
在俞剑红看来,一些大公司明知投资电影亏损仍在坚持,一是这些公司业务面比较广,可以用电视剧赚的钱养电影,一是一些大公司正在积累名气的过程中,可以承受一些损失。对于大量资金的流入,俞剑红认为非常正常:“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别的行业,别的行业的资金自然就进来了。市场会调节这一切。资金会顺利地流进来,也应该能顺利地流出去。”
不过,对电影过于商业的不满,从《英雄》就开始出现,大明星和规模浩大的推广可以让人们走进电影院,不过走出来的人并不完全满意——人们更想看到的是个精彩的故事,电影却不能提供了。
多年以前,在电影这个行当,人们不是过于注重艺术,就是过于注重所谓“社会效益”,后来人们过于注重商业。当游戏规则基本确定后,电影人的功课就是永远在“叫好”和“叫座”中,寻找一个最佳兼顾点。
一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发现,那个冷清多时的电影院突然热闹起来,门口摆着的广告牌刷着醒目的美术字,放映的都是正火的香港录像。这是1990年代中后期的一天,这一幕在很多小城市上演。做大了的录像厅租用了城市的电影院,那时候,中国的电影几近谷底。
“死水微澜”
1990年代中期是电影业第二次萧条期,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而就在改革开放初期,电影还如此蓬勃。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跳舞、没有录像厅的年代,电影是中国人最大的娱乐。1979年,中国大陆电影的观影人次达到了279亿,平均每天有7000万次的观众看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至今为止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历史纪录。
不过,在这一记录背后,是中国电影产业体制冰冷僵化的现实。
中国的电影产业是依据苏联体制建成的,接近一个特许行业。长时间以来,有资格制作电影的是全国16家电影制片厂;有资格发行电影的,只有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以下简称中影公司);有资格放映电影的,是各地方的国营影院。
电影的制作发行完全按照国家计划进行。国家拨款给各电影制片厂,每个厂每年制作的电影数量也有限制,“像北京电影制片厂这类的大厂每年一二十部,小厂就少些。”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介绍说。
即使是大厂,也很少主动制作超过100万预算的电影,因为按照当时的制度,一部电影再好,也只能卖108万元。当时的发行政策是,所有电影都需要卖给中影公司,价格按照拷贝数量,一个拷贝9千元,最多120个拷贝,价格108万。一旦超过120个拷贝,中影公司就不再按照拷贝付款,转而以每部影片99万的价格收购。
不过,即使是再差的电影,只要通过审查,中影公司就会购买,最低价99万。
一部最好的电影最多卖到108万,一部最烂的电影也能卖出99万。电影票的价格也是全国统一,一角两角的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电影就偷工减料,只要能通过审查就行。”俞剑红说。
在这样的制度下,拍出一部好电影,只能取决与导演个人的艺术追求,一切与资本无关。
1986年,全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萎缩,全国三分之一发行亏损。和许多被国有企业控制的行业一样,电影业也在热络的改革浪潮中,感知到体制的局限了。
“胜利大逃亡”
改变和改变的失败都发生在1990年代。
1990年代初,黄飞鸿系列电影开始在中国上映,李连杰和关之琳的中港搭配让这套电影大热。和香港的合拍片,一度成为中国电影市场的宠儿。
与此同时,电影的改革也在进行中。1993年,国家取消了中影公司的垄断发行权。1997年,16家国有制片厂的垄断局面被打破,“个人以资助、投资的形式”均可“参加摄制电影片”。
其实,早在1993年,中国电影理论界、创作界就对电影是商品,电影是产业,应该按照电影产业的规律来管理电影达成了共识。可惜,改变的脚步还远远没有放开,新画面、华谊这些日后电影业的大鳄可以大展拳脚的时代还没到来。
不过,资本已经嗅到了市场甜蜜的气息。从198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卖厂标”催生了一批不一样的电影。所谓“卖厂标”类似出版界的“卖书号”,即向拥有制片资格的电影制片厂交钱,换来其厂标以拍摄电影。
1989年代出品的著名的国产恐怖片《黑楼孤魂》,影片片头出现的“深圳电影公司”,其实只是卖厂标而已,真正的投资者是云南的“前卫艺术中心”,实际上是个乡镇企业。
这种情形到了2000年也仍然存在着,王小帅拍摄成名作《十七岁的单车》时,厂标属于北京电影制片厂,“完全市场化的阶段还没开始。《单车》有来自法国、台湾的资金,北影厂对这个电影的版权所属模糊不清,就会审查很严格。”他曾回忆说。
对民营资本更大的重创是电影审查制度,审查不通过,电影拍摄就几近血本无回了。1994年,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未通过审查,这部获得纳大奖、让葛优拿了影帝的电影,终究没有在中国的大银幕上上映过。
名不正言不顺的民营资本,最终不能在1990年代拯救国产电影,而是选择胜利大逃亡。1995年,中国大陆全年电影产量低于100部,票房跌破10亿。
一些传统的电影制片厂也陷入困境,一些制片厂转向影视合作,搞起电视剧。令人唏嘘的是,多年以后,中国电视制作的大佬光线传媒的王长田转而投向电影。
在1990年代末,很多限于困境的电影制片厂像许多大型国有企业一样,甚至发不出了工资,只能出卖厂里的土地。一些小城市的电影院也干脆出租给了干录像厅起家的老板。
电影业必须自我拯救。
“第一滴血”
要么流血而亡,要么向死而生。2000年以后,电影业甚至没有时间慢慢死去了。
加入WTO后,中国注定要向包括好莱坞在内的外国电影打开门户,最初的每年10部引进大片的限制可以稍微保护一下国产电影。但任何人都知道,一旦完全兑现承诺,西方电影蜂拥而至,中国孱弱的电影制作业将顷刻被击倒。
一切的根源来自于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限制。
2002年开始,以新的《电影管理条例》颁发为总标志,中国电影的制作、发行、放映开始向民营资本全方位开放。
中国电影开始毫不遮掩地讨论市场,向资本负责了。
几乎应声而落,一年后的《英雄》解释了电影业“松绑”的价值。这个由民营机构“新画面公司”投资的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大片,投资2.5亿人民币,国内票房2.5亿,海外票房11亿。
《英雄》的操作也符合当时所有人对大片的理解,大导演、大明星,拍摄精良,花1000万元作营销。
《英雄》的成功,仿佛是第一滴充满新生力量的鲜血,激发了投资人的热情,也激发了电影产业的新生。
此后,张艺谋又连续拍摄了《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虽然充满争议,但张艺谋并不掩饰这三部古装大片首要追求的不是艺术。“拍这三部古装大片,不是搞艺术创作,是想探索武侠或者动作电影,去拍能够营造票房效果的电影,所以它没有那么高的艺术追求。一开始拍电影我是拿自己当艺术家,当思想家,经历了商品时代后,我发现自己兼具许多东西,比如艺术性、社会性和商业性。”张艺谋说。
对票房的尊重延伸到电影奖的评选中,2003年,华表奖对评价资格做出改革——首次将影片获得的市场回报纳入参评条件,即:总成本与票房总收入持平;票房总收入达到500万元人民币,或票房总收入达到300万元人民币且电视播出收视达2200万人次,才有资格参加评奖。
“急速的士”
仿佛吕克•贝松电影中那辆被改装的出租车,中国电影在市场化后,如同急速的士,迅速地超越纪录。
2002年,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出台当年,民营影视投资公司投资电影的比例已经达到三分之一。2003年,民营投资96部,占全年140部电影的68.5%。
电影票房的增长更是高速,2002年是9.5亿,随后每年以百分之二十至四十的速度增长,2005年超过20个亿,2007年超过30个亿,2009年超过60个亿。而2010年,广电总局的预测是超过100个亿。
眩目的数字吸引着更多人进入电影产业。导演贾樟柯说:“这两年,对电影感兴趣的各色人等突然多了起来,挖煤的,做钢材的,搞建筑的,做地产的,都想投。”贾樟柯还接待过好几次来自家乡山西的煤老板代表团。
一个现实是,电影产业是高风险行业。
“今年赢利的没几部。”北京电影学院管理系主任俞剑红说,也就《叶问2》、《唐山大地震》、《人在冏途》几部而已。
在俞剑红看来,一些大公司明知投资电影亏损仍在坚持,一是这些公司业务面比较广,可以用电视剧赚的钱养电影,一是一些大公司正在积累名气的过程中,可以承受一些损失。对于大量资金的流入,俞剑红认为非常正常:“一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高于别的行业,别的行业的资金自然就进来了。市场会调节这一切。资金会顺利地流进来,也应该能顺利地流出去。”
不过,对电影过于商业的不满,从《英雄》就开始出现,大明星和规模浩大的推广可以让人们走进电影院,不过走出来的人并不完全满意——人们更想看到的是个精彩的故事,电影却不能提供了。
多年以前,在电影这个行当,人们不是过于注重艺术,就是过于注重所谓“社会效益”,后来人们过于注重商业。当游戏规则基本确定后,电影人的功课就是永远在“叫好”和“叫座”中,寻找一个最佳兼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