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经济学“快乐”思想的倡导者，黄教授在本次“新经济条件下的生存环境与中华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充满自信地告诉台下的与会者：快乐是人类经济行为的终极目标。
　　黄教授特地为我们通俗地解释了他的“快乐”论。人们在达到小康生活水平之前，注重吃、穿、金钱，确保温饱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达到小康水平之后，金钱对快乐几乎是最不重要的。“财富只能解析快乐差异的百分之二”，黄教授说。他认为在小康之后，财富的增加并不是整个社会人民的福祉，对客观生活品质指标也影响有限，而在全世界水平上的科技与知识的提升，才能有明显的贡献，而这主要靠在教育与研究上的公共支出。
　　对于始终致力于研究如何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学者来说，转向关注实现人的“快乐最大化”，无疑是具有启发性意义的，这一点，甚至被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称之为“影响了他个人的学术追求”。
　　黄教授戏称自己是“市井之徒”，免不了也受到庸俗的消费潮的冲击。他提倡限制私人汽车，但他进一步提出的“买车是庸俗展示经济能力的行为”的观点还是着实有些令人吃惊的。国内很多城市，包括杭州，近期都取消了一万元的私车上牌费，私车购买市场正日趋火爆。针对这样的情况，黄教授尖锐地指出：由于汽车消费有三大外部成本：炫耀性消费、拥挤、空气污染，又有钻石性物品的性质，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很可能造成悲剧。因此，黄教授主张对于汽油的拥有、使用与消费应该有可以是足够反映三大外部成本的重税。以这种有效益的税收，使汽车的消费价格，数倍于现在的水平。使“大家不买汽车，把钱用在比较有积极意义的地方”。
　　


　　黄教授说自己现在是无车阶级，不过是这一两年才没有车，以前也有过车子。不过他希望大家不要曲解了他的观点，这是针对不同情况而言的。象他并不认为墨尔本的人买车是庸俗展示经济能力的行为，西方多数的城市，象墨尔本，车几乎是一个必需品，叫计程车很不方便，而且花费相当高，除去买豪华车的人，多数人并不是为了展示经济能力。北京的情形就不同，到处都可以坐到计程车，所以大家没有必要买车。他个人觉得，政府也不应该取消一万元的上牌费，反而应该起码增加到三万元。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了增加消费来促进经济，但如果着力于增加环保等其他方面的投资，则无须花大力气来拉动消费发展经济。即使要鼓励消费，也要鼓励人民消费外部成本相对较低的商品，而不应该是外部成本相当高的汽车。尤其是在中国人口密度本来就相当高的大城市，汽车是最不应该发展的，发展保健、娱乐、旅游这些东西都比汽车好得多。
　　黄教授告诉我们，有学者的研究显示，东亚地区人们的快乐水平显著地比其他国家低，快乐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北欧、英美加澳新(西兰)等英语国家，巴西等中南美洲国家，东南亚，中东，中南欧，印度与孟加拉，非洲，法国与意大利等西南欧国家，东亚(包括中日韩)。为什么东亚的快乐水平比较低，黄有光教授认为这与许多文化因素有关。其中一条是“东亚的教育与文化太注重考试成绩，压制兴趣和创造性的学习，不利于创造性与快乐”。而这些都是与儒家文化和东亚传统相关联的。他同时也强调，“我并不是说儒家文化完全造成了中国人的不快乐，而只是其中有一些对快乐的形成有不利的因素”
　　黄教授再三强调，快乐是一种和痛苦相反的主观感受，包括感官上的享受与精神上的欣慰，是我们的终极目的。他饶有兴致地给学界一个推导式：工作为了赚钱，赚钱为了消费，消费为了快乐，快乐不为其他，快乐是终极目的。
　　两天来，黄教授不知回答了多少人的提问，他每一个都作认真的解答。有他参加的小组讨论，总是最后一个结束的，他的精力充沛令人感慨，他的认真严谨也使人钦佩。
　　显然，黄教授本人即是他的“快乐”思想的坚决实践者，因为在整个演讲过程中，会场里始终贯穿着他别具一格的笑声。而与此同时，他独具一格的观点也在会上擦亮了不小的火花，使“快乐”成为本次会议代表们常谈常乐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