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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到成都市区槐树街的巴蜀书社找童际鹏兄拿任乃强先生的《周诗新诠》，在公交车上时，我突然想起恩师刘黎明先生，他的代表作《焦氏易林校注》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心里顿生惭愧。我向童兄说了再买本恩师作品时，他马上打电话给我从书库中找来一套。
上下两册硬精装，三十二开，浅黄偏白的封面书皮上印有六十四卦图案，寓意天圆地方，下面画的是浪花朵朵，象征人类历史文化这条大河在传承中溅起晶莹的水珠。这也许正是恩师五十七个人生岁月的体现与展示，可惜太过于短暂了，令人为之惋惜，要不是白血病夺走他的生命，这晶莹的水珠一定会更加光辉亮丽，一定会更为引人注目！
任乃强先生的学问与风采，我以前在川大读书时只是耳闻而已。2006年4月，刘黎明先生指导我作硕士学位论文《〈华阳国志〉的文学性研究》，开题时就明确指出：“你的论文必须以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版本，其他的书都不行。”“必须用繁体字写你的论文，其他同学用简化字，这是我对你特殊的要求！”于是，我按恩师的指点，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一年的准备和打字，初稿送给刘老师审读后，恩师大失所望，他让潘虹艳师妹转达修改意见：“电脑上粘贴的内容有点多，没有去核对原著，在偷懒。观念基本还可以，但花的功夫明显不够。”这让一向很自负的我，几乎无地自容，同学们虽没有说什么，但我总觉得占用我太多的时间去写这死板的论文无聊到了极点，似乎除了文凭以外，毫无意义，既不能大济苍生，也不能造福社会，钻故纸堆的学问还是与封建时的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相同。总之，我肚里有许多搪塞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少年轻狂啊。
2008年6月11日，我们文新学院的答辩会在文科楼前的草坪中进行，当时，我们看到恩师和女老师王红开玩笑，弄得弟子们很不好意思，川师大文学院的吴明贤教授也应邀在另外一组主持答辩。7月，我从西华回到母校领学位证书，那天早上还是晴朗的，刚到川大校门口就突然下起雷阵雨，从学友游进那儿借来学位服穿上，在雨中，兄弟开车陪我到莲池旁边抓拍了几张照片，雨实在太大，又怕把相机淋坏了，也就只好作罢。电话问了几位学友是否一起邀请自己的导师聚一聚，他们多是说“刘老师很忙，不喜欢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从不参加宴请聚会”，所以，大家也只好不提此事了。我想，恩师究竟是怎么想的，当弟子的不应该去妄加揣测，但一切从简，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是需要与时风抗衡的勇气的！8月10日，我忙着举办自己的新婚典礼，也不敢冒昧请刘老师，何况是在郫县举办婚礼，亲戚好友们来热闹一阵子也就够了。我们家没有雄厚的家底支撑，招待得寒碜，阔气排场也就全谈不上了，真有点对不住来宾的盛情，还好，大家也不在意和计较什么。
与其他同学和老师交往时，常提到我的刘老师，都说他很和气，很好相处。而某师姐说她们在恩师生日的时候，有一次曾凑钱给刘老师买了鲜花和蛋糕之类的礼物送去，待敲开刘老师住宅门的时候，刘老师一脸的不高兴，当场拒绝了学生们送的生日礼物，并责令带头的学生拿走。完全不合常情，场面十分尴尬，当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弟子们灰溜溜地离开。这“不合时宜”的颇为离奇的故事，让我百思不解，怪乎？有点怪；不怪吗？又有点意思。
我在川大读书几年，第一次见恩师是2004年9月，在师生见面会上，我们学生坐在靠前面的位置，刘老师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衣和另几位导师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会议结束后，我向他要了个联系方式，因为是晚上，很随便聊了几分钟后也就都回去休息了。
第二次见面是2004年10月国庆后，那天下午在体育馆的茶馆交谈，恩师穿着一件灰褐色夹克衫，头发刚剪过，鬓角间漏出几根白发，神采奕奕，黑色的皮鞋擦得透亮，十分讲究。我们从四点钟一直谈到六点钟，他问我读过哪些书？我说喜欢看经典作品，小时候就喜欢抄写古代的诗词名篇，《红楼梦》《三国演义》《哈姆雷特》也比较喜欢，对《周易》也很感兴趣。我们的谈话很轻松，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他问我：“《红楼梦》你看得如何？有什么心得体会没有？”“主要是语言准确优美，文化厚重，我小时候就背得书中的诗文了！”快言快语的我，口没遮拦，说出后才知道太轻率了，但要收回所说的话也来不及了。恩师轻轻地笑了一下，说：“真的吗？你把黛玉《题帕三绝句》背一下，如何？”当时我的脑中却茫然一片，一时竟想不起半个字，狠狠地在心中后悔起来，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又想了一下，还是记不起原文来。我对恩师此问不是很认同，因为我一直认为林黛玉的诗如果写得很精彩的话，《题帕三绝句》是排不上号的，我也不太喜欢她的这几首诗，反而最欣赏的是《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于是，我说道：“这三首题帕诗，我一向不喜欢，所以，也记不得。不过，甄士隐的《好了歌注》是不会忘的。”恩师又笑了，还是那样自然与和蔼，说：“不碍事，你背一下，我聽听。”当然，小时候就已记得的东西是真的不会忘的，《红楼梦》是这样，《孙子兵法》还是这样，这一次我准确地背完了。当时，窗外正下着大雨，雨点打到玻璃窗上“啪啪啪”地响，刘老师没说什么，只是侧着头看窗外暗下来的天色，等我背完了的时候，他还是安静地坐在我对面，没有回应我，似乎此时的天地间就只有风声伴着雨声。后来，他又说了几句话，但我听得不太清楚，又不好再问，只一个劲儿地喝自己杯中的茶。待到雨停后，才说分别。
第三次见面是2005年9月，我住在川大东区的第9舍学生公寓，那学期选修了刘老师负责的《先秦文学研究》，我和花志红、许见军等几个学友一起到研究生院大楼的教室去听恩师讲课，但刘老师颇有高蹈隐逸的情怀，第一节下课休息时，他说：“你们几个跑来干什么？到图书馆看书去吧！”然后是他一本正经地驱赶我们几个来听课的人，因为他的表情和用语十分认真，看不出是开玩笑的样子，又一直坚持赶我们到图书馆去，所以，难为情啊，我们也不好一直僵持下去，只有提起书包闪人。这次见面是在课堂，只见他在黑板最上边写了十多个《焦氏易林》中的原文字，然后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胆小的学友只是埋着头，不敢作声，我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气回答，恰好我的理解又是错的。所以，他一下课就赶大家，教室也就基本上走得只剩下三四个人了，那几个坐在第二排右手边的同学我不认识，其他学友恰巧也不认识他们，以后刘老师每周上课的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学生们私下的评论有贬也有褒，王红老师在《文选》课堂上还曾给刘老师开脱过，这个我不敢附和，我对恩师的教育理念甚是怀疑。 第四次印象深刻的见面是在2006年5月，其中原委，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恩师好像是批评人，说文凭对人没有什么价值或者类似的话，中等身材的他和我边走边谈，就在川大文科楼的底楼大门口，当时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当面顶撞他，并生气地说：“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做弟子的大不敬，对恩师怎可如此无礼？这是我这个当弟子的浅薄，涉世不深的愚昧，即使不赞同自己老师的见解，也该好好商量，态度上绝对不应该如此傲慢和偏激。现在，想向恩师道一声“对不起，老师！”然而，连机会都没有了。恩师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是师生情缘的终结，还是现实中人们要传承学问的残酷，弟子唯有在读恩师作品时似乎可以延续这种友谊，在宣扬恩师的学说之中回归到师与徒的心灵相通。
平常的人，往往在平常的工作中不知时光的宝贵，一晃就到了2011年9月，我们午间在巴蜀书社的办公室闲聊时，童兄才告诉我：刘黎明出身东北的名门世家，和我国当代著名相声演员冯巩是姑表亲戚。谢谦曾在博客上说过刘老师的父亲叫刘益旺，辅仁大学毕业，是清末光绪年间显赫的“京东刘家”所经营的一百多处“发”字号企业当中的长春“益合发号”大车店的少东家。大车店业，就是在当时大车常年经过的大道旁、集镇上开办的旅店，主要接待大车、客商代买代卖代储粮食等货物为主的服务，因而大车店又称“粮秣大车店”。所以，他们家的大车店拥有粮栈、钱庄、制粉、茶庄、纺织等多种行业及相应的分支机构，遍及当时东北各地的 “益发合”从业人数在最多时达3000人，当时长春有首民谣：
“车豁子进店，赛过知县。大鞭子一甩，就是令箭。”
车豁子，就是车老板的意思，可见其实力雄厚、声威远播。后来，“益发合”在长春城里又设立了益发钱庄。再后来，“益发钱庄”与交通银行合资在长春设立了第一个接近现代银行组织的益通银行，开始做油、粉工业。这样，“益发合”在东北的金融市场上更加有名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国家公私合营，错把老人家整成了“反革命”，直到1979年才平反。刘老太爷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昨夜风》，书中就回忆了有“南荣北刘”之誉的“京东刘家”的盛衰沉浮，“南荣”指的就是荣毅仁家族，刘家就是他们家，他们家也是中国近现代民族资本企业的一段历史见证啊。
童兄还告诉我，有一次，北京的记者曾来成都医院采访他卧病在床的父亲，想深入了解刘家已散逸的一些历史，当问到作为长子的刘老师“怎么看待这段历史”时，刘老师冷冷地说：“他们老刘家的事，与我无关。”后来，谢谦听到刘老师谈起这事，笑道：“你是刘家的后代嘛，怎能无关呢？”刘老师说：“臭狗屎！”……
这是绝对的事实，师弟宋汶洮可能也知道这些事儿，但我在川大读书期间却从未听闻，当时我知道后，惊愕不已，半天回不过神来。
又过了一年，我从网上得知恩师的大作《焦氏易林校注》荣获四川省政府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春节前的寒假，我到巴蜀书社耍，童际鹏说刘老师自己还在秋季的某一天去巴蜀书社拿样书时和他见过面的，当时，童兄还认为他健康无病，精神也不错。但是在2013年5月底，我从师弟王玉军和张勇老师那儿确切得知恩师刘黎明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彻夜难眠，前前后后想起很多在川大读书时的事儿，诸如，美女师妹，那位因课堂发言得罪某教授而补考的倒霉的师兄，有的人捞钱的手段，杨明照老师的大胡子，蒙文通先生的古史研究，中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在化学系那栋老房子产生等等，围绕着母校的故事讲不完，也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二天，我又打听到刘老师追悼会的具体安排情况，张勇老师告诉我：“学校没有通知校外人士参加，包括他的学生。追悼会主要是中文系的老师参加，有的在上课，也没去参加。”所以，我也就没专门请假回川大。
在以后的两年时光里，我无意中又听到一些关于师娘仍然很伤感的消息。
现在，恩师去世已三个多年头，我才读到恩师的著作。杜志国大师兄在这本书前的叙言中高屋建瓴地介绍了历代《焦氏易林》的研究状况、作者、版本、与《易》象数学问题的几个方面等，杜师兄确实继承了恩师治学的衣钵！伫立以泣，事无成功。闵哀不已，蒙被恩德。我如不是读恩师刘黎明先生的这本著作，还真不知世间有“盖事虽《易》，其辞则诗”的奇书，《焦氏易林》与《乐府》为“汉诗之二大成绩”。以前，我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也太马虎了，居然跳过了“焦氏易林”一节而不看，这是多么浮躁和不可原谅啊！
恩师刘黎明先生，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来评价，也许算不上第一流的大师，赶不上王国维、启功、饶宗颐等巨匠名家，但恩师的毕生献给了学术事业，他沒有干过“潜规则”的勾当，更没有主动去乞讨红利，这样的品格是配得上学者二字的，是不输于任何一位大家的，而他的挚爱学术、卓尔不群，更是令人尊敬与赞美的。因此，他和他的作品，永不朽也！
（作者简介：王国巍，四川省平昌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刘黎明教授的弟子，诗人、学者，现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上下两册硬精装，三十二开，浅黄偏白的封面书皮上印有六十四卦图案，寓意天圆地方，下面画的是浪花朵朵，象征人类历史文化这条大河在传承中溅起晶莹的水珠。这也许正是恩师五十七个人生岁月的体现与展示，可惜太过于短暂了，令人为之惋惜，要不是白血病夺走他的生命，这晶莹的水珠一定会更加光辉亮丽，一定会更为引人注目！
任乃强先生的学问与风采，我以前在川大读书时只是耳闻而已。2006年4月，刘黎明先生指导我作硕士学位论文《〈华阳国志〉的文学性研究》，开题时就明确指出：“你的论文必须以任乃强的《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为版本，其他的书都不行。”“必须用繁体字写你的论文，其他同学用简化字，这是我对你特殊的要求！”于是，我按恩师的指点，写作自己的硕士学位论文，经过一年的准备和打字，初稿送给刘老师审读后，恩师大失所望，他让潘虹艳师妹转达修改意见：“电脑上粘贴的内容有点多，没有去核对原著，在偷懒。观念基本还可以，但花的功夫明显不够。”这让一向很自负的我，几乎无地自容，同学们虽没有说什么，但我总觉得占用我太多的时间去写这死板的论文无聊到了极点，似乎除了文凭以外，毫无意义，既不能大济苍生，也不能造福社会，钻故纸堆的学问还是与封建时的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相同。总之，我肚里有许多搪塞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少年轻狂啊。
2008年6月11日，我们文新学院的答辩会在文科楼前的草坪中进行，当时，我们看到恩师和女老师王红开玩笑，弄得弟子们很不好意思，川师大文学院的吴明贤教授也应邀在另外一组主持答辩。7月，我从西华回到母校领学位证书，那天早上还是晴朗的，刚到川大校门口就突然下起雷阵雨，从学友游进那儿借来学位服穿上，在雨中，兄弟开车陪我到莲池旁边抓拍了几张照片，雨实在太大，又怕把相机淋坏了，也就只好作罢。电话问了几位学友是否一起邀请自己的导师聚一聚，他们多是说“刘老师很忙，不喜欢增加学生的经济负担，从不参加宴请聚会”，所以，大家也只好不提此事了。我想，恩师究竟是怎么想的，当弟子的不应该去妄加揣测，但一切从简，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作风是需要与时风抗衡的勇气的！8月10日，我忙着举办自己的新婚典礼，也不敢冒昧请刘老师，何况是在郫县举办婚礼，亲戚好友们来热闹一阵子也就够了。我们家没有雄厚的家底支撑，招待得寒碜，阔气排场也就全谈不上了，真有点对不住来宾的盛情，还好，大家也不在意和计较什么。
与其他同学和老师交往时，常提到我的刘老师，都说他很和气，很好相处。而某师姐说她们在恩师生日的时候，有一次曾凑钱给刘老师买了鲜花和蛋糕之类的礼物送去，待敲开刘老师住宅门的时候，刘老师一脸的不高兴，当场拒绝了学生们送的生日礼物，并责令带头的学生拿走。完全不合常情，场面十分尴尬，当然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的弟子们灰溜溜地离开。这“不合时宜”的颇为离奇的故事，让我百思不解，怪乎？有点怪；不怪吗？又有点意思。
我在川大读书几年，第一次见恩师是2004年9月，在师生见面会上，我们学生坐在靠前面的位置，刘老师穿着一件浅蓝色的短袖衬衣和另几位导师坐在会议室的最后一排，会议结束后，我向他要了个联系方式，因为是晚上，很随便聊了几分钟后也就都回去休息了。
第二次见面是2004年10月国庆后，那天下午在体育馆的茶馆交谈，恩师穿着一件灰褐色夹克衫，头发刚剪过，鬓角间漏出几根白发，神采奕奕，黑色的皮鞋擦得透亮，十分讲究。我们从四点钟一直谈到六点钟，他问我读过哪些书？我说喜欢看经典作品，小时候就喜欢抄写古代的诗词名篇，《红楼梦》《三国演义》《哈姆雷特》也比较喜欢，对《周易》也很感兴趣。我们的谈话很轻松，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他问我：“《红楼梦》你看得如何？有什么心得体会没有？”“主要是语言准确优美，文化厚重，我小时候就背得书中的诗文了！”快言快语的我，口没遮拦，说出后才知道太轻率了，但要收回所说的话也来不及了。恩师轻轻地笑了一下，说：“真的吗？你把黛玉《题帕三绝句》背一下，如何？”当时我的脑中却茫然一片，一时竟想不起半个字，狠狠地在心中后悔起来，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又想了一下，还是记不起原文来。我对恩师此问不是很认同，因为我一直认为林黛玉的诗如果写得很精彩的话，《题帕三绝句》是排不上号的，我也不太喜欢她的这几首诗，反而最欣赏的是《红楼梦》中的《好了歌注》，于是，我说道：“这三首题帕诗，我一向不喜欢，所以，也记不得。不过，甄士隐的《好了歌注》是不会忘的。”恩师又笑了，还是那样自然与和蔼，说：“不碍事，你背一下，我聽听。”当然，小时候就已记得的东西是真的不会忘的，《红楼梦》是这样，《孙子兵法》还是这样，这一次我准确地背完了。当时，窗外正下着大雨，雨点打到玻璃窗上“啪啪啪”地响，刘老师没说什么，只是侧着头看窗外暗下来的天色，等我背完了的时候，他还是安静地坐在我对面，没有回应我，似乎此时的天地间就只有风声伴着雨声。后来，他又说了几句话，但我听得不太清楚，又不好再问，只一个劲儿地喝自己杯中的茶。待到雨停后，才说分别。
第三次见面是2005年9月，我住在川大东区的第9舍学生公寓，那学期选修了刘老师负责的《先秦文学研究》，我和花志红、许见军等几个学友一起到研究生院大楼的教室去听恩师讲课，但刘老师颇有高蹈隐逸的情怀，第一节下课休息时，他说：“你们几个跑来干什么？到图书馆看书去吧！”然后是他一本正经地驱赶我们几个来听课的人，因为他的表情和用语十分认真，看不出是开玩笑的样子，又一直坚持赶我们到图书馆去，所以，难为情啊，我们也不好一直僵持下去，只有提起书包闪人。这次见面是在课堂，只见他在黑板最上边写了十多个《焦氏易林》中的原文字，然后问我们：“这是什么意思？”胆小的学友只是埋着头，不敢作声，我鼓足了十二分的勇气回答，恰好我的理解又是错的。所以，他一下课就赶大家，教室也就基本上走得只剩下三四个人了，那几个坐在第二排右手边的同学我不认识，其他学友恰巧也不认识他们，以后刘老师每周上课的情况如何，我不得而知。学生们私下的评论有贬也有褒，王红老师在《文选》课堂上还曾给刘老师开脱过，这个我不敢附和，我对恩师的教育理念甚是怀疑。 第四次印象深刻的见面是在2006年5月，其中原委，现在已记不太清楚了。恩师好像是批评人，说文凭对人没有什么价值或者类似的话，中等身材的他和我边走边谈，就在川大文科楼的底楼大门口，当时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当面顶撞他，并生气地说：“这也没意思，那也没意思，又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这是做弟子的大不敬，对恩师怎可如此无礼？这是我这个当弟子的浅薄，涉世不深的愚昧，即使不赞同自己老师的见解，也该好好商量，态度上绝对不应该如此傲慢和偏激。现在，想向恩师道一声“对不起，老师！”然而，连机会都没有了。恩师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是师生情缘的终结，还是现实中人们要传承学问的残酷，弟子唯有在读恩师作品时似乎可以延续这种友谊，在宣扬恩师的学说之中回归到师与徒的心灵相通。
平常的人，往往在平常的工作中不知时光的宝贵，一晃就到了2011年9月，我们午间在巴蜀书社的办公室闲聊时，童兄才告诉我：刘黎明出身东北的名门世家，和我国当代著名相声演员冯巩是姑表亲戚。谢谦曾在博客上说过刘老师的父亲叫刘益旺，辅仁大学毕业，是清末光绪年间显赫的“京东刘家”所经营的一百多处“发”字号企业当中的长春“益合发号”大车店的少东家。大车店业，就是在当时大车常年经过的大道旁、集镇上开办的旅店，主要接待大车、客商代买代卖代储粮食等货物为主的服务，因而大车店又称“粮秣大车店”。所以，他们家的大车店拥有粮栈、钱庄、制粉、茶庄、纺织等多种行业及相应的分支机构，遍及当时东北各地的 “益发合”从业人数在最多时达3000人，当时长春有首民谣：
“车豁子进店，赛过知县。大鞭子一甩，就是令箭。”
车豁子，就是车老板的意思，可见其实力雄厚、声威远播。后来，“益发合”在长春城里又设立了益发钱庄。再后来，“益发钱庄”与交通银行合资在长春设立了第一个接近现代银行组织的益通银行，开始做油、粉工业。这样，“益发合”在东北的金融市场上更加有名了。新中国成立后“三反五反”，国家公私合营，错把老人家整成了“反革命”，直到1979年才平反。刘老太爷在2004年出版了一本《昨夜风》，书中就回忆了有“南荣北刘”之誉的“京东刘家”的盛衰沉浮，“南荣”指的就是荣毅仁家族，刘家就是他们家，他们家也是中国近现代民族资本企业的一段历史见证啊。
童兄还告诉我，有一次，北京的记者曾来成都医院采访他卧病在床的父亲，想深入了解刘家已散逸的一些历史，当问到作为长子的刘老师“怎么看待这段历史”时，刘老师冷冷地说：“他们老刘家的事，与我无关。”后来，谢谦听到刘老师谈起这事，笑道：“你是刘家的后代嘛，怎能无关呢？”刘老师说：“臭狗屎！”……
这是绝对的事实，师弟宋汶洮可能也知道这些事儿，但我在川大读书期间却从未听闻，当时我知道后，惊愕不已，半天回不过神来。
又过了一年，我从网上得知恩师的大作《焦氏易林校注》荣获四川省政府社科研究成果一等奖。春节前的寒假，我到巴蜀书社耍，童际鹏说刘老师自己还在秋季的某一天去巴蜀书社拿样书时和他见过面的，当时，童兄还认为他健康无病，精神也不错。但是在2013年5月底，我从师弟王玉军和张勇老师那儿确切得知恩师刘黎明先生去世的消息后，彻夜难眠，前前后后想起很多在川大读书时的事儿，诸如，美女师妹，那位因课堂发言得罪某教授而补考的倒霉的师兄，有的人捞钱的手段，杨明照老师的大胡子，蒙文通先生的古史研究，中国第一台巨型计算机在化学系那栋老房子产生等等，围绕着母校的故事讲不完，也充满了传奇色彩。第二天，我又打听到刘老师追悼会的具体安排情况，张勇老师告诉我：“学校没有通知校外人士参加，包括他的学生。追悼会主要是中文系的老师参加，有的在上课，也没去参加。”所以，我也就没专门请假回川大。
在以后的两年时光里，我无意中又听到一些关于师娘仍然很伤感的消息。
现在，恩师去世已三个多年头，我才读到恩师的著作。杜志国大师兄在这本书前的叙言中高屋建瓴地介绍了历代《焦氏易林》的研究状况、作者、版本、与《易》象数学问题的几个方面等，杜师兄确实继承了恩师治学的衣钵！伫立以泣，事无成功。闵哀不已，蒙被恩德。我如不是读恩师刘黎明先生的这本著作，还真不知世间有“盖事虽《易》，其辞则诗”的奇书，《焦氏易林》与《乐府》为“汉诗之二大成绩”。以前，我读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也太马虎了，居然跳过了“焦氏易林”一节而不看，这是多么浮躁和不可原谅啊！
恩师刘黎明先生，如果放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来评价，也许算不上第一流的大师，赶不上王国维、启功、饶宗颐等巨匠名家，但恩师的毕生献给了学术事业，他沒有干过“潜规则”的勾当，更没有主动去乞讨红利，这样的品格是配得上学者二字的，是不输于任何一位大家的，而他的挚爱学术、卓尔不群，更是令人尊敬与赞美的。因此，他和他的作品，永不朽也！
（作者简介：王国巍，四川省平昌县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4级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刘黎明教授的弟子，诗人、学者，现为西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