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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安放于上海外滩的“和平女神像”是和平与正义、博爱与包容的象征。在上海租界后期历史中，女神像作为侨民情感共同体的公共纪念雕塑，承担着集体认知与弱化矛盾的功能；而在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和平年代，女神像又有了几分特别的现实意义。
2015年2月26日，联合国第六十九届大会一致通过于2015年5月份召开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会议的决议，认可会员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有各自的胜利纪念日。“纪念”一词在今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之于上海，似乎更是如此——1941年12月，跨过苏州河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日本侵略军拆除了矗立外滩近18年的“和平女神像”（亦称“欧战和平纪念雕塑”），随着和平女神像的倒下，长达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由西方殖民者在他国土地上建造的“和平纪念”雕塑，却被新的侵略者拆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也没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野心，最终向正义的人民举手投降。这难道就是历史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的嘲讽？从极端民族或国家主义的角度看，的确如此，因为这是排外主义与扩张主义狂热分子在相互“掐架”，其结果就是胜利者拆毁失败者的精神象征物；但从正义者的角度看，这是法西斯对人类和平与正义、博爱与包容的肆意践踏，破坏，他们的野蛮行为正是法西斯狭隘主义的体现。
作为侨民情感共同体的公共纪念雕塑
在上海租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公共纪念雕塑。从1865年的卜罗德塑像、1890年的巴夏礼塑像到1913年的赫德塑像，再到1924年2月16日为纪念欧战期间回国参战阵亡的上海侨民而建成的和平女神像，似乎都是为逝者或某个事件而建，但实际上这些雕塑带有某种明显的精神象征的功能。比如在赫德塑像代表的英殖民者绝对权力之外，低头沉思状表现出来的那种平易近人，显示出这位海关总税务司与中国的紧密关系；而和平女神像祈求长久和平的寓意为中外人士广泛认同。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公共纪念雕塑已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持点，是各殖民者群体之间维系西方文化的纽带，在情感沟通及社群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正如爱弥儿·涂尔干所说，“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统一性和人格性。”在纪念特定的人和事件过程中，上海租界公共纪念雕塑所处的空间构建出文化、精神和情感的力量，而雕塑本身则成为西方人在社会行为和集体活动方面的“宣言书”。这无声的宣言书被置于租界公共空间之中，以“集体记忆”之纪念雕塑的方式发挥着凝聚每一个侨民的作用，同时也似乎在提醒他们要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文化。
正是公共雕塑具有的这种“集体记忆”功能，才使得它们的存在价值得以上升到人的精神层面。通常来说，殖民时代的公共纪念雕塑与民族（种族）文化，艺术传承、宗教传统关系密切，也就是说，不论其创作题材和创作动机如何，公共纪念雕塑或多或少都会承担文化记忆，历史再现的功能，并以此作为侨民之间情感联络的纽带，便于形成本族群或侨民集体文化、公共价值观与情感认同的向心力。对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的侨民而言，虽然在社会身份、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优于华人，但每当路过这些熟悉的街景时，“此物最相思”，在心理上总会泛起一丝安慰和亲切感，暂时克服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情感认同危机。不过，因为在人数上明显少于华人，属于少数群体，当遭遇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暴力威胁时，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不安全感。特别是在租界后期，“五方杂处”带来了经济与贸易的繁荣，却无法为侨民们带来更多优越感，相反，由此还造成了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泛化趋势，无形中加重了侨民的身份迷失感，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自己似乎被遗弃在人世孤岛上。所以通过何种途径构建族群应有的精神世界，如何增强侨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就成为摆在租界职能部门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共纪念雕塑因此成为一种选择，它在强化侨民文化与情感认同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功能，与西方文化习惯以写实性雕塑，绘画来纪念人或事件的传统一样，上海租界也乐于用这种方式来联络侨民的群体关系，借建造纪念雕塑这样的方式将侨民聚合在一起，试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上海的地理空间恰好也便于建构出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特别是上海租界作为相对独立的西方文化单位，很容易在公共价值观念上营造出侨民社会所需的情感共同体。
和平女神像就是侨民“共同体”构建的好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商会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建议，在外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修建一座纪念雕塑，以此来纪念战争期间赴欧参战阵亡的上海各国侨民。经磋商，租界各方达成共同建造协议。1924年2月16日，由马海洋行的J.E.March设计的“和平女神像”举行落成揭幕典礼，活动仪式盛况空前。从资料及遗存的照片得知，出席落成仪式的中外人士有：各国驻沪领事、陆海军军队代表、租界万国商团成员、巡捕，救火队员；淞沪护军使、警察厅厅长，外交交涉员、海关监督和上海县县知事等。雕塑基座两侧分别是万国商团和法国军队的军乐队。在揭幕典礼仪式上，当意大利领事揭开纪念雕塑的幕布时，外滩鼓乐齐鸣，牧师的祷告与黄浦江上外国军舰的礼炮，让成千上万的人情绪高昂，欢声雷动，各国政要相继向“和平女神”敬献花圈，工部局与公董局代表也分别发表演讲。在高高的基座上塑有三尊铜像：生有双翅的和平女神像立于中间，怜爱的目光中透出坚毅，女神右侧蹲着一位丧子的母亲，左侧站着一名儿童。那时那刻，在场的侨民们，脑中是否已回响起《浮士德》的歌声：“生命的脉搏活泼地跳动，向太空的曙光温柔致意……看周遭，身已在天国里。”
显然，人们祈盼和平，希望时间能够抚慰心灵的创伤，并带来永久的和平。而这希望，唯有每个人将“和平”深植于心，才有可能实现。暂不论第一代殖民者以何种目的来到异国他乡建立自己的“第二故乡”，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侨民心里，他们大概是以“新上海人”自居的吧。虽然租界当局赋予了侨民们比华人更高的政治地位，但在上海这一东方大都会里，侨民群体中逐渐成型的情感共同体，却仍然怀有和平，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望。良知之人皆有此愿。斯人已逝，阵亡者自当缅怀，然身边的那些因地缘关系而被称为“新上海人”的人，不分国籍、种族、性别，都应该被纳入到“共同体”中。当我们看到“和平女神像”落成揭幕仪式上那么多中国官员和中国人的身影时，上述说法大概也可以成立。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人一直是被排除在这种场合之外的群体。作为同一阵营中的上海英、法，美等国侨民，一改往日在观念、信仰上的纷争与冲突局面，第一次在公共活动中达成统一认识，相互理解的同时有了更高的精神价值诉求目标，划地为营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等诸多矛盾与隔阂也在本次活动中获得象征性的缓解。 作为“正义与包容”而存在的和平女神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返上海的国民政府准备重建被毁的“和平女神像”。上海市工务局委派该局职员、雕塑技工刘开渠对残存的女神像进行调查，以便拟定建设计划。在英国领事馆的库房里，刘开渠看到，女神像已经断裂为六段，塑像前右肩部下陷，头部右歪，其头顶处有凹陷，左翼末端损缺约长五英尺、宽二英尺，塑像站板前左角损缺一块，约长四英尺半，宽二英尺，高一英尺，而塔下原有三面浮刻全部不见踪影。工务局负责人在写给上级部门的公函中说：“整个破坏情形虽甚严重，幸修复尚属可能……原有三像固系象征和平，博爱，不受时间性限制，可加修补，仍保持原状……今既重修，应就此次大战着想，表示我国在此次大战中所处特殊重要地位，方不失倡导重建之意义。”该负责人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和平、博爱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其内涵，二是重建的意义在于体现中国在整个大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后一层意思当然不言而喻，在我看来，前一层意思道出了女神像的象征意义所在，即：（一）作为人类“道德正义”主导世界的存在物，以及（二）作为人类“文化包容”引领社会进步的象征物。
首先，和平女神像是“道德正义”的化身，是艺术家对“正义”的情感表达。正义所涉的范畴很广泛，柏拉图的《理想国》除继续探讨苏格拉底关于社会、生活、伦理、国家等正义学说外，他将正义也纳入技艺或艺术的范畴进行讨论，“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和平女神像这一类纪念雕塑虽然是租界行政当局委托制作的政治性艺术品，有着政治诉求或权力象征的意味，但它显然是为纪念在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普通人而建，他们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从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来说，他们是为“正义”的战争而死。艺术家以写实手法完成的这组青铜雕塑，除向世人传达社会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正义”外，还以和平纪念的名义，表达出温克尔曼所说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美之意蕴。这是一种理想的艺术表达，与那些写实意味更为浓厚的公共纪念雕塑相比，如卜罗德像、巴夏礼像、赫德像，和平女神像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自由”的艺术。这里所说的自由，当然不仅仅指艺术家随性发挥的自由，还包括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说的那种“形式正义”，即着眼于社会道德之“正义”形式与手段的实践性表达，因为女神像“本身表现为一种正义观念，该正义观念可以作为一种理性、明智而又代表公民意愿的政治一致的基础而为公民所共享”，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种正义观念已经“超脱公民们所认肯的各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哲学学说与宗教学说”。换句话说，它已经超越了国家、种族甚至性别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而臻于思想与观念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具有的一种道德本性，尽管并非完美，但却足以支持由理想，理智构成的社会实践与创造活动。当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我的本意不是要借和平女神像的“正义”来美化欧美殖民者的形象及其侵略史，而是想厘清强权国家为什么能借建造公共纪念雕塑从而博得广泛认同，以便让自身的殖民活动合法化，并掩盖租界内存在的各类社会矛盾与冲突。
其次，和平女神像是“文化包容”的载体，是艺术家对“包容”的审美认知。所谓包容，应该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博大胸怀，是在自身存在与发展过程中能够海纳百川般汲取，借鉴并融会贯通他者的“我”，唯有这样的“我”拥有这样的胸襟，才可担当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当然，与文化本身一样，这里的“包容”也必须依托各种载体才能存在，在艺术创作领域，包容所依托的载体是艺术家审美认知转换为实践后的真实存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一切领域的精神产品都能够“作为衡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尺度表现在各种生活形式上”，反过来说，艺术形式是衡量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尺度。从这层意义上讲，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物而存在的女神像，我们并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殖民政治与文化的产物，而应该将其当作“新上海人”积极参与新秩序中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成果。上海租界当局积极筹建和平女神像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他们不仅仅借女神像来传达他们所主张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以“包容”的心态看，他们也是为了给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带来一些艺术品位。以上海开埠后租界所建公共纪念雕塑的情形来看，如果我们不带某种民族意识形态偏见的话，那就不会对女神像的“殖民者身份”产生反感。这或许就是“包容”的意义，它承认多样与差异，宽容差异，也容忍多样。
反观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上海租界后的所作所为，极端法西斯分子的狭隘世界观及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彼时，除法西斯阵线中德国人所建公共纪念雕塑之外，日本侵略军拆毁了租界内包括和平女神像在内的绝大多数公共雕塑。造成如此暴虐形象的原因，其实与日本法西斯缺乏“文化包容”心态不无关联：从文化源流上看，日本岛国文化酝酿出的自大狂倾向、“神国”意识，天皇中心论、大日本主义、日本青年文化的盲目与狂热以及外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使得日本法西斯在政治和文化统治上呈现出一种反道德，反自由，反人权和反功利的“不兼容”状态。占领上海租界的日本法西斯急迫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将“地产”接收并重组，以便“把上海变成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金钱和物质的宝库……源源不断地为日军提供金钱和物质”，让上海在“大东亚共荣圈”乃至“世界政策”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因此，日本法西斯为一己之私拆毁和平女神像的同时，也破坏了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它统治世界的野心也将随之倒塌。
结束语
可惜的是，虽然刘开渠为和平女神像的重建做了大量工作，也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和所需材料清单，但当时的市政府要求“所需经费，另请外籍人士设法筹募”，而承担此项任务的英国联合服务会也因时局变化，未能筹集到相应的建设经费，加上此时的国民政府醉心于内战，重建工程终究未能实现。但象征着和平与希望，正义与包容的女神像不应该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君不见，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主导的内阁已于2014年7月1日正式通过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改案，这就意味着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与警惕。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在这里重提曾经代表上海形象的和平女神像，一方面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要时刻牢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让正义与包容的价值观念长存于我们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另一方面，也想应和同济大学常青教授多年前提出的杨浦“东外滩”概念设计方案，在方案中，他试图将“和平女神像”易地复原。但愿常青教授的美好愿望早日实现。
2015年2月26日，联合国第六十九届大会一致通过于2015年5月份召开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特别会议的决议，认可会员国对反法西斯战争有各自的胜利纪念日。“纪念”一词在今年就有了特别的意义，之于上海，似乎更是如此——1941年12月，跨过苏州河占领公共租界与法租界的日本侵略军拆除了矗立外滩近18年的“和平女神像”（亦称“欧战和平纪念雕塑”），随着和平女神像的倒下，长达一个世纪的上海租界行将退出历史舞台。由西方殖民者在他国土地上建造的“和平纪念”雕塑，却被新的侵略者拆除，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也没能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疯狂野心，最终向正义的人民举手投降。这难道就是历史对殖民主义和法西斯的嘲讽？从极端民族或国家主义的角度看，的确如此，因为这是排外主义与扩张主义狂热分子在相互“掐架”，其结果就是胜利者拆毁失败者的精神象征物；但从正义者的角度看，这是法西斯对人类和平与正义、博爱与包容的肆意践踏，破坏，他们的野蛮行为正是法西斯狭隘主义的体现。
作为侨民情感共同体的公共纪念雕塑
在上海租界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公共纪念雕塑。从1865年的卜罗德塑像、1890年的巴夏礼塑像到1913年的赫德塑像，再到1924年2月16日为纪念欧战期间回国参战阵亡的上海侨民而建成的和平女神像，似乎都是为逝者或某个事件而建，但实际上这些雕塑带有某种明显的精神象征的功能。比如在赫德塑像代表的英殖民者绝对权力之外，低头沉思状表现出来的那种平易近人，显示出这位海关总税务司与中国的紧密关系；而和平女神像祈求长久和平的寓意为中外人士广泛认同。从西方殖民者的角度来看，这些公共纪念雕塑已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支持点，是各殖民者群体之间维系西方文化的纽带，在情感沟通及社群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正如爱弥儿·涂尔干所说，“任何社会都会感到，它有必要按时定期地强化和确认集体情感和集体意识，只有这种情感和意识才能使社会获得统一性和人格性。”在纪念特定的人和事件过程中，上海租界公共纪念雕塑所处的空间构建出文化、精神和情感的力量，而雕塑本身则成为西方人在社会行为和集体活动方面的“宣言书”。这无声的宣言书被置于租界公共空间之中，以“集体记忆”之纪念雕塑的方式发挥着凝聚每一个侨民的作用，同时也似乎在提醒他们要努力维护自身的利益和文化。
正是公共雕塑具有的这种“集体记忆”功能，才使得它们的存在价值得以上升到人的精神层面。通常来说，殖民时代的公共纪念雕塑与民族（种族）文化，艺术传承、宗教传统关系密切，也就是说，不论其创作题材和创作动机如何，公共纪念雕塑或多或少都会承担文化记忆，历史再现的功能，并以此作为侨民之间情感联络的纽带，便于形成本族群或侨民集体文化、公共价值观与情感认同的向心力。对漂洋过海来到上海的侨民而言，虽然在社会身份、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等方面优于华人，但每当路过这些熟悉的街景时，“此物最相思”，在心理上总会泛起一丝安慰和亲切感，暂时克服了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情感认同危机。不过，因为在人数上明显少于华人，属于少数群体，当遭遇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暴力威胁时，容易在心理上产生一种不安全感。特别是在租界后期，“五方杂处”带来了经济与贸易的繁荣，却无法为侨民们带来更多优越感，相反，由此还造成了文化心理层面上的泛化趋势，无形中加重了侨民的身份迷失感，让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觉得自己似乎被遗弃在人世孤岛上。所以通过何种途径构建族群应有的精神世界，如何增强侨民之间的情感纽带，就成为摆在租界职能部门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共纪念雕塑因此成为一种选择，它在强化侨民文化与情感认同方面有着无可比拟的功能，与西方文化习惯以写实性雕塑，绘画来纪念人或事件的传统一样，上海租界也乐于用这种方式来联络侨民的群体关系，借建造纪念雕塑这样的方式将侨民聚合在一起，试图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共同体。上海的地理空间恰好也便于建构出他们所熟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特别是上海租界作为相对独立的西方文化单位，很容易在公共价值观念上营造出侨民社会所需的情感共同体。
和平女神像就是侨民“共同体”构建的好例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商会向公共租界工部局建议，在外滩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处修建一座纪念雕塑，以此来纪念战争期间赴欧参战阵亡的上海各国侨民。经磋商，租界各方达成共同建造协议。1924年2月16日，由马海洋行的J.E.March设计的“和平女神像”举行落成揭幕典礼，活动仪式盛况空前。从资料及遗存的照片得知，出席落成仪式的中外人士有：各国驻沪领事、陆海军军队代表、租界万国商团成员、巡捕，救火队员；淞沪护军使、警察厅厅长，外交交涉员、海关监督和上海县县知事等。雕塑基座两侧分别是万国商团和法国军队的军乐队。在揭幕典礼仪式上，当意大利领事揭开纪念雕塑的幕布时，外滩鼓乐齐鸣，牧师的祷告与黄浦江上外国军舰的礼炮，让成千上万的人情绪高昂，欢声雷动，各国政要相继向“和平女神”敬献花圈，工部局与公董局代表也分别发表演讲。在高高的基座上塑有三尊铜像：生有双翅的和平女神像立于中间，怜爱的目光中透出坚毅，女神右侧蹲着一位丧子的母亲，左侧站着一名儿童。那时那刻，在场的侨民们，脑中是否已回响起《浮士德》的歌声：“生命的脉搏活泼地跳动，向太空的曙光温柔致意……看周遭，身已在天国里。”
显然，人们祈盼和平，希望时间能够抚慰心灵的创伤，并带来永久的和平。而这希望，唯有每个人将“和平”深植于心，才有可能实现。暂不论第一代殖民者以何种目的来到异国他乡建立自己的“第二故乡”，在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侨民心里，他们大概是以“新上海人”自居的吧。虽然租界当局赋予了侨民们比华人更高的政治地位，但在上海这一东方大都会里，侨民群体中逐渐成型的情感共同体，却仍然怀有和平，自由与平等的美好愿望。良知之人皆有此愿。斯人已逝，阵亡者自当缅怀，然身边的那些因地缘关系而被称为“新上海人”的人，不分国籍、种族、性别，都应该被纳入到“共同体”中。当我们看到“和平女神像”落成揭幕仪式上那么多中国官员和中国人的身影时，上述说法大概也可以成立。要知道，在此之前，中国人一直是被排除在这种场合之外的群体。作为同一阵营中的上海英、法，美等国侨民，一改往日在观念、信仰上的纷争与冲突局面，第一次在公共活动中达成统一认识，相互理解的同时有了更高的精神价值诉求目标，划地为营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等诸多矛盾与隔阂也在本次活动中获得象征性的缓解。 作为“正义与包容”而存在的和平女神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返上海的国民政府准备重建被毁的“和平女神像”。上海市工务局委派该局职员、雕塑技工刘开渠对残存的女神像进行调查，以便拟定建设计划。在英国领事馆的库房里，刘开渠看到，女神像已经断裂为六段，塑像前右肩部下陷，头部右歪，其头顶处有凹陷，左翼末端损缺约长五英尺、宽二英尺，塑像站板前左角损缺一块，约长四英尺半，宽二英尺，高一英尺，而塔下原有三面浮刻全部不见踪影。工务局负责人在写给上级部门的公函中说：“整个破坏情形虽甚严重，幸修复尚属可能……原有三像固系象征和平，博爱，不受时间性限制，可加修补，仍保持原状……今既重修，应就此次大战着想，表示我国在此次大战中所处特殊重要地位，方不失倡导重建之意义。”该负责人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和平、博爱不因时间流逝而改变其内涵，二是重建的意义在于体现中国在整个大战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后一层意思当然不言而喻，在我看来，前一层意思道出了女神像的象征意义所在，即：（一）作为人类“道德正义”主导世界的存在物，以及（二）作为人类“文化包容”引领社会进步的象征物。
首先，和平女神像是“道德正义”的化身，是艺术家对“正义”的情感表达。正义所涉的范畴很广泛，柏拉图的《理想国》除继续探讨苏格拉底关于社会、生活、伦理、国家等正义学说外，他将正义也纳入技艺或艺术的范畴进行讨论，“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是只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和平女神像这一类纪念雕塑虽然是租界行政当局委托制作的政治性艺术品，有着政治诉求或权力象征的意味，但它显然是为纪念在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普通人而建，他们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从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来说，他们是为“正义”的战争而死。艺术家以写实手法完成的这组青铜雕塑，除向世人传达社会公共政治生活中的“正义”外，还以和平纪念的名义，表达出温克尔曼所说的那种“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的古典美之意蕴。这是一种理想的艺术表达，与那些写实意味更为浓厚的公共纪念雕塑相比，如卜罗德像、巴夏礼像、赫德像，和平女神像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视为“自由”的艺术。这里所说的自由，当然不仅仅指艺术家随性发挥的自由，还包括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所说的那种“形式正义”，即着眼于社会道德之“正义”形式与手段的实践性表达，因为女神像“本身表现为一种正义观念，该正义观念可以作为一种理性、明智而又代表公民意愿的政治一致的基础而为公民所共享”，更为关键的是，这样一种正义观念已经“超脱公民们所认肯的各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哲学学说与宗教学说”。换句话说，它已经超越了国家、种族甚至性别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而臻于思想与观念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人具有的一种道德本性，尽管并非完美，但却足以支持由理想，理智构成的社会实践与创造活动。当然，这里需要澄清的是，我的本意不是要借和平女神像的“正义”来美化欧美殖民者的形象及其侵略史，而是想厘清强权国家为什么能借建造公共纪念雕塑从而博得广泛认同，以便让自身的殖民活动合法化，并掩盖租界内存在的各类社会矛盾与冲突。
其次，和平女神像是“文化包容”的载体，是艺术家对“包容”的审美认知。所谓包容，应该是一种“万物皆备于我”的博大胸怀，是在自身存在与发展过程中能够海纳百川般汲取，借鉴并融会贯通他者的“我”，唯有这样的“我”拥有这样的胸襟，才可担当促进社会进步的责任。当然，与文化本身一样，这里的“包容”也必须依托各种载体才能存在，在艺术创作领域，包容所依托的载体是艺术家审美认知转换为实践后的真实存在。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那里，一切领域的精神产品都能够“作为衡量人的本质力量的尺度表现在各种生活形式上”，反过来说，艺术形式是衡量人的本质力量的一种尺度。从这层意义上讲，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物而存在的女神像，我们并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殖民政治与文化的产物，而应该将其当作“新上海人”积极参与新秩序中公共文化和公共精神建设工作的一项重要的成果。上海租界当局积极筹建和平女神像的意义也就在这里体现出来了。他们不仅仅借女神像来传达他们所主张的价值观念或意识形态，以“包容”的心态看，他们也是为了给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带来一些艺术品位。以上海开埠后租界所建公共纪念雕塑的情形来看，如果我们不带某种民族意识形态偏见的话，那就不会对女神像的“殖民者身份”产生反感。这或许就是“包容”的意义，它承认多样与差异，宽容差异，也容忍多样。
反观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上海租界后的所作所为，极端法西斯分子的狭隘世界观及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彼时，除法西斯阵线中德国人所建公共纪念雕塑之外，日本侵略军拆毁了租界内包括和平女神像在内的绝大多数公共雕塑。造成如此暴虐形象的原因，其实与日本法西斯缺乏“文化包容”心态不无关联：从文化源流上看，日本岛国文化酝酿出的自大狂倾向、“神国”意识，天皇中心论、大日本主义、日本青年文化的盲目与狂热以及外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国家主义，等等，使得日本法西斯在政治和文化统治上呈现出一种反道德，反自由，反人权和反功利的“不兼容”状态。占领上海租界的日本法西斯急迫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尽快将“地产”接收并重组，以便“把上海变成一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金钱和物质的宝库……源源不断地为日军提供金钱和物质”，让上海在“大东亚共荣圈”乃至“世界政策”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因此，日本法西斯为一己之私拆毁和平女神像的同时，也破坏了整个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秩序，它统治世界的野心也将随之倒塌。
结束语
可惜的是，虽然刘开渠为和平女神像的重建做了大量工作，也拟定了详细的计划和所需材料清单，但当时的市政府要求“所需经费，另请外籍人士设法筹募”，而承担此项任务的英国联合服务会也因时局变化，未能筹集到相应的建设经费，加上此时的国民政府醉心于内战，重建工程终究未能实现。但象征着和平与希望，正义与包容的女神像不应该被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君不见，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主导的内阁已于2014年7月1日正式通过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修改案，这就意味着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的迹象，不能不引起世人的关注与警惕。今年恰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我在这里重提曾经代表上海形象的和平女神像，一方面希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要时刻牢记那段惨痛的历史，让正义与包容的价值观念长存于我们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生活中；另一方面，也想应和同济大学常青教授多年前提出的杨浦“东外滩”概念设计方案，在方案中，他试图将“和平女神像”易地复原。但愿常青教授的美好愿望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