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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前中国现状下,公允价值计量与契约相关性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上市公司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为此,文章从“内部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和“公允价值计量对内部契约的影响”两个角度对公允价值计量与企业内部契约的相关性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提出了研究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契约有用性;研究路径;理论分析
一、 内部契约由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企业是若干契约的集合体,这些契约包括:股权、管理者薪酬(以下简称“薪酬契约”)、债务、税收、政府管制、诉讼类等契约。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是任何公司制企业组织资本构成中的基本成份,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两类基本契约:股权契约和债务契约。而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债权与经营权都是分离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下形成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债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下,本应形成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债权债务的委托代理关系,但由于管理者处于股权代理人的位置,导致形成了债权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无论股东还是债权人都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监督与激励。由此,薪酬契约就在企业内部形成。这些契约的核心内容就是解决企业内部各种权责利的约定与分配。相对而言,税收、政府管制、诉讼类等契约主要是约束企业与外部税务机关、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法院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文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为界,将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归为企业内部契约,而将税收契约、政府管制契约、诉讼类契约归为企业外部契约。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只研究企业内部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而企业外部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作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内容如图1所示。
二、 企业内部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内部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要从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股权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按企业形成的过程来分,股权契约可分为“设立时的股权契约”(如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和“设立后的股权契约”(如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等)。前者主要是指企业和股东达成的股权融资契约,包括股东和企业在股权融资中享有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后者主要是指管理者以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和股东签订的约束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在股权融资契约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约定,这些约定主要包括股东享有经营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承担足额缴付股权资金的义务;管理层承担向股东披露相关信息和支付股利的义务等具体内容。研究股权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需要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股权性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或国有股控股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除了追求企业经济目标外,也要承担一定的政治目标,再加上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所有者角色不明确、“内部控制人”等现象,这些都会对国有企业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影响;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角度讲,这些非国有企业也会存在由于家族式管理或一些非国有企业特性所导致的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2)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是指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是衡量股东因持股比例不同而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或分散的量化指标。一般认为,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大股东很难受到来自其他的股东的制衡,因而他们很可能通过运用包括公允价值计量在内的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反之,当股权较为分散时,各股东受到的制约较多,没有一股独大情况下的那种绝对控制权,因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会从维护全体股东共同利益角度出发的,不会存在故意使用或回避的情况。
2. 薪酬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研究薪酬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薪酬契约的体制约束。我国国有企业薪酬契约在缔约人、缔约对象、缔约内容、缔约性质等方面都受到国企特殊行政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影响,与建立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制上的薪酬契约有很大的差异。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个复杂的关系中存在着委托代理链过于冗长、受托责任难以落实等现象。此外,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是行政任命或变相行政任命,这往往导致管理者不太关注薪酬契约中已约定好的激励利益,而更多地关注在职消费、职位升迁、社会地位和隐性收入等非薪酬契约的相关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冲击,进而会影响到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会计信息;(2)薪酬水平与契约形式。从当前总体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对管理者的激励程度并不是很高,主要表现为国企管理者的报酬普遍较低且契约形式主要是经济性报酬,薪金高低的标准主要与职位的高低相联系。低薪酬体系下的管理者为了实现业绩或获得激励报酬,往往会通过对包括公允价值计量等在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达到其目的。另外,目前我国通行的薪酬契约形式主要有:经济性报酬(主要有岗位工资、绩效工资、股票期权、福利计划)与非经济性报酬(主要有晋升与发展、学习与培训等)。契约形式的不同,对管理者的影响不同,因而他们在不同预期下对公允价值计量在内的会计信息处理与加工的影响程度也不同;(3)契约期间的长短。短期契约往往导致管理者经营管理行为的短期化倾向,有时为了达到短期契约规定的目标,管理者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会倾向于短期行为:如资本市场行业看好,管理者往往会大量进行金融资产等能引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交易行为,依靠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迅速拉升企业业绩,实现管理者个人业绩指标,从而完成契约约定;反之,契约时间较长,管理者明白这种依靠短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拉升的业绩不能长久,所以会降低对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变动损益的偏好程度。因此,薪酬契约的期间长短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偏好程度可能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4)管理者面临的压力。管理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指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经营亏损与否的压力,亏损企业的管理者面临利用公允价值计量在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然要比非亏损企业的管理者大得多;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激励程度对企业管理者的压力,市场竞争激励程度越高,对管理者完成考核业绩及实现个人契约约定的压力就越大;反之也是。这些压力可能会改变管理者对公允价值计量在内会计政策的选择真实意图,从而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 3. 债务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债务契约是指企业(以下称“债务人”)通过对外举债筹集资金时与债权人签订的契约。债务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价。在签订债务契约前,债权人需要企业管理当局提供公允的财务信息来客观正确地评价债务人的偿债能力等综合情况,为债务契约的签订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财务信息,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信息对于债务契约双方的作用永胜于历史成本等计量属性;(2)债务契约治理效应的发挥。银行等债权人对债务人具有固定索取权,进而能对企业的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从而帮助债务人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保证债权人自身利益。因此,负债融资实际也是一种治理机制,能够对财务信息质量的改进产生积极作用。银行、金融机构等主要债权人对公允价值计量会计信息的偏好肯定要比历史成本计量的要大。这种由于债权人实施债务契约治理的需要加大了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依赖程度;(3)企业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企业面临的债务契约违约风险主要有两种:主动违约风险和被动违约风险。本文这里指的是被动违约风险,即企业经营失败无法全额进行偿付而为的不得已的违约风险。企业面临违约风险大小评价与分析的主要依据就是财务信息,“公允”的财务信息是债务契约双方正确判断可能存在的债务违约风险的内在需要。
三、 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内部契约的影响
1. 公允价值计量对股权契约的影响。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资产或负债进行确认与计量,必将引起会计计量所产生的综合信息的变化从而导致一定的经济后果。从目前《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相关规定来看,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主要是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损益类科目影响损益表(利润表),但最终也会通过未分配利润影响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等科目直接影响所有者权益。这些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虽然很难一下子改变企业的股权性质,但会引起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股利分配政策、内部融资能力等方面的量变,当这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即股权契约的变化。
2. 公允价值计量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对薪酬契约可能产生的影响有:(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波动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自2007年度起成为利润表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利润影响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在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资产(负债)遇到市场价值大幅上涨或下降时,必然造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波动,这就对薪酬契约的履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负债),特别是金融资产(负债)必然直接与市场波动相关,而这种“市价波动”导致的业绩变化往往与企业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几乎无关:“金融危机”下企业所持金融资产市价的大幅下跌与“金融市场泡沫”下金融资产市价的大幅升值都是企业高管无法影响与控制的。对于这种非管理行为导致的业绩是否纳入薪酬契约,直接影响到薪酬契约的具体形式与内容;(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不同管理人员各自薪酬契约的影响。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薪酬契约的缔约对象。但在这个高管团队中,不同职位的责权利是不相同的,换句话说,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非管理行为业绩并非与所有高管都相关。从理论上讲,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应由企业的财务总监负责,财务总监是金融资产(负债)等会计事项与交易的主要决策者,那么其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相关是较合理的;而其他管理者,诸如董事长和总经理、销售总监、生产总监等管理人员一般与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关系不大,那么这些高管的薪酬不应与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非管理行为业绩相挂钩。要想把这种公允价值计量引起经济后果的责权利进行约束与明确,必然要求对薪酬契约中不同管理者的契约形式进行区别化,进而从整体上影响薪酬契约的具体形式;(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期间的长短对薪酬契约形式的影响。如果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管理行为业绩影响期间较短,由于薪酬契约签订固有的时效性与过程性,股东无法速度调整考核指标来加强对非管理行为业绩的考核,因此这种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业绩对契约的影响不大;如果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管理行为业绩影响期间较长,股东很可能根据新的业绩内容来加强对管理者的考核,这就会改变薪酬契约的考核指标与考核内容,这时公允价值计量就会对薪酬契约的具体条款和内容、形式产生影响。
3. 公允价值计量对债务契约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对债务契约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公允价值计量对债务契约签订的影响。财务会计信息能够综合反映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情况,通过对相关财务会计信息的分析又可评价债务人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分析、发展能力;对于上市公司还可以分析出每股收益、市盈率等相关的市场表现能力。这些财务会计信息所反映出来的债务人的相关能力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在与债务人签订、履行、解除债务契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果上述财务会计信息及财务会计信息所反映出的相关能力主要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且提供了比其他计量属性更相关、更真实的信息。这不仅能真实反映企业现有资产的实际价值,而且能正确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有助于银行等债权人正确评价企业实力并决定是否提供贷款,也为企业争取到资金,赢得潜在的投资和盈利的机会。另外,银行等债权人在签订债务契约前还会对债务人未来现金流的情况进行估计,以降低贷款风险程度。而无论是对现有状况的分析还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历史成本等相关计量属性显得无能为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更能得到债权人的认可与接受;(2)公允价值计量对已有债务契约监督的影响。当债权人将资金借给债务人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就失去了对资金的控制权。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企业(债务人)股东和管理者的行为。但无论债权人在债务契约中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性条款,对财务会计信息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不可能回避公允价值计量的问题。因为限制性条款是运用历史成本计量还是公允价值计量势必影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不同决策,造成债务契约形式的改变。公允价值计量会引起资产、负债以及利润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债务人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指标,而这些指标往往是银行等债权人对债务契约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这些指标的变化会影响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未来前景的判断。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债权人会依据其对该企业未来前景的判断做出是否要求提前还贷或者按照原始契约继续执行现行债务合约的决策;(3)公允价值计量对解除债务契约时清偿定价的影响。当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最关心的就是债务人资产的清偿能力,这就需要对违约债务人所拥有的可以用于清偿的资产进行评估定价。面对资产清偿价值的评估,历史成本所提供的信息显得苍白无力,而公允价值计量可能是银行等债权人较佳的选择。 四、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1. 本文的结论。
(1)企业是各种契约的集合体,在这个结合体中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是企业内部契约形式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对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并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公允价值计量运用;
(2)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经济后果,对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业绩水平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企业所有者权益、业绩水平的变动又引发对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的形式与具体内容的变化。
2. 未来研究方向。
(1)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企业内部契约(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本文未来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对上述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分析这些影响的经济后果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2)税收、政府管制、诉讼等外部契约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就相关利益进行约束与分配而签订的契约关系,这些外部契约的签订、履行和监督也需要财务会计信息,当然也会与公允价值计量产生一定的关联。因此,本文未来研究方向之二,就是从“外部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和“公允价值计量对外部契约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公允价值计量与企业外部契约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
参考文献:
1. 张瑞琛.中国公允价值计量偏好性研究.厦门大学学位论文,2009:29-30.
2. 成家全,侯长林,樊黔江.基于契约理论视野的高职校企文化融合探讨.现代商贸工业,2011(16):141.
3. 刘浩,孙铮.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研究机遇.财经研究,2008(1):83-91.
4. 曾浩.浅析股权契约风险分担机制优越性.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7):52-55.
重点项目: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企业类第五期)“中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契约有用性的相关性研究”(项目号:2011QY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景斌,上海银行高级会计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吴峰宇,江苏太平洋造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上海财经大学
关键词:公允价值计量;契约有用性;研究路径;理论分析
一、 内部契约由来及本文的研究思路
从某种程度上讲,企业是若干契约的集合体,这些契约包括:股权、管理者薪酬(以下简称“薪酬契约”)、债务、税收、政府管制、诉讼类等契约。股权资本与债权资本是任何公司制企业组织资本构成中的基本成份,不可避免地就会产生两类基本契约:股权契约和债务契约。而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债权与经营权都是分离的。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下形成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债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下,本应形成债权人与股东之间债权债务的委托代理关系,但由于管理者处于股权代理人的位置,导致形成了债权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因此,无论股东还是债权人都需要对管理者进行监督与激励。由此,薪酬契约就在企业内部形成。这些契约的核心内容就是解决企业内部各种权责利的约定与分配。相对而言,税收、政府管制、诉讼类等契约主要是约束企业与外部税务机关、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法院等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因此,本文以企业这个经济组织为界,将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归为企业内部契约,而将税收契约、政府管制契约、诉讼类契约归为企业外部契约。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只研究企业内部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而企业外部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性作为未来研究方向。本文的研究内容如图1所示。
二、 企业内部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
内部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要从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股权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按企业形成的过程来分,股权契约可分为“设立时的股权契约”(如公司法、证券法、破产法等法律法规)和“设立后的股权契约”(如招股说明书、公司章程等)。前者主要是指企业和股东达成的股权融资契约,包括股东和企业在股权融资中享有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后者主要是指管理者以企业代理人的身份和股东签订的约束管理层与股东之间在股权融资契约关系中权利义务的约定,这些约定主要包括股东享有经营控制权和收益分配权,承担足额缴付股权资金的义务;管理层承担向股东披露相关信息和支付股利的义务等具体内容。研究股权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需要从股权性质和股权集中度两个方面进行分析:(1)股权性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或国有股控股企业)是我国经济体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除了追求企业经济目标外,也要承担一定的政治目标,再加上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所有者角色不明确、“内部控制人”等现象,这些都会对国有企业公允价值计量产生影响;从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角度讲,这些非国有企业也会存在由于家族式管理或一些非国有企业特性所导致的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2)股权集中度。股权集中度是指股东所持公司股份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是衡量股东因持股比例不同而表现出来的股权集中或分散的量化指标。一般认为,当股权高度集中时,大股东很难受到来自其他的股东的制衡,因而他们很可能通过运用包括公允价值计量在内的会计政策选择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反之,当股权较为分散时,各股东受到的制约较多,没有一股独大情况下的那种绝对控制权,因而对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会从维护全体股东共同利益角度出发的,不会存在故意使用或回避的情况。
2. 薪酬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研究薪酬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薪酬契约的体制约束。我国国有企业薪酬契约在缔约人、缔约对象、缔约内容、缔约性质等方面都受到国企特殊行政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影响,与建立在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制上的薪酬契约有很大的差异。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个复杂的关系中存在着委托代理链过于冗长、受托责任难以落实等现象。此外,国企的高层管理人员大多是行政任命或变相行政任命,这往往导致管理者不太关注薪酬契约中已约定好的激励利益,而更多地关注在职消费、职位升迁、社会地位和隐性收入等非薪酬契约的相关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国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冲击,进而会影响到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会计信息;(2)薪酬水平与契约形式。从当前总体情况来看,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对管理者的激励程度并不是很高,主要表现为国企管理者的报酬普遍较低且契约形式主要是经济性报酬,薪金高低的标准主要与职位的高低相联系。低薪酬体系下的管理者为了实现业绩或获得激励报酬,往往会通过对包括公允价值计量等在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来达到其目的。另外,目前我国通行的薪酬契约形式主要有:经济性报酬(主要有岗位工资、绩效工资、股票期权、福利计划)与非经济性报酬(主要有晋升与发展、学习与培训等)。契约形式的不同,对管理者的影响不同,因而他们在不同预期下对公允价值计量在内的会计信息处理与加工的影响程度也不同;(3)契约期间的长短。短期契约往往导致管理者经营管理行为的短期化倾向,有时为了达到短期契约规定的目标,管理者在会计政策选择方面会倾向于短期行为:如资本市场行业看好,管理者往往会大量进行金融资产等能引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交易行为,依靠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公允价值变动收益迅速拉升企业业绩,实现管理者个人业绩指标,从而完成契约约定;反之,契约时间较长,管理者明白这种依靠短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拉升的业绩不能长久,所以会降低对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变动损益的偏好程度。因此,薪酬契约的期间长短与公允价值计量的偏好程度可能存在着反向变动关系;(4)管理者面临的压力。管理者面临的压力主要指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经营亏损与否的压力,亏损企业的管理者面临利用公允价值计量在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显然要比非亏损企业的管理者大得多;另一方面,市场竞争激励程度对企业管理者的压力,市场竞争激励程度越高,对管理者完成考核业绩及实现个人契约约定的压力就越大;反之也是。这些压力可能会改变管理者对公允价值计量在内会计政策的选择真实意图,从而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 3. 债务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债务契约是指企业(以下称“债务人”)通过对外举债筹集资金时与债权人签订的契约。债务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偿债能力的评价。在签订债务契约前,债权人需要企业管理当局提供公允的财务信息来客观正确地评价债务人的偿债能力等综合情况,为债务契约的签订提供充分、有效的信息。但是无论什么样的财务信息,公允价值计量的财务信息对于债务契约双方的作用永胜于历史成本等计量属性;(2)债务契约治理效应的发挥。银行等债权人对债务人具有固定索取权,进而能对企业的管理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从而帮助债务人实现有效的公司治理,保证债权人自身利益。因此,负债融资实际也是一种治理机制,能够对财务信息质量的改进产生积极作用。银行、金融机构等主要债权人对公允价值计量会计信息的偏好肯定要比历史成本计量的要大。这种由于债权人实施债务契约治理的需要加大了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依赖程度;(3)企业面临的债务违约风险。企业面临的债务契约违约风险主要有两种:主动违约风险和被动违约风险。本文这里指的是被动违约风险,即企业经营失败无法全额进行偿付而为的不得已的违约风险。企业面临违约风险大小评价与分析的主要依据就是财务信息,“公允”的财务信息是债务契约双方正确判断可能存在的债务违约风险的内在需要。
三、 公允价值计量对企业内部契约的影响
1. 公允价值计量对股权契约的影响。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对资产或负债进行确认与计量,必将引起会计计量所产生的综合信息的变化从而导致一定的经济后果。从目前《企业会计准则(2006)》的相关规定来看,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形成的公允价值变动主要是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会计科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损益类科目影响损益表(利润表),但最终也会通过未分配利润影响所有者权益;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等科目直接影响所有者权益。这些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虽然很难一下子改变企业的股权性质,但会引起企业的股权集中度、股利分配政策、内部融资能力等方面的量变,当这些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引起质变,即股权契约的变化。
2. 公允价值计量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对薪酬契约可能产生的影响有:(1)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波动对薪酬契约的影响。公允价值变动损益自2007年度起成为利润表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利润影响程度不言而喻,特别是在公允价值计量的交易性金融资产、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等资产(负债)遇到市场价值大幅上涨或下降时,必然造成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波动,这就对薪酬契约的履行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负债),特别是金融资产(负债)必然直接与市场波动相关,而这种“市价波动”导致的业绩变化往往与企业管理者的努力程度几乎无关:“金融危机”下企业所持金融资产市价的大幅下跌与“金融市场泡沫”下金融资产市价的大幅升值都是企业高管无法影响与控制的。对于这种非管理行为导致的业绩是否纳入薪酬契约,直接影响到薪酬契约的具体形式与内容;(2)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对不同管理人员各自薪酬契约的影响。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总经理(总裁)、副总经理(副总裁)、财务总监等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薪酬契约的缔约对象。但在这个高管团队中,不同职位的责权利是不相同的,换句话说,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非管理行为业绩并非与所有高管都相关。从理论上讲,公允价值计量的选择及其引起的经济后果应由企业的财务总监负责,财务总监是金融资产(负债)等会计事项与交易的主要决策者,那么其薪酬与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相关是较合理的;而其他管理者,诸如董事长和总经理、销售总监、生产总监等管理人员一般与公允价值计量导致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关系不大,那么这些高管的薪酬不应与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非管理行为业绩相挂钩。要想把这种公允价值计量引起经济后果的责权利进行约束与明确,必然要求对薪酬契约中不同管理者的契约形式进行区别化,进而从整体上影响薪酬契约的具体形式;(3)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影响期间的长短对薪酬契约形式的影响。如果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管理行为业绩影响期间较短,由于薪酬契约签订固有的时效性与过程性,股东无法速度调整考核指标来加强对非管理行为业绩的考核,因此这种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业绩对契约的影响不大;如果由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等非管理行为业绩影响期间较长,股东很可能根据新的业绩内容来加强对管理者的考核,这就会改变薪酬契约的考核指标与考核内容,这时公允价值计量就会对薪酬契约的具体条款和内容、形式产生影响。
3. 公允价值计量对债务契约的影响。公允价值计量对债务契约的影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1)公允价值计量对债务契约签订的影响。财务会计信息能够综合反映债务人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现金流量情况,通过对相关财务会计信息的分析又可评价债务人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分析、发展能力;对于上市公司还可以分析出每股收益、市盈率等相关的市场表现能力。这些财务会计信息所反映出来的债务人的相关能力是银行等金融机构债权人在与债务人签订、履行、解除债务契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如果上述财务会计信息及财务会计信息所反映出的相关能力主要是以公允价值计量为基础的,且提供了比其他计量属性更相关、更真实的信息。这不仅能真实反映企业现有资产的实际价值,而且能正确反映企业的偿债能力,有助于银行等债权人正确评价企业实力并决定是否提供贷款,也为企业争取到资金,赢得潜在的投资和盈利的机会。另外,银行等债权人在签订债务契约前还会对债务人未来现金流的情况进行估计,以降低贷款风险程度。而无论是对现有状况的分析还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对未来现金流量的预测,历史成本等相关计量属性显得无能为力。从某种程度上讲,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更能得到债权人的认可与接受;(2)公允价值计量对已有债务契约监督的影响。当债权人将资金借给债务人之后,在一定程度上就失去了对资金的控制权。债权人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限制企业(债务人)股东和管理者的行为。但无论债权人在债务契约中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性条款,对财务会计信息的依赖是不可避免的,同样也不可能回避公允价值计量的问题。因为限制性条款是运用历史成本计量还是公允价值计量势必影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不同决策,造成债务契约形式的改变。公允价值计量会引起资产、负债以及利润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债务人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等指标,而这些指标往往是银行等债权人对债务契约进行监督的重要依据,这些指标的变化会影响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未来前景的判断。在契约履行过程中,债权人会依据其对该企业未来前景的判断做出是否要求提前还贷或者按照原始契约继续执行现行债务合约的决策;(3)公允价值计量对解除债务契约时清偿定价的影响。当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最关心的就是债务人资产的清偿能力,这就需要对违约债务人所拥有的可以用于清偿的资产进行评估定价。面对资产清偿价值的评估,历史成本所提供的信息显得苍白无力,而公允价值计量可能是银行等债权人较佳的选择。 四、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1. 本文的结论。
(1)企业是各种契约的集合体,在这个结合体中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是企业内部契约形式中比较重要的几个,对公允价值计量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的依赖程度相对较高,并从不同的方面影响着公允价值计量运用;
(2)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信息作为一种经济后果,对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业绩水平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企业所有者权益、业绩水平的变动又引发对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的形式与具体内容的变化。
2. 未来研究方向。
(1)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企业内部契约(股权契约、薪酬契约、债务契约)与公允价值计量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因此,本文未来研究方向之一就是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以来的历史数据对上述影响进行实证研究,以分析这些影响的经济后果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与对策;
(2)税收、政府管制、诉讼等外部契约是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与企业就相关利益进行约束与分配而签订的契约关系,这些外部契约的签订、履行和监督也需要财务会计信息,当然也会与公允价值计量产生一定的关联。因此,本文未来研究方向之二,就是从“外部契约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和“公允价值计量对外部契约的影响”两个方面对公允价值计量与企业外部契约的相关性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提出一些建议与对策。
参考文献:
1. 张瑞琛.中国公允价值计量偏好性研究.厦门大学学位论文,2009:29-30.
2. 成家全,侯长林,樊黔江.基于契约理论视野的高职校企文化融合探讨.现代商贸工业,2011(16):141.
3. 刘浩,孙铮.公允价值的实证理论分析与中国的研究机遇.财经研究,2008(1):83-91.
4. 曾浩.浅析股权契约风险分担机制优越性.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7):52-55.
重点项目: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后备)人才培养项目(企业类第五期)“中国上市公司公允价值计量与契约有用性的相关性研究”(项目号:2011QY010)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景斌,上海银行高级会计师,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博士;吴峰宇,江苏太平洋造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高级会计师,上海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