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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宁夏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与宗教政策，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广泛凝聚各族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全区各项事业欣欣向荣、不断发展。今日宁夏到处洋溢着民族团结、和谐的气息，各民族兄弟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共同构筑了民族繁荣大厦的坚强柱石。
宁夏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好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合理化政策、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教育事业的发展等现实原因；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地理环境、人口迁徙、民族政策、文化交融等历史因素的作用。数千年以来，东西方文化精髓的积聚与沉淀，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的浸润与滋养，使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变得愈发厚重，更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民形成了既勇敢刚健，又敦睦淳朴的性格品质，这种长期传承下来的人文基因，为宁夏安定祥和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一、地理因素是基础
宁夏地区在地理上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中西”的鲜明特点。其地处中国地质、地貌“南北中轴”的北端，在华北台地、阿拉善台地与祁连山褶皱之间，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呈顺时针态势将其包绕于当中。横亘于宁夏西部的贺兰山是当地重要的气候与地理分界线，独特的生态背景使得该地区成为了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过度的桥梁地带，不同时期的长城就是其重要的表征。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河西走廊与关中经济区，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孔道，特别是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包括中外商旅、朝圣僧众、外交使团在内的各色人等，经常往来穿行于此地，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宁夏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战略地位。正是在这一地理环境的影响与作用之下，宁夏这块土地成为了胡汉民族征战迁徙的通道，农牧文化相互渗透的走廊，中外文明交相辉映的舞台，这就为宁夏各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在宁夏区域文化的塑成与人文精神的培育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常言道“天下黄河富宁夏”。逶迤北上的滔滔黄河水昼夜奔腾不息，犹如大地的母乳一样润养了宁北大地，让这里成为了沃野千里的“塞上江南”。而发源于宁南六盘山区的清水河，自南而北汇入黄河干流，像是一条缒在黄河玉带上的彩线，系在中华民族这个巨人的腰间。钱穆先生曾说：“每一支流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宁夏得益于这一浑然天成的地理文化优势，从而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序曲中，谱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绚烂乐章。就其自身的文明场域格局与地缘板块结构而言，宁夏既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是北方草原文明、西域外来文明与内地中原文明的聚汇场。不同文明的生成、辐射与激荡，使宁夏形成了一个内敛而不自闭，外延而不异化的具有强大自持能力的社会系统，这使得宁夏人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的人格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同时，又能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来吸纳外部事物，从而使和谐的气息能够长久地充盈于宁夏人的心田。
二、人口迁徙是动因
自古以来，宁夏当地的居住人口流动频仍，这其中既有中原王朝派驻宁夏的戍边军队，以及出于“移民实边”政策需要而迁到此地的内地民众，亦有从北方或西域源源不断迁入该地域的异族居民。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拱卫内地的边防要地，明代学者顾祖禹曾将宁夏认定为是“关中之屏蔽，河陇之上噤喉”，其在地缘战略与军事防御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早在西周时期，中原王朝的势力即以抵达此地，当时的周宣王曾派尹吉甫率兵来此地征讨猃狁部族，《诗经》一书将其记载为：“薄伐猃狁，至于太原。”秦汉之际，伴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兴盛与繁荣，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北部边地的管控与开发，初呈富庶之态的宁夏也因此被誉为“新秦中”。汉末三国以降，随着内地群雄割据局面的形成，各中原政权均无力顾及地处西部边陲的宁夏，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步恢复了相关的移民活动，北周末年，政府曾将一批来自江南的民众迁到了今灵武地区，以充实当地的人口与经济实力。
盛唐时期的宁夏隶属于朔方节度使管辖，唐政府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在这里屯驻重兵，时人称“灵州兵食完备，士马全盛”，所谓“天下劲兵在朔方”，唐肃宗李亨也正是借助于朔方的军事力量才平定了安史之乱。唐以后，宁夏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党项人的控制之下，直到元朝才重新将此地纳入到了中央政权的版图之内，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均十分重视宁夏地区的开发建设，大量内地的汉族居民或为戍边，或为生活所迫，纷纷举家带口迁入今宁夏各地，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历史进入到民国时期，更多的外地民众因战乱而避迁宁夏，使当地的人口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支援国家的“三线建设”工程，一大批各民族的领导干部、工程师、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来到了宁夏，与他们一起迁宁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厂矿企业，从而使宁夏经济落后的状况得到了初步缓解。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前后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之下，今日的宁夏正大踏步地前行在富强之路上，而当年的“支宁人”也已变成了“老宁夏”，当初为之奋斗过的第二故乡业已成为了他们世代的家园。
除了内地的汉族移民以外，北方草原和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宁夏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早在殷周时期，包括鬼方、猃狁、义渠、乌氏在内的戎狄诸族就已开始在宁夏地区繁衍生息。两汉时期，匈奴与羌人亦先后在该地区与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汉武帝曾在今宁夏及其附近地区设置“五属国”来安置匈奴降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诸族纷纷南下，宁夏因其民族迁徙通道的地位，而成为了匈奴、鲜卑和诸羌部族的博弈场，匈奴的胡夏政权和鲜卑的北魏政权都对本地区进行了大力的经营。隋唐时代，中西方交往较之以往更为频繁，西域胡人因各种原因大量迁入中国，唐政府曾于8世纪前期在今宁夏地区设置“六胡州”以安置归顺的粟特人，此外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等民族也先后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宁夏的历史舞台之上。中国的历史进入到唐末五代时期以后，党项人逐渐成为了宁夏地区的主宰，其首领李元昊于1038年以本地区为核心建立起西夏王朝，成为了宁夏历史上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此后汉文化伴随着党项人的中原化进程开始在本地区大行其道，佛教更是因此而盛极一时，从而使宁夏的物质精神文明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蒙元时期，崛起于漠北高原的蒙古人开始大量进入宁夏，与此同时，来自回教世界的穆斯林也纷纷迁入到宁夏定居，新兴的回族逐渐成为本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今日宁夏地区的民族结构与文化形态也在本时期初见雏形。明清时期，宁夏回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人口规模也随之继续扩大。清代初年，又有许多满族人伴随着入关的八旗铁骑来宁夏定居，并逐渐融入到了本地区的民族共同体之中。今日的宁夏已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在长时期的磨合与交流过程当中，大家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和谐繁荣”成为了宁夏社会的普遍心态，“爱我中华”成为了宁夏人民的一致呼声。各族人民的往来迁徙赋予了宁夏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成了宁夏境内各民族和睦共赢局面形成的原发性动因。
三、边疆政策是支点
宁夏作为北疆边防要地，从秦代以来就备受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视，在这样一个民族成分相对复杂、经济结构亦与内地迥异的区域之内，中原王朝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治政策，从而使各族人民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秦统一中国后，今宁夏的大部分地区被划为北地郡管辖，首次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此后的汉王朝沿袭秦的治宁方略，但在相关行政区划上略有调整，形成了安定与北地两郡分治宁夏南北的格局。北魏政权统治中国北方时期，在宁夏设立了高平镇和薄骨律镇对其进行统辖，此后的隋唐王朝面对北方异族的军事压力，先后在本地区建立了灵武郡和朔方节度使，进而使宁夏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元朝在宁夏境内建立了行中书省以便于更有效地治理西夏故地，这使得宁夏在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显著抬升。明朝为抵御蒙古骑兵南下建立了九边重镇，其中的宁夏镇与固原镇均位于今宁夏境内，清代宁夏虽然不再具备重要的边防职能，但清政府依旧在宁夏保留了宁夏府和固原提督等准省级的军政建制。1929年，民国政府重新在宁夏建省，新中国成立后，又根据本地区的民族特点而设置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秦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在宁夏地区的政权建设，使本地区各族人民形成了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从而筑牢了和谐与稳定的压舱石。
今日的宁夏因其富庶而享誉西北大地，这既是各族人民世代辛勤劳动的伟大成果，同时也得益于历代相关的边疆经济政策。出于保障军需和增加富源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各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都十分注重对宁夏的开发建设，一系列大规模的屯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早在秦汉时期，由中央政权组织的宁夏屯垦事业就已初见成效，很多原本荒芜的土地此间都得到了有效的开发。此后的大夏、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期间，宁夏地区的农牧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隋唐时期，随着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在当地的推广，宁夏的农业发展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西夏时期则是宁夏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宁夏作为西夏政权的核心地域，其发展与建设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经济建设方面也因而取得了重大成就。元、明、清三朝以来，宁夏在国家军屯政策的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格局。进入到20世纪以来，宁夏的现代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宁夏进行了大力的扶持，各项开发政策纷纷落到实处，宁夏逐步被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之中，物质财富总量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同时期的中央政府对宁夏经济建设上的投入，使当地各族人民的和睦相处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朝历代稳定有效的边疆经营政策也因而成为了宁夏良好民族关系形成的关键性支点。
四、文化交融是本质
在历史长河的浸润之下，宁夏大地富积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形成了特色鲜明且多元包容的地域人文环境。由于地处不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宁夏得以有条件去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去发展自身，在提升了宁夏的区位品质的同时，也使开放与兼容成为了本地区人民共同的心理行为取向。相关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西周时期，汉文化的势力就已深入到了宁南地区。从秦代开始，伴随着中原王朝的大规模开发活动，内地的文化产品被不断输入到宁夏地区，中原文明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西夏王朝在此立国之后，为提升自身的国力而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宁夏作为西夏政权的核心区域也因此在文化层级上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跃升。明朝时期，又有很多内地的知识分子因诸种不同原因而迁到宁夏定居，逐渐形成了本土的士人阶层。例如，以胡汝砺为代表的宁夏胡氏家族，在历史上以多文人儒士而著称于世。时至今日，遍布于自治区境内的佛塔、庙宇、道观等遗迹，就是宁夏与内地在文化上融于一体的最好例证，若将宁夏比做是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巨人，那汉文化当为这个巨人躯体中的经络与血脉。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过境的走廊通道，草原文化亦属于宁夏的母体文化之一，无论是骁勇的匈奴骑兵，还是强悍的蒙古勇士，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矫健的身影，为这片土地注入了雄健与刚毅的血液。本属草原民族的党项人还曾在这里创造了儒佛一体的璀璨西夏文明，从而实现了从游牧化到中原化的华丽转身。如果说草原文化赋予了宁夏人豪爽朴实的品性，那么西域的胡人文化则重塑了宁夏的文化格局。来自阿拉伯、东罗马、波斯、古印度的异域奇珍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入宁夏，汇聚成了穿古越今的文化巨流，而李贤墓中的鎏金铜壶、田弘墓中的拜占庭金币就是这种文化交融现象的最好表征。西域文化中对宁夏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伊斯兰教，伴随着浩浩荡荡的蒙古征服大军，大量的西域穆斯林于13世纪定居于宁夏，今日占全区居民近三成的回族同胞既是这些移民的后人，伊斯兰文化也因此成为了宁夏地区最为显著的地域特色。异域文化与先前进入宁夏的汉文化彼此激荡互涵，彼此各自赋予了对方以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为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文化上的原动力。
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共同铸就了今日的宁夏精神，而“爱国、奋进、开放、包容”便是这种精神的实质与内核，她超越了历史时空与人生代际的鸿沟而传承至今，并永远扎根在每个宁夏人的灵魂深处。不管是岁月流逝，还是沧海沉浮，对伟大祖国的忠诚与热爱永远是宁夏人最真挚的情感，对异元思潮的吸收与借鉴永远是宁夏人最显著的优势，对八方宾客的宽容与关怀永远是宁夏人最高贵的品德。文化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资料与精神意象的总和，故而“人”当为文化生成与消亡的运动主体，文化的内容与属性围绕着人类生存与发展而变动则是其终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古而今宁夏地域文化的孕生与演进之路，是与本地区民众的繁衍生息历程一脉相承的，因此宁夏人的开放包容理念可看作是多元一体文化的心理折射，而文化的交融涵汇则又是本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本质内因。相信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精神理念的指引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支持下，新世纪的宁夏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历史性的腾飞。
（第一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教授；第二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章 立
宁夏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大好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得益于党和政府所制定的合理化政策、地区经济水平的提升、社会保障机制的完善、教育事业的发展等现实原因；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地理环境、人口迁徙、民族政策、文化交融等历史因素的作用。数千年以来，东西方文化精髓的积聚与沉淀，本土文明与异质文明的浸润与滋养，使宁夏这片神奇的土地变得愈发厚重，更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当地人民形成了既勇敢刚健，又敦睦淳朴的性格品质，这种长期传承下来的人文基因，为宁夏安定祥和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先决条件。
一、地理因素是基础
宁夏地区在地理上具有“南北交汇、贯通中西”的鲜明特点。其地处中国地质、地貌“南北中轴”的北端，在华北台地、阿拉善台地与祁连山褶皱之间，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呈顺时针态势将其包绕于当中。横亘于宁夏西部的贺兰山是当地重要的气候与地理分界线，独特的生态背景使得该地区成为了牧业经济向农业经济过度的桥梁地带，不同时期的长城就是其重要的表征。由于在地理位置上邻近河西走廊与关中经济区，宁夏自古以来就是中西交通的重要孔道，特别是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包括中外商旅、朝圣僧众、外交使团在内的各色人等，经常往来穿行于此地，这就进一步突出了宁夏作为交通枢纽的重要战略地位。正是在这一地理环境的影响与作用之下，宁夏这块土地成为了胡汉民族征战迁徙的通道，农牧文化相互渗透的走廊，中外文明交相辉映的舞台，这就为宁夏各民族间的和谐相处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华夏文明的摇篮，黄河在宁夏区域文化的塑成与人文精神的培育方面亦发挥了重要作用，常言道“天下黄河富宁夏”。逶迤北上的滔滔黄河水昼夜奔腾不息，犹如大地的母乳一样润养了宁北大地，让这里成为了沃野千里的“塞上江南”。而发源于宁南六盘山区的清水河，自南而北汇入黄河干流，像是一条缒在黄河玉带上的彩线，系在中华民族这个巨人的腰间。钱穆先生曾说：“每一支流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一个角里，都是古代中国文化之摇篮地。”宁夏得益于这一浑然天成的地理文化优势，从而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序曲中，谱写出了属于自己的绚烂乐章。就其自身的文明场域格局与地缘板块结构而言，宁夏既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又是北方草原文明、西域外来文明与内地中原文明的聚汇场。不同文明的生成、辐射与激荡，使宁夏形成了一个内敛而不自闭，外延而不异化的具有强大自持能力的社会系统，这使得宁夏人能够在保持自身独立的人格理念与价值取向的同时，又能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来吸纳外部事物，从而使和谐的气息能够长久地充盈于宁夏人的心田。
二、人口迁徙是动因
自古以来，宁夏当地的居住人口流动频仍，这其中既有中原王朝派驻宁夏的戍边军队，以及出于“移民实边”政策需要而迁到此地的内地民众，亦有从北方或西域源源不断迁入该地域的异族居民。宁夏长期以来一直是拱卫内地的边防要地，明代学者顾祖禹曾将宁夏认定为是“关中之屏蔽，河陇之上噤喉”，其在地缘战略与军事防御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早在西周时期，中原王朝的势力即以抵达此地，当时的周宣王曾派尹吉甫率兵来此地征讨猃狁部族，《诗经》一书将其记载为：“薄伐猃狁，至于太原。”秦汉之际，伴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兴盛与繁荣，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北部边地的管控与开发，初呈富庶之态的宁夏也因此被誉为“新秦中”。汉末三国以降，随着内地群雄割据局面的形成，各中原政权均无力顾及地处西部边陲的宁夏，直到南北朝后期才逐步恢复了相关的移民活动，北周末年，政府曾将一批来自江南的民众迁到了今灵武地区，以充实当地的人口与经济实力。
盛唐时期的宁夏隶属于朔方节度使管辖，唐政府出于巩固边防的需要在这里屯驻重兵，时人称“灵州兵食完备，士马全盛”，所谓“天下劲兵在朔方”，唐肃宗李亨也正是借助于朔方的军事力量才平定了安史之乱。唐以后，宁夏长期以来一直处在党项人的控制之下，直到元朝才重新将此地纳入到了中央政权的版图之内，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均十分重视宁夏地区的开发建设，大量内地的汉族居民或为戍边，或为生活所迫，纷纷举家带口迁入今宁夏各地，为这片神奇的土地增添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历史进入到民国时期，更多的外地民众因战乱而避迁宁夏，使当地的人口规模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支援国家的“三线建设”工程，一大批各民族的领导干部、工程师、教师、医生、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来到了宁夏，与他们一起迁宁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厂矿企业，从而使宁夏经济落后的状况得到了初步缓解。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在前后几代人的辛勤努力之下，今日的宁夏正大踏步地前行在富强之路上，而当年的“支宁人”也已变成了“老宁夏”，当初为之奋斗过的第二故乡业已成为了他们世代的家园。
除了内地的汉族移民以外，北方草原和西域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在宁夏留下了深深的足迹。早在殷周时期，包括鬼方、猃狁、义渠、乌氏在内的戎狄诸族就已开始在宁夏地区繁衍生息。两汉时期，匈奴与羌人亦先后在该地区与汉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汉武帝曾在今宁夏及其附近地区设置“五属国”来安置匈奴降人。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诸族纷纷南下，宁夏因其民族迁徙通道的地位，而成为了匈奴、鲜卑和诸羌部族的博弈场，匈奴的胡夏政权和鲜卑的北魏政权都对本地区进行了大力的经营。隋唐时代，中西方交往较之以往更为频繁，西域胡人因各种原因大量迁入中国，唐政府曾于8世纪前期在今宁夏地区设置“六胡州”以安置归顺的粟特人，此外突厥、吐谷浑、吐蕃、党项等民族也先后在这一时期活跃于宁夏的历史舞台之上。中国的历史进入到唐末五代时期以后，党项人逐渐成为了宁夏地区的主宰，其首领李元昊于1038年以本地区为核心建立起西夏王朝，成为了宁夏历史上最具历史转折意义的事件，此后汉文化伴随着党项人的中原化进程开始在本地区大行其道，佛教更是因此而盛极一时，从而使宁夏的物质精神文明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蒙元时期，崛起于漠北高原的蒙古人开始大量进入宁夏，与此同时，来自回教世界的穆斯林也纷纷迁入到宁夏定居，新兴的回族逐渐成为本地区的一支重要力量，今日宁夏地区的民族结构与文化形态也在本时期初见雏形。明清时期，宁夏回族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其人口规模也随之继续扩大。清代初年，又有许多满族人伴随着入关的八旗铁骑来宁夏定居，并逐渐融入到了本地区的民族共同体之中。今日的宁夏已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家园，在长时期的磨合与交流过程当中，大家彼此间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和谐繁荣”成为了宁夏社会的普遍心态，“爱我中华”成为了宁夏人民的一致呼声。各族人民的往来迁徙赋予了宁夏蓬勃的生机与活力，同时也成了宁夏境内各民族和睦共赢局面形成的原发性动因。
三、边疆政策是支点
宁夏作为北疆边防要地，从秦代以来就备受历代中原王朝的重视，在这样一个民族成分相对复杂、经济结构亦与内地迥异的区域之内，中原王朝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治政策，从而使各族人民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秦统一中国后，今宁夏的大部分地区被划为北地郡管辖，首次实现了中原王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此后的汉王朝沿袭秦的治宁方略，但在相关行政区划上略有调整，形成了安定与北地两郡分治宁夏南北的格局。北魏政权统治中国北方时期，在宁夏设立了高平镇和薄骨律镇对其进行统辖，此后的隋唐王朝面对北方异族的军事压力，先后在本地区建立了灵武郡和朔方节度使，进而使宁夏与中原王朝的政治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元朝在宁夏境内建立了行中书省以便于更有效地治理西夏故地，这使得宁夏在西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得到了显著抬升。明朝为抵御蒙古骑兵南下建立了九边重镇，其中的宁夏镇与固原镇均位于今宁夏境内，清代宁夏虽然不再具备重要的边防职能，但清政府依旧在宁夏保留了宁夏府和固原提督等准省级的军政建制。1929年，民国政府重新在宁夏建省，新中国成立后，又根据本地区的民族特点而设置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秦以来的历代中央政府在宁夏地区的政权建设，使本地区各族人民形成了对祖国的强烈认同感，从而筑牢了和谐与稳定的压舱石。
今日的宁夏因其富庶而享誉西北大地，这既是各族人民世代辛勤劳动的伟大成果，同时也得益于历代相关的边疆经济政策。出于保障军需和增加富源的双重目的，历史上各中原王朝与地方政权都十分注重对宁夏的开发建设，一系列大规模的屯垦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早在秦汉时期，由中央政权组织的宁夏屯垦事业就已初见成效，很多原本荒芜的土地此间都得到了有效的开发。此后的大夏、北魏、西魏、北周等政权统治期间，宁夏地区的农牧业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隋唐时期，随着兵农合一的府兵制度在当地的推广，宁夏的农业发展也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台阶。西夏时期则是宁夏经济发展的一个高峰，宁夏作为西夏政权的核心地域，其发展与建设得到了政府的高度重视，经济建设方面也因而取得了重大成就。元、明、清三朝以来，宁夏在国家军屯政策的支持下，基本上形成了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经济格局。进入到20世纪以来，宁夏的现代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宁夏进行了大力的扶持，各项开发政策纷纷落到实处，宁夏逐步被纳入到市场经济的轨道之中，物质财富总量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不同时期的中央政府对宁夏经济建设上的投入，使当地各族人民的和睦相处具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历朝历代稳定有效的边疆经营政策也因而成为了宁夏良好民族关系形成的关键性支点。
四、文化交融是本质
在历史长河的浸润之下，宁夏大地富积了丰富的文化营养，形成了特色鲜明且多元包容的地域人文环境。由于地处不同文化板块的结合部，宁夏得以有条件去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去发展自身，在提升了宁夏的区位品质的同时，也使开放与兼容成为了本地区人民共同的心理行为取向。相关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西周时期，汉文化的势力就已深入到了宁南地区。从秦代开始，伴随着中原王朝的大规模开发活动，内地的文化产品被不断输入到宁夏地区，中原文明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西夏王朝在此立国之后，为提升自身的国力而大力推行汉化政策，宁夏作为西夏政权的核心区域也因此在文化层级上得到了一次历史性的跃升。明朝时期，又有很多内地的知识分子因诸种不同原因而迁到宁夏定居，逐渐形成了本土的士人阶层。例如，以胡汝砺为代表的宁夏胡氏家族，在历史上以多文人儒士而著称于世。时至今日，遍布于自治区境内的佛塔、庙宇、道观等遗迹，就是宁夏与内地在文化上融于一体的最好例证，若将宁夏比做是拥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历史巨人，那汉文化当为这个巨人躯体中的经络与血脉。
作为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过境的走廊通道，草原文化亦属于宁夏的母体文化之一，无论是骁勇的匈奴骑兵，还是强悍的蒙古勇士，都曾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过矫健的身影，为这片土地注入了雄健与刚毅的血液。本属草原民族的党项人还曾在这里创造了儒佛一体的璀璨西夏文明，从而实现了从游牧化到中原化的华丽转身。如果说草原文化赋予了宁夏人豪爽朴实的品性，那么西域的胡人文化则重塑了宁夏的文化格局。来自阿拉伯、东罗马、波斯、古印度的异域奇珍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流入宁夏，汇聚成了穿古越今的文化巨流，而李贤墓中的鎏金铜壶、田弘墓中的拜占庭金币就是这种文化交融现象的最好表征。西域文化中对宁夏影响最大者莫过于伊斯兰教，伴随着浩浩荡荡的蒙古征服大军，大量的西域穆斯林于13世纪定居于宁夏，今日占全区居民近三成的回族同胞既是这些移民的后人，伊斯兰文化也因此成为了宁夏地区最为显著的地域特色。异域文化与先前进入宁夏的汉文化彼此激荡互涵，彼此各自赋予了对方以新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为和谐民族关系的形成提供了文化上的原动力。
中原文化、草原文化和西域文化共同铸就了今日的宁夏精神，而“爱国、奋进、开放、包容”便是这种精神的实质与内核，她超越了历史时空与人生代际的鸿沟而传承至今，并永远扎根在每个宁夏人的灵魂深处。不管是岁月流逝，还是沧海沉浮，对伟大祖国的忠诚与热爱永远是宁夏人最真挚的情感，对异元思潮的吸收与借鉴永远是宁夏人最显著的优势，对八方宾客的宽容与关怀永远是宁夏人最高贵的品德。文化是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物质资料与精神意象的总和，故而“人”当为文化生成与消亡的运动主体，文化的内容与属性围绕着人类生存与发展而变动则是其终极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自古而今宁夏地域文化的孕生与演进之路，是与本地区民众的繁衍生息历程一脉相承的，因此宁夏人的开放包容理念可看作是多元一体文化的心理折射，而文化的交融涵汇则又是本地区和谐民族关系形成的本质内因。相信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精神理念的指引下，在党的民族政策的支持下，新世纪的宁夏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历史性的腾飞。
（第一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教授；第二作者系北方民族大学研究生）
责任编辑：章 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