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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王阳明的教育改革行动深受其“侨易”经历的影响。贵阳龙场的艰难困苦与生死之忧导致王阳明彻底背离了朱子儒学，并产生了“知行合一”思想与教法；离开贵阳之后，滁州的幽静山水和自然无忧的环境以及“知行合一”教法產生的弊端又致使王阳明选择了“静坐自悟”的教法；最后，江右宸濠之乱与忠、泰之变使王阳明相信只有良知才能够真正足以忘却患难，超越生死，从而衍生出“致良知”的教学方法及教学内容。本文从王阳明的“侨易”经历入手，不仅可以深化和拓宽既有的王阳明研究，也可以为认识当代教育家的教学改革行动提供研究新路径。
关键词：王阳明 教育改革行动 “侨易”经历
近年，叶隽学者提出了“侨易学”概念，其基本理念为“因侨而致易”[1]，简而言之便是由于地理位移而产生的精神质变，这一概念的起源主要来自于前人李石曾的“侨学”概念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源泉《易经》的启迪。因此，本文尝试从“侨易学”视角出发，围绕王阳明的侨易经历，由时间线索入手考察王阳明“为教三变”的教学行为变革与其地理位置变化的相关关系。
一.贵阳与“知行合一”之教
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降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王阳明幼时便十分聪颖，十二岁时跟随祖父前往京师，朱子理学作为当时的显学，在各处广为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这时王阳明多少会受到一些耳濡目染的影响。十八岁时王阳明返回余姚，船过广信，于是拜谒娄谅，娄谅便向他讲授了“格物致知”之学，王阳明听到之后甚是喜爱，自此便开始仰慕儒家圣学。王阳明和父亲在京师期间，曾遍寻朱熹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但一次“格竹”失败使他对宋儒的格物之学丧失了信心，认为自己做不得圣贤了。这时的王阳明二十一岁，为了探究先儒圣贤所说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2]一论，看到官署中竹子众多，于是就开始“取竹格之”，结果百思不得其理却以疾病发而终结。这场“格竹”失败，为之后王阳明彻底放弃朱子理学、转而主张“心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后，王阳明开始步入仕途，在三十四岁时，王阳明“门人始进学者”，不过这时他仍然推崇且教授朱子儒学。一年后，武宗即位，深受宠信的宦官刘瑾开始不断打压朝廷大臣，谋划剪除朝中的忠义之士，开始专权，祸乱朝纲。南京科道戴铣因为劝谏皇帝而被迫入狱，王阳明也因为上疏论救戴铣而惹怒刘瑾，因此被贬到贵州龙场，并在这里完成了著名的“龙场悟道”。
《年谱》中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3]可见此地的条件之恶劣。但是面对眼前的艰难困苦和荣辱得失他都能够坦然面对，唯独没有超脱生死之念，这使王阳明感到愕然，于是他在屋后建了个石墩，昼夜端坐其中，以期能够参透生死要义。最终，王阳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大悟格物致知之旨”[4]，明白了“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是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也就是“心即理”，因此完全解构了早前其对朱子儒学的推崇。
正德四年，王阳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之邀主讲贵阳书院，他便教书院诸生以“知行合一”。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明白，以往将自己引向物理吾心判然为二这样的误区的元凶就是前儒所谓先知后行的说法，而造成功利、庸俗甚至虚伪的士风的根源也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先知后行之说。想要补偏救弊，就要先厘清知行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知行合一”。在与弟子徐爱的论道过程中，王阳明更进一步地阐发了“知行合一”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诸子五经的切合本质。王阳明称徐爱为“吾之颜渊也”，可见他对徐爱的看重程度，不过即便如徐爱在当时都还是不甚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思想，也可想见“知行合一”这一革新思想在向学生传道中可能会遭遇到的困难与曲解。
因此，阳明直接以知行合一为主题的讲学并没有持续太久，据《年谱》记载，阳明在正德五年三月即已抵达江西庐陵县，开始履行知县新职。王阳明后来表示后悔在贵阳开展知行合一之教，因为这使得学生们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而无法真正的抓住“知行合一”的真义。
二.滁州与静坐之教
王阳明最开始提出“静坐”之说是在离开常德和辰州之时，他给诸弟子写了一封信，题为《与辰中诸生》，其中写道：“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5]这里便道出了王阳明之所以提出“静坐”主张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由“知行合一”所引起的诸多争论，而此时的门人诸生也由于多浮躁好辩而无法真正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基于此，王阳明主张学生通过“静坐”去“自悟性体”，以期达到静心涵咏、归于本我的效果。
正德八年，王阳明前往南京西北部的滁州就任。滁州位于滁水以北，此地虽然交通不甚发达，但风景极佳，为江淮胜地。谪居之时，欧阳修自封“醉翁”之号，家喻户晓的《醉翁亭记》就作于此。琅琊幽谷，鸣泉飞瀑，其音悦耳，如腰间玉佩之铃铛声，甚为动听。这时的王阳明已经脱离了艰难困苦的境地，也没有了衣食生死之忧，面对眼前的名山秀水和身旁的门人环绕，为了能够达到“自悟性体”的结果，王阳明再次提出了“静坐”之说，并将这一教法作为滁州期间的主要教法。当然这一教法的施行场域并不局限于书院之中，相反更多的是发生在恬静怡然的自然山水之间，从王阳明在滁州时期所作诗歌如《山中示诸生》便可看出王阳明对于自然风光的依恋，他认为自然环境有益于自悟和领悟圣人思想，滁州的自然美景使王阳明将教学方式转化为“静坐体悟”。
然而，或许是因为阳明自身学问工夫不够纯熟而对静坐本身提倡太多，使学者对教静坐的目的领会过少，又或者部分学者畏惧克治工夫繁难而自己退缩，又或者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总之阳明以静坐为主要教法的做法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部分学者由静坐而流入空虚，放言高论，关注的重点偏向了虚玄的光景，自以为有得于圣贤之学，而不肯实实在在地做省察克治的工夫。也就是说，王阳明这一阶段的教学效果部分偏离了教学目标。 在这种偏离过程中，阳明自己事实上是有所察觉的，正德八年以来，阳明论学文字之中类似于“实用其力”意思的文字明显增多，说明阳明意识到以往教法过于偏内，并且试图通过提点学者实用省察克治的工夫来扭转这样的偏失，但这一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
三.江右与体悟“良知”之教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王阳明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光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家。正德十一年以后，他受命到江西剿匪。正德十六年，王阳明于江西南昌首次向世人提揭“致良知”说。这个教法的提出，主要源自于对宸濠之乱和张忠、许泰之变的感悟。
宸濠之乱发生在明武宗朱厚照执政期间，《明史》中对武宗的评价是“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6]。也正是由于前半段评语所指问题的缘故，宁王朱宸濠借机发起叛乱，并于六月十四日起兵。正在赣州平乱的王阳明闻讯即刻前往南昌勤王，正德十四年七月，终于平定了宸濠之乱。然而，自六月十四日宸濠起兵，至七月二十六日被擒，前后四十一天，而自始至终，朝廷都没有发一兵一卒。七月三十日，王阳明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奏闻益王助军饷疏》和《旱灾疏》[7]，在上达捷报之外，还希望朝廷能够优抚军民。
到了八月，阳明等来的不是免除江西租税或者封赏有功将士的诏令，而是正德皇帝要御驾亲征、征讨宸濠的消息。在阳明平叛过程中急需支援的时候，朝廷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而在阳明平定叛乱之后，捷音疏已上的情况下，正德皇帝却说“朕当亲率六师，奉天征讨”[8]、并自封为威武大將军镇国公。周围群小更以“元恶虽擒，逆党未尽，不捕必遗后患”[9]为由，撺掇皇帝亲征，以便捞取军功。有如此君臣，竟将军国重事、民脂民膏儿戏视之，可以想见当时阳明的无奈与灰心。闻讯之下，阳明即上疏谏止，正德皇帝依然没有理会。
十四年九月，为了阻止皇帝亲征的闹剧，阳明决定亲自赴阙献俘。十一日，从南昌出发，到了杭州，遇见了专程等待阳明的张永。阳明与张永谈及江西之民久经宸濠盘剥，现在又刚刚经过战乱，正在经历旱灾，还要供给京军、边军的军费，困苦已极，如果逼迫过甚，势将逃聚山谷为乱，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张永深以为然，并劝阳明说，现今皇帝身边群小环聚，他也只能小心维持，但是皇帝的性格如此，逆着来是行不通的，徒然激怒群小，于事无补，顺着来的话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于是阳明把宸濠交给了张永，自己称病退居西湖净慈寺。
正德十五年正月，没能在南昌捞到大功劳的忠、泰等人心怀疾恨，在南京进逸言，诬蔑阳明。他们先诬称阳明初与宸濠同谋，不得已才起兵平宸濠，然而这样毫无根据、赤裸裸的诬陷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也难掩公论。于是，忠、泰等改变策略，改称宸濠留在江西的财产都被阳明等人瓜分，如今阳明巡抚江西，必定会再次反叛。正德问怎样证明阳明必反，忠、泰等说下诏令阳明赴行在，阳明必定不会奉召。因为之前有过几次伪昭，王阳明都不予理睬，忠、泰等人以为这次也是一样，所幸有张永秘密通报王阳明，于是当正德下诏时，王阳明见诏即行。忠泰等大惊，派人在芜湖围堵阳明长达半月。正德见阳明奉诏即行，就下令阳明返回江西。
因此，经历了这两件事之后，愈发促使他不断反思与检查自己所能确信的东西，所要坚守的东西，这样的反思与检查最终回归到本心。王阳明发现，本心、良心、良知所指称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人人生而有之的自然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心。阳明此前就说“知是心之本体”[10]，心之本体意义上的知其实就是良知，那么致知的问题就自然成了致本然之良知。因此，阳明心学与朱子儒学不同之处在于朱子儒学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共有，故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11]，即向外求理；但是王阳明在经历过生活的磨练和思想的顿悟之后，他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12]，于是将向外求转而向内求，这也正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内在核心。他在给邹谦之的信中说道：“近来信得致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13]在王阳明看来，只要能够致得良知，那么无论遇到何种风浪，都可以抵达自在无碍之境。这于是成为了王阳明晚年最主要的教学内容。
综上而论，王阳明教学改革行动的演变与其地理位置的变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这一研究也为认识当代的“侨易”个体的教学改革行动提供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1]叶隽.侨易学的观念[J].教育学报，2011，07（2）：3-14.
[2][3][4][5][7][8][9][10][1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2004： 68、 72、 72、 74、117-125、109-110、110、 7、 121.
[6]张廷玉等，王天有等.明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456、132.
[11][12]黄宗羲，沈芝盈.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扫描版）：181、182.
（作者介绍：周晓敏，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硕士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论）
关键词：王阳明 教育改革行动 “侨易”经历
近年，叶隽学者提出了“侨易学”概念，其基本理念为“因侨而致易”[1]，简而言之便是由于地理位移而产生的精神质变，这一概念的起源主要来自于前人李石曾的“侨学”概念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经典源泉《易经》的启迪。因此，本文尝试从“侨易学”视角出发，围绕王阳明的侨易经历，由时间线索入手考察王阳明“为教三变”的教学行为变革与其地理位置变化的相关关系。
一.贵阳与“知行合一”之教
成化八年九月三十日，王阳明降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王阳明幼时便十分聪颖，十二岁时跟随祖父前往京师，朱子理学作为当时的显学，在各处广为传播并为人们所接受，这时王阳明多少会受到一些耳濡目染的影响。十八岁时王阳明返回余姚，船过广信，于是拜谒娄谅，娄谅便向他讲授了“格物致知”之学，王阳明听到之后甚是喜爱，自此便开始仰慕儒家圣学。王阳明和父亲在京师期间，曾遍寻朱熹著作，如饥似渴地阅读，但一次“格竹”失败使他对宋儒的格物之学丧失了信心，认为自己做不得圣贤了。这时的王阳明二十一岁，为了探究先儒圣贤所说的“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2]一论，看到官署中竹子众多，于是就开始“取竹格之”，结果百思不得其理却以疾病发而终结。这场“格竹”失败，为之后王阳明彻底放弃朱子理学、转而主张“心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后，王阳明开始步入仕途，在三十四岁时，王阳明“门人始进学者”，不过这时他仍然推崇且教授朱子儒学。一年后，武宗即位，深受宠信的宦官刘瑾开始不断打压朝廷大臣，谋划剪除朝中的忠义之士，开始专权，祸乱朝纲。南京科道戴铣因为劝谏皇帝而被迫入狱，王阳明也因为上疏论救戴铣而惹怒刘瑾，因此被贬到贵州龙场，并在这里完成了著名的“龙场悟道”。
《年谱》中记载：“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旧无居，始教之范土架木以居。”[3]可见此地的条件之恶劣。但是面对眼前的艰难困苦和荣辱得失他都能够坦然面对，唯独没有超脱生死之念，这使王阳明感到愕然，于是他在屋后建了个石墩，昼夜端坐其中，以期能够参透生死要义。最终，王阳明“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大悟格物致知之旨”[4]，明白了“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是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也就是“心即理”，因此完全解构了早前其对朱子儒学的推崇。
正德四年，王阳明受贵州提学副使席元山之邀主讲贵阳书院，他便教书院诸生以“知行合一”。此时的王阳明已经明白，以往将自己引向物理吾心判然为二这样的误区的元凶就是前儒所谓先知后行的说法，而造成功利、庸俗甚至虚伪的士风的根源也有很大一部分在于先知后行之说。想要补偏救弊，就要先厘清知行的问题，于是‘他提出了“知行合一”。在与弟子徐爱的论道过程中，王阳明更进一步地阐发了“知行合一”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诸子五经的切合本质。王阳明称徐爱为“吾之颜渊也”，可见他对徐爱的看重程度，不过即便如徐爱在当时都还是不甚理解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思想，也可想见“知行合一”这一革新思想在向学生传道中可能会遭遇到的困难与曲解。
因此，阳明直接以知行合一为主题的讲学并没有持续太久，据《年谱》记载，阳明在正德五年三月即已抵达江西庐陵县，开始履行知县新职。王阳明后来表示后悔在贵阳开展知行合一之教，因为这使得学生们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和想法，而无法真正的抓住“知行合一”的真义。
二.滁州与静坐之教
王阳明最开始提出“静坐”之说是在离开常德和辰州之时，他给诸弟子写了一封信，题为《与辰中诸生》，其中写道：“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纷纷异同，罔知所入。兹来乃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顾恍恍若有可即者。”[5]这里便道出了王阳明之所以提出“静坐”主张的原因是为了避免由“知行合一”所引起的诸多争论，而此时的门人诸生也由于多浮躁好辩而无法真正理解“知行合一”说的主旨。基于此，王阳明主张学生通过“静坐”去“自悟性体”，以期达到静心涵咏、归于本我的效果。
正德八年，王阳明前往南京西北部的滁州就任。滁州位于滁水以北，此地虽然交通不甚发达，但风景极佳，为江淮胜地。谪居之时，欧阳修自封“醉翁”之号，家喻户晓的《醉翁亭记》就作于此。琅琊幽谷，鸣泉飞瀑，其音悦耳，如腰间玉佩之铃铛声，甚为动听。这时的王阳明已经脱离了艰难困苦的境地，也没有了衣食生死之忧，面对眼前的名山秀水和身旁的门人环绕，为了能够达到“自悟性体”的结果，王阳明再次提出了“静坐”之说，并将这一教法作为滁州期间的主要教法。当然这一教法的施行场域并不局限于书院之中，相反更多的是发生在恬静怡然的自然山水之间，从王阳明在滁州时期所作诗歌如《山中示诸生》便可看出王阳明对于自然风光的依恋，他认为自然环境有益于自悟和领悟圣人思想，滁州的自然美景使王阳明将教学方式转化为“静坐体悟”。
然而，或许是因为阳明自身学问工夫不够纯熟而对静坐本身提倡太多，使学者对教静坐的目的领会过少，又或者部分学者畏惧克治工夫繁难而自己退缩，又或者两方面原因兼而有之，总之阳明以静坐为主要教法的做法出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部分学者由静坐而流入空虚，放言高论，关注的重点偏向了虚玄的光景，自以为有得于圣贤之学，而不肯实实在在地做省察克治的工夫。也就是说，王阳明这一阶段的教学效果部分偏离了教学目标。 在这种偏离过程中，阳明自己事实上是有所察觉的，正德八年以来，阳明论学文字之中类似于“实用其力”意思的文字明显增多，说明阳明意识到以往教法过于偏内，并且试图通过提点学者实用省察克治的工夫来扭转这样的偏失，但这一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明显的效果。
三.江右与体悟“良知”之教
正如前文所提到的，王阳明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光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他还是个名副其实的军事家。正德十一年以后，他受命到江西剿匪。正德十六年，王阳明于江西南昌首次向世人提揭“致良知”说。这个教法的提出，主要源自于对宸濠之乱和张忠、许泰之变的感悟。
宸濠之乱发生在明武宗朱厚照执政期间，《明史》中对武宗的评价是“耽乐嬉游，暱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犹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钧诸臣补苴匡救，是以朝纲紊乱，而不底于危亡”[6]。也正是由于前半段评语所指问题的缘故，宁王朱宸濠借机发起叛乱，并于六月十四日起兵。正在赣州平乱的王阳明闻讯即刻前往南昌勤王，正德十四年七月，终于平定了宸濠之乱。然而，自六月十四日宸濠起兵，至七月二十六日被擒，前后四十一天，而自始至终，朝廷都没有发一兵一卒。七月三十日，王阳明上《江西捷音疏》、《擒获宸濠捷音疏》、《奏闻益王助军饷疏》和《旱灾疏》[7]，在上达捷报之外，还希望朝廷能够优抚军民。
到了八月，阳明等来的不是免除江西租税或者封赏有功将士的诏令，而是正德皇帝要御驾亲征、征讨宸濠的消息。在阳明平叛过程中急需支援的时候，朝廷没有派出一兵一卒，而在阳明平定叛乱之后，捷音疏已上的情况下，正德皇帝却说“朕当亲率六师，奉天征讨”[8]、并自封为威武大將军镇国公。周围群小更以“元恶虽擒，逆党未尽，不捕必遗后患”[9]为由，撺掇皇帝亲征，以便捞取军功。有如此君臣，竟将军国重事、民脂民膏儿戏视之，可以想见当时阳明的无奈与灰心。闻讯之下，阳明即上疏谏止，正德皇帝依然没有理会。
十四年九月，为了阻止皇帝亲征的闹剧，阳明决定亲自赴阙献俘。十一日，从南昌出发，到了杭州，遇见了专程等待阳明的张永。阳明与张永谈及江西之民久经宸濠盘剥，现在又刚刚经过战乱，正在经历旱灾，还要供给京军、边军的军费，困苦已极，如果逼迫过甚，势将逃聚山谷为乱，局面将一发不可收拾。张永深以为然，并劝阳明说，现今皇帝身边群小环聚，他也只能小心维持，但是皇帝的性格如此，逆着来是行不通的，徒然激怒群小，于事无补，顺着来的话或许还有转圜的余地。于是阳明把宸濠交给了张永，自己称病退居西湖净慈寺。
正德十五年正月，没能在南昌捞到大功劳的忠、泰等人心怀疾恨，在南京进逸言，诬蔑阳明。他们先诬称阳明初与宸濠同谋，不得已才起兵平宸濠，然而这样毫无根据、赤裸裸的诬陷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也难掩公论。于是，忠、泰等改变策略，改称宸濠留在江西的财产都被阳明等人瓜分，如今阳明巡抚江西，必定会再次反叛。正德问怎样证明阳明必反，忠、泰等说下诏令阳明赴行在，阳明必定不会奉召。因为之前有过几次伪昭，王阳明都不予理睬，忠、泰等人以为这次也是一样，所幸有张永秘密通报王阳明，于是当正德下诏时，王阳明见诏即行。忠泰等大惊，派人在芜湖围堵阳明长达半月。正德见阳明奉诏即行，就下令阳明返回江西。
因此，经历了这两件事之后，愈发促使他不断反思与检查自己所能确信的东西，所要坚守的东西，这样的反思与检查最终回归到本心。王阳明发现，本心、良心、良知所指称的都是一个东西，那就是人人生而有之的自然知是知非、知善知恶的心。阳明此前就说“知是心之本体”[10]，心之本体意义上的知其实就是良知，那么致知的问题就自然成了致本然之良知。因此，阳明心学与朱子儒学不同之处在于朱子儒学认为“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共有，故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11]，即向外求理；但是王阳明在经历过生活的磨练和思想的顿悟之后，他认为“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12]，于是将向外求转而向内求，这也正是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内在核心。他在给邹谦之的信中说道：“近来信得致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13]在王阳明看来，只要能够致得良知，那么无论遇到何种风浪，都可以抵达自在无碍之境。这于是成为了王阳明晚年最主要的教学内容。
综上而论，王阳明教学改革行动的演变与其地理位置的变动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同时这一研究也为认识当代的“侨易”个体的教学改革行动提供历史参照。
参考文献
[1]叶隽.侨易学的观念[J].教育学报，2011，07（2）：3-14.
[2][3][4][5][7][8][9][10][13]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北京：学苑音像出版社，2004： 68、 72、 72、 74、117-125、109-110、110、 7、 121.
[6]张廷玉等，王天有等.明史[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3456、132.
[11][12]黄宗羲，沈芝盈.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扫描版）：181、182.
（作者介绍：周晓敏，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硕士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