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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图书评论发展史上,涌现出了许多知名的图书评论家。1988年9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筹备会上,“大家公认萧乾、李锐、周振甫、舒芜、戴文葆、吴道弘、沈昌文、徐召勋为书评专家,从此,结束了在我国找不到、推荐不出书评专家的历史”。①这几位书评专家中,萧乾、周振甫、舒芜、戴文葆已相继去世。健在的几位仍关心出版工作,并积极进行有关图书评论的写作。其中吴道弘在图书评论这块园地一直辛勤耕耘,他有关图书评论的理论与写作受到出版界广泛好评、关注,对后人有许多启示。
拓荒之作《书评例话》
在新中国图书评论界,吴道弘是研究、写作图书评论的开拓者与倡导者之一。吴道弘,1929年生,浙江嘉善县人。他生于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1950年春,风华正茂之时,他以上海诚明文学院中文系学生的身份,考入上海三联书店编审室,从此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编辑生涯。他先后担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自1983年起,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曾获中国韬奋出版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此后又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60多年来,吴道弘坚守编辑出版工作第一线,既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也是新一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同时是一位钟情于书评的理论家与写作家。
吴道弘自己曾回忆,与图书评论结缘是在1950年春初入三联书店担任校对和编辑时,“曾经读到一本青年政治理论读物,有严重的思想错误,想到要向读者指出来,便很有信心地写书评进行批评,并在报上发表了。现在看来,我的书评不免稚嫩,但指出这本书里存在的错误,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做编辑工作以后写的第一篇书评”(见《<书评例话>自序》,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后因工作变动写书评中断了一个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出版事业的繁荣,他写书评的兴趣又复活萌发。结合编辑工作,十多年间他先后对已出版的60多种图书进行评论,发表了近百篇共约15万字的书评文章。199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评拓荒之作《书评例话》,业界评论:“该书最为人注目的,是将围绕书评的10个专题博采例证进行分析研究的《书评例话》同以书评为中心发表各种见解的《书评续话》合刊。在这‘两话’的31个标题下,著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书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②该书曾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
前进路上不止步,探索途中不歇脚。时隔近20年,吴道弘又在《书评例话》的基础上加以充实整合,出版了一本25万字的《书评例话新编》,全书以书评例话、书评续话、书评赏析、书评写作四部分,构建了一个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全书多角度、全景式地展示了书评理论与实践活动及其写作经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较强的实用价值。书评专家伍杰评价“他的书评特点是理性、沉稳、平实、有文气,善于发掘、分析、提升,与现实结合紧密,是一个理性的书评家”。③
见解独到,内容广泛
吴道弘的书评理论与书评写作,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
一是见解独到。吴道弘认为“图书评论是以图书为对象进行的介绍、评论和研究的一种科学活动。它运用大众传播工具(主要通过报纸、期刊等媒介)向社会各阶层的读者传达文化出版和研究学术的信息,开展图书宣传、传播知识与扩大教育,以及进行学术讨论的一种活动方式”。“图书宣传评论工作不仅是贯彻出版方针、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方式,而且是沟通出版社、作者与读者的桥梁,也是出版社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的具体途径”。他认为,书评就是发动群众,通过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力量,向读者介绍推荐好书,批评不好的书和坏书,它对于监督促进出版部门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坚持正确导向均有重大意义。作者在这里还特别强调评论的本质属性是评论性、指导性,而评论性是书评的灵魂。只有精彩的、有影响力的评论才能正确引导读者,推动出版活动。书评专家萧乾也说过:书评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而书评家就是一个“文化保镖”,起着关心、维护、促进文化的作用。图书有其自身的命运,但这个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书评是影响读者与图书命运的一种助力。著名作家雨果说过:书籍的创造者是作者,而书籍命运的创造者却是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讲,书评可以影响左右一本书的命运和图书作者的命运,一些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是由于某些书评的推荐而保存下来的,这种情况在出版史上不乏其例。如1957年下半年,茹志鹃写了一篇反映群众爱护解放军的主题小说《百合花》,被多家文艺杂志退回,认为小说“调子比较低沉”、情感“阴暗”。几经周折,1958年3月,《延河》刊出这篇小说。1957年“反右”开始,小说发表不久,茹志鹃的丈夫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茹志鹃的生命、创作都面临丧失信心的深渊。1958年5月,茅盾针对当时的一些作品,写了一篇书评《读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认为《百合花》具有“独特的风格”“清新俊逸”。是他读过的几十篇作品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茅盾对作品的高度评价使茹志鹃感到“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夹着小小的卷幅,走进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④1960年之后,组织上为了使茹志鹃安心创作,将她从繁忙的编辑岗位调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二是内容广泛。吴道弘编辑阅历长,文化积淀丰厚,视野开阔。他读百家文,评百家书。书评以马列著作和文史哲书籍为主,其余无所不涉,出于对一种新兴学科建设的支持,尤其突出评论出版专业图书。他先后评论的出版专业图书有许力以的《人类文明与出版》、袁亮的《出版学概论》、陈原的《书和人和我》、李海崑的《出版散论》、李频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以及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等,其目的是总结出版规律,促进推动编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三是典型引路。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吴道弘的书评理论来源于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指导性。他在《书评例话》一书中进行理论阐述时,结合十部图书,主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还在《书评例话新编》的“书评赏析”编中,列举了萧乾、胡愈之、茅盾、巴金、陈原等十人的书评作品作为典型案例,在文后,仅用了二三百字作了评析,言简意赅,抓住要领,给人以启示,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他本人写的书评善于抓住书中精髓,阐明对书的特殊见解,富有研究性、探讨性,以平和商量的口气阐明己见,加之书评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和知识的增长。书评文字优美,可读性强,而且体裁多样,有散文式的、序跋式的、杂感式的、点评式的,对读者如何写书评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拓荒之作《书评例话》
在新中国图书评论界,吴道弘是研究、写作图书评论的开拓者与倡导者之一。吴道弘,1929年生,浙江嘉善县人。他生于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1950年春,风华正茂之时,他以上海诚明文学院中文系学生的身份,考入上海三联书店编审室,从此开始了长达60余年的编辑生涯。他先后担任编辑、编辑室副主任、主任,自1983年起,担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由于工作业绩突出,曾获中国韬奋出版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津贴,此后又担任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60多年来,吴道弘坚守编辑出版工作第一线,既是新中国出版事业发展的亲历者、见证人,也是新一代优秀的编辑出版家,同时是一位钟情于书评的理论家与写作家。
吴道弘自己曾回忆,与图书评论结缘是在1950年春初入三联书店担任校对和编辑时,“曾经读到一本青年政治理论读物,有严重的思想错误,想到要向读者指出来,便很有信心地写书评进行批评,并在报上发表了。现在看来,我的书评不免稚嫩,但指出这本书里存在的错误,则是完全必要的。这是我做编辑工作以后写的第一篇书评”(见《<书评例话>自序》,以下引文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后因工作变动写书评中断了一个时期。进入20世纪80年代,随着出版事业的繁荣,他写书评的兴趣又复活萌发。结合编辑工作,十多年间他先后对已出版的60多种图书进行评论,发表了近百篇共约15万字的书评文章。1991年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书评拓荒之作《书评例话》,业界评论:“该书最为人注目的,是将围绕书评的10个专题博采例证进行分析研究的《书评例话》同以书评为中心发表各种见解的《书评续话》合刊。在这‘两话’的31个标题下,著者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书评,有较高的学术价值。”②该书曾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
前进路上不止步,探索途中不歇脚。时隔近20年,吴道弘又在《书评例话》的基础上加以充实整合,出版了一本25万字的《书评例话新编》,全书以书评例话、书评续话、书评赏析、书评写作四部分,构建了一个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全书多角度、全景式地展示了书评理论与实践活动及其写作经验,既有理论高度,又有较强的实用价值。书评专家伍杰评价“他的书评特点是理性、沉稳、平实、有文气,善于发掘、分析、提升,与现实结合紧密,是一个理性的书评家”。③
见解独到,内容广泛
吴道弘的书评理论与书评写作,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
一是见解独到。吴道弘认为“图书评论是以图书为对象进行的介绍、评论和研究的一种科学活动。它运用大众传播工具(主要通过报纸、期刊等媒介)向社会各阶层的读者传达文化出版和研究学术的信息,开展图书宣传、传播知识与扩大教育,以及进行学术讨论的一种活动方式”。“图书宣传评论工作不仅是贯彻出版方针、提高图书质量的重要方式,而且是沟通出版社、作者与读者的桥梁,也是出版社更好地为读者服务的具体途径”。他认为,书评就是发动群众,通过社会舆论,动员社会力量,向读者介绍推荐好书,批评不好的书和坏书,它对于监督促进出版部门坚持正确的出版方针,坚持正确导向均有重大意义。作者在这里还特别强调评论的本质属性是评论性、指导性,而评论性是书评的灵魂。只有精彩的、有影响力的评论才能正确引导读者,推动出版活动。书评专家萧乾也说过:书评是“现代文化这巨厦一根不可或缺的梁柱”。而书评家就是一个“文化保镖”,起着关心、维护、促进文化的作用。图书有其自身的命运,但这个命运并非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书评是影响读者与图书命运的一种助力。著名作家雨果说过:书籍的创造者是作者,而书籍命运的创造者却是社会。
从一定意义上讲,书评可以影响左右一本书的命运和图书作者的命运,一些流传后世的经典之作,是由于某些书评的推荐而保存下来的,这种情况在出版史上不乏其例。如1957年下半年,茹志鹃写了一篇反映群众爱护解放军的主题小说《百合花》,被多家文艺杂志退回,认为小说“调子比较低沉”、情感“阴暗”。几经周折,1958年3月,《延河》刊出这篇小说。1957年“反右”开始,小说发表不久,茹志鹃的丈夫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军籍,茹志鹃的生命、创作都面临丧失信心的深渊。1958年5月,茅盾针对当时的一些作品,写了一篇书评《读最近的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58年6月号,认为《百合花》具有“独特的风格”“清新俊逸”。是他读过的几十篇作品中“最使我满意,也最使我感动的一篇”。茅盾对作品的高度评价使茹志鹃感到“一个失去信心的、疲惫的灵魂,又重新获得了勇气、希望。重新站立起来……不管今后道路会有千难万险,我要走下去,我要夹着小小的卷幅,走进长长的文学行列中去”。④1960年之后,组织上为了使茹志鹃安心创作,将她从繁忙的编辑岗位调入作协从事专业创作。
二是内容广泛。吴道弘编辑阅历长,文化积淀丰厚,视野开阔。他读百家文,评百家书。书评以马列著作和文史哲书籍为主,其余无所不涉,出于对一种新兴学科建设的支持,尤其突出评论出版专业图书。他先后评论的出版专业图书有许力以的《人类文明与出版》、袁亮的《出版学概论》、陈原的《书和人和我》、李海崑的《出版散论》、李频的《龙世辉的编辑生涯》以及方厚枢的《中国出版史话》等,其目的是总结出版规律,促进推动编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和发展。
三是典型引路。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吴道弘的书评理论来源于实践,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指导性。他在《书评例话》一书中进行理论阐述时,结合十部图书,主要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进行了分析评价。他还在《书评例话新编》的“书评赏析”编中,列举了萧乾、胡愈之、茅盾、巴金、陈原等十人的书评作品作为典型案例,在文后,仅用了二三百字作了评析,言简意赅,抓住要领,给人以启示,起到了典型引路的作用。他本人写的书评善于抓住书中精髓,阐明对书的特殊见解,富有研究性、探讨性,以平和商量的口气阐明己见,加之书评文字本身所具有的文学性,给读者带来了阅读的愉悦和知识的增长。书评文字优美,可读性强,而且体裁多样,有散文式的、序跋式的、杂感式的、点评式的,对读者如何写书评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