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润芝是谁？我不认识”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了，北伐军节节胜利，不到半年时间，就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将革命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黄河流域。国民党中央和中共中央相继迁往武汉，继续着前景并不乐观的国共合作。
　　就在北伐军胜利进军的日子里，毛泽东分别于1926年冬和1927年2月，两次从长沙来到当时的革命中心——武汉。毛泽东住在武昌都府堤41号。不久，杨开慧带着孩子也来到了这里。
　　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国民党之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一直在寻找机会消灭共产党。
　　1927年春，蒋介石破坏工农运动，连续制造了阳新、赣州、南昌、九江、安庆等一系列惨案。
　　2月28日，朱仲炘等反动分子在湖北阳新，用煤油活活烧死了省农协特派员成子英等9位工农运动干部。
　　面对种种猖獗的反革命活动，陈独秀表现出了严重的右倾思想。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联合发表宣言，声称国民党领袖“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国共两党同志，“站在革命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
　　这个宣言，完全掩盖了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解除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精神武装。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政变。先是一批臂缠白布黑“工”字符号的青红帮流氓打手全副武装，打着“上海工界联合会”的旗号，冲出租界，向闽北、南市、沪西、吴淞等地的工人纠察队进攻。
　　工人纠察队奋力抵抗,蒋介石命令第二十六军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了2700名工人纠察队员的武装，洗劫了上海总工会。
　　每天都传来带有血腥味的消息：罢工者被就地处决，头颅被高高地悬挂着；女共产党员被士兵割掉乳房。面对惨状，毛泽东潸然泪下。
　　面对蒋介石等国民党新右派势力的倒行逆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坚决站在革命工农一边，组织工农群众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早在3月6日，蒋介石制造了一系列惨案之后，毛泽东就在武汉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举行的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上，愤怒斥责了国民党右派的暴行，并表示要同国民党的右派势力作坚决斗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处理阳新惨案委员会、湖北省党部、省政务委员会和省农协共同派专人和两连兵力，于3月30日出发至阳新，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召开公审大会，枪决要犯10余人，判处徒刑11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毛泽东主办的农讲所，有针对性地对学员加强军事训练，军事课程由每天的2小时变成4小时，并组织学员直接投入实际战斗。
　　5月，毛泽东派300名全副武装的学生军奔赴麻城，镇压地方武装“红枪会”，并帮助筹建了当地的农民武装。下旬，毛泽东又派农讲所学员参加平息反动军官夏斗寅叛乱的战斗，在叶挺的统一指挥下，打垮了夏斗寅叛军，保卫了武汉的安全。
　　5月21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街上布满了反动士兵，他们闯进工会和学校，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和学生开枪射击，还逼迫学生喊反动口号。他们捣毁革命机关，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群众。
　　在农村，去发动群众的学生被活活用煤油烧死，农会干部被土豪劣绅绑在树上一边用刀子割，一边撒上盐和辣椒。他们在仅20多天的时间里，就屠杀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万多人。
　　对于许克祥的叛变，毛泽东主张坚决回击。毛泽东认为，再不起来反抗，就只有死路一条。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反对工农开展武装斗争的陈独秀，却决定派毛泽东去四川。毛泽东据理力争，要求改派到湖南。
　　毛泽东毅然回到了湖南，担任省委书记，组织工农拿起枪杆子，用革命的武装去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但时间不长，陈独秀又把毛泽东从湖南调回武汉。
　　毛泽东回到武汉后，看见了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当他看到文件上写着：“……湖南农运是幼稚行为……要消除这些不幸的幼稚行为……”时，气得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真是岂有此理！敌人已把刀架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讲自己不对，简直是奴颜婢膝！”
　　随着“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马日事变”的发生，武汉的局势变得更加紧张。武汉国民党政府开始公开发布禁止集会、游行、罢工的通告。
　　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发出“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疯狂指令，大规模地逮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此同时，一切工会、农会和革命团体都被查封。一时间，武汉三镇处于白色恐怖之中。
　　为了挽救党和革命，营救被捕的同志，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腥风血雨之中四处奔走。而汪精卫的叛军、特务也正在四处追捕共产党“要犯”毛泽东。
　　一天，毛泽东送几个农讲所的学员回乡组织革命，一直送到江边，见他们平安上船后才放心地离开码头。当他返回来走到六渡桥时，遇上了两个便衣特务。他们打量着一身工人装扮的毛泽东，迟疑了一会儿问：“你，你看见毛润芝他们没有？”面对特务的盘问，毛泽东心中一震，但马上又镇定下来。毛泽东从容地说：“毛润芝是谁？我不认识。”
　　“你刚才看见有几个人从这里过去吗？其中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像个教书先生。”另一个特务接着盘问。
　　“哦！看见了，他们到码头上去了。”毛泽东坦然地用手往码头的方向一指。
　　两个特务信以为真，顺着毛泽东手指的方向追去。
　　毛泽东很快回到了家中。一进屋，毛泽东便对杨开慧说：“我们得换一个地方，敌人已经注意我们了。”当晚，毛泽东一家便转移到一位同志家中。
　　不久，中央派毛泽东回湘组织秋收起义，毛泽东准备和杨开慧一起带着孩子回湖南。
　　这天深夜，他们来到火车站，只见到处是军警、特务。毛泽东见势不妙，就悄悄地对杨开慧说：“你们先走，一起走目标太大，我另想办法进站。”
　　杨开慧带着孩子登上南行的火车，直到汽笛长鸣，火车启动，也没见毛泽东的身影。她急得坐立不安，直到她在长沙车站的站台上看见毛泽东以后，紧张的心情才得以平静下来。原来，毛泽东在人民群众的帮助下，乘另一列火车先到了长沙。
　　
　　四、板仓脱险
　　
　　1927年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强调了农民问题和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为继续革命指明了方向。会议同时决定，在湘、鄂、粤、赣等群众基础较好的省份发动秋收起义。毛泽东受党中央的委托，回湖南组织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杨开慧也参加了起义的准备工作。她根据湘区党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回到板仓，在长沙、湘阴、平江等县的边界地区开展地下工作，发动群众，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1927年8月19日，毛泽东决定亲自护送杨开慧回板仓。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他们选择了一条通往杨宅的山中小路，悄悄地进了杨家。
　　兴许是早有特务暗中盯梢，也许是板仓的老百姓言谈话语中无意走露了风声，敌人当天就知道了毛泽东和杨开慧回到板仓的消息。
　　敌人派兵迅速包围了村子，封锁了山间小路，十几个扛枪的士兵直奔杨宅而来，并扬言：“如果杨宅没有，就挨家挨户地搜，非生擒活捉毛泽东不可。”
　　情况万分危急。杨开慧焦急地望着毛泽东，不知如何是好。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而是毛泽东的生命安全。
　　前来看望他们的乡亲也都纷纷出谋划策，有的要毛泽东到自己家里躲避，有的要送毛泽东从山间小路逃走……
　　毛泽东沉着地望着杨开慧和乡亲们，冷静地说：“到你们家里去，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顺山间小路走，也不可行，因为敌人料定我会走小路，肯定已经把路口封住了。敌人一定是把主要力量都放到山上设防了，大路上反而会空虚的。我不如将计就计，径直走大道。兵不厌诈，十有八九是安全的。”
　　搜捕毛泽东的士兵，已经来到了杨宅院门前，他们边乱喊乱叫，边用枪托砸门。就在这帮家伙闯进杨宅前院的同时，两个农民抬着一顶黑轿子从杨宅后院角门走了出去。
　　在板仓通往长沙的大道上，两个农民抬着一顶黑轿子快步前行。毛泽东躺在轿子里，盖上厚厚的棉被，用毛巾盖住脸，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声。
　　两位农民抬着轿子，不慌不忙，大摇大摆地从乡公所门口走过，敌人毫不在意。当他们来到一个山口，正准备松口气时，迎面来了一队敌兵。敌人吆喝着，把枪栓拉得哗哗直响，叫两位农民放下轿子。其中一个当官模样的，走上前来盘问：“干什么去？里边是什么人？”
　　“长官、老总，轿里是我兄弟，得了痨病，这两天不停地咯血，我们要抬他去长沙看病，再不快点，怕是不行了。”其中的一个农民走上前，递上一根烟，毕恭毕敬地说。
　　那个当官的半信半疑，怕其中有诈，就叫过一个当兵的去检查检查。那个当兵的掀起轿帘，刚要把头凑过去看个究竟，轿中的毛泽东突然剧烈地大咳起来，吓得那个当兵的赶紧把头缩了回来。他边把手往衣服上抹，边骂骂咧咧地说：“他妈的！真倒霉，唾沫星子喷我一手，可别把痨病传给我。”
　　那个当官的见状，赶紧捂着嘴巴，挥挥手：“快走！快走！别死在这儿。”
　　两位农民点头哈腰,抬起轿子连跑带颠地朝长沙方向赶路。他们抬着毛泽东走出了板仓地界，才放慢了脚步，见左右没有可疑的人，便在一个僻静处放下了轿子。毛泽东从轿子里钻出来，捂得满头大汗。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忍不住捂着嘴直笑。
　　毛泽东握着两位农民的手，感激地说：“让你们两位为我担惊受累了。谢谢你们冒着风险把我送出来！”
　　“一家人怎么说起两家话来了？乡亲们都盼望着共产党来给我们当家做主呢！”一个农民眼含热泪对毛泽东说。
　　板仓脱险后，毛泽东往返于长沙、湘潭、浏阳、平阳、安源、汉阳等地，组建革命武装，为秋收起义做准备。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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