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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是中国传统的农历乙未羊年的大年初一,历时七年拍成的电影《狼图腾》却任性地选择了这一天在全国电影院线全面上映,这种让“羊”年“与狼共舞”的宣传发行思路,也是醉了。
放映电影之前,制片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拍这部《狼图腾》是如何如何不容易,包括:狼是如何难以驯服,动物戏的拍摄是何等的艰难,项目和导演的几经周折,等等等等。这些辛苦与艰难我相信都是真的,尤其对制片人来说可能感受尤为强烈,表达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选择了《狼图腾》这样一个题材,就应该预见到那些难度,如果觉得难可以換一个题材嘛!但是拍完之后就不应该再执念于那些难度了,这时应该关注的是——你这部电影拍“好”了吗?况且这种“难度”与观众无关,如何评价一部电影,只看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品质。就像你去餐厅吃饭时,只管菜好吃不好吃,才不问厨子做这道菜付出了多少时间、多少艰辛。在一部电影上映之前大吐苦水,实际上是对影片质量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不幸,我的这种预感在两小时的看片后得到了印证。电影《狼图腾》在制作和技术层面上无可挑剔,整部影片的视觉呈现也是相当完美、相当震撼。可惜的是:整个创作集体大概太迷恋于技术和效果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而在影片内涵对观众的心灵冲击上着力不够。准确地说还不是“着力不够”——《狼图腾》的小说原著就一直是打着“思想深刻”的高冷旗号招摇过市的,改编成电影后无论如何也万万不可能堕落成为《爸爸去哪儿》或《奔跑吧,兄弟》那样肤浅、苍白、无聊的“电视娱乐节目转基因”影片。应该说电影《狼图腾》在内涵开掘上的“着力不够”,其实就是“能力不够”,所以电影中的很多对“天、地、人”的思考相互之间都很矛盾。这一看就不是创作者没有去想这些问题,而是创作者自己都没想清楚这些问题。
曾经看到导演阿诺在面对权威媒体的访谈时回答说:“《狼图腾》原著最打动我的还是保护环境、人类与大自然的平衡这些主题,这也是我自己深信的理念”。抽象提出来看,这番话完全符合他的身份与立场。虽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提出来的,但是在后现代化的今天,却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积极。而同样是众多西方发达国家中,法国人尤其善于在这类主题上进行“装逼”。个中原因:一是在于他们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二是他们素来以文化人自诩,而文化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规律有自觉的思考和自律的行动。
《狼图腾》无疑为阿诺这样的法国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本”,“人”与“狼”,作为自然界中一对宿怨久远的“天敌”,对抗的历史大概是从人类可以称之为人类的那一刻就“与生俱来”的。甚至于在人类发明“火”和“工具”之前,和狼群的对抗一直是处于下风的漫长的黑暗时代。“人”与“狼”的根本差别在于:当二者作为“天敌”进行宏观意义上的对抗时,如果“狼”可以取得绝对优势时,结果必然是“丛林法则”式的斩尽杀绝;而当人类取得全面性压倒优势时(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人类会进化出一种类似于“悲天悯狼”式的“科学发展观”,转而倡导保护濒临灭绝或者虽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却可能走向灭绝物种。而且这样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要领先于十九世纪的人们,同时代而论也是发达国家要领先于发展中国家。
这种错位,不幸就让阿诺赶上了!他作为一个法国人,在人与自然的“科学发展观”上是相对超前的,而且他可以依据这种先进理念创作任何一部与之相匹配的、展现人和动物之间和谐共存的电影作品。可是他却偏偏选择了一部中国题材小说,小说写的还是当代中国物质生活最贫困的一个历史时期。如果坚持要“剑走偏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演绎你的思想,也不是不可以,却需要把很多关系想得更清楚、更透彻。遗憾的是,我看到的更多是没想清楚的“拧巴”。
作为一对天敌的“人”与“狼”可以和谐共存,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互不能危害。人类不是超然于世间万物的上帝,现代人之所以关注环境保护、竭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完全是基于“让人类生存发展得更好”的自私性考虑。所以再怎么为“生物多样性”奔走呼号也要有自身安全为前提,不可能以危及自身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生物多样性”。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在动物园里欣赏老虎,可以在横道河子建立基地饲养野生东北虎,谁要伤害了这些老虎会被判刑问罪,可是一旦这些老虎可能伤害人类时,枪手照样是不会手软的。所以在老虎并非珍惜保护动物而且泛滥成灾的宋朝, 打死老虎为民除害的武松反而会被授以“英雄”的称号。可是在“文革”那个物质匮乏、民不聊生的时代,羊群是蒙古草原上牧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础,战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财产,而狼群是这一切的“敌人”,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种大背景下,“东郭先生”式的陈阵被塑造得格外可笑,他在那种情况下的“养狼遗患”是知青一代典型的“青春无悔”心态的自恋化表达。而以“狼”为图腾的蒙古族部落一边把掏狼崽摔死视为“升天”,另一边又绞尽脑汁保全其皮毛以图卖狼崽的皮毛牟利,更千方百计地用猎枪、炸弹和夹子剿灭危害人类的狼群,在对待狼群的态度上也显得格外拧巴。最莫名其妙的是那个丈夫死于和狼群的搏斗、唯一的儿子又差一点儿被陈阵养的小狼咬死的女人,在医院里面对陈阵表现出的歇斯底里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母性甚至是杀了小狼和陈阵的心都有。即使陈阵不惜以身试法去找来救命的青霉素,也是弥补过失的应有之义,能够得到女主角的谅解就很不错了。可女主角一转眼却为陈阵放走小狼而感动,又以湿吻来回报陈阵,这简直是不合常情、不可理喻。
我理解阿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立场,也赞同他的主张。但我认为这种主张如果在今天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聊聊,那算是一种情怀,而放到陈阵身上,放到他那个时代和环境下,就是一个笑话。在这方面,他老人家的思考还远远不如中国“业余”作家刘慈欣看得透彻。比如畅销小说《三体》中提及了一个概念叫“宇宙伦理学”,作者刘慈欣通过虚构的故事提出了“宇宙伦理学”的两大基本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是宇宙中物质的总量保持不变。这类幻想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在逻辑上是符合通用思维的,而《狼图腾》的败笔就在于逻辑是混乱的。
放映电影之前,制片人滔滔不绝地讲了很多拍这部《狼图腾》是如何如何不容易,包括:狼是如何难以驯服,动物戏的拍摄是何等的艰难,项目和导演的几经周折,等等等等。这些辛苦与艰难我相信都是真的,尤其对制片人来说可能感受尤为强烈,表达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选择了《狼图腾》这样一个题材,就应该预见到那些难度,如果觉得难可以換一个题材嘛!但是拍完之后就不应该再执念于那些难度了,这时应该关注的是——你这部电影拍“好”了吗?况且这种“难度”与观众无关,如何评价一部电影,只看这部电影呈现出来的品质。就像你去餐厅吃饭时,只管菜好吃不好吃,才不问厨子做这道菜付出了多少时间、多少艰辛。在一部电影上映之前大吐苦水,实际上是对影片质量不自信的一种表现。
不幸,我的这种预感在两小时的看片后得到了印证。电影《狼图腾》在制作和技术层面上无可挑剔,整部影片的视觉呈现也是相当完美、相当震撼。可惜的是:整个创作集体大概太迷恋于技术和效果所带来的视觉冲击,而在影片内涵对观众的心灵冲击上着力不够。准确地说还不是“着力不够”——《狼图腾》的小说原著就一直是打着“思想深刻”的高冷旗号招摇过市的,改编成电影后无论如何也万万不可能堕落成为《爸爸去哪儿》或《奔跑吧,兄弟》那样肤浅、苍白、无聊的“电视娱乐节目转基因”影片。应该说电影《狼图腾》在内涵开掘上的“着力不够”,其实就是“能力不够”,所以电影中的很多对“天、地、人”的思考相互之间都很矛盾。这一看就不是创作者没有去想这些问题,而是创作者自己都没想清楚这些问题。
曾经看到导演阿诺在面对权威媒体的访谈时回答说:“《狼图腾》原著最打动我的还是保护环境、人类与大自然的平衡这些主题,这也是我自己深信的理念”。抽象提出来看,这番话完全符合他的身份与立场。虽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提出来的,但是在后现代化的今天,却是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积极。而同样是众多西方发达国家中,法国人尤其善于在这类主题上进行“装逼”。个中原因:一是在于他们经济高度发达,物质生活已经极大丰富;二是他们素来以文化人自诩,而文化人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与发展规律有自觉的思考和自律的行动。
《狼图腾》无疑为阿诺这样的法国文化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标本”,“人”与“狼”,作为自然界中一对宿怨久远的“天敌”,对抗的历史大概是从人类可以称之为人类的那一刻就“与生俱来”的。甚至于在人类发明“火”和“工具”之前,和狼群的对抗一直是处于下风的漫长的黑暗时代。“人”与“狼”的根本差别在于:当二者作为“天敌”进行宏观意义上的对抗时,如果“狼”可以取得绝对优势时,结果必然是“丛林法则”式的斩尽杀绝;而当人类取得全面性压倒优势时(就像我们今天这样),人类会进化出一种类似于“悲天悯狼”式的“科学发展观”,转而倡导保护濒临灭绝或者虽有一定数量的种群却可能走向灭绝物种。而且这样的“科学发展观”,是“与时俱进”的——二十一世纪的人们要领先于十九世纪的人们,同时代而论也是发达国家要领先于发展中国家。
这种错位,不幸就让阿诺赶上了!他作为一个法国人,在人与自然的“科学发展观”上是相对超前的,而且他可以依据这种先进理念创作任何一部与之相匹配的、展现人和动物之间和谐共存的电影作品。可是他却偏偏选择了一部中国题材小说,小说写的还是当代中国物质生活最贫困的一个历史时期。如果坚持要“剑走偏锋”——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演绎你的思想,也不是不可以,却需要把很多关系想得更清楚、更透彻。遗憾的是,我看到的更多是没想清楚的“拧巴”。
作为一对天敌的“人”与“狼”可以和谐共存,但有一个前提就是:相互不能危害。人类不是超然于世间万物的上帝,现代人之所以关注环境保护、竭力维护“生物多样性”,完全是基于“让人类生存发展得更好”的自私性考虑。所以再怎么为“生物多样性”奔走呼号也要有自身安全为前提,不可能以危及自身利益为代价去换取“生物多样性”。就像我们现在可以在动物园里欣赏老虎,可以在横道河子建立基地饲养野生东北虎,谁要伤害了这些老虎会被判刑问罪,可是一旦这些老虎可能伤害人类时,枪手照样是不会手软的。所以在老虎并非珍惜保护动物而且泛滥成灾的宋朝, 打死老虎为民除害的武松反而会被授以“英雄”的称号。可是在“文革”那个物质匮乏、民不聊生的时代,羊群是蒙古草原上牧民们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生存基础,战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宝贵财产,而狼群是这一切的“敌人”,必须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种大背景下,“东郭先生”式的陈阵被塑造得格外可笑,他在那种情况下的“养狼遗患”是知青一代典型的“青春无悔”心态的自恋化表达。而以“狼”为图腾的蒙古族部落一边把掏狼崽摔死视为“升天”,另一边又绞尽脑汁保全其皮毛以图卖狼崽的皮毛牟利,更千方百计地用猎枪、炸弹和夹子剿灭危害人类的狼群,在对待狼群的态度上也显得格外拧巴。最莫名其妙的是那个丈夫死于和狼群的搏斗、唯一的儿子又差一点儿被陈阵养的小狼咬死的女人,在医院里面对陈阵表现出的歇斯底里是完全正常的,这种母性甚至是杀了小狼和陈阵的心都有。即使陈阵不惜以身试法去找来救命的青霉素,也是弥补过失的应有之义,能够得到女主角的谅解就很不错了。可女主角一转眼却为陈阵放走小狼而感动,又以湿吻来回报陈阵,这简直是不合常情、不可理喻。
我理解阿诺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立场,也赞同他的主张。但我认为这种主张如果在今天巴黎左岸的咖啡馆里聊聊,那算是一种情怀,而放到陈阵身上,放到他那个时代和环境下,就是一个笑话。在这方面,他老人家的思考还远远不如中国“业余”作家刘慈欣看得透彻。比如畅销小说《三体》中提及了一个概念叫“宇宙伦理学”,作者刘慈欣通过虚构的故事提出了“宇宙伦理学”的两大基本公理:第一,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第二,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是宇宙中物质的总量保持不变。这类幻想虽然没有得到证实,但在逻辑上是符合通用思维的,而《狼图腾》的败笔就在于逻辑是混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