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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一度想到了死，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
蒋介写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深切自责；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要她“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的“唯一之母”，“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知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杀蒋复仇主义一度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强，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解决的希望。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即杀掉蒋介石。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8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向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蒋介石明白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
（金妹摘自《文汇读书周报》
蒋介写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其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深切自责；其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其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要她“视如己出”。其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的“唯一之母”，“无论如何，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
人之将死，预先留给后人嘱咐，乃正常现象。但“西安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的部下在骊山活捉蒋介石时就明确告诉他兵谏的原因，“只求你带我们抗日而已”，并没有侮辱杀害他的意图。之后，蒋介石从端纳那里得知张学良对他并无加害之意，以及张、杨扣押他的真实动机。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还要写下遗嘱准备死，甚至自杀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蒋介石被部属扣押，使他感到屈辱、沮丧、悲伤和愤怒。他自被扣押西安绥靖公署杨虎城总部新城大楼后，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并坚决拒绝和张学良谈判国事。让他迁移到张学良公馆附近的金家巷高桂滋公馆，他以行政院长应住其直属机关西安绥靖公署而拒绝，且称张学良如果不送他回南京，他就死在这里。他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表白：“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他决心自尽。
第二，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蒋介石深知，自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十年来国共两党处于对立状态，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屠杀，共产党会利用这个机会，主张杀掉他。事实上，当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电报得知“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杀蒋复仇主义一度占了上风，认为现在是清算血债的时候了。不过，共产党很快调整了策略，确定了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第三，恐惧西安方面孤注一掷。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取决于西安方面。事变发生后，他与张、杨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他12日被扣押后，张学良曾多次去见他，他态度倔强，说话赌气，不容分辩。蒋的不合作态度，使得事变几乎没有解决的希望。
“西安事变”发生后，是蒋介石拒不同张学良、杨虎城对话，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即杀掉蒋介石。
第四，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南京颁布讨伐令，集结兵力向西安挺进，并对西安郊区进行轰炸，在张学良答应三天内送蒋介石出西安的条件下，蒋给在南京主持军事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写信，命令停止军事行动和停炸西安，此信由蒋鼎文于17日乘飞机送往南京。但蒋只给了何应钦三天的停战时间，他仍然“甚盼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18日）。20日，蒋要来西安的宋子文将他“应急速进兵之意见转达中央，并示以进兵之方略。”次日宋子文回南京前向蒋介石辞行，蒋说：“照余之计，五日内可以围困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惧，不可为余生死有所顾及也。”宋子文离开时，蒋叮嘱他不要再来西安，并转告宋美龄不要来西安，同时“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攻”（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1日）。
蒋介石明白自己期望的军事讨伐将不能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这是他写下遗嘱的第四个原因。
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写下的三份遗嘱没有实现。
（金妹摘自《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