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初,许嘉璐先生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北师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三十岁出头,住校内。祖父陆宗达是语言教研室主任,居城南琉璃厂。系里或教研室有什么事,都是许先生来。后来又发展到他时不时来家中学《说文解字》,师生相处十分融洽。即便在“文革”爆发且在“史无前例”地进行时期,他也常到家里来。他来后便与祖父久久交谈,经常一连几个小时。然后从书桌挪到饭桌,谈话的“家常便饭”变成真正的家常便饭。祖父吃饭时必得喝酒,而喝酒最怕的是一人喝闷酒。这个遗憾很快就由许先生填补了。记忆中,每当许先生来,家中便总有欢声笑语。
　　50年代时,古代汉语算作过时的封建时代的那套学问,在全面向苏联学习的狂热中,一些古代文化的课被砍掉,祖父自然“失业”了,于是改行去教现代汉语,还带出了一届现代汉语研究生。那时有多少青年人不愿追随时代当弄潮儿,而去学无用的腐朽的“八股”?而50年代后期毕业留校的许先生却选择并爱上了这门被视为“枯燥”的学问。五六十年代,他便从祖父习《说文》、训诂,从未中辍。“文革”形势刚刚有所缓解,祖父从师大山西临汾干校奉调回京,每日到师大化学系的《新华字典》编写组上班,许先生一星期便有两个上午去词典组,在一间小屋里从祖父“偷学”《说文》。周末,又常来家里讨教。记得某次祖父吃饭时说:“嘉璐不错,现在这种时候还跑来跟我学《说文》。”水滴石穿,终成方家。正如祖父对他的评价“嘉璐这个人,聪明,天分高,肯用功。”
　　許先生多才艺,这也是他与人容易沟通的原因。记得这样一件事,80年代初,卓别林的电影风行一时,有部电影名叫《舞台生涯》,里面有这样几句台词:“黄昏时的暮色像梦一般美,天空中弥漫着丁香花的气息……”我那时正当青年,尚未婚娶,因此满脑子玫瑰色的浪漫,对这两句话非常喜爱。有次我到许先生家给祖父办事,闲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我就把这几句台词背了出来,并说翻译家潘耀华翻得真好。许先生笑道:“那是我写的。”细问,原来潘耀华也住北师大,他每译一部卓别林的电影都要请许先生润色修改。
　　祖父好吃,是美食家,这一方面是人的天性,另一方面是由祖父的老师黄侃所传。由此,祖父“文革”前就经常带许先生下馆子,边吃边聊边谈学问。印象最深的是这样一件事,黄侃先生的侄子、武汉大学教授黄焯先生来京,与祖父和祖父老友赵元方先生聚会。大家先去照相,照相馆在楼上,而赵先生腿脚不利落,正当为难之际,许先生自告奋勇,和司机小申轮流将赵先生背上背下,完成了老人们的一桩心愿。然后大家来到菜市口的“美味斋”聚餐,又是照此办理。
　　祖父去外地开会,许先生经常陪同,有时他也给我讲一些陪祖父去外地开会时发生的趣事。有年冬天他陪祖父去武汉开会,他说:“到饭店把爷爷安顿好,我又出去办住宿登记。回来一看,二百八十岁的老头正帮爷爷找棉裤。”世间哪有二百八十岁的老头?他解释说:“有四位老先生去看爷爷,都已七十多岁,合起来不是二百八吗?”结果四个人到处找也找不到棉裤,他了解爷爷,往爷爷腿上一摸,说:“您不是正穿着吗?”
　　有段时间祖父不在家,被“专政”住进“牛棚”。许先生虽然也自顾不暇,但还隔三差五来家看我祖母。有一次我从外地回家,看见他手里拿了两包油纸包裹细麻绳捆扎的点心,正和祖母来回推让。只听他说:“老师不在,做学生的应该。”
　　祖父去干校后,每月送工资都是许先生来。祖父回来后,除去与许先生论文治学,文稿的出版、交涉,稿费的支取、收领,书籍的拿取、邮寄也主要是他奔走。除去这些,许先生还帮我们收拾藏书。祖父藏书丰富,虽经“浩劫”,残存倒也不少,但皆七零八落,狼藉于各处。祖父虽有心收拾,但已力不从心,这副担子自然也落在许先生身上。第一次整理时是个温煦的秋日,他带着我在北房的廊下整书。线装书的书名、卷次全标在书根,弯腰捡看十分费力。这时他过来教我,说:“你看,像我这样,把一种书的首页翻开,露出书名,然后你把捡到的同一种书都先放到这书下边,最后再给这套书顺前后,看看是全的还是残的。”就这样,那次我们干了一整天。以后又收拾过几次。“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这话在许先生那儿算应验了。祖父最后的那段日子,是在友谊医院度过的。许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自然又是少不了操持。想起那些点点滴滴的往事,实在令人难忘。
　　这些年里,每当我从书刊上、报纸上、电视里或是电话和相见中,看到、听到许先生讲述他的学术生涯、治学途径、人生道路的时候,他都会一再提到、回顾我祖父对他的影响和教诲。其实,一个人的一生,名师的教诲固然是重要的,然而,路毕竟是自己走出来的。前几年,香港凤凰电视台录制了对许先生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吴小莉问许先生,您现在有这么多职衔,最看重哪一个?答曰:“先生。”在许先生看来,做一个让人爱戴的教师不容易,因此也是无上的光荣。
　　摘自《人物》2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