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生于1921年12月17日，上有哥哥祖望和姐姐素斐。抗战开始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长子祖望亦于1939年前往美国康乃尔大学读书，而思杜则和母亲留在国内。思杜于1941年5月也到了美国，学习历史。1948年夏，思杜随父亲的朋友一起回到了北平。许多人看在胡适的面上，纷纷请思杜到大学任教，“其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最为积极”（邓广铭语），但胡适以“思杜学业不成，不是研究学问的人才”（邓广铭语）为由拒绝了所有邀请，只同意思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
　　 1948年12月，蒋介石派飞机到北平接胡适等文化名流。来使告诉胡适，这是南下的最后一次机会。胡思杜执意留下。
　　 1949年1月，胡思杜调到北大图书馆，为胡适留下的书籍编目。9月起，胡思杜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分在二班七组。1950年9月11日，胡思杜致信在美国的母亲江冬秀，告诉了革大毕业之事，信中说:“我从下星期起就要到唐山交通大学教书，那里有不少熟人，学生也增加到一千五百多人，一切都很安定，希望您别挂念。”信中还盼父亲胡适少见客，多注重身体。
　　 在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思杜违心地批判自己的父亲，还亲自编写和登台演出反美话剧《美国之音》。9月22日，思杜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一文，斥责父亲是“帝国主义走狗及人民公敌”，表示要与之划清界线，断绝往来。此事在海内外引起了一场极大的震动。耐人寻味的是，胡适一反常态，在他的日记里除了分别于9月26日、9月28日、10月4日剪贴相关报道之外，并未过多谈及此事。
　　 “学习改造”结束后，胡思杜还到堂舅江泽涵家取走了那一皮箱细软东西，“说是要把这些东西上交给共产党的上级组织，他以后用不着这些东西了”，“向党组织表示他的忠心”，“同时他还说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江泽涵语）。胡思杜在唐山铁道学院“马列部”当历史讲师，积极、努力地工作，想为父亲“赎罪”。
　　 从蒋圭贞给胡适的信中得知，思杜此时“有一个女朋友，现在贵州，明春可能回来，希望他明年能结婚”（胡适1950年10月7日日记）。但这个女朋友后来也跟他分手了，此后再也没人愿和思杜谈恋爱。在1949年以后接触思杜最多的亲人恐怕就是亲戚胡思孟先生了，他回忆道:“思杜也没有对象（女朋友），找不到对象。别人一介绍，女方一听他是胡适的儿子，是战犯的儿子，女方都不愿意了。”
　　 1957年鸣放时，胡思杜想入党，就积极、主动地给他所在院、部的领导提了不少建议。后来把他定为右派分子，说他是向党进攻，并抬出他的父亲胡适一齐批判。8月29日，《河北日报》以《我省各高等学校反右派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为题，发表“本报消息”:“如唐山铁道学院素称‘铁树不开花’的老教授史家宜，在斗争中都大胆揭发出右派分子胡思杜等挑拨离间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反动言论。”
　　 1957年9月铁道学院给他当时往来最多的亲戚胡思孟发了个电报，让他去唐山。到唐山后，胡思孟“看到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是批判他（指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适的”。组织上告诉他，胡思杜是21日“畏罪上吊自杀”，并给他看了一下思杜的“遗书”。此时胡思杜已经被装到棺材里，胡思孟等人便在郊外挖了个坑，把他埋下，立个小木牌，“现在恐怕也不知在什么地方了”。
　　 料理完后事之后，胡思孟便把他的书和衣物装了一架子车托运回北京，“其中《新华月刊》就有一大箱子，还有许多外文书”。后来由于“家里没有多余的房子放他的书刊，我（指胡思孟）就把大部分当废品卖掉了，卖了几十块钱。”后来因为胡适的关系，胡思孟在“文革”期间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被迫离开所在的铁道部印刷厂，改到火车车辆段当工人，不久又被赶出北京，押送到宝鸡修铁路，直到“文革”后退休了才回到北京。“文革”开始后，红卫兵们闹抄家，胡思孟因为害怕，就把胡思杜的书大部分都烧了，甚至“只要有胡适和思杜写的字、签的名，都撕下来烧了，现在仅存十几本外文书了”。至于那份“遗书”的抄件，也在“文革”期间被胡思孟撕掉了，只保存下纸的一角。
　　 胡适直到1962年病逝台北，也不知道他的小儿子已经不幸去世。
　　 “文革”后期，胡祖望从美国给尚在大陆的江泽涵夫妇写信，了解他们的近况，并问及他弟弟思杜是否还活着。但当时的江泽涵夫妇一家“因为与胡适的关系，也是被整得几十年抬不起头，喘不过气，不敢给祖望回信，怕再因‘海外关系’、‘胡适关系’惹出祸端来，就把这封信交给学校的领导，征求他们的意见”。学校没有明确回复江泽涵夫妇，他们也不敢回信，直至“文革”结束后，他们才又与胡祖望取得了联系。
　　综合自《北京青年报》《南渡北归·离别》
　　湖南文艺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