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召开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对新形势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强调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颁布实施了中国共产党成立83年来的第一部自我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是一部以党章为指导、并将党章同各种具体监督规章制度联系起来的具有基础性和贯通性的党内监督总纲，对党的组织生活与权力运行的一系列环节进行了严密的规范：
　　以3条的篇幅对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进行了明确规定，旨在保障和发扬党内民主，防止个人专断；
　　以2条的篇幅对述职述廉进行了明确规定，旨在充分保障和发挥各级党的委员会成员对同级党委(党总支、支部)领导成员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作用；
　　以4条的篇幅对民主生活会进行了明确规定，旨在保障和发挥党员之间的相互监督，尤其是党员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
　　以2条的篇幅对信访处理进行了明确规定，旨在保障和发挥党员、群众对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举报控告的权利和作用；
　　以2条的篇幅对舆论监督进行了明确规定，旨在保障和发挥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各级党组织及其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监督作用；
　　以3条的篇幅对谈话和诫勉进行了明确规定，以2条的篇幅对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进行了明确规定，以5条的篇幅对监督保障作出了明确规定，旨在促使党的各级组织及其部门认真对待和处理民主监督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和事项，保证各种形式的民主监督的有效性。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腐败作为公共权力的伴生物，在任何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应对之道无非二端：严格限定公共权力的作用范围与实施程序，防止权力的自我膨胀与随意行使；以权力监督权力，实现公共权力的分权与制衡。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全社会自我利益意识普遍觉醒，一方面现实中利益实现渠道多元化，于是公共权力成为设租和寻租的焦点，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不断蔓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此次中纪委全会总结了以往反腐倡廉工作的经验教训，强调“既要从严治标，惩治腐败，又要着力治本，预防腐败”，从执政党自身制度建设入手应对腐败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针对此前普遍存在的各级纪委难以监督同级党委、尤其难以监督一把手的问题，中纪委全会强调“要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确立了十个方面的监督对象，其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各级党政一把手都在被监督之列，并将巡视组、重大事项通报、领导推荐负责等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予以制度化。
　　党的十六大为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指明了具体方向，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此次中纪委全会朝着十六大提出的这一目标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意味着今后反腐工作将由风暴式转为制度化、由侧重事后惩治转为注重事前预防，充分体现了民主监督、民主治腐的精神，将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人产生十分重要的监督制约作用，有效地预防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人腐败问题的发生，也将有力地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