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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渤，曾用名俞兆海，1926年6月出生于天津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原为国民党陆军中将，是白崇禧属下的一名军官，曾任桂林行营参谋长、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处长等职。俞渤从小生活条件优越，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不幸的是，在他14岁时，父亲遭侵华日军轰炸身亡，年仅47岁；不久，母亲也饮恨病逝。俞渤悲愤异常，在长兄的教育下，他认识到要“拯人类于水火，举中华于强林”。随后，他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经常阅读革命书籍，从事进步活动。18岁时，俞渤考人中山大学中文系。不久，得知长兄在广西避难途中遭日寇枪杀后，他改变了人生志向，以青年人所特有的热血情怀投身到抗日洪流中，考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第23期，许志飞行报国。然则，未及毕业，抗战就结束了。
良知猛醒，反对内战
1945年，俞渤到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期间，曾经阅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延安归来》、《华侨日报》等进步书报，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俞渤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期同学唐宛体、禹庆荣、王玉珂、魏雄英等相约回国后寻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6年12月，俞渤乘坐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国。“快到上海啦!”在同学们的呼喊声中，俞渤站在船头心想：可爱的祖国啊，你现在正经受着那么深重的苦难啊!未来迎接自己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周围的海浪在咆哮，任凭被浪花飞溅起来像细雨一样的水珠阵阵扑来，打湿了衣衫，俞渤面对着临近的祖国，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
“听说国内打得很厉害哩!”“咱们回去准得去打内战，打日本鬼子没捞上，倒打起自己人来了，唉!”俞渤从同学们的议论中，知道这个“打”是指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解放区疯狂地进攻。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声枪响，像黎明前的号角一样划破了祖国的长空，千军万马奔驰在江淮平原上，滚滚的黄烟遮蔽了半壁天空。这是关系国民党南京政权生死攸关的一战，连敌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不论是在碾庄、双堆集或是小小的陈官庄，敌人都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但是历史的巨轮，庄严地以自己不可抗拒的力量碾碎一切障碍，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着。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将空军差不多4／5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拼凑起来。南京大校场机场的停机坪上，黑压压地挤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飞机。俞渤也于此时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B-24型轰炸机，先后驻扎上海和北平。淮海战役时，第八大队一部分调往南京大校场机场，已经是中尉飞行员的俞渤等也随调南京。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认为俞渤是一个有胆识、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在1948年8月发展其为中共党员。并告诉他要“保存自己，发展力量，待机发动起义”。俞渤首先挑选了相熟的郝桂桥和周作舟，作为争取发展的对象，并团结了中尉飞行员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张祖礼和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人员。
俞渤知道，这个时候每一颗年轻的心正经受着多种考验啊!有一天，郝桂桥像要审查考验俞渤的勇气似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说：“我们走吧!我呆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走天津、沧州到冀中解放区去。北平许多学生都是走这条路到解放区去的。衣服、证件我可以弄到，北京大学我有熟人。”俞渤摇摇头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国民党!”他们两个人，四只眼睛直愣愣地对望了好一阵。郝桂桥慢慢地明白了俞渤的意思，咬着牙说：“对。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周作舟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人。抗战开始时，他刚念完小学，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到国民党空军当了机械兵，过几年当了机械员，后来改行学了轰炸，任中尉领航轰炸员。周作舟恨透了这个充满着狡诈、诡计、倾轧的环境，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俞渤刚到八大队时，周作舟就对他发牢骚，骂道：“老子不干了，不打这昧良心的内战!”
有一次，俞渤和周作舟被编在一个主勤组里执行任务。俞渤驾驶着B-24型轰炸机，带着10个500磅的炸弹，飞临一个村庄，执行轰炸。此刻，田野上的农民兄弟正在耕作，孩子们则在玩耍。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俞渤实在不忍轰炸。这时，周作舟已经把轰炸诸元计算出来了，站在俞渤座椅背后，正对目标看了看，在俞渤耳边轻轻地说：“我们往外扔。”俞渤点点头，周作舟就钻进轰炸舱里去了，这时，在右座打盹的分队长忽然醒了，他用手抹了一下流到下巴的唾沫，向四周看了一下，很惊奇地问道：“怎么，到了吗?”便连忙用两手把住驾驶盘，将两脚放在脚蹬板上，以便必要时修正俞渤的动作。
“左!左!好!右一点，右一点!”周作舟在机内通话器单发出口令，俞渤便随着动作。分队长还以为两人协同的很好，便转过去，只顾欣赏起“战场风光”去了。目标慢慢移近，已经到了该投弹的时候了，却没有听到炸弹的声音。当机头滑过目标时，耳机里响起了周作舟有气无力的江苏口音：“炸弹——投下——!”
分队长听到炸弹的响声站起来，侧着身子往下寻找着弹着点。俞渤也站起来顺眼望去，只见空旷的白茫茫的田野上出现了几个黑点，上面还飘起一团尚未散尽的灰烟，周作舟从轰炸舱里爬出来，分队长瞪着眼睛朝着这位刚刚单独工作不久的轰炸员骂道：啧!啧!你看你怎么炸的，真饭桶。我光凭眼睛也比你炸的准!”周作舟搔了搔脑袋，没有吭声。
分队长说完后，手掌像刀似的朝前一砍，意思是该咱们返航回家了。
俞渤和周作舟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轰炸任务。
黑虎掏心。建立地下党支部
1948年10、11月，俞渤先后介绍周作舟、郝桂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中共支部，由俞渤担任支部书记。三个人真切地感到组织起来力量大，顿感有了坚实的依靠。大家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生活着，互相像亲兄弟一样，在敌人的心脏里机警地工作着。
党支部与上级中共组织的联系是通过俞渤和王嘉进行的。王嘉是惟一负责和俞渤联系的上级组织代表。王嘉向俞渤传达上级组织指示，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讲述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形势和世界动态，鼓励大家前进。
当时的上海，国民党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到处都在搜捕、活埋、枪毙革命者和无辜的平民。在这样的白色恐怖里，俞渤和王嘉的每一次会见都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有时是在公园一角偏僻的草地上，有时则是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为了按照约定的时间会面，俞渤经常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扶着墙，艰难地行走在泥泞不堪的弄堂里。每一次会见，俞渤都从王嘉身上得到上级中共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2月上旬，黄维兵团被紧紧逼缩在双堆集。国民党空军每天三四次地从南京大校场起飞进行空投，并疯狂地轰炸扫射解放 军的部队，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对第八轰炸大队下了狠令，要他们炸平地图上的红色圈圈，也即是解放军部队。然则，国民党许多机关已经开始撤退，国民党空军也已经给各大队分配了在台湾的驻处，至于个人开小差的现象也日益增多。这时，俞渤等接到了上级中共组织下达的“组织起义，炸毁大校场和伪总统府”的任务。他们迅速研究可能争取来参加起义的对象，制定了详细方略和步骤，直到确信执行这一任务是可能的，每个人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由此，争取起义对象的工作展开了，成果显著，不断有人表示愿意参加这一行动，首批起义将迅速实施。12月10日，俞渤等把这一情况向上级中共组织作了汇报。上级中共组织鼓励了他们，确定辽宁省安东为降落场，并决定立即把他们的组织关系先转到解放区去。与此同时，上级中共组织再三叮咛他们要提高警惕，头脑清醒，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
在这动乱的年代，每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都在考虑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共产党节节胜利，大陆马上要解放，这些亲眼看到的事实，使飞行员们认识到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是没有前途的。
就在许多人对去留问题上还没有给自己作出决定之前，国民党使出了毒辣手段，将空军飞行人员的妻儿老小用船运到了台湾作人质。敌人捷足先登了，俞渤等感到失去了主动。危险关头，有些人动摇了，包括原来准备首批起义的人员，虽然他们一再表示“绝对不出卖朋友”，但是很明显，组织很快就会暴露，敌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能闻出“气味”来。空前的危险时刻来到了!俞渤等并不怕被批捕和枪杀，但是，面对这一新情况怎样才能继续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们决心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在这紧急关头，俞渤等没有可能找到王嘉。根据先前约定，如果起义失败，就在18日见面。这时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情况很紧急。到了15日夜晚，俞渤和郝桂桥、周作舟三人在南京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一家饭馆楼上的单间，召开了紧急中共支部会。会上作出三个决定：1，放弃原来组织大规模起义的计划；2，夺机起义，不成功便打飞机、扔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3，单独轰炸大校场机场。会后，俞渤等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志同道合的陈九英、张祖礼。
弃暗投明，雄鹰起义
1948年12月16日，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国民党在淮海战事不利，杜聿明兵团即将覆灭，蒋介石为了振作士气，决定晚上接见八大队飞行成员。这是个开溜的好机会。天黑之后，俞渤等人乘着大部队乱哄哄地钻进大卡车的空档溜开，在目睹其他人走后便潜回宿舍收拾装备奔赴机场。
当时，俞渤等人心里既兴奋也紧张，兴奋是因为终于有机会离开黑暗的石头城，投奔共产党；紧张则是对在机场将要面对的情况心中没谱，几个人是来自不同机组的副驾驶，配合是个问题，而且要夺取飞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这一刻，想到拥抱光明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迎难而上。
到了机场，国民党军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不断地射向天空，气氛十分紧张。在通往八大队停机坪的路中间，停放着蒋介石的C-46型座机，周围有几个专门警戒的宪兵。不远处，B-24型轰炸机巨大的身影整齐地排列着。显然是机务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俞渤等快步向停机坪走去。
“口令!”就要靠近B-24飞机时，突然从静悄悄的黑影里窜出一个哨兵，凶恶地朝他们喊着。当时，俞渤等谁也不知道口令，猝不及防，可又不能不回答，俞渤便冒出一句话想搪塞过去。哨兵显然不满意他的回答，横端着枪走过来，用更大的声音喊道：“口令!不许动!”
“什么口令口令的，告诉你是出任务的，你没听见!”俞渤灵机一动，凶狠地把航行图往哨兵脸上一扬，干脆大声嚷道：“不知道!”
果然，这一招起了作用。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又是飞行员。这个哨兵不再朝前走了，但仍站在那里，一直用眼睛瞪着他们。为了监视敌人，他们让身高力大的陈九英过去盯住哨兵，其他人急忙挑选飞机，他们需要挑选加满油、挂满弹的飞机，好对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城实施轰炸。
好不容易找到一架514号飞机，油弹均有，机下还外挂着5颗吨级炸弹。俞渤抬起手看了看表，萤光针正指9点10分。有些晚了，便大声说：“大家动作快点，周作舟打开炸舱，其他的人拿走轮挡和夹板，不要耽误时间!”俞渤确实着急了，又喊了一声：“快点!”。突然，一阵阵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传来，两道明晃晃的灯光把飞机照得雪亮，一辆汽车正沿着八大队的停机坪开过来。俞渤紧张地拉着周作舟，并叫大家赶快蹲下，躲进机身下巨大的黑影里。幸好汽车没有停下，在距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一阵风似的飞驰过去了。周作舟悄悄告诉俞渤：“炸弹舱锁了。”俞渤回答说：“钻前轮舱!”但舱门也被一块木板堵得严严实实，并且加了锁。周作舟猛地用劲一拧，木板“啪啦”一声断裂了，周作舟的手指破了。周作舟匆忙中忘记了疼痛，首先钻了进去，其他四人也都跟着往里钻。不一会儿，辅助发电机“扑扑”地叫起来了。俞渤向外一望，只见那个哨兵正朝他们走来，大概哨兵是看到他们的可疑动作，有所怀疑。可是哨兵迟了。这时，四台发动机相继转动起来了。俞渤加上油门，驾着飞机迅速滑向跑道，越过一架正在跑道头上试车的运输机，从滑行道半路插进主跑道就起飞了。飞机离地后，俞渤等按照预定方案，飞到南京城上空轰炸，可因为飞行仪器故障而未能成功，炸弹落到了长江边的燕子矾附近，石头城为之大震。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顿时变色，仓皇四处躲避。
俞渤等迅速撤离，加大油门向北飞去，直奔解放区。由于油箱没有加满，油料不够，最近的解放城市只有石家庄，他们当机立断飞往石家庄。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只有飞机的马达在欢唱，眨眼的星星和斜月陪伴着他们。过了一程之后，天气有些坏了，四周雾气腾腾，一片昏暗，睁大了眼睛才能看到地面偶尔出现的一些星火。午夜零点10分，俞渤等根据地面火车机车头喷出的白烟，找到了平汉铁路，随即向右转。不一会儿，石家庄的一片明亮灯光出现了，俞渤等决定开始下降高度。然则，此刻他们起义的情况，地面部队并不知晓，四周突然一片漆黑，高射火力开始对俞渤等射击，一道道暗红色的火光，在机头前面划过，俞渤等不断用无线电呼叫，说明来意，地面毫无反应。接着，他们又打开航行灯和着陆灯，一亮一灭，表示是自己人，但是地面的人并没有领会俞渤等的意思。俞渤等只有再降低高度，庞大笨重的B-24型轰炸机紧贴着屋脊和树梢，寻找着陆机场。这时，地面的炮火也停止了射击。俞渤等驾驭飞机在黑夜里一遍遍艰难地寻找跑道，不知不觉近两个小时过去了，飞机快没油了，但俞渤等仍不愿弃机跳伞，他们要把飞机交到人民的手里。经过不懈努力，以及地面的人明白他们的来意后，为他们提供了地面灯光，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俞渤等顺利降落。他们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的春天，在万人瞩目的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等接见了所有在北京的驾机起义飞行人员，并设宴招待。俞渤等深感幸福，他们久久地望着穿着一身黄色旧棉军装的朱总司令的面容，听着聂司令员风趣横生的谈笑。这一天，周副主席说：“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建设人民空军，我们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对周副主席的嘱咐，俞渤一直深深铭记在心，并把它投入到解放后的工作中。解放后，俞渤历任军委航空局教官组副组长、上海军管会军事代表、华东军区航空处代理科长，一航校训练处科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团副参谋长、副团长，校训练处副处长、处长、团长、校副参谋长、参谋长、副校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70年停飞。
“文化大革命”中，俞渤坚决与林彪集团作斗争，受到政治迫害，曾到五七干校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恢复工作。1974年1月19日因病情恶化去世，年仅47岁。
良知猛醒，反对内战
1945年，俞渤到美国接受飞行训练期间，曾经阅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以及《延安归来》、《华侨日报》等进步书报，开阔了自己的视野。俞渤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期同学唐宛体、禹庆荣、王玉珂、魏雄英等相约回国后寻找共产党，到解放区参加革命。
1946年12月，俞渤乘坐轮船横渡太平洋回国。“快到上海啦!”在同学们的呼喊声中，俞渤站在船头心想：可爱的祖国啊，你现在正经受着那么深重的苦难啊!未来迎接自己的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周围的海浪在咆哮，任凭被浪花飞溅起来像细雨一样的水珠阵阵扑来，打湿了衣衫，俞渤面对着临近的祖国，沉浸在深深的思索之中。
“听说国内打得很厉害哩!”“咱们回去准得去打内战，打日本鬼子没捞上，倒打起自己人来了，唉!”俞渤从同学们的议论中，知道这个“打”是指国民党军队正在向解放区疯狂地进攻。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第一声枪响，像黎明前的号角一样划破了祖国的长空，千军万马奔驰在江淮平原上，滚滚的黄烟遮蔽了半壁天空。这是关系国民党南京政权生死攸关的一战，连敌人自己也清楚这一点，所以不论是在碾庄、双堆集或是小小的陈官庄，敌人都进行疯狂的垂死挣扎。但是历史的巨轮，庄严地以自己不可抗拒的力量碾碎一切障碍，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着。
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部将空军差不多4／5的兵力，从四面八方拼凑起来。南京大校场机场的停机坪上，黑压压地挤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飞机。俞渤也于此时被分配到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飞B-24型轰炸机，先后驻扎上海和北平。淮海战役时，第八大队一部分调往南京大校场机场，已经是中尉飞行员的俞渤等也随调南京。当时，中共地下党组织分析认为俞渤是一个有胆识、富于正义感的青年，在1948年8月发展其为中共党员。并告诉他要“保存自己，发展力量，待机发动起义”。俞渤首先挑选了相熟的郝桂桥和周作舟，作为争取发展的对象，并团结了中尉飞行员陈九英、中尉领航员张祖礼和一批思想倾向进步的人员。
俞渤知道，这个时候每一颗年轻的心正经受着多种考验啊!有一天，郝桂桥像要审查考验俞渤的勇气似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说：“我们走吧!我呆不下去了。我们可以走天津、沧州到冀中解放区去。北平许多学生都是走这条路到解放区去的。衣服、证件我可以弄到，北京大学我有熟人。”俞渤摇摇头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国民党!”他们两个人，四只眼睛直愣愣地对望了好一阵。郝桂桥慢慢地明白了俞渤的意思，咬着牙说：“对。要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
周作舟则完全是另一个类型的人。抗战开始时，他刚念完小学，就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的歌声中，到国民党空军当了机械兵，过几年当了机械员，后来改行学了轰炸，任中尉领航轰炸员。周作舟恨透了这个充满着狡诈、诡计、倾轧的环境，反对国民党打内战。俞渤刚到八大队时，周作舟就对他发牢骚，骂道：“老子不干了，不打这昧良心的内战!”
有一次，俞渤和周作舟被编在一个主勤组里执行任务。俞渤驾驶着B-24型轰炸机，带着10个500磅的炸弹，飞临一个村庄，执行轰炸。此刻，田野上的农民兄弟正在耕作，孩子们则在玩耍。对这些手无寸铁的农民，俞渤实在不忍轰炸。这时，周作舟已经把轰炸诸元计算出来了，站在俞渤座椅背后，正对目标看了看，在俞渤耳边轻轻地说：“我们往外扔。”俞渤点点头，周作舟就钻进轰炸舱里去了，这时，在右座打盹的分队长忽然醒了，他用手抹了一下流到下巴的唾沫，向四周看了一下，很惊奇地问道：“怎么，到了吗?”便连忙用两手把住驾驶盘，将两脚放在脚蹬板上，以便必要时修正俞渤的动作。
“左!左!好!右一点，右一点!”周作舟在机内通话器单发出口令，俞渤便随着动作。分队长还以为两人协同的很好，便转过去，只顾欣赏起“战场风光”去了。目标慢慢移近，已经到了该投弹的时候了，却没有听到炸弹的声音。当机头滑过目标时，耳机里响起了周作舟有气无力的江苏口音：“炸弹——投下——!”
分队长听到炸弹的响声站起来，侧着身子往下寻找着弹着点。俞渤也站起来顺眼望去，只见空旷的白茫茫的田野上出现了几个黑点，上面还飘起一团尚未散尽的灰烟，周作舟从轰炸舱里爬出来，分队长瞪着眼睛朝着这位刚刚单独工作不久的轰炸员骂道：啧!啧!你看你怎么炸的，真饭桶。我光凭眼睛也比你炸的准!”周作舟搔了搔脑袋，没有吭声。
分队长说完后，手掌像刀似的朝前一砍，意思是该咱们返航回家了。
俞渤和周作舟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轰炸任务。
黑虎掏心。建立地下党支部
1948年10、11月，俞渤先后介绍周作舟、郝桂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们三个人组成一个中共支部，由俞渤担任支部书记。三个人真切地感到组织起来力量大，顿感有了坚实的依靠。大家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生活着，互相像亲兄弟一样，在敌人的心脏里机警地工作着。
党支部与上级中共组织的联系是通过俞渤和王嘉进行的。王嘉是惟一负责和俞渤联系的上级组织代表。王嘉向俞渤传达上级组织指示，传达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讲述人民解放军胜利的形势和世界动态，鼓励大家前进。
当时的上海，国民党疯狂地进行大屠杀，到处都在搜捕、活埋、枪毙革命者和无辜的平民。在这样的白色恐怖里，俞渤和王嘉的每一次会见都是在极端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有时是在公园一角偏僻的草地上，有时则是在一间阴暗的小屋里。为了按照约定的时间会面，俞渤经常在风雨交加的深夜，扶着墙，艰难地行走在泥泞不堪的弄堂里。每一次会见，俞渤都从王嘉身上得到上级中共组织的关怀和温暖。
12月上旬，黄维兵团被紧紧逼缩在双堆集。国民党空军每天三四次地从南京大校场起飞进行空投，并疯狂地轰炸扫射解放 军的部队，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王叔铭对第八轰炸大队下了狠令，要他们炸平地图上的红色圈圈，也即是解放军部队。然则，国民党许多机关已经开始撤退，国民党空军也已经给各大队分配了在台湾的驻处，至于个人开小差的现象也日益增多。这时，俞渤等接到了上级中共组织下达的“组织起义，炸毁大校场和伪总统府”的任务。他们迅速研究可能争取来参加起义的对象，制定了详细方略和步骤，直到确信执行这一任务是可能的，每个人都充满了必胜的信心。由此，争取起义对象的工作展开了，成果显著，不断有人表示愿意参加这一行动，首批起义将迅速实施。12月10日，俞渤等把这一情况向上级中共组织作了汇报。上级中共组织鼓励了他们，确定辽宁省安东为降落场，并决定立即把他们的组织关系先转到解放区去。与此同时，上级中共组织再三叮咛他们要提高警惕，头脑清醒，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突然变化。
在这动乱的年代，每一个国民党空军飞行人员都在考虑为自己选择一条道路。共产党节节胜利，大陆马上要解放，这些亲眼看到的事实，使飞行员们认识到跟着国民党跑到台湾去是没有前途的。
就在许多人对去留问题上还没有给自己作出决定之前，国民党使出了毒辣手段，将空军飞行人员的妻儿老小用船运到了台湾作人质。敌人捷足先登了，俞渤等感到失去了主动。危险关头，有些人动摇了，包括原来准备首批起义的人员，虽然他们一再表示“绝对不出卖朋友”，但是很明显，组织很快就会暴露，敌人只需要很短的时间便能闻出“气味”来。空前的危险时刻来到了!俞渤等并不怕被批捕和枪杀，但是，面对这一新情况怎样才能继续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呢?他们决心争取一分一秒的时间。在这紧急关头，俞渤等没有可能找到王嘉。根据先前约定，如果起义失败，就在18日见面。这时距离约定的时间还有好几天，情况很紧急。到了15日夜晚，俞渤和郝桂桥、周作舟三人在南京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一家饭馆楼上的单间，召开了紧急中共支部会。会上作出三个决定：1，放弃原来组织大规模起义的计划；2，夺机起义，不成功便打飞机、扔炸弹，与敌人同归于尽；3，单独轰炸大校场机场。会后，俞渤等把这一决定告诉了志同道合的陈九英、张祖礼。
弃暗投明，雄鹰起义
1948年12月16日，机会终于来了。由于国民党在淮海战事不利，杜聿明兵团即将覆灭，蒋介石为了振作士气，决定晚上接见八大队飞行成员。这是个开溜的好机会。天黑之后，俞渤等人乘着大部队乱哄哄地钻进大卡车的空档溜开，在目睹其他人走后便潜回宿舍收拾装备奔赴机场。
当时，俞渤等人心里既兴奋也紧张，兴奋是因为终于有机会离开黑暗的石头城，投奔共产党；紧张则是对在机场将要面对的情况心中没谱，几个人是来自不同机组的副驾驶，配合是个问题，而且要夺取飞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可这一刻，想到拥抱光明的机会就在眼前，他们别无选择，只有迎难而上。
到了机场，国民党军防空部队的探照灯不断地射向天空，气氛十分紧张。在通往八大队停机坪的路中间，停放着蒋介石的C-46型座机，周围有几个专门警戒的宪兵。不远处，B-24型轰炸机巨大的身影整齐地排列着。显然是机务人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俞渤等快步向停机坪走去。
“口令!”就要靠近B-24飞机时，突然从静悄悄的黑影里窜出一个哨兵，凶恶地朝他们喊着。当时，俞渤等谁也不知道口令，猝不及防，可又不能不回答，俞渤便冒出一句话想搪塞过去。哨兵显然不满意他的回答，横端着枪走过来，用更大的声音喊道：“口令!不许动!”
“什么口令口令的，告诉你是出任务的，你没听见!”俞渤灵机一动，凶狠地把航行图往哨兵脸上一扬，干脆大声嚷道：“不知道!”
果然，这一招起了作用。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又是飞行员。这个哨兵不再朝前走了，但仍站在那里，一直用眼睛瞪着他们。为了监视敌人，他们让身高力大的陈九英过去盯住哨兵，其他人急忙挑选飞机，他们需要挑选加满油、挂满弹的飞机，好对国民党控制的南京城实施轰炸。
好不容易找到一架514号飞机，油弹均有，机下还外挂着5颗吨级炸弹。俞渤抬起手看了看表，萤光针正指9点10分。有些晚了，便大声说：“大家动作快点，周作舟打开炸舱，其他的人拿走轮挡和夹板，不要耽误时间!”俞渤确实着急了，又喊了一声：“快点!”。突然，一阵阵轰隆隆的汽车马达声传来，两道明晃晃的灯光把飞机照得雪亮，一辆汽车正沿着八大队的停机坪开过来。俞渤紧张地拉着周作舟，并叫大家赶快蹲下，躲进机身下巨大的黑影里。幸好汽车没有停下，在距他们四五米远的地方一阵风似的飞驰过去了。周作舟悄悄告诉俞渤：“炸弹舱锁了。”俞渤回答说：“钻前轮舱!”但舱门也被一块木板堵得严严实实，并且加了锁。周作舟猛地用劲一拧，木板“啪啦”一声断裂了，周作舟的手指破了。周作舟匆忙中忘记了疼痛，首先钻了进去，其他四人也都跟着往里钻。不一会儿，辅助发电机“扑扑”地叫起来了。俞渤向外一望，只见那个哨兵正朝他们走来，大概哨兵是看到他们的可疑动作，有所怀疑。可是哨兵迟了。这时，四台发动机相继转动起来了。俞渤加上油门，驾着飞机迅速滑向跑道，越过一架正在跑道头上试车的运输机，从滑行道半路插进主跑道就起飞了。飞机离地后，俞渤等按照预定方案，飞到南京城上空轰炸，可因为飞行仪器故障而未能成功，炸弹落到了长江边的燕子矾附近，石头城为之大震。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顿时变色，仓皇四处躲避。
俞渤等迅速撤离，加大油门向北飞去，直奔解放区。由于油箱没有加满，油料不够，最近的解放城市只有石家庄，他们当机立断飞往石家庄。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只有飞机的马达在欢唱，眨眼的星星和斜月陪伴着他们。过了一程之后，天气有些坏了，四周雾气腾腾，一片昏暗，睁大了眼睛才能看到地面偶尔出现的一些星火。午夜零点10分，俞渤等根据地面火车机车头喷出的白烟，找到了平汉铁路，随即向右转。不一会儿，石家庄的一片明亮灯光出现了，俞渤等决定开始下降高度。然则，此刻他们起义的情况，地面部队并不知晓，四周突然一片漆黑，高射火力开始对俞渤等射击，一道道暗红色的火光，在机头前面划过，俞渤等不断用无线电呼叫，说明来意，地面毫无反应。接着，他们又打开航行灯和着陆灯，一亮一灭，表示是自己人，但是地面的人并没有领会俞渤等的意思。俞渤等只有再降低高度，庞大笨重的B-24型轰炸机紧贴着屋脊和树梢，寻找着陆机场。这时，地面的炮火也停止了射击。俞渤等驾驭飞机在黑夜里一遍遍艰难地寻找跑道，不知不觉近两个小时过去了，飞机快没油了，但俞渤等仍不愿弃机跳伞，他们要把飞机交到人民的手里。经过不懈努力，以及地面的人明白他们的来意后，为他们提供了地面灯光，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俞渤等顺利降落。他们终于回到人民的怀抱。
1949年的春天，在万人瞩目的中南海怀仁堂，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聂荣臻司令员等接见了所有在北京的驾机起义飞行人员，并设宴招待。俞渤等深感幸福，他们久久地望着穿着一身黄色旧棉军装的朱总司令的面容，听着聂司令员风趣横生的谈笑。这一天，周副主席说：“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建设人民空军，我们一定要有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对周副主席的嘱咐，俞渤一直深深铭记在心，并把它投入到解放后的工作中。解放后，俞渤历任军委航空局教官组副组长、上海军管会军事代表、华东军区航空处代理科长，一航校训练处科长、副大队长、大队长，团副参谋长、副团长，校训练处副处长、处长、团长、校副参谋长、参谋长、副校长等职，1964年被授予中校军衔，1970年停飞。
“文化大革命”中，俞渤坚决与林彪集团作斗争，受到政治迫害，曾到五七干校劳动。“九·一三事件”后恢复工作。1974年1月19日因病情恶化去世，年仅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