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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为中国实现了百年世博梦,而世博会也将给予这座城市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上海城区的西南方向,有个叫做朱家角的古镇,近代著名小说家陆士谔就出生在这里,1910年,陆士谔完成了一部惊世骇俗的梦幻小说《新中国》,幻想着100年后,上海浦东要开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外游客都来到此地,“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埔,直筑到对岸浦东……”
整整时隔100年,预言就这样奇迹般地应验了。2010年,有着158年历史的世博会落户中国上海,目前已经确认参展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超过了240个。“毫无疑问,我们将拥有一届最具影响力的世博会。”黄耀诚说。
申博的幕后较量
黄耀诚目前的身份是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顾问,2000年,上海成立世博会申办领导小组办公室時,他担任副主任一职。
世博会申办地投票与奥运会不同,国际展览局的89个成员国不分大小,一国一票,每一国的态度都直接关系到最后的胜负。这些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怎样,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做了怎样的表态,当地舆论对中国申办的评价是什么,都是黄耀诚们需要掌握的重要信息。反馈回来的负面情况不少,有人说,中国已经申奥成功,不能把好事都占尽;主要竞争对手韩国和俄罗斯也拿出杀手锏,韩国打出经济牌,攻击中国还不富裕的经济状况与亟待改善的国民素质,俄罗斯则打出了政治牌,称自己才是正宗的东西方桥梁;至于那些欠发达的国家表态更加赤裸裸,中国办世博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些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详细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要求,足足有290多条。
黄耀诚回忆,在与某个国家交流的时候,对方表态,中国一直对他们支持很大,选票是一定要投给中国。可是不久,他们又发来一份密电,说韩国的说客答应提供1000万美金支持他们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尽管如此,还是要投票给中国,但是希望中国能支持一下他们的市政建设。电文里还列了一个价值1000万元的清单,包括轧路机、挖掘机等各种筑路工具,连工人用的手套、套鞋、小铲子都详细罗列,更为“可气”的是,他们对中国产品并不信任,“请向国外进口这些设备再出口到我国”。
“当时很多事情都是吴仪最后拍板的。”黄耀诚说。时任国务委员、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主任委员的吴仪曾经明确表态,面对这些欠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我们要解释中国的国情,我们并不富裕,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尽量满足一些要求,在申博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国与国长远关系的发展上来考虑问题,一旦做出了承诺就要尽力实现,要向世界展现一个有诚信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后来投票时,韩国人提出每轮投票间隔10分钟,“想利用最后的时间再做些工作,”国际展览局没有同意。经过四轮投票,中国上海最终成为2010年的举办地,在最后一轮的较量中,以54票对34票的绝对优势战胜韩国。
黄耀诚说,申办世博会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倾注了很多人的心血,吴仪的司机私下曾说,“从来没见过吴老太太这么认真过。”因为要代表国家在投票前作英文陈述,吴仪利用每天在车上的时间读英语、背英语,直至将陈述稿背得滚瓜烂熟。
全民妆新城
从黄耀诚办公室所在地世博大厦出发,沿着浦东南路向南行进两公里,就到了世博会的会场区。在靠近世博轴附近的工地上,大型的建设装备已经不见了踪影,工人们主要在做一些平整路面的工作。到今年年底,整个园区的场馆设施建设就将全部完成。
来自河南的农民工郭师傅,来工地做活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他主要做一些绿化的工作。据他讲,工地上70%的工友都是河南老乡。他们每天早晨六点上工,下午五六点钟结束一天的劳作,每月收入1000余元。
郭师傅对有关世博会的事情知晓并不多,一旁的高师傅则指着世博轴旁边的红色建筑说:“那是中国馆。”“世博会是做什么的?”高师傅猜度着,“这么多国家都要来,我想总要卖点什么吧。”
对于郭师傅和高师傅这样的建设者来说,世博会场馆建成面世,或许就意味着他们将要告别这里或者这座城市,他们是曾被普及世博知识的200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虽然亲身参与了世博会的建设,却很难体会到世博会的真实内涵。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郭师傅和高师傅极少离开封闭的世博会场工地,“出去容易进来难,保安查得严,怪麻烦的。”
本刊记者来到世博会场的这一天,11月12日,智利馆封顶,智利国家元首来到现场,安保工作比平时增强了几倍。从今年9月开始,严格的安保工作就展开了。23岁的小何经学校推荐,8月应聘到上海保安公司,经一些基本技能训练后,专职负责世博会安保,他站在世博轴南侧进入会场区的必经之路上,手举指示牌,每一辆经过的车辆都要停下,没有证件的车辆不能继续行进;有证件的车辆,小何还要拉开车门,查验车里每个人的证件。车辆经过小何这一关,到了最后的关卡,指示牌上还会显示出每辆车的车号,证件是不是在有效期内。
与世博会场区隔街相对,有一个叫做上钢二村的居民小区,小区内也在叮叮咣咣地加紧施工:楼顶全部由平顶改建成蓝色的坡顶,外立面则被刷成了红色;沿街一栋楼上的空调全都拆掉重装,统一位置,空调外还被装上统一的白色罩子。整个小区看起来焕然一新,不走进楼内根本无法觉察出这些楼房建于上世纪50年代。居委会负责人刘福霞说,为了迎接世博会,小区内要“五个统一”:房顶、房屋外立面、窗户、空调和晾衣架都有统一要求,整改费用由政府出。
五年前,为了世博会场建设,上钢二村有500户居民动迁到了远离城区20公里的三林世博家园,其余3000户居民还生活在这里,受工程建设的影响在所难免。刘福霞说,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办世博的好处,暂时的不方便还是可以忍耐的。如今,这里的房价从每平米八九千元上涨到两万元,世博会开幕时将有两条地铁经过该小区。
整个上海都在整修和改造当中,三年前从大连来上海工作的王毅,平时不太关注世博会,但却直观地感受到“每一个小区都在粉刷和整修”,她租住的虹口区丹徒路住宅小区,楼房在今年5月就全部粉刷过了,因为不临街,空调和晒衣架没有特别要求。这个小区所在的华兴居委会负责人周贵庆告诉记者,住宅小区的改造不但包括粉刷墙面,还有管道、电线的改造,4栋楼一共花掉了184万元,街道和虹口区政府掏了158万元,其余26万元动用了居民大修基金。
而对于王毅来说,另一个直观的且不令人愉快的感受是,“到处都在挖地修路,空气里弥漫着尘土的味道,塞车也严重起来”,“城市像个工地”。
穿睡衣问题
上海百姓“顾全大局”,还体现在穿睡衣问题上。
陈忠康是上钢二村志愿者大队长,在政府号召的“三五”志愿者行动日(5日、15日、25日),他要带领队员们到路口疏导交通,他们还有一个职责——守住小区出口,“不让睡衣出社区”。每当看到有人穿着睡衣往外走,都要好言相劝。有居民争辩:“我的睡衣好几百块呢,怎么不能出门?”志愿者们就进行解释:“为了上海的形象,服从大局”。渐渐地,穿睡衣出门的人就少了。
关于上海人习惯穿着睡衣进市场、逛超市的问题,已经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说,上海为办世博会不许市民穿睡衣是侵犯公民权利,而在“迎世博600天办公室”工作人员徐建平看来,这是“误读”,“我们不可能下发政府文件规定不许穿睡衣,只是提倡和劝导市民注意文明素养。”
在徐建平的办公室里,记者得到一本《上海迎世博市民读本》,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市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文明礼仪进行了细致规范,“不要穿睡衣上街”被明确写在“着装得体”要求里。
同样关注城市文明素质问题的还有大学生桑殷殷。今年7月,桑殷殷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世博会巡回展,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人们都在有序地排队上车,感受很深,“奥运会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她很希望世博会能让上海真正有个大变化。
影响上海50年
世博会究竟能给上海和上海人带来什么?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从此上海被动地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这里一度是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基地。这种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进一步强化,在中国几代人的记忆里,上海代表着繁华,也代表着大都市梦想。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情况在起着微妙变化,上海最早感受到城市化进程的痛楚。在徐建平的记忆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三个严重问题困扰上海发展:交通拥堵严重、环境污染严重、居民住房困难。“25万户居民挤在人均2.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再加上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炉,凑成一幅上海市井生活图画,”在这种狭小而且简陋的生存空间里,上海人“火气很大,到处都在吵架”。
许多年过去,情况在逐步改善,但是上海人口多,可用土地有限,资源也缺乏,发展瓶颈大。从今年1～3季度全国各省市GDP增長初步统计情况看,上海GDP增长绝对值排名全国第六,而增速却是全国倒数第三。从去年GDP总量看,上海城市GDP排名和人均GDP排名依然是全国第一位,但是这种优势在不断缩小。黄耀诚说,上海曾经是全国的一面旗帜,这里出经验、出成就,其他省市纷纷仿效。现在,整个国家的实力在增强,上海面临着方方面面不断被超越的现实,压力很大,“但这也是一种动力,逼迫上海人抛弃固步自封的思维习惯,去转型,去思考城市的未来,”黄耀诚说,“世博会或许正是个机遇。”
在黄耀诚看来,世博会是智慧、思想和创意对未来的挑战,它的有益影响会在未来渐渐展现,影响上海30至50年,而更直观的表现是城市整体发展进程大大提速。以地铁建设为例,到明年5月世博会开幕,上海将有430公里地铁投入运营,“达到这一数字伦敦用了150年,纽约用了153年,而上海从1982年勘测开始只用了28年时间。”
对于桑殷殷这种上海新一代来说,虽然关注名牌,讲究品位,却也没有了优越感,在世博会面前,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志愿者,她把世博会看成是“自己家的事”,“出点力很有意义”,她希望“上海还能是不被超越的第一”。
夜幕降临,外滩华灯初上。因为要向中外游客展现一个更亲水的、更具上海风情的外滩美景,最佳的观景地点已经封闭施工,在距离世博会不到200天的时间里,为了给世界展现一个更美丽的上海,这座城市在做着最后的冲刺。
上海城区的西南方向,有个叫做朱家角的古镇,近代著名小说家陆士谔就出生在这里,1910年,陆士谔完成了一部惊世骇俗的梦幻小说《新中国》,幻想着100年后,上海浦东要开一个万国博览会,中外游客都来到此地,“把地中掘空,筑成了隧道,安放了铁轨,一座很大的铁桥,跨着黄埔,直筑到对岸浦东……”
整整时隔100年,预言就这样奇迹般地应验了。2010年,有着158年历史的世博会落户中国上海,目前已经确认参展的国家和国际组织超过了240个。“毫无疑问,我们将拥有一届最具影响力的世博会。”黄耀诚说。
申博的幕后较量
黄耀诚目前的身份是上海世博会事务协调局顾问,2000年,上海成立世博会申办领导小组办公室時,他担任副主任一职。
世博会申办地投票与奥运会不同,国际展览局的89个成员国不分大小,一国一票,每一国的态度都直接关系到最后的胜负。这些成员国与中国的关系怎样,未来发展前景如何,做了怎样的表态,当地舆论对中国申办的评价是什么,都是黄耀诚们需要掌握的重要信息。反馈回来的负面情况不少,有人说,中国已经申奥成功,不能把好事都占尽;主要竞争对手韩国和俄罗斯也拿出杀手锏,韩国打出经济牌,攻击中国还不富裕的经济状况与亟待改善的国民素质,俄罗斯则打出了政治牌,称自己才是正宗的东西方桥梁;至于那些欠发达的国家表态更加赤裸裸,中国办世博会对我们有什么好处?这些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详细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要求,足足有290多条。
黄耀诚回忆,在与某个国家交流的时候,对方表态,中国一直对他们支持很大,选票是一定要投给中国。可是不久,他们又发来一份密电,说韩国的说客答应提供1000万美金支持他们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尽管如此,还是要投票给中国,但是希望中国能支持一下他们的市政建设。电文里还列了一个价值1000万元的清单,包括轧路机、挖掘机等各种筑路工具,连工人用的手套、套鞋、小铲子都详细罗列,更为“可气”的是,他们对中国产品并不信任,“请向国外进口这些设备再出口到我国”。
“当时很多事情都是吴仪最后拍板的。”黄耀诚说。时任国务委员、2010年上海世博会申办委主任委员的吴仪曾经明确表态,面对这些欠发达国家提出的要求,我们要解释中国的国情,我们并不富裕,但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尽量满足一些要求,在申博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国与国长远关系的发展上来考虑问题,一旦做出了承诺就要尽力实现,要向世界展现一个有诚信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后来投票时,韩国人提出每轮投票间隔10分钟,“想利用最后的时间再做些工作,”国际展览局没有同意。经过四轮投票,中国上海最终成为2010年的举办地,在最后一轮的较量中,以54票对34票的绝对优势战胜韩国。
黄耀诚说,申办世博会作为一项国家战略,倾注了很多人的心血,吴仪的司机私下曾说,“从来没见过吴老太太这么认真过。”因为要代表国家在投票前作英文陈述,吴仪利用每天在车上的时间读英语、背英语,直至将陈述稿背得滚瓜烂熟。
全民妆新城
从黄耀诚办公室所在地世博大厦出发,沿着浦东南路向南行进两公里,就到了世博会的会场区。在靠近世博轴附近的工地上,大型的建设装备已经不见了踪影,工人们主要在做一些平整路面的工作。到今年年底,整个园区的场馆设施建设就将全部完成。
来自河南的农民工郭师傅,来工地做活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他主要做一些绿化的工作。据他讲,工地上70%的工友都是河南老乡。他们每天早晨六点上工,下午五六点钟结束一天的劳作,每月收入1000余元。
郭师傅对有关世博会的事情知晓并不多,一旁的高师傅则指着世博轴旁边的红色建筑说:“那是中国馆。”“世博会是做什么的?”高师傅猜度着,“这么多国家都要来,我想总要卖点什么吧。”
对于郭师傅和高师傅这样的建设者来说,世博会场馆建成面世,或许就意味着他们将要告别这里或者这座城市,他们是曾被普及世博知识的200万农民工中的一员,虽然亲身参与了世博会的建设,却很难体会到世博会的真实内涵。上班、下班、吃饭、睡觉,郭师傅和高师傅极少离开封闭的世博会场工地,“出去容易进来难,保安查得严,怪麻烦的。”
本刊记者来到世博会场的这一天,11月12日,智利馆封顶,智利国家元首来到现场,安保工作比平时增强了几倍。从今年9月开始,严格的安保工作就展开了。23岁的小何经学校推荐,8月应聘到上海保安公司,经一些基本技能训练后,专职负责世博会安保,他站在世博轴南侧进入会场区的必经之路上,手举指示牌,每一辆经过的车辆都要停下,没有证件的车辆不能继续行进;有证件的车辆,小何还要拉开车门,查验车里每个人的证件。车辆经过小何这一关,到了最后的关卡,指示牌上还会显示出每辆车的车号,证件是不是在有效期内。
与世博会场区隔街相对,有一个叫做上钢二村的居民小区,小区内也在叮叮咣咣地加紧施工:楼顶全部由平顶改建成蓝色的坡顶,外立面则被刷成了红色;沿街一栋楼上的空调全都拆掉重装,统一位置,空调外还被装上统一的白色罩子。整个小区看起来焕然一新,不走进楼内根本无法觉察出这些楼房建于上世纪50年代。居委会负责人刘福霞说,为了迎接世博会,小区内要“五个统一”:房顶、房屋外立面、窗户、空调和晾衣架都有统一要求,整改费用由政府出。
五年前,为了世博会场建设,上钢二村有500户居民动迁到了远离城区20公里的三林世博家园,其余3000户居民还生活在这里,受工程建设的影响在所难免。刘福霞说,因为大家都看到了办世博的好处,暂时的不方便还是可以忍耐的。如今,这里的房价从每平米八九千元上涨到两万元,世博会开幕时将有两条地铁经过该小区。
整个上海都在整修和改造当中,三年前从大连来上海工作的王毅,平时不太关注世博会,但却直观地感受到“每一个小区都在粉刷和整修”,她租住的虹口区丹徒路住宅小区,楼房在今年5月就全部粉刷过了,因为不临街,空调和晒衣架没有特别要求。这个小区所在的华兴居委会负责人周贵庆告诉记者,住宅小区的改造不但包括粉刷墙面,还有管道、电线的改造,4栋楼一共花掉了184万元,街道和虹口区政府掏了158万元,其余26万元动用了居民大修基金。
而对于王毅来说,另一个直观的且不令人愉快的感受是,“到处都在挖地修路,空气里弥漫着尘土的味道,塞车也严重起来”,“城市像个工地”。
穿睡衣问题
上海百姓“顾全大局”,还体现在穿睡衣问题上。
陈忠康是上钢二村志愿者大队长,在政府号召的“三五”志愿者行动日(5日、15日、25日),他要带领队员们到路口疏导交通,他们还有一个职责——守住小区出口,“不让睡衣出社区”。每当看到有人穿着睡衣往外走,都要好言相劝。有居民争辩:“我的睡衣好几百块呢,怎么不能出门?”志愿者们就进行解释:“为了上海的形象,服从大局”。渐渐地,穿睡衣出门的人就少了。
关于上海人习惯穿着睡衣进市场、逛超市的问题,已经引起一番争论,有人说,上海为办世博会不许市民穿睡衣是侵犯公民权利,而在“迎世博600天办公室”工作人员徐建平看来,这是“误读”,“我们不可能下发政府文件规定不许穿睡衣,只是提倡和劝导市民注意文明素养。”
在徐建平的办公室里,记者得到一本《上海迎世博市民读本》,用相当多的篇幅对市民衣食住行各方面的文明礼仪进行了细致规范,“不要穿睡衣上街”被明确写在“着装得体”要求里。
同样关注城市文明素质问题的还有大学生桑殷殷。今年7月,桑殷殷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世博会巡回展,在公交车站,她看到人们都在有序地排队上车,感受很深,“奥运会一定起了很大的作用”,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她很希望世博会能让上海真正有个大变化。
影响上海50年
世博会究竟能给上海和上海人带来什么?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从此上海被动地开始了城市化进程,这里一度是远东的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是中国近现代工业的重要基地。这种优势在新中国成立后又被进一步强化,在中国几代人的记忆里,上海代表着繁华,也代表着大都市梦想。
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情况在起着微妙变化,上海最早感受到城市化进程的痛楚。在徐建平的记忆里,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有三个严重问题困扰上海发展:交通拥堵严重、环境污染严重、居民住房困难。“25万户居民挤在人均2.5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再加上80万只马桶和80万只煤炉,凑成一幅上海市井生活图画,”在这种狭小而且简陋的生存空间里,上海人“火气很大,到处都在吵架”。
许多年过去,情况在逐步改善,但是上海人口多,可用土地有限,资源也缺乏,发展瓶颈大。从今年1～3季度全国各省市GDP增長初步统计情况看,上海GDP增长绝对值排名全国第六,而增速却是全国倒数第三。从去年GDP总量看,上海城市GDP排名和人均GDP排名依然是全国第一位,但是这种优势在不断缩小。黄耀诚说,上海曾经是全国的一面旗帜,这里出经验、出成就,其他省市纷纷仿效。现在,整个国家的实力在增强,上海面临着方方面面不断被超越的现实,压力很大,“但这也是一种动力,逼迫上海人抛弃固步自封的思维习惯,去转型,去思考城市的未来,”黄耀诚说,“世博会或许正是个机遇。”
在黄耀诚看来,世博会是智慧、思想和创意对未来的挑战,它的有益影响会在未来渐渐展现,影响上海30至50年,而更直观的表现是城市整体发展进程大大提速。以地铁建设为例,到明年5月世博会开幕,上海将有430公里地铁投入运营,“达到这一数字伦敦用了150年,纽约用了153年,而上海从1982年勘测开始只用了28年时间。”
对于桑殷殷这种上海新一代来说,虽然关注名牌,讲究品位,却也没有了优越感,在世博会面前,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志愿者,她把世博会看成是“自己家的事”,“出点力很有意义”,她希望“上海还能是不被超越的第一”。
夜幕降临,外滩华灯初上。因为要向中外游客展现一个更亲水的、更具上海风情的外滩美景,最佳的观景地点已经封闭施工,在距离世博会不到200天的时间里,为了给世界展现一个更美丽的上海,这座城市在做着最后的冲刺。